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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午夜，吉林省通化市，防疫人员在短暂休息（来源：中新社）
在引起全国关注之后，仍处于封城之下的吉林通化，居民生活物资紧缺已稍稍得到缓解，疫情看来也初步得到控制（昨天新增确诊2例，核酸筛查发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不出意外的话，当地防疫在几天内应该就会上轨道，说不定还会宣布胜利了。
但如果“好了伤疤忘了痛”，那下次我们仍有可能重蹈覆辙，通化人不能白白吃苦，这可以说是一个极好的公共管理案例，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教训。现在正可以复盘一下，在这一场危机中，通化封城究竟在什么地方做错了，问题究竟在哪里？它本可以有其它选择，做得更好吗？
1月6-11日，黑龙江男子林某在吉林公主岭、通化对中老年人做了四场营销推广，12日，他在通化被查出是无症状感染者。参加他活动的老人也遭殃了，而他们又多乘坐公交车，感染了一些同车乘客和家人。13日，当地另外5人确诊。通化的新冠危机爆发。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通化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三天后（1月15日）停运所有公交运输车辆，并呼吁市民不要聚集抢购，因而很少人囤货。换言之，决策不仅慢了一拍，且第一个决策并非专业防疫人员顺着传播链条精准控制密切接触者，而是一刀切让城市运输系统停摆，也没预警市民做准备，但决策者没想到的是，这后来都让自己陷入了被动。现在不清楚当时为什么迟了这么久，可能还有内情未披露，也可能是预警系统失灵，或是缺乏专业的公共卫生专家，又或者是报告之后，信息渠道不畅通，决策者未能引起重视。这可能又与当地一系列的政治构造、公共卫生体系状况、决策机制相关，以至于察觉时就为时已晚。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能改变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当地官员原本能做的：在武汉和本省舒兰的危机之后，他们本应有一套应急预案，一旦爆发至少能马上端出来用，但很遗憾，虽然这次通化疫情的爆发并无特殊之处，他们却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错失第一步之后，情况迅速恶化。1月17日全天，通化新增确诊17例，新增无症状感染17例，总数各达到24例和75例。这意味着已出现社区感染。于是，第二步措施再度收紧：18日，市内小区开始封闭，交通管制升级，取消聚集性活动；19日，无核酸检测的小区居民，每三天可出一人凭证购买生活物资。但这并未防住疫情，20日，通化政府宣布东昌区升级为高风险区，这意味着官方承认进入危机状态。
虽然通化有上百家药企，但公共卫生体系未必做好准备，这就好像前面在睡大觉，突然发现家里来了狼，买枪已经来不及，手头只有一把扫帚。此时讲别的也远水解不了近渴，说不恐慌恐怕是假的，那你怎么办？当然，你还有一个选择：迅速承认出问题了，紧急向上级求救。即便不至于全国来援，至少去年吉林舒兰疫情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省里可以驰援。但不难想见，这样自承无能，势必将面临严厉的追责——不仅是个人，所有官员都会吃不了兜着走。何况，自己在本地还可以有很多资源可调集，更严厉的措施可采取，为什么这样轻易不战而降？
可以想见，如果没防住疫情，那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一点，想必当地官员也很清楚：他们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黑羊公社”的一篇文章指出，封城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做出的决策，也就是说，在高度压力之下，为了控制住疫情，不惜下最狠手，“封城”是达到抗疫胜利这一结果的手段。这样，选择是不难想见的：封城，全员核酸检测。如果这还没能控制住，那谁都不能说什么，因为当地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它已经尽责了——也就免责了。在这一机制下，这个决策虽然成本最高，但却风险最低。1月21日深夜23点，通化正式宣布封城，所有居民封户不得外出，期限至少三天。到这一步，当地官员可能觉得自己都没做错什么，至少上级问责时都能交代得过去：前期没及时响应，是因本地有困难；严厉措施，也是迫不得已，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一切看起来都“可防可控”，尽在掌握，加上当时全国都在盯着北京大兴、河北的疫情，通化看起来悄无声息。可能当地官员也没想到，按下葫芦浮起瓢，疫情没爆，但被封城的居民情绪却爆了，并通过网络发声，使通化变成了全国的焦点。《通化危机的复杂细节》在梳理回顾后发现，通化平时的百度指数热度仅一两千，到24日才冲高到2万，而24日下午通化副市长蒋海燕都已经出来公开道歉了；但即便截至25日凌晨5点，“很多微博里关于通化危机的帖子评论和点赞都在几十个甚至个位数”。在那两天，事件就迅速发酵起来，接连上热搜。这很可能再次把当地官员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全力都扑在封城措施和核酸检测上，没想到后院起火。我一位朋友揶揄说：“就不能让领导定方案，因为领导根本就不生活。”他们倒也未必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那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只是个“小问题”。这体现出决策中的优先级：当地官员在缺乏准备、形势紧急、对事态严重性的判断之下，可能会认为，如果不一刀切，万一扩散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压倒一切的目标之下，当地人吃喝只不过是个物资供应的问题。通化市市长李平在25日回答白岩松时说，居民们“有点小情绪”——这说不定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认为这种“牢骚”在“抗疫大局”之下是压得住的。这样，他们很自然地低估了“牢骚”的严重性，25日央视新闻在微博上严厉批评：是防疫经验不足？还是当地物资储备不够？都不是。这只能说明，当地对可能出现的民生痛点出现了严重误判，在疫情应对思维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合理。通化人之所以化身“热搜人”，就是因为当地没有体恤人心。疫情防控情形复杂多变，绝不能仅仅“一封了之”“一隔了之”！
不仅如此，他们还严重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越界包揽了本来不该由自己办的事：既然将所有人都禁锢在家，那就只能由政府提供一切生活必需。这个年代，物资总量倒不是问题，钱也不重要，全市14万户按每户30元补贴蔬菜，也不过才420万元而已，但难的却是如何在废除市场行为、居民自救之后，如何将这么多不同的物资“免费配送”到每个人手里，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毕竟，物流可也是“专业”，仅靠平常对此没经验的机关干部和志愿者是不行的。
最终，地方政府不得不向现实妥协：24日晚，将蔬菜包改为“半价配送”，同时调集人力强化配送；到26日，生活必需品改为自取——社区超市接单，打包好交给社区网格员，网格员通知居民出门到单元楼门口取，因为一个网格员负责太多太多户，居民不下楼自取也忙不过来。这等于又打破了原先那种“不准出门”的封户措施。在这个公共管理危机案例中，可以得出很多教训，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当地决策者考虑的重心，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顾此失彼，以至于一步步被动应对。如果事先没有预案，甚至有了预案而不结合当地实际演练，那很有可能，即便听说过别处的种种状况，但轮到自己时还是会没有章法，陷入窘境。这充分表明，当地缺乏应对这种突发危机的现代治理技术，以至于出事时本能的反应就是以往那种“运动式”的一刀切做法，瞬间打破日常机制，进入超强管制。
这里的一个教训是：担负无限责任、同时对当地政治治理的权力也为无限的决策者，可能会在承受巨大压力之下过度反应，这可以得到绝对安全和免责，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做法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事态发展很快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
面对这种情况，主政者应清楚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做好预案的基础上，明白哪里必须做、哪里不必做，将有限的精力更精准地放在问题上。与此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和优化现有的自发机制，不要试图大包大揽——武汉的例子就表明，哪怕在全城已爆、没有能力做全员核酸检测的情况下，通过居民自发加强防护、社区团购自助，也能在保障日常供应的基础上控制住疫情。
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现代治理的应有之义。疫情的危机或许正可以倒逼转型，这不仅是通化人所关心的，也是全中国人都在思考的：在危机过后，如果面临下一次危机的威胁，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