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东西方之间的乌克兰

乌克兰首都 基辅

近三十年前，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名噪一时的“文明冲突论”，他在其中主张，那些坐落在文明边界线上的“断层国家”（cleft countries）隐伏着爆发冲突的危险前景，因为这类国家包含着认同于不同文明的大量人口，彼此价值理念相去甚远，对国家的未来也有着难以调和的不同设想。

他断言，乌克兰就是最典型的断层国家之一。

当下的俄乌战争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毕竟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多年前乌克兰内部的冲突：2014年初，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将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赶下台，这引发了东南部亲俄分离主义者的极大不满，触发了新冷战。耐人寻味的是，此前的1991年，这里也是冷战宣告落幕之地，当时正是乌克兰独立公投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

这些不太可能只是历史的巧合。可以说，两千年来的乌克兰史就是一部各种力量交织、冲突的历史——它一直是个“断层国家”， 无论地形、生态、文化、宗教、族群等各方面，内部都充满了断层线。“乌克兰”一词的本义是“边疆”，一直是不同势力交锋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也因此既多元又分裂，其历史也很难由乌克兰人自己作主。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美]浦洛基著，曾毅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3月第一版

乌克兰裔美国历史学者浦洛基将他书写祖国历史的这本书命名为“欧洲之门”，这既是对这个国家经历的高度提炼，也寄托着他的期望：他把乌克兰视为通往欧洲的门户，是东西方之间的过渡地带，但这也含蓄地表明了，其在异质的两部分之间的无所适从。

这个国家在东西方之间已徘徊了两千年之久，迟迟未能形成稳定的形状，在强大的他者夹缝中生存，共享、渗透、游移，几乎没有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乌克兰的，乌克兰文化向来都是与其它文化共享生存空间。事实上，连“乌克兰”一词都是直到19世纪才开始广泛使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原著书名中的“门”用的是复数形式，这暗示着乌克兰是多重的“门”，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族群和文化来说都是：它地处欧亚大草原和东欧平原的分界线上，也因此坐落在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最终还被西方基督教和东方东正教文明所分割。作为这种文化冲突的具体缩影，乌克兰西部人口主要信奉东仪天主教——教义、圣事是天主教的，但却采用东正教的仪轨。

这片无险可守的大平原几乎对所有人开放，这既使得乌克兰人能在与外部的持续接触中借入从宗教、文字到国家政体的文化，又使得他们在外敌面前格外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环境的动荡还是和平，往往就决定了乌克兰的命运，正如本书所言，

在某些时代，战争和冲突会导致“门户”的关闭，此时乌克兰就是阻挡东来或西来侵略者的一道屏障。而在乌克兰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门户是开放的，此时的乌克兰就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促进着民族、商品和思想的交流。

对乌克兰人来说，最糟糕的处境是自身处于单一外部力量的主宰之下——无论这种外部力量来自何方。

当乌克兰是一个各方族群都能和平交流的平台之时，这里是一个繁荣的十字路口，但每次当它被某一外力所征服之后，不仅会被迫终结与其它多元文化保持联系的能力，而且乌克兰人自身也会失去讨价还价的选择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八百年前的蒙古入侵对于乌克兰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标志着草原政治体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主导力量，而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正是在这样东西方之间的长期徘徊中，挣扎着建立起来的。

在蒙古统治崩溃后各方势力的缝隙之间，“乌克兰”才得以逐渐成形——它的出现并不是这里自古以来就有一块不可分割的领土、一个无法削弱的内核，而恰恰是因为这里是各方力量都不足以完全控制的“三不管地带”。

但这也是有代价的，因为这也可能意味着长期的动荡。尤其随着近代官僚制国家的兴起，像乌克兰这样的中间地带日益失去独立性，欧洲的草原边疆正在关闭，原先模糊、开放的边缘地带，如今被武装到牙齿的帝国所撕扯。

近代早期有三大强权参与了对乌克兰的争夺：俄国、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无论哪一方获胜，乌克兰人都是输家，这需要本地唯一有力量的哥萨克人统领必须保持群体的团结，还必须在三大强权之间不断巧妙周旋，不必惊奇的是，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地完成这样的任务。

其结果，哥萨克人在各方争夺的复杂博弈中，不断变换阵营，但到头来却失去了更多的主权。乌克兰的东西部分别落入俄国和波兰手中，对这个国家的未来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造成的内部断层一直延续至今。

令人惊奇的并不是这个结果，而是经历了这样的挫败之后，乌克兰竟然还是幸存了下来。乌克兰国歌的开头第一句就是“乌克兰还没有灭亡”，它与波兰国歌开头那句“波兰还没有灭亡”如出一辙，或许是出自两国类似的经历：一片难以团结的土地不幸被强大的外国力量所撕裂，然而人们拒绝把这看作是对自身民族命运的最终判决，因为“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拥有领土的政权，还是一个不可摧毁的文化实体，一个由所有乌克兰人组成的共同体。

乌克兰语与俄语的区别不大，在俄国治下，乌克兰人也无法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政治实体，而被视为“小俄罗斯”，然而经过俄国长达三百年的统治，20世纪初的乌克兰人民族认同感却比17世纪时更强。除了当时的俄罗斯难以消化这么庞大的异质文化之外，这不能不归功于乌克兰人的觉醒和努力，何况在那个年代，坚持民族身份本身就是对俄国统治的主要抵抗方式。

讽刺的是，正因为乌克兰被两大帝国所分割，反而使得乌克兰文化得以存活发展，因为当它在一边受压制时，就可以在边界的另一边延续。浦洛基正确地指出，乌克兰历史的主要特征，就是“乌克兰社会拥有跨越内部及外部边界并获取这些边界所创造的身份的能力”。

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乌克兰才首次成为一个现代独立国家。那时的乌克兰人是民族问题仍有待解决的最大欧洲民族，其土地分属于四个国家：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帕尔默在《夹缝中的六国》中谈及夹在列强之间的中东欧小国时说的，对这些国家来说，“为争取独立，单凭民族意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强大的外国势力做后盾。”

乌克兰的命运也一再印证了这一点，但在当时，对它的未来，不同的乌克兰人也有不同的设想，最有影响力的是两种新理念：来自原波兰所属部分的激进民族主义，以及来自原俄属部分的苏联道路。

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也是乌克兰文化中心

在苏联时期，后一个方向一度似乎确定无疑，尤其在斯大林时代，乌克兰是一个“模范加盟共和国”，看起来正向着一个单纯苏联省份转型。直到苏联晚期，还有一个颇为传神的笑话，挖苦乌克兰精英的俄化：“你可以立刻教会一个犹太人说乌克兰语，教一个俄罗斯人大概要两三年，但要教一个野心勃勃的乌克兰人那要花上一辈子。”

根据1989年的普查结果，乌克兰5100万人中仅有40%将乌克兰语当作常用语言，大部分人在文化上都被俄罗斯化了。就连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母语也是俄语，他不止一次说自己正在“努力提高乌克兰语水平”。

看似奇怪的是，正是苏联的强大，为后来埋下了难题：乌克兰本来在1920年已承认自己的文化中心利沃夫归属波兰，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又将其划归乌克兰所有。

这场战争让苏联的边境大大向西推进，从长远来看，这把被迫放弃了东部领土的波兰推向了西方，而为乌克兰夺回的利沃夫，在冷战后成为激进民族主义的中心，乌克兰大部分亲西方的政治人物都出自这一地区。

无论对苏联还是俄罗斯来说，乌克兰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不仅是“欧洲的面包篮”，也曾是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缓冲地带，然而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精英来说，融入欧洲才是他们心中的梦想。早在1976年，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的第一份正式宣言开篇就宣称：“我们乌克兰人生活在欧洲。”

在苏联解体后，这种向西拉扯的力量更是得到了大大强化，尤其是波兰和立陶宛加入欧盟似乎已展示出令人羡慕的榜样。然而，那创造了新问题，因为这恰恰刺激了俄罗斯的神经，因为乌克兰向欧洲靠拢将是它在战略上的噩梦。

这样，乌克兰赫然发现，它在“重返欧洲”的半路上被挡在了门外，不仅受到外部的阻力，在内部也引发了社会动荡：它越是急于融入西方，就越刺激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者朝反方向迈进。

这个还没有时间凝聚融合的国家，再一次沿着历史、文化和政治的断层分裂了，甚至使参与各方将之视为一场东西方文明之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乌克兰则再一次不幸成为各方力量冲突的前沿地带。

回顾这一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体会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俄国史专家詹姆斯•比灵顿的一番话：“人文学科比带有计算性质的社会科学更具有洞察力，特别是在判定一些事关历史方向的重大问题的时候。”

浦洛基在本书开篇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我写作这本书，正是希望历史能为我们提供对当下的洞见，进而影响未来。”那么，在这看似没有尽头的“断层”下，这个国家究竟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我想，他已经含蓄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乌克兰历来以社会的文化混合性著称，这既被颂扬为文化多元，又一再显示出是它在面临巨大外力时的致命弱点，重要的并不是消除这种混合性，而是需要在多元中创造出团结的力量，确立乌克兰在东西方之间的主体性，从“左右为难”走向“左右逢源”。

作为“欧洲之门”，只有当它能坚持自身的独立、自主和开放时，才能扮演好历史和地缘政治所赋予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