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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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凌晨，微博用户“离灯_冬眠mode关闭失败”在跳楼自杀之前，发了最后一条长微博，解释她的决定。

那天她下班到家，还一切如常，但晚饭前，其母突然说“我把你游戏机砸了”。起初她还以为妈妈只是开玩笑，得知是“真的”之后，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家里看来家教很严，父母训话时，孩子必须站在旁边听训：

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不允许呆在房间，我就一直站着发呆，想着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还有继续活着的意义吗。期间一直听着妈妈的责备，说我不懂事，要不是在人前就打我了这类的话，我听进去了，可是已经无所谓了。

这时她其实已经动了自杀的念头，因而随后就着手将自己的物品发快递送给朋友们。但给她的最后一击是：

没想到妈妈还能特意跑过来问我知错没有，不打游戏会死吗，不知道错的话爸爸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丢掉。那会我居然想着，会死的，东西横竖收拾遗物的时候也要丢的。

她深夜坠楼，不幸伤重不治，这封遗书也迅速流传开来。昨天，有朋友又说起此事，她说作为过来人，完全能理解受父母粗暴干预时的那种痛苦，但现在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却很惶然。

联想到前些年上海一个男孩，也是在车内被母亲批评之后，在卢浦大桥上就当即停车打开车门，就在母亲眼前翻下栏杆身亡。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激烈、脆弱，一言不合就跳楼，“发现自己都快不知道怎么当妈了”，究竟应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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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事件中，很多人感到费解的核心谜团在于：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自杀？

当然，她心爱的游戏机被母亲粗暴砸了，但这仍然不足以让这种困惑消除，因为“那只是一个游戏机啊！”——事实上，她的父母极有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没有预料到自己行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我们所拥有的物品，并不仅仅只是物品而已，它往往也是延伸自我、理想自我的一部分。现代自我概念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就曾说过：

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够称作是他的所有的关系的总和，这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心智能力，还包括他的衣物和房子、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声誉和作品、他的徒弟，以及他的游艇和银行账户。

所有这些东西给他带来同样的情感。如果这些东西增加、繁荣，他就有胜利的感觉；如果它们缩减、消失，他就一蹶不振——对每个东西的感觉程度不一定一样，但对所有这些东西感觉的方式大体是一致的。

如果你沉迷于其中，那“存在”与“拥有”的融合感将更为强烈，一些藏书家甚至一想到自己死后，所有藏书将流落四方，就痛苦不已，因为对他们来说，那并不只是“身外之物”，而就是他们自己。

2010年，非洲问题专家李保平在喀麦隆访问期间遭遇窃贼，相机、钱包、护照倒也罢了，笔记本电脑也遭窃，其中储存着他呕心沥血写成的论文和游记、长期积累的数据、上万张照片。他遭此毁灭性打击，1米87的大汉在归国时瘦到110多斤，从精神到身体都完全垮了。

李保平离世时已52岁，自杀也是在遭窃数月之后，且将所有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决非“冲动的小青年”，对他来说那是理性的决定：失窃的笔记本电脑就像是他体外的心脏，是他的魂。

以此反观本案，对那位跳楼的女孩子来说，被母亲砸掉的游戏机也是她的魂。那不仅是她喜欢的东西，也是她“赖以生存的、活着的动力”，但她赫然发现，那在父母眼里“什么都不是”。

父母并未意识到这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又或者说，这种严重打击正是他们想要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游戏机大概类似于毒品，是将他们的孩子沉溺在其中的陷阱，只有通过雷霆手段“强制戒断”，才能将之剥离，把孩子“拯救”出来。他们没有想到，那其实就是孩子自我的一部分。

确实，这个女孩子已陷溺在其中太深，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在使她丧失自我，因为正如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提出的那个强有力的问题：“如果我是我所拥有的，而如果我所拥有的失去了，那我又是谁呢？”但问题在于，她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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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她在遗书中所言，自己打游戏是为了“逃避现实”，但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她在遗书中说得清楚：“这两年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希望，幸运的是我有一群很好的网友，我至少在网上过的很开心……只有打游戏和群友聊天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由此可见，对她来说，现实生活是一种折磨，网络和游戏则为她提供了一个虚拟世界，可以遁入其中，获得现实中无法得到的幸福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她和理论上最近距离的父母沟通有障碍，但走之前却不忘在网上留下一封遗书，这充分表明，她的心里话更愿意在虚拟空间里说，却不想和父母讲。

她说，从前两年父母逼她相亲结婚、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起，就觉得不自由了。换言之，游戏在她的生活中其实是个减压阀，从中得以喘息，才能继续忍受现实生活。

正因此，父母砸掉游戏机，其实也堵死了她的情绪出口，如果只有粗硬的现实生活，那人生对她来说是不值得过的。在她的微博底下，最高赞的一条回复就表露出这些年轻人的心声：“唉，真的救回来免不了又是父母一顿痛骂，痛苦的生活还会一直持续。”

在孩子看来是“痛苦的现实”，在父母看来则是唯一的人生道路。与此同时，包括但不仅限于游戏的任何“玩物丧志”的事物，都会被看作是转移了现实关注的旁门左道。很多中国父母因此相信，只有彻底戒断那些玩物，才能一声棒喝，让孩子彻底醒悟过来，回归现实，心无旁骛地自觉承担起自己无法回避的人生重担。

此时，他们在意的并非这有没有意义，而是这别无选择，像结婚生子，都是到了一定人生阶段必须要去做的事，但凡不愿自觉履行这些的年轻人，都会被看作是“长不大”。

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以前能容忍，因为在中国家庭的传统思维中，小孩子无须按成年人的行为规范去要求，哪怕在公共场合撒尿，“他还是个孩子嘛”。这位事主在遗书中说：“高中时候一直都觉得父母开明，甚至有些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想到是我天真了。”其实这既不是“天真”，也不是父母“开明”，而是父母当时并不觉得有必要以成年人的规范去要求还只上中学的孩子。

于是，在青春期逐渐结束之际，矛盾就激化了：孩子既不愿意、也不觉得有必要去承受无意义的现实（“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但父母却加紧了催逼，因为“还和小时候一样，怎么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催逼只起到了事与愿违的效果：本来孩子打游戏就是为了逃避痛苦的现实，而越是催逼，她越感现实痛苦不堪，就越沉溺于游戏。

那也不仅仅是游戏，是她生活的意义，是自己的寄托，而父母却将它摧毁了。曾任法国教育大臣的基佐说过，“最能激怒一个人的做法，莫过于对他的劳作横加干涉，剥夺他期望获得的成果。”

这其中一个致命的分歧在于：孩子觉得自己应当享有自主权了，但对父母来说，你得先自觉承担责任，才算“成人”，证明自己具备“资格”了，否则他们越觉得你还像个孩子，就越不肯放手。

如果父母真的想解决这个困境，就应当注意疏导一下孩子的压力，让她不至于觉得现实生活毫无意义和乐趣，但这却又是他们做不到的，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普遍所受的教育是：“现实就是现实，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必须面对。”

因此，虽然我们事后来看，不免觉得“当初沟通一下就好了”，但对当事人来看，可能却觉得“没什么好沟通的”，因为父母理解的“沟通”不是“双向对等的交流意见”，而是指“说服孩子接受父母的意志”。这到最后就很容易变成以父母的意志完全压倒孩子的意志告终，他们只会继续加大力气强制孩子面对现实，没什么条件可讲，直到突然绷断，悲剧发生。

或许可以说，父母别那么有“责任心”，反倒会好很多。既然孩子已经长大，就别想着事事都非得按自己的意志才满意，随他们去吧，不管好坏，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只是中国有太多父母都长着“闲不住的手”，就此而言，这在概率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中国家庭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