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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中有一篇《狼和小羊》：狼垂涎于小羊，但却反过来指责小羊弄脏了它的饮水、在背地里诽谤它，并不顾小羊的辩解，就扑上去吃了它。
这个寓言之所以家喻户晓，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心理模式，即通过逆向投射转移自己的内疚感。
弗洛伊德在剖析一个精神病个案时曾总结：“‘我恨他’这个说法通过投射被转换为另外一个说法：‘他恨（迫害）我’，这将为我恨他开脱。”
这类心理在男权话语中极为常见，例如男性经常声称他之所以采取侵略性的行为，是因为女性在引诱他、或根本就是她们水性杨花，将女性描述为邪恶、欺诈、诱惑性尤物的指责，使得男性对她们采取几乎任何行为都合理化了。
这不仅被用来给他们自己的行为辩解，甚至也用于对女性的谄媚语，例如“你使我发狂”、“别这样看着我，我会爆炸的”，民俗学家阿兰·邓蒂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谄媚语主要是排遣了男性的焦虑而不是反映了女性的真实”。
在这种逆向投射的心理中，无论是严厉的怨恨，还是情人般甜蜜的抱怨，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将自己的行为说成是被动地由对方引发的——其潜台词是：都是因为你（仇恨我，或太漂亮），才使我“被迫”做某事。作为群体集团冲突的产物，国际政治中也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这一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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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上拎着公文包的男子质问以色列的坦克手：“你怎么敢自卫？”
现代国际政治中公认的最棘手问题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因为阿以双方都自认为是对方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在这种无休止的互相指责中，仇恨越积越深，以至于彼此都难以接受妥协有效的国际仲裁。在这场争吵中，其他国家的立场往往是一个“你更愿意相信谁”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群体冲突中相互恐惧心理的极端个案。双方使用的其实是同一种语言：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而为自己这种行为辩解的，则是对方的同类行为；以牙还牙的循环于是成为双方行为合理化的逻辑强化和合理化依据。通过这一逆向投射，也将己方转变为受害者：因为你先恨我，所以我有理由恨你，并完全有必要采取适当行为来对付你。这不仅可以避免对自己的极端手段内疚，甚至无需自我反省，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他自己就是美国犹太人）说的，“一个自认为受伤害的人几乎从不会以道德标准评价自己，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何必呢？他是受害者。”逆向投射心理本身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其基本的出发点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假设：我是完全无辜和清白的，不但如此，我还是被动的受害者。阿马利里克曾在1965年入狱，在那里遇到一个小偷，“他认为自己是不公平法制的受害者。后来我才明白，一般来说盗窃犯都有这样的特点。”（《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这是一种外归因倾向，即将自身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外部。尽管这有时在外人看来荒唐可笑，但本人/本团体往往却坚信不疑，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凝结因素。1933年当选德国总理后，希特勒在纽伦堡受到支持者欢迎德国在两次大战中都是利用诽谤外国来煽起国民的战争心理，希特勒崛起的过程中，不断在攻击凡尔赛条约的不公正使全体德国人受到屈辱。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在《柏林日记》中记载，在入侵波兰后，德国传单上却宣示：“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正是波兰人的残暴促使元首使用武力来保护德国人民！”对于一个采取强硬逆向投射心理的人来说，自省是极为痛苦的（这等于颠倒原有立场，承认自己有罪而对方清白），也是他们所坚决抵触的，因此不少日本右翼学者痛斥反省二战罪行为“自虐史观”。从心理学和归因理论来说，将责任归于外界对心理健康更有利——事实上，归咎于自身是悲观态度的要素和本质。现代的民族主义可说是古代部族对立的延续，一如王明珂所言，“部落先是仇恨那些使他们感到威胁的邻族，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把邻族设想成邪恶、低下、荒谬或卑劣的，从而将他们的恐惧合理化”。在国际政治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将对方设想成无法自治的危险儿童，从而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这类政治语言充斥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时代，二战后，英国工党副领袖赫伯特·莫里森说，给非洲殖民地独立就像“给一个10岁孩子一把门钥匙、一个银行帐号和一支猎枪一样”；内阁大臣克里奇·琼斯则现实得多，他认为，不给这些特定的孩子一把门钥匙，将会使他们成为街头成群的歹徒（《帝国斜阳》）。将被统治者设想为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未成年人，事实上是家长制政府的合法基础和共同逻辑。投射的心理本身是一种强烈的男权话语，尤其多发生在具有强烈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群体之中。因为没有安全感的群体容易指责他人，并反应过度，更倾向于先发制人。乔治·凯南曾说，俄国的强烈侵略性格，原因之一是俄国大地缺乏天然边界，历史上容易遭受四面八方的攻击，因此它长期抱有受害意识，不断向前挺进以求获得安全感。事实上，一个抱有受害意识的大国，常常是极为危险的，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侵略性视为对敌人的适当反应。2004年，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书《突袭、安全和美国的经验》，其中把美国历史上的对外扩张政策都解释为对外部威胁的反应。然而，美国每一次自卫，最后都造成实质上的扩张。例如1898年在“缅因号事件”中声称受到西班牙袭击而发动美西战争、珍珠港事变后势力进入亚洲、以及911袭击后推翻阿富汗、伊拉克政权。美国正式卷入越南战争，当时也是以自卫的名义——1964年7年31日，美国宣称军舰在越南海岸遭到不明攻击，五天后，美国未经宣战就直接投身越南战场。自卫一向被认为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而且在多数人的意识中，“自卫”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但国际政治中的“自卫”，或有意或无意，往往都是一种逆向投射心理的体现。一般来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人们都经常拒绝承认自己对他人造成威胁，但却对来自对方的“威胁”极为敏感。日本1931年占领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等，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动的，尽管这所谓自卫的“法律论据是谬误的”（《使日十年》1932年9月3日日记），但却被当时不少日本国民所信奉。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的宣战诏书上，日本的措辞也是“帝国至今为自存自卫决然而起，于破除一切障碍外别无他法”——如果一个政治家说服国民相信，如今“被迫只能采取这一政策”，那么他所要面对的阻力将会小得多。主动发动战争是一种恶名，希特勒也经常借“自卫”来粉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执行了代号为“鹅肉罐头”的秘密计划，伪装是波兰军人袭击德国边境哨所，并发表反德宣告，于是德军名正言顺地“反击”了。在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等中立国前，德国大使奉命通告四国：德国“坚决尊重”这些国家的中立，但为了保卫它们免遭英法的入侵，德国必须帮助其自卫，所以请“不要抵抗”——这一逻辑以逆向投射心理来解释，即假设四国是无力自卫的未成年人，因此需要德国的“帮助”。同样，德国进攻苏联时，举出的三个理由也都是因为苏联的威胁，所以它“别无选择”地“自卫”了。1935年底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声称是为了“击退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据苏联政治家阿尔巴托夫的观点，苏联入侵阿富汗也是出于自卫：一是帮助阿富汗政府抵御外部入侵，二是防止阿富汗成为反苏基地。正因此，后来大家都羞羞答答地不肯承认是自己放了第一枪。朝鲜战争中谁先动手的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各执一词。因为先动手就是侵略，后动手则是正义的反击了。麦克斯韦在其名著《印度对华战争》中写到1962年那场边境冲突时说，中国人坚持声称是印度人先动手，但实际上，在现代战争中，抢先发动攻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是军事角度，政治角度就不同了。争辩谁先动手，如今成了历史学家的繁琐考证式。不过不少真相也许是永远也不会见天日了。美国式的自卫更为高明：他们在“自卫”前，通常以经济封锁等手段，迫使对方先动手。珍珠港事件如今被渲染为一次美国在开战初期的惨败，但实际上此次袭击损失的飞机美国只要两天就可以造出来，但却使美国占尽道德优势，无怪有一种阴谋论怀疑罗斯福当年明知日本袭击而故意不阻止。心理学家Ted Nickel发现，“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并非故意伤害他们，那么，他们的愤怒程度就会减轻（即使报复，也不会严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反之，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伙伴是故意伤害自己，那他们就会极端愤怒（并进行强烈的报复），无论他们实际受到的伤害有多轻。”这一点很多政治家也无师自通，如果要发动一次军事行动，鼓舞士气并减少阻力最便捷的方式便是宣称敌人伤害了我们，并且他们是满怀仇恨，故意伤害我们，“仇视我们的生活方式”。要使公众团结，凝聚为一个群体，常见的政治手段就是无休止地以外界的怪物形象来恐吓他们，使他们长期处于警惕状态，并不得不寻求本团体的支持，而内部团结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外部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永远是无辜的、清白的，一切都是“他们”不好。乔姆斯基在《霸权还是生存》中得出结论：“纵观历史，侵略与挑衅行为总是会以自卫为借口，被说成是抵御残暴敌人的正当行为。”如果说这是历史，那它正在不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