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作业可以抄吗？

疫情下的上海

（来源：republicworld）

在最终确诊18例之后，上海这一轮疫情已悄然结束。“今日头条”上一位知名科普作者“震长”就此赞许：

看看人家上海，不慌不忙的就结束战斗了。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面对疫情，没有进入战时状态，没有大规模限制人员流动，没有天天放各种消息，也没有搞得感染人员行程隐私满天飞，可以说不慌不忙就搞定了，和上次疫情处置差不多。上海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真不是盖的……

他这番话底下，有超过2万条评论，其中最高赞之一说：“别的城市去上海抄作业都不会吗？”随后就有人不无嘲讽地应声答道：“这道题抄会了，下道题又不会做了。”

上海防疫表现并非第一次受称赞，本轮疫情中它的做法和去年早春、11月的两次也没有太大不同，但所受好评却大大超过既往。上海的做法其实没什么戏剧性可言，如果没有对比，也很难凸显出来。因此，对上海防疫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恐怕是人们出于对本轮硬核防疫措施严重影响自己生活的不满，又刚好抓住上海这个典型可以拿出来说“看看人家”。

上海迪士尼里的游客（来源：yahoo）

也因此，这难免会引起口水战，因为在这样的语境下，“表扬上海”就会被看作是含蓄地批评其它地方；反过来，那些认同本地防疫措施的人，则会对此表示沉默乃至不屑一顾。

刚好我1月18日写了《硬核防疫与北方的衰落》一文，20日上海就爆出疫情，立刻就有好几个人给我发消息讥讽：“没想到这么快被打脸吧？”之后因为上海应对不错，24日《新周刊》“硬核读书会”就约我写一篇，从“上海为什么能做好”入手，顺便谈谈上海现代治理和“市民性”是如何形成的，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更坐实了我“地域黑”和“拉一个踩一个”的印象。

当然，如果上海做得很糟，我也一样会实话实说，但这些反应也让我意识到，不少人对批评的理解是深深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简言之，不仅要看这番话说得对不对，还要看这番话是谁说的。

这样一来，同样一番话，如果你的身份、资格不同，别人的反应就截然不同。连我一个朋友都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刚喷完别人家，转头就又夸自己家，这就有点蠢，很容易招人骂的。”反过来，假如我身为北方人，批评北方、赞许上海，这意味就很不一样。就像很多“护校宝”的心理：我的学校不是不能批评，但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批评。

从上海外滩望浦东陆家嘴方向（来源：China Daily）

但撇开这些无谓的争执，回到问题本身来说，上海防疫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值得“抄作业”？如果是，又怎么抄？

对此的反应是等等不一的。第一种可概括为“不值得抄”，换言之，它既不承认本地做法有问题，也没觉得上海做得多好，又或者，即便本地做法有点小问题，但上海也没啥本质差别，都是在中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这些人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是：“值得吹成这样？”

它倾向于淡化、模糊不同做法之间的差异，认为“都一样”，在意的是彼此的对等，而淡化其内在差异。例如上海这次的新流调保护隐私，隐去了确诊病例的姓氏、年龄、性别、住址等信息，但就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北京在去年2-3月就这么做了，只公布涉疫场所地点，上海倒是发布详细的活动轨迹，但“当时都是大骂北京信息不公开，工作不细致，不如上海发布的好。现在反过来了又是上海尊重隐私有水平了？真就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了。”

第二种反应则强调“没法抄”。它倒也含蓄地承认上海做得好，但强调本地和上海情况不同，因而不是“抄作业都不会”，恰恰相反，正因各不相同，所以不能照搬，上海只是特例，对自己不具备参照意义。

持这种态度的人，经常强调上海的特殊性：国内一流的专业人才、高素质的市民、上海的特殊地位，如此等等；反过来，这些条件本地往往都不具备，只能简单粗暴。因此，这一观点最典型的反应往往是假设性的：

“这没有任何意义！你要是给我上海的医疗资源/人才/高素质人才，我也能搞好！”

“如果上海有北方那么冷，我就不信它不加码！”

这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外在是非标准的“个案思维”，也就是以自我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之下，认为不同个体都有其具体处境，因而在本质上都是不可比的。既然如此，那么各种哪怕从逻辑上看相互冲突的现象，在这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中也都能相安无事，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是不同的。

历史学者刘志伟发现，这种价值系统具有很强的调适能力，以不变应万变：“各种新因素的萌芽，不管发生于社会的内部或得自于外来影响，都不但不能对这种不承认普遍性原则的极富弹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产生实质性的冲击，而且只能迅速地被它化解，成为这种形态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外化形式。”

说实话，我也认为这种个案思维有部分合理性。例如，上海的确有其特殊地位，作为国家的“门面”，如果它因为一两例确诊就封城，那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这反过来使地方官有筹码可以顶住压力，再加上一群对权利敏感的市民，使决策路径在权衡多方权益之下，自然会朝向“快速精准防疫”的思路上去。

事实上，张文宏医生在以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去年9月就曾在被问及“中国抗疫成绩世界第几”时说，这没有可比性，“适合你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就像你的男朋友最适合你，但你不能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这同样是强调个案之间不可比。

问题在于，这种个案思维有时常常会导向一种对现实的无条件肯定：一切都是合理的，如果你了解我们这儿的情况，就知道这都不是偶然的，换言之，批评本身就意味着你还不理解其中的内情与苦衷。有时，这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奈：“你以为我不知道有问题？我比你更清楚！但又有什么办法？”

在这里，不仅是“理解即原谅”，还强调“不原谅正说明不理解”，最终，了解情况越深入，就越导致行动上的谨慎乃至无能。这不是没道理，但却正表明其结构性的问题已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意味着它不能加以优化改良，以至于你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否定，别无他途。

表面上看，上述两种反应是相互矛盾的：一种强调上海和其它地区未必有本质区别，都一样，所以不值得抄；另一种却强调两者情况迥然不同，以至于没法抄。有时，这两种观点竟会出自同一人之口，因为它们其实又是内在矛盾统一的：在中国，历来就是礼法社会下既强调“贵贱有别，各安其分”的差异性，又承认人与人之间在法律身份上的齐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但现实中并非只有全是全否两个选项，你完全可以有第三种可能：在自主判断的基础上，不卑不亢，“有选择地抄”。所谓“抄作业”，并不意味着只能“全盘照抄”，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上海当然也不是什么都好，本地也有自身的具体情况，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所借鉴，动态地自我调适改进。

大到一国，小到个人，其实都是同理。要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是不可能的，“他者”也未必完美，但首先得分析自己的处境，区分哪些不能改，哪些可以改、必须改。曾有人和我说：“你写了那么多，也没用啊，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始终觉得，分析、判断、指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