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的历史想象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 1936-2021）
维舟按：因为今天事忙，我原本是不打算发了，不过昨天得知史景迁去世，也有几位读者问我对他的看法，临时无以下笔，兹发一篇旧作以为纪念。本文原题《通过利玛窦想象中国》，刊于2016-3-21《三联生活周刊》。
如何再现一个逝去的年代？那通常大概只能依赖人们的记忆力和想象力，两者的结合可以唤回某些失落在时间中的那个世界的瞬间。
不过，人的寿命终究有限，个人切身所体验的经历很难超过上百年的时长，甚至即便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人的记忆也常常被证明为是不可靠的，而包括文献、档案、影像资料等在内的“历史”可说是一种“物化的记忆”，是真实的记录；相比起来，想象力常被视为是某种“错误的记忆”，甚或就是虚构，是非历史的，常常就是历史学所要驱逐、粉碎或使之破灭的那些东西。
显而易见地，事件所发生的年代越是久远，可资凭借的历史文献就越是稀少，而当人们想要再现那个年代时，想象力就发挥得越加漫无边际。
葛剑雄在《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曾举例说明：假如某年某地下过一场雪，那么在没有任何证人或文献记载的情况下，也就无法证明这场雪的确曾下过。
事实上，历史文献再详尽，都不可能无止尽地记录一个逝去时空中所发生的所有事件，更何况，任何第一手的史料，都是具体个人记录下来的，难免带有主观倾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如后现代史学所强调的那样，想象修辞，实际上是历史学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书写策略。
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晚明，一个距今四百多年的时代。鉴于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不存在穿越的可能，我们在世的所有人都不可能长寿到对它有任何切身的记忆，因为不可避免地我们只能通过文献资料和存世文物来感受和想象它——但那仍然只是那个庞大时空中所存留下的极小一部分碎片。我们不如老实承认：任何对那个时代的再现，在本质上都是我们后人的想象。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美]史景迁 著，章可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第一版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史景迁在撰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时想必深知这一点。这从全书的书写中就可看出：他采取的不是那种通过考索钩沉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真相”的实证主义方式，倒不如说更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是通过利玛窦的眼睛来“看见”晚明中国。
利玛窦并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但却可能是1840年之前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中最了解中国的一位。相比起自己的同乡马可•波罗，他与其说是被中国的光芒所吸引而来，倒不如说是为了把光芒引入中国，因而抱有截然不同的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他有点像一位渡海而来的跨国商人，旨在将自己的商品推销给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一商品便是上帝之道，只不过这一特殊的生活方式时常隐藏在他所带来的书籍、仪器和礼物之中。
在这里，他遇到了无数困难。首先便是当时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这往往阻碍着他们去接受西洋事物，何必呢？他们已有了一个自足而完善的世界，而任何西洋事物在这里都无法找到一个高到足够被人仰视的位置。其次则是中国文字所构成的繁复而庞大的知识体系，这对任何传道者而言都更像是障碍而非称手的工具。
利玛窦令人惊叹之处在于，他以自己魔法般的记忆力同时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确实，当他发现中国人误认为他的记忆法来源于魔力时，他看来乐于利用这一误解。
虽然在中国住了二十七年、结识了许多中国人，但恐怕无人能真正理解利玛窦：他的真正使命、他的思想和意识，都属于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属于中国。
他对景教徒、开封犹太社群、契丹国即中国的考证，都是欧洲人长期感兴趣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却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在意的，又或根本不成问题的。他所注意和归纳的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从本质上说，都潜在地以欧洲为参照系。
史景迁说得对，尽管利玛窦“有时候被视为一个对中国毫无批评的完全的赞扬者，但他并不是。”他对中国的视角，始终是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视角，对他而言，“中国”乃是一个庞大的单一整体，本身就像一座巨大繁复的迷宫，或许只有从外部才能看得更清楚，而他即便在进入之后，也从未真正从内心深处认同它。他是“内部的外人”。
利玛窦与晚明士人
自然，利玛窦并非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所看到的晚明中国，不免也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然而在这里，历史叙述的问题在于：既然一个“真实的晚明中国”是不可能的，那么“利玛窦眼中的晚明中国”或许本身是更耐人寻味的事。
作为第一个真正掌握汉语并阅读中国典籍的西方人，利玛窦似乎将汉字视为进入中国的关键钥匙，他的记忆法也可说是文化接触中翻译和再阐释的过程，对他而言那数量巨大的汉字大概就像是具备不同形状和意义的密码符号。
讨论利玛窦的书籍早已汗牛充栋，史景迁独独选择“记忆”作为理解利玛窦和晚明中国的切入点，或许也是看出那不仅是中西文化交往的缩影，也是理解他一生的钥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那还像是历史学本身的隐喻——记忆本身就是历史真实性与历史书写的争论焦点。
译者章可在译后记中说，“精彩的历史叙述，已能模糊‘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但说实话，史景迁这本书（或许也不止这本）常为人所争议乃至诟病的，也正是这一点。尽管对某些历史事件究竟是否“真实”，历史学家们也常常争论不休，但“想象”则通常是他们十分忌讳的，仿佛是行业的道德污点，是史学家最不应屈服的诱惑。
全书读下来，行文优美流畅（其中自然也有译者的功劳），但有些段落的确不无过分文学化的嫌疑，画面感极强，最明显的莫过于结尾这样写利玛窦：
他的思绪飘荡，跨越时空，眼前展现的，是微微闪光的宫墙和立柱，是廊檐和雕饰精美的大门，在那后面，储放着许多记忆形象，那一切都来自阅读、经历，还有他那坚定的信仰。
这几乎已有几分像是电视纪录片的解说词，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此毫不犹豫地模糊了。
史景迁
也因此，在一些人看来，史景迁的叙述策略不无讨好读者之嫌（意思是他写得太易读了），从学术性的角度来说有点“水”，比不上另一些著作扎实。
的确，像林金水著《利玛窦与中国》更符合一般史学研究的范式：运用大量材料来条分缕析地论证史实，并对历史人物做出盖棺论定式的评价，尤其重在利玛窦在学术研究、文化交流、以及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等方面的“重大贡献”，而在他之后中国又如何经历了“科学倒退”。
可以说，这与史景迁的根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原先所设定的目标读者不同（关于利玛窦对中国有何重大贡献，史景迁原著的英文读者大概并无兴趣），更是史观和史笔的不同。
史景迁所感兴趣的显然并不是考证史实和评价利玛窦的历史功绩（但这却是中国传统纪传体史书特别热衷的事），他甚至干脆放弃了历史学的“严谨”，转而试图去呈现利玛窦所看到的中国，并引导着读者一起去感受这一点。
由此，历史不完全是历史，而是与现时代有所共鸣的情境，不是一堆史料或细处的考证校订，而是一个娓娓道来的故事——这看起来是后现代的，但或许倒更接近于利玛窦本人当时的体验。
鉴于长久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为了显示自己这门学科的“科学性”，不惜把历史著作写得乏味无比、把历史人物写得难以亲近，我在此很愿意投史景迁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