疫情管控的宽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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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像是病毒一样被嫌弃’。”

看到《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疫情下的北三县“打工人”》，文中这句话让我最是唏嘘。

1月5日河北全省进入战时状态，随后，1月8日起，住在廊坊“北三县”的数十万进京通勤族每天需要持三证出行（工作证明、居住证明、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检查站还要查看身份证、行程码。日常的上下班之路变得加倍漫长。

11日，更坏的消息传来：廊坊下辖的固安县出现1例新冠确诊。廊坊官方要求全市500万人从12日起自觉居家观察7天，直到19日0时起才将范围缩小至固安县，不过继续执行“原则上不进京”政策。

廊坊地理位置示意图：北三县是一块飞地，燕郊镇属于“北三县”之一的三河镇，就在北京东郊

虽然“北三县”和固安之间并不接壤，还隔着北京、天津，病毒不可能隔空传入，但行政边界仿佛一下就成了群体边界。一个女孩说，自固安爆出那1例后，单位同事就开始自觉远离她，甚至不愿意和她说话，廊坊刚宣布封城，她就被领导要求立即回家接受隔离。

仅在燕郊镇，就有30万上班族。有的人黄昏六点下班离京，凌晨一两点才进家门。生活本已艰难，到这地步都无话可说，一位朋友说：“北京没有眼泪，全部麻木。所有的感叹只会被认为矫情，抗压性差。”他们微弱的声音，都淹没在洪浪中。

那19日解封之后呢？按廊坊市规定，进京要持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但燕郊最近一次核酸检测却是15日国家给做的——换言之，照此全城没有一个人可以进京，因为所有人的核酸报告都过期了。要想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到医院外的空地，冻4个小时排队做核酸检测。

然而，这又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河北管的辅路都堵在燕郊，半天都出不去，但如果开车走通燕高速就还行，因为高速公路不归河北地方管。朋友昨天过去，只查了身份证，“一个检查员一个说法，要查的东西都不一样，不知道到底那个说法是真确的。没个统一标准，根据他们心情来定。”

这是我们都熟知的中国社会景象：一套看起来非常严格的管控机制，但在现实中其实却做法不一，可宽可紧，有时甚至全凭运气。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不愿意配合必要的疫情管控，但他们难免会怀疑，自己所受的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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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进入“战时状态”已有半个多月，可想疫情防控人员也神经紧绷已久。日前看到新闻，说当地南营镇的一个老人出门转悠，结果被工作人员绑在树上，边绑边骂“绑紧点”，“再出来我砸死你”。

这当然是极端事例（否则也不会是新闻了），但却并非个例，甚至也不仅河北如此——去年这一年，类似简单粗暴的做法，我们听闻的还少吗？

也有人为此辩护，理由是“河北不比别的地方，严一点是必要的”，更何况“既然是战时状态，本来就不能像往常那样了”。但问题是：如果现在可以一下紧绷到如此地步，那为什么此前却又那么疏忽大意，以至于发现的时候都已经社区传染了？

这两种反应看似相反，其实正是一体两面。桑斯坦在《最差的情形》一书中说过，对那些小概率高风险事件（例如地震、恐怖袭击等），最容易出现的两种反应就是要么疏忽大意，要么过度反应——越是平日疏忽大意的，等出事时越会因为缺乏准备而过度反应。

如果平日就没有准备，又缺乏专业性，那在仓促之下，势必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于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只讲形式，没有内容”，甚至不知道究竟应该管什么，总之就是先关起来再说，为了“以防万一”。

为何这次河北的疫情是在乡村爆出？这正可见基层医疗机构薄弱、专业应对能力不足、官员也习惯了“只要不出事就好”，因而在问题发酵到捂不住之前都不会动，于是等到发现时，事态已经严重化了。这就像平时不用功，到考试时临时抱佛脚，火烧眉毛之际，什么招都使出来了。事后的过度反应，与事前的敷衍颟顸，正是同根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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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荡荡的街头

在这一波疫情管控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往往越是小地方，措施越是严厉。

• 黑龙江肇东规定，只要是跨地区回本县，也不管是不是中高风险区域，一律隔离14+7天，费用自理；

• 1月7日，湖南确诊1例，长沙只要求市民减少聚集，但有的小县城却要求外地回来的在家隔离14天；

• 去年12月初，成都女孩确诊，传闻她曾在酒吧、火锅转场多处，但当地防疫举措到位，不仅控制住了，甚至相关行业都没停业，但在川南的攀枝花规定：凡成都过来的人，必须持有核酸检测报告才可。

这些严控措施是不是有必要，很多人有苦说不出，因为你都不能质疑。但正如我此前已经指出的，这样的“硬核防疫”所对应的其实是专业性的匮乏，那个宽紧之间的“度”，也就因此在小地方收得更紧。

早有人注意到，历史上那些从中亚草原冲出来的游牧民族，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残忍，但这与其说是其文化或“本性”如此，倒不如说是一个技术原因：他们都是马背上移动的民族，既没有监狱，也没有相应的管理人员，何况那都有成本，又无须在意俘虏的权利，因此杀俘就成了最简便的解决办法。

因此，管理上的简单粗暴，乍看只是“宽紧之间”的问题，但事实上对“度”的掌握牵涉到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暴露出来的，是社会治理如何现代化的问题。

从很多地方的反应来看，对疫情有多严重，往往是用政治判断替代了专业判断。沈阳12月在爆出尹老太的案例后，一度极为紧张，全地区封闭14天，很多人竟做了6次核酸检测。据身处疫情爆心的人说，本来甚至传闻要紧闭跨年，“结果河北响了，立刻我们就天下太平了”。

疫情管控确实也需要政治决断，但如果紧绷的尺度超出了必要性，那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大家都有一种“跟我没关系”的错觉，于是都偷偷摸摸的瞎来。“紧”不知道为什么紧，“宽”也不知道为什么宽，往往只是一声令下，“风向”变了而已。然而，真正的“外松内紧”，是需要一套全新的应对机制的。

疫情并不是一场短促的决战，它考验的是社会的长期治理机制。国人常说日本人在地震后表现得镇定有序，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此早有预案，变成了每个人自觉理性的行为。如果今天暴露出来的问题能促使我们反思、改进，更好地应对小概率高风险的变故，那这就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不要浪费一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