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按：这篇是《新周刊》“硬核读书会”约稿，命题作文，编辑希望借这次疫情中的京沪差异，来谈谈为什么上海做得好，如何形成现代治理观念，及背后的“市民性”。急就章，24日约稿，25日交稿。刊发时有删节，现稍作修订增补，标题就用编辑拟定的，第1-2段标灰色底色的原为编辑按语，也保留】
后疫情时代，生活在什么城市最舒适？
传染病并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同时也是观察一个地区治理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窗口。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不可避免地放大了各地在方方面面化差异。对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往往凸显出当地由历史塑造的不同性格。
新年方始，中国的南北两大都市就都出现了零星疫情：1月17日北京大兴出现2例，三天后，上海也发现本土病例。作为国内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它们可说都有着最好的防疫响应和精准防控机制，然而不难发现，落实到细节上，京沪的防疫做法又有所不同。
北京是全城核酸检测，上海则只顺着传播链条检测了4万人份，不到北京的0.3%；北京是爆发疫情的融汇小区居民全部集中隔离，上海也做，但那是因为病发的黄浦区昭通路社区是老公房，厨卫公用，有条件的疫区则不用；北京在集中隔离时，起初禁止居民携带宠物，在僵持一天后，官方才做出让步，但上海则一开始就允许。
1月25日，北京大兴官方正式同意，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在上海出现本轮疫情的前一天，恰好有北京朋友来沪，他说跟北京感觉是“两重天”，上海内紧外松，即便出现本地确诊病例后，除点状的疫区街市外，也平静如常，宾馆也不需要他这样的北京来客出示核酸证明。
效果又如何呢？上海这次确诊病例大致是北京的一半，在发现第一例7天后的1月27日，市长龚正就正式宣布疫情已得到控制，实现了张文宏此前所说的，上海防疫是“陶瓷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打碎瓷器。
在这些事上，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两座城市在防疫做法上的细节差异，还因此牵涉到城市管理落实在细节上的技术治理水平，甚至更进一步说，是两种不同的城市精神。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坐动车来沪，见面后她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趟车开出北京不到一个小时，不知何故，她所在的这节车厢空调就坏了。列车员忙了一头汗，但还是没能修好。当时盛夏7月，空调坏了，车厢里的确不好受。渐渐地，几个上海乘客开始发牢骚，用方言相互应和，最后他们决定集体找列车长过来索赔，理由是：这是空调车，车票里含有空调费的，既然你坏了又修不好，那这部分费用应该退还给乘客。列车长起初不肯，说没有过这样的规矩，但他们不依不饶，列车长理屈词穷之下，终于被迫同意，在他们每张车票上签名，每人下车后可以去窗口退赔近100元。当他们在那闹的时候，旁边的北京乘客大抵都默不作声，有几个还偷笑：这些上海小市民，为这点钱还闹，列车长都说了没有过这种先例，看你们能闹出什么结果来。没想到他们竟然争取到了索赔，这下子，北京人也开始骚动起来，“哎，这不对啊，我们也是这节车厢的，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最后，每个人都得到了赔偿。这虽是一件小事，却颇可见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基底。上海人对自己应得的权益十分在意，甚至锱铢必较，他们不会说“那只是几十块钱，就算了吧”，相反，“几十块钱也是钱，是我的你就应该给我”。在一些北京人看来，这确实相当“小市民”，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中的王沪生，就是北京人眼中典型的上海人（尤其上海男性）的形象：精明、小家子气，甚至“不像个男人”。上海人“精明”和“实惠”的价值取向，很自然地更重实利，涉及利益都摊在台面上。下馆子吃不完打包带走，便是在上海最先流行；近些年在年轻人中盛行的“AA制”，在上海几十年前就有了，本地话形象地称之为“劈硬柴”——也就是一人一半。这有时难免给人一种斤斤计较的“小气”印象，但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各不相欠，也没必要为了“面子”而折了“里子”。许多北京人都曾向我表达过对这种“上海小男人”的轻蔑，而最能代表北京人精神的据说是“浑不吝”：一种皇城根下见过世面，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既不拘小节，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可想而知，这指向的是一种“大气”的审美取向，往往与更宏大的事物联系起来，而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恰恰是看起来最显得“小气”的。像这样的城市精神，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产生影响。出生于上海、在北京多年的杨东平在1994年曾出版《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轰动一时。他发现，北京人什么都喜欢“大”，而上海人却喜欢“小”；上海人常会问“北京和上海哪个好”，但对北京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北京当然是中国最好的城市。虽然上海一直号称“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倒是在北京有着更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而上海的精致如今既难催生多元异质的文化，也没能容下野蛮生长的创新企业——BAT、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几家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巨头，竟无一家诞生于中国的经济中心，这恐怕绝不是偶然的。上海人可能是全国最好的职业经理人，但却缺乏生猛的冒险精神。这是上海人自己也很清楚且并不避讳的，以至于本地大媒体《新民晚报》早在1990年代就曾发起过大讨论，要做“大市民”，不做“小市民”。的确，相比起北京人那种对“家国天下”的宏大关怀，上海人看起来更注重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式的自己一个小家的精致生活，讲求精打细算的“实惠”。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曾写道：“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然而，上海人这种抠细节、重权利边界、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等的“思想基础设施”，却非常有助于城市治理。二十多年前曾有这样一条新闻：一个七八十岁的上海老太太，为避雨躲到一座写字楼门口的屋檐下，结果被保安呵斥驱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一纸诉讼将物业告上法庭，质疑：我作为一个市民，为什么没有权利在这里临时避雨？这个案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这看起来是一件极细微的小事，但这样一个高龄的上海老人，竟能以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这种不屈不挠“较真”的精神，正说明这样的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张文宏说上海防疫是“陶瓷店里捉老鼠”，那反过来不妨试想，如果他们捉老鼠的时候打破了瓷器，那这样“计较”的上海市民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正是因为上海人众所周知地“挑剔”，对自己应得的权利寸步不让，十分难缠，这才迫使城市治理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一座城市的良好秩序，往往正是在这样不断挑剔的优化改进下一点点累积形成的。近代西方学者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无城市”。这一度引起很多人的误解，以为西方人简直睁眼说瞎话，中国历史上怎么会没有“城市”？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中国在传统上没有西方那种“城市”的对应物：即在自治、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市民共同体。事实上，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城市”，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体验，意味着要在法律基础上重塑市民之间的关系。按中国古代的划分，像北京这样的都市是“城”（政治官僚、军事精英和文化礼仪的中心），而像上海这样依靠商业流通集聚起来的则是“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早就说过：“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多近官，没海者近商。”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 : 1896-1937》，沙丹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9年第二版可以说，在城市的基因上，“上海市”与“北京城”就不一样——上海更偏向“市”。研究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张真认为，“‘市’是‘小市民’重要的一方面，‘市’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都市（urban）’和‘优雅（urbane）’，而‘城’则缺乏这些含义。”相比起来，正如董玥在《民国北京城》中指出的，我们现在所知的“老北京”是近代北京人在朝向未来又回收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老北京”和“老上海”有着很不一样的现代体验。一些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将这座城市看作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唯一一座“现代城市”。1911年，中国全部工厂的1/4落户上海，1933年占一半，到1949年已集中全国60%的工厂；1865-1936年间，上海所承办的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5%-65%，因而有人说，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其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说，上海的经济生活“绝大部分按照欧美方式组成”，“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近代上海号称“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城市自治机构工部局由租界居民选举产生，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机构被弱化了，因而上海人也缺乏官本位思想，相比起“升官”，对“发财”更感兴趣。1931年上海租界分区布防图（日内瓦国联图书馆藏）中国社会的传统一直缺乏明确、排他的私有财产法权观念，经济史学者刘志伟断言，这种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自然会削弱整体市场活动的经济导向性”，再加上缺乏普遍性原则基础上的法律保障，人们“经济行为的可计算性和可预测性就得大打折扣”，很难完全按经济原则理性化运作。在这一点上，近代上海正是例外：上海市政机构组织完善，公廨司法管辖范围明确细致，租界则不仅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有绝对支配其私产的自由权，甚至可以排除其他一切干涉，这使上海人长久以来习惯了在法治框架下培养起经济理性。上海很少出贪官——当然不是没有，但相较而言可说是各省市最廉洁的。这是几方面因素的结合：法治理念自近代以来就深入人心、制度严密减少漏洞和侥幸心理，最终使人意识到，没必要铤而走险。我在上海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身居高位时亲友叮嘱：你现在够吃够用，可别因小失大。换言之，这种“守法而胆小”的清廉，与其说是出于道德，不如说是源自一种理性的计算：收受贿赂，很难不被人得知，我又不缺这些，冒这样的风险得不偿失，很愚蠢。上海外滩12号，汇丰银行大楼，1923年落成，造价1000万两白银，是当时汇丰银行两年的利润总额，占当时外滩所有建筑造价总和的一半，号称“远东第一建筑”。1955-1995年间是上海市政府所在地。
与中国别处不同的是，十里洋场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那时的人们涌入上海，怀着避难、冒险、发财等种种不同的动机，他们往往彼此也并不认识，陌生人之间没有熟人社会那种温情可言，也没什么“关系”好拉，如果没有一套公平的法治体系，势必会陷入人人各自为战的极度混乱。正因此，近代上海人以商业的契约精神贯穿社会生活，因为唯有这样才是彼此都公平信守的。江文君在《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中指出，由于银行业等发达部门一度集中于上海，而这类现代经济生活“都使得互信必须跨出熟人的圈子，扩及陌生人和各种机构”，其结果是上海的人际交往逐渐打破熟人的关系网，演变出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又因为社会物资的丰富和机会的开放性，使人们在很多时候并不怎么需要“搞关系”，这反过来又使人们在评估自己利益得失时不太顾及人情，为免不必要的纠葛，“亲兄弟”之间也还是“明算帐”的好。上海外滩夜景。这里也曾是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心脏地带。
正因为上海一直是一座“陌生人城市”，不那么依靠“关系”来维系社会运作，加上社会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所以随之而来的一点便是，上海人群体之间看起来缺乏凝聚力，上海人出了名的散漫、“不尊重领导”，人际关系总显得有几分冷淡。上海人也不喜欢称兄道弟、拉拉扯扯、还不清的人情债，通常都把边界划得很清。即便彼此相识，但熟归熟，你还是要先帮我把事做好，不然也没多少情面可讲。之前一家总部在北京的公司，在当地业务发展得很好，但到上海后却发现水土不服：上海的职业经理人普遍不要听你描绘什么愿景蓝图，开口就是问数据，自己分析判断。这种商业社会训练出来的理性几乎渗透到方方面面，相比起北京人那种高远的理想，上海人那种在商业社会训练出来的“精明”，虽然常被诟病为“不够大气”，但换一面来看，也正意味着在合理合法的边界内，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利益。像这样一种文化理念，在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人情伦理意味浓厚的年代，其实是有几分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它表示出来的人际冷淡、锱铢必较和对私利的重视，以至于一度都戏说，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你不像个上海人”。然而，随着中国逐渐完成现代化，近些年来上海人似乎咸鱼翻身，突然之间，他们的契约精神、不重情面都得到了正面评价，甚至人际不粘缠这一点也受到了更注重权利边界的年轻一代的偏爱。这并不是上海变了，而应该说是中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