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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奥密克戎突袭天津已有5天,但如果你问问天津人,会发现这里有一种“风暴眼里反倒最平静”的感觉——事实上,在这一波新疫情中,有时倒是外地人看来比天津人自己还更紧张。
相比起之前的德尔塔毒株(Delta),奥密克戎(Omicron)据信表现更温和,感染者症状较轻,但也因此,传播力和隐匿性更强。对执着于想要“清零”的人来说,它可能更难对付,因而此前就有媒体将其渲染为“取代德尔塔的新‘毒王’”。
天津刚爆出那会,看到群里还有人说:“天津一直做得不错,看看这次战绩如何,没想到最难的题直接找到优等生了。”那时很多人如临大敌,仿佛防线终于在天津被突破了,但现在看来,天津人普遍的态度似乎是——没把病毒放在眼里。用天津话来说,“世上没有难啃的骨头,天津人眼里都是果子。”
这两年来,每遇到零星疫情,天津大不了也就是把出现确诊病例的社区封一段时间,别处照常过日子。就算这次冒出病例较多,破例全市核酸了一回,但也只有津南区辛庄镇的集中感染的两个社区划为中风险区。不仅如此,在“人均相声大师”的天津,人们甚至还调侃:“听说奥密克戎在天津会被笑死。”
即便面对两年来最严峻的一波疫情,天津人仍然不紧不慢,很难把他们动员起来,就像有天津人说的:“只有发鸡蛋才能驱使天津人集体做某件事,特别是大爷大娘。”1月9日一早,全市全员核酸,但很多人都没下楼排队,为什么?因为排队人太多,会不会被密集感染且另说,反正都得做,那急什么?就等着社区人员来喊“现在人不多了,可以下来了”,再慢悠悠下去做。天津人就觉得,这种事是你求着我做,又不是我求着你做,为什么这么着急啊?这种惫懒的态度也催生出了“花式通知居民下楼做核酸”,防疫人员在楼下打天津快板,还编了顺口溜:“叫到哪栋哪栋动,没让你动你别动,动了下楼别挨冻。”——这也是好事,喊号下楼,省得老百姓白挨冻。虽然天津人未必人人都那么大大咧咧,但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似乎多大的困难的都不是个事儿,笑一笑就都过去了。抗疫这么久,真没听说哪里像天津这么喜剧的,就像天津人那句口头禅说的,“嘛事儿不事儿的,乐呵乐呵得了。”当然,天津也有排了7个小时队的,也有买菜买不上的,也有在寒风中表演唱“我和我的祖国”的,这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但大部分天津人对此并不热衷。这次做核酸,也有排长队的,但更多的人其实是去凑热闹,有时还拿这自我调侃一下。尽管必要时,天津人也会配合做做样子,但了解深了就会发现,那最多是“认认真真装出来的紧张”,能交代过去就得了。因此,他们会用形式主义来对抗形式主义:去饭馆吃饭,不戴口罩不能进门,可吃饭时谁会戴口罩?所以只要进了门就不管了,商场和菜市场也一样,“戴口罩”与其说是为了防疫本身,不如说更像门票。我有朋友一次忘带了,菜市场门口的大爷说话很实诚:“你爱戴不戴的跟我没关系,主要是上头来人查监控发现没戴的,找呲我,你要没有我就给你一个。”一开始说要管起来,出入查健康码,但大爷大妈就说了,我们要买东西、要遛弯,这不正好外头也没人吗?一来二去,物业既管不了,也懒得查,最后就不了了之。因为这些一线防疫人员也觉得“我也就是份小差事,何必得罪你们大家”。这就是天津人,既不喜欢管人,也不喜欢被人管,他们熟知“不被统治的艺术”。你说这是“社会自发秩序”还是“管理瘫痪”?似乎都有点像,但在一个垂直化严密管控的体制下,这种默契恰恰给普通人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和喘息空间,避免了一些悲剧的发生,因为严苛过头的管理既不受欢迎,也很难执行得下去,会遭到各种消极的推诿。天津人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用当地朋友的话说:“为了国家大义之类的,天津人可能会躲后面去,但是如果买东西少找我十块钱,能磨半天牙。”他们自私、市侩,不相信宏大叙事,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没有野心和抱负。以前有个京津内涝的照片对比:北京内涝就比较悲壮,而天津却是带孩子一起玩水。有天津朋友和我说,他一直不太认可这座城市“小富即安”的市民心态,认为很阻滞发展,但也不得不承认天津好像不太容易诉诸“悲壮与宏大”——这打动不了天津人,反倒很容易就被笑声所消解了。有人认为这种乐观豁达的城市个性可能与“曲艺之乡”的氛围有关(这次还有天津快板以“艺”战“疫”),但反过来说,天津之所以成为“曲艺之乡”,很可能正是近代以来发达的市民消费所催生的。乍看起来,这是一群“小市民”,甚至是一群“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刁民,无利不起早,有利都未必起早,指使不动,无论什么样的宏大叙事口号、精神,统统都被这种市民文化消解了。也是因为对政治不感冒,只关心自己生活,天津人特别喜欢囤东西,老一辈人囤得更厉害——往常就爱吃的,尤其快过年了,从腊月就开始囤各种食物。这些在当下刚好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大家都不去排队,管控上有一定的温情和自由,喜欢囤食物,正可以自发理性地应对风险。这就像《二十二条军规》里的约塞连,一个老油子,才能对付荒诞的指令,而且这样的世故和“油子”,也包含着“我什么世面没见过”的潜台词,就很难那么一根筋地听命于人,从而有效缓冲了由上往下的权力渗透,不至于让自己陷入困境。眼下,天津马上面临大考,确诊人数过百,市内六区也出现病例了,第三轮筛查已拉开序幕。天津也紧张了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饭馆不能堂食聚餐,但外卖一律正常营业。这也是市井智慧:外卖其实很安全,可以无接触送餐,既避免病毒传播,还能满足天津人对美食的需求,何乐不为?好几座城市在严格管控之下会实行交通管制,甚至全城红灯,但天津却宣布暂停机动车尾号限行,不限行了,理由是配合全员核酸检测——限行的话,如果有医务人员或志愿者因为限行无法赶赴现场呢?如果有危急重症病人因为限行无法及时就医呢?那不是耽误事吗?
当然,仅仅乐观宽松还不够,还得把这种专业的事交给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士来做。政府除了发布个慰问信什么的,别的都是疾控中心出面。尤其是号称“福尔摩斯张”的天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张颖,每次都把传染路线细节分析给大家看,这特别能让天津人感到安心。就此而言,眼下天津抗疫之所以还算进退得当,其实是决策者与市民社会妥协的结果。那种看似市侩的城市精神,在面对变故时才是最有灵活性的,凡有成熟市民社会的城市无不如此,英国作家简·莫里斯在谈到伦敦时就曾说,不论世事沉浮,“我一定要告诉你:地球上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这个无可救药的老骗子更有能力照顾自己!”虽然这话被一个英国人抢先说了,但我想它也完全适用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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