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指引未来吗？

柏林的勃兰登堡门

数百年来，曾经有无数人真诚地相信，现代化就是一条不断进步、笔直通往未来的高速公路；然而近些年来，至少在步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欧，这么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即便“进步”和经济繁荣仍然是一件好事，它能持续多久也越来越让人疑惑。无处不在的风险引发普遍的焦虑不安，此时上上下下却又缺乏必要的政治意志去解决它，未来看起来阴云密布，难以再为人们提供一种清晰的方向感——如果未来不见得比现在更好，那它还值得期待并为之努力吗？

这并不只是西欧人的困境。在日本，已持续一代人之久的经济不景气，让全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怀旧气氛，未来已失去吸引力，现状一言难尽，许多人甚至怀念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那“过去的好时光”，当时日本人还无须“到世界上去讨生活”。

这种心态，几年前中国人恐怕都还难以理解，毕竟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国度一直以激烈的态度抛弃过往、拥抱未来，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在此之前，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一直是远古的“三代”，而非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

凡此等等，都明白无误地证明：所谓“时间”并不只是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往往是通过文化和权力的棱镜去感知时间结构的，而这种时间感又反过来可能对人们如何思考、选择、实践产生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时间与权力》
[澳]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吴雪映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第一版

《时间与权力》乍看写的是德国历史，但实际上，这是借德国的典型个案，来探讨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物，如何通过权力结构观察“时间”，进而挪用与解释历史性形态，推动历史进程。

也就是说，掌握权力并不仅仅是征服空间，还意味着征服、驾驭、利用时间，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并以特定的时间观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之前，这种对时间的控制其实通常是宗教的职能范畴，教会才承担着从创世纪到末日审判的历程，因而“时间与权力”的问题直到教会影响力退潮的近代才出现决非偶然——只有当欧洲人放弃了天定命运观之后，“未来”才被开辟为人类自由决定行动的空间。

在这一点上，如果说近代以来的德国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它的历史进程不像英法等发达国家那样是自发演进的结果，而更多地依赖政治力量强有力的推动。

对普鲁士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政治力量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推动力。在大选侯身上就能明确看到这一点，“君主有意识地将现在作为灾难性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分水岭，其最主要的关切点是将国家从传统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以便能够自由选择具有多重可能性的未来。”（本书第4页）

这显示出一种赶超型国家的急迫性：“着眼未来”就必须摆脱传统的束缚，进而打破现状，因为保持现状的只能意味着停滞、失败乃至灭亡，在此，国家机器充当着历史变革的引擎。

与这种强调断裂、不可逆的前瞻性变革相比，继承他事业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面对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废墟，所在意的首先是普鲁士的安全不受威胁，因而对他来说，在未来中做出选择，正是为了保证现状的安稳。

这是一种保守取向、有着稳定状态的时间性，在他眼里，国家的盛衰兴亡会不断重复，这样一来，政治决策时刻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这并不能改变长期的趋势。

奥托·冯·俾斯麦

到了俾斯麦时代，政治家的自主性又有了新进展：对这位“铁血宰相”来说，时间的洪流就像瞬息万变的复杂国际局势一样，政治人物虽然既不能创造也不能引导其趋向，但可以凭借高超的技巧和经验，随时捕捉稍纵即逝的最好时机。这需要一种对变动的极佳分寸感，既能耐心等待、多管齐下，又能在机会出现时当机立断地采取有力措施。

这种政治运行方式赋予了决策者极大的灵活性，只要判定对德国有利，这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可以身段极为柔软，迅速转变阵营，因而在他对政治的理解中，决策者必须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在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中认识多种未来的可能性，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成功既是“英雄造时势”，也是“时势造英雄”，因为正是变动的时代环境才让像他这样的人胜出，如果是在安稳的年代，那么胜出的极有可能是那些善于守成的官僚。

在德国史上，纳粹倒是比任何政治力量更坚定地主张与过往之间的根本性断裂，因为它将自身定义为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希特勒甚至主张与旧德意志帝国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主义决裂，因为在他看来，种族才是德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仅仅是实现种族存续、扩张的工具。

然而，从本质上说，他明确拒绝了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因为他只设想了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最后解决”之后获得“最终胜利”。结果，正是这种毫无弹性的“末日决战”思维，为他自己掘好了坟墓。

华沙的城市废墟，1945年1月

回顾这一历史对当下有何意义？在我看来，这提醒我们所有人：当现代人从“命中注定”的时间观中解脱出来之后，必须学会如何驾驭和利用时间，以此为自己开辟生活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人采取宿命论的态度，又或相信自己最好的时光就是在过去，那么可想而知，他很难有信心和力量去迎接一个全新的未来。

问题就在这里：在一个风险社会里，太多人已经长久丧失了展望未来的勇气，太多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只求击退不断涌现的威胁，保持今天的繁荣直至永久。然而，这种静态的社会即便可能，也意味着没有未来。

毫无疑问，当下肯定是个不容易的历史时刻，在很多人眼里，“对于看不见的未来，恐惧比希望更有力量”（边沁语），但正因此，如果没有勇气面对危机，“不再能够产生合理的未来”，又缺乏这样做的手段，“那么我们就真的被囚禁在了现在”（本书第200页）。在一些悲观者看来，甚至用尽全力想被囚禁在现在都不得，因为未来很可能会更坏。

如果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这首先意味着我们不应当被危机和恐惧束缚了自己的想象力和选择权，而是以开放的态度看待历史和当下。事实上，任何“创新”和“未来”，都不是凭空生成的，它势必有赖于人们如何理解过去和现在，才能找到新的方向。正是在这里，历史可以指引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