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才是最公平的机制
正当很多上海人挨饿吃不到蔬菜时，有一些运抵上海的蔬菜却被扔进了垃圾桶。
4月14日，上海奉贤区南桥镇昊海社区居委会收到辽宁省捐赠的物资80份，用于救助辖区内低保、重残、重点优抚对象等困难家庭。两天后，有人在网上爆料称，这批物资中有一些并没有送到救助对象手里，而是进了垃圾桶。视频里一位阿姨惋惜：“人家辽宁捐过来的，这么多，全部都是浪费掉。我们那么多天的蔬菜都买不到吃不起，就是浪费！”
舆论哗然之下，南桥镇官微4月18日出面“辟谣”，承认确实将部分蔬菜“扔进垃圾桶处理”，但澄清说这只是因为志愿者整理蔬菜礼包时，“发现由于经过长时间的颠簸，部分蔬菜已腐烂，便将已经发芽的土豆、挤碎的番茄、腐烂的黄瓜和包菜等蔬菜挑拣出来处理”，只是“整理腐坏蔬菜时，使用的是原包装塑料袋，且处理方式不太妥当，导致居民产生误会，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这一歉意是对居民说的，但却刺伤了辽宁人的心。4月19日晚间22:47，辽沈晚报官微迅速回应，拒绝背锅：辽宁这次2300吨援沪蔬菜全程采用冷链物流运输，确保蔬菜不会因长途运输或高温腐坏，每隔4-6小时开箱抽检一次，并全程录像，于4月13日18:30完好移交给上海方面。
那条微博强调“辽宁挺沪，共同守护”，表态无可挑剔：“佘山与凤凰山，千山一脉；黄浦江与辽河水，万水同源。辽宁与上海必能穿越风雨，履险如夷，化危为机。”
这样，一度出现了“辽宁辟谣上海辟谣”的奇观。4月21日深夜，辽宁日报官微意味深长地发了一句：“人在做，天在看。永远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持续做对的事。”
到此为止，上海方面的回应可说完败。不管这批蔬菜是否真的有腐坏，那看起来至少没有证据表明责任在辽宁方面，要坏也是坏在移交之后、分发到居民手里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归结不到“因长时间颠簸”这一点上去。
和一位东北朋友谈起此事，他笑：“上海干部还是太嫩。我们东北的干部，做事都至少会多看三步，斗争经验丰富，早留好后手了，那都是人精啊。不过一回生两回熟，上海的干部估计很快就能学会了。”
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有一点看起来是真的：辽宁这次捐助的物资，运输过程是超规格的，全程冷链、全程录像、定时抽检，这固然也是为了确保新鲜蔬菜运抵上海人手里，但恐怕也是早料到可能出现什么幺蛾子，到时自己好心还挨骂，就防着你这一招呢。
也就是说，上海这边肯定做得差，出了事就想推诿，但辽宁这边显然更了解官僚体系是什么样，做事滴水不漏，留好证据，确保出什么事自己不会背锅。
对这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疑问，得出不同的答案。这原本就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诠释和归责方式，从不同角度去看是不同的归因和归责对象，就此而言，关键之处在于：当不同的角度各相关方利用叙事和话语相互指责时，究竟以什么为准？
在一些人看来，上海基层组织在保供中出现的混乱并不是因为做事毛糙，而是因为一个道德问题，网上有个新段子挖苦：
“请用一句话形容上海目前的遭遇。”
“上海贪把上海滩弄成上海瘫。”
他们是不是贪了，这我没有证据，但这种思路似乎假定：如果他们不贪，上海就不会搞成这样。也就是说，它假定体系和方向都是没有错的，错的只是个体的道德败坏、不够得力。这实际上是在召唤一种更严苛的道德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强有力的全能主义体系。
上海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另一位北方朋友颇感不解：“上海的最后一公里，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体现在没人手送但是不耽误扔，还叠加了独有的高价问题。这到底是行政力量强的表现，还是行政力量被经济垄断过度渗透？”
他怀疑，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特殊的地方特性：“这种高价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垄断本身）是受到特定文化的保护的，为什么敢于如此猖獗，屡屡出现？还有之前那个疾控‘口哨’的录音，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基层医护乃至当地官方的放弃思路呢？为什么关于上海的地方性问题没听到什么严肃认真的反思呢？好像上海永远只是反思别人别地的主体，而本身拒绝被凝视。”
他说，上海“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强调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所以自己（本不该做）是对的；它是在不同意见冲突中强调自己（做与不做）是对的，然后以此论证自己的行为。互相争论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以正义和先进为名的鄙视。”
看来，在他眼里，上海是大局之下的特殊个体：它特立独行，自搞一套，直到搞出了一堆破事，仍然既不肯积极有为，也不反思自身的问题，甚至倒还带着某种看不惯他者的优越感——至少，不管别人怎么看，上海似乎都坚持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如果是这样，那我把这看作是对上海委婉的表扬。他说得对，大都市确实更容易有一种突出的（有时是令人不快的）主体性，这尤其体现在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Donald Horne在《澳大利亚人》一书中说：“悉尼对自己、对其他首府城市都无动于衷。而其他城市都有自觉意识，也总是意识到悉尼的存在。这点总让悉尼人感到惊讶。”
这差不多也是上海的写照，就此而言，上海的某些反应与其说是上海人的品性所致，不如说是上海在国内城市体系中所处的结构位置所造成的。
作为一座生活需求超复杂的城市，上海确实更依赖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配置，而当市场被人为阻断时，也就瘫痪得更为严重。这是单靠基层干部的道德努力所无法弥补的，就算他们不贪，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上海基层组织这次表现确实拉胯，但这在平日未必是坏事，如果它此后变得积极有为，那反倒是我担心的。
高价当然也可能是有人哄抬，但即便如此，之所以能哄抬，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原有的市场瘫痪，导致供需关系的极大扭曲，此时，高价才是一种“正常”的市场反应，不然你还指望人人都是冒着运费上涨还不借机敛财的道德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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