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牢笼
陈立人(左)、于璇(右)
世人瞩目的“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目前还在审理,虽然已有不少媒体跟进,但整个案子仍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人们最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像这样优秀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自毁前途?按说他们生活如此美满,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杀人动机又是什么?
网上有人说,她的家庭状况和杀妻案的嫌疑人陈立人非常相似,因而大受震撼,在家里说到此事时反复念叨:“离婚总比杀人好,为什么要杀人呢?”她丈夫在旁悠悠地来了一句:“因为他从没想过离婚。”
这个答案或许令人震惊乃至惊恐,但确实极有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对那些控制欲极强的人来说,没有另类选项(alternative),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维持住那种紧密粘缠的关系,得不到哪怕毁掉。
你看着觉得恐惧吗?对一个尚未真正现代化、未能摆脱原基纽带束缚的社会来说,这却正是生活中的常态,甚至是包括家庭在内的诸多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电影《一代宗师》里,一线天因为想脱离组织,遭到追杀,杀手头领对他说得很清楚:之所以不容你离开,是因为你加入组织时立下过誓言,“如违誓言者,愿受任何严厉之制裁”。话说到这份上,就只能摊牌了:
一线天:“操,八宝街、朝天宫的东西,到香港还能用吗?”
杀手:“可是,我们的纪律还在,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一线天:“我现在出去,你能怎样?”
在此,关键点是背后的原则:一旦加入组织,就不能自由退出,要离开除非死。虽然一线天最终独力击败十余人,但反过来也正表明,要活着离开就难免硬碰硬的激烈冲突,而绝大部分普通人毕竟战斗力远没那么强,何况即便是他这样的高手,活下来后也还是只能隐姓埋名,以防不测。
你可能厌恶、反感这一套,但对捍卫它的那些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些人眼里,组织关系牢不可破,正如儿子永远不能反对老子,否则就是背叛。
这么一来,婚姻与其说是两个自由人的自愿结合,不如说是一旦牵手就永不分离的庄重承诺,你可以自由进入,却不能自由解除。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是自由的个体。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这还常常被赞颂为“爱”,专一、彻底而无私,很少人注意到,它的另一面如此令人窒息。
有朋友说,她逢年过节特别恐惧回家,一想到要和母亲相处就头皮发麻。一次她妈让她做饭,说要吃番茄炒蛋,但女儿却特讨厌这道菜,所以就随口说了句“我才不做这玩意儿呢”,没想到的是,她妈用一种很恐怖的眼神直勾勾盯着她说:“你现在是个陌生人了,你眼睛里都是陌生的光。”
她措手不及,没想到母亲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突然说出这么狠的话,内心受了很大创伤:“从那之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妈,即使表面上做得特別尊重女儿,但她内心深处那种‘你是我养育的附属品’的控制欲从来就没有淡化过。”
这还不算最狠的。我的另一位朋友,已在异国他乡多年,说起自己母亲时,淡淡说了一句:“她的爱就是——她可以为你去死,但是如果你不听话,她就跟你同归于尽。”
当然,在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并不都是乖孩子,有时恰是严厉的家教逼出了叛逆。很多人在青春期都经历了与父母的激烈对抗,有的甚至以决裂告终,另一些则在经历痛苦的反思之后,在自己身上克服了这些阴影并达成和解;但不必意外,也有一些人恰恰延续了那种相处模式,因为他们从小只会这个。
不幸的是,在那些品学兼优的孩子当中,反倒更有可能出现最后一种情形,因为他们在青春期不是叛逆的“坏孩子”,何况家长那种无微不至的控制欲(有时伪装成无微不至的奉献)可能确实帮助孩子通往了成功。
然而成功之后呢?在世人眼里,像陈立人、于璇这样的学霸精英可谓应有尽有,但他们幸福吗?事实上,他们极有可能过得非常累、非常焦虑,因为他们到此为止的生活,都是拼尽全力获得的,不容出一点差错——那种生活就像一个完美的花瓶,出现一道裂缝就可能瞬间破碎,需要竭尽全力才能维持。
事发后,很多人都说,这对夫妻平日很安静、温和、深居简出,料想不到竟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然而,在那种极具欺骗性的平静外表之下,恐怕早就酝酿着疯狂,紧绷到窒息的压力一触即发。
他们没有什么公共生活,不能融入本地社区,这种自我封闭倾向和外部压力难免更进一步强化了紧密粘缠的关系。事前,陈立人并未被裁员,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压力从哪里来,但如果你从小在一个容错率很低的环境下长大,哪怕是一点小错、甚至怕出错的心态,都能将细小的压力成倍放大。
当他压力极大时,很自然地又会反过来依靠自己唯一的生活支点,那就是自己妻子。这也是在中国家庭生活中常见的一幕:控制欲极强的人,看似强势,其实对极少数亲人抱有高度依赖。然而,对那个被依赖的人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
悲剧发生后,网上有人怀疑,这可能只是一直顺风顺水的学霸没遇到过什么真正的挫折,揣测女方的可能出轨,深深刺激了他。不过,女方出轨的说法只是未经证实的网传谣言,并且极有可能是倒果为因的:她或许是想逃离,但这不是悲剧的原因,而是结果。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强烈的孤独感折磨着他,无法忍受又难以排遣,而他纾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向自己迷恋的瓦尼夏·斯坦利小姐倾诉,几乎天天跟她通信,以此逃避现实。开战不到一个月,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刻,他最伤心的是太忙而未能和她见面,过她27岁生日。
斯坦利小姐充满智慧和活力,也对他所倾诉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但久而久之,她也无法承受首相过度的关注和依赖,毕竟她也有她的压力,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令人窒息的情感索取,当另一个追求者出现时,她转而在此人那里逃避压力。当她最终向首相说出自己要订婚消息时,他受了沉重打击,当然他是体面人,既未狂怒,更不至于杀她,但他改变了吗?并没有。他又转向斯坦利小姐的妹妹倾诉,让她替代了姐姐原先的位置。
不妨设想一下:陈立人很可能也是这样的相处模式,以往他在成长过程中或许单一依赖父母,但在异国他乡,深陷孤独、重负又无法自我纾解时,就将自身的压力完全转嫁到妻子于璇身上,因为他没有其它渠道来释放或缓解这种压力。
这当然是不堪承受的,当她感到窒息想要逃离(不一定是出轨,也许只是提分手乃至分居)时,悲剧发生了,因为妻子的离开等于拆毁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而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他不可能认识到,让妻子选择离开的,并不是妻子本身背叛,恰是他给对方带来了无法忍受的那种重负和窒息感,还不断发出矛盾的信号——既极度需要她,所作所为却又在把她驱离。如果他能稍具共情能力,意识到对方所处的困境,完全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走向极端。
这样的亲密关系已成了牢笼,“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能失去你”的甜蜜爱情言语,如果没有自由,瞬间就会转变为恐怖的束缚。身处这个局中的女性承受着双重折磨:既要承受对方的依赖所施加的全部重负,又被限制着无法脱身。但恐怕也正因此,她才更要坚决逃离,否则这简直要让人发疯。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女性总是被刻画为依赖男性,但在这样的现实中,倒是女性更具有独立性,也更坚强,她离开了他能活,他却觉得自己离开了妻子不能活——固然,那其实也只是一种幻觉,否则杀妻之后为什么还活着?
如果我的推断成立,那么这一悲剧的根源其实早已埋下,那样的相处模式和心态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家庭生活中普遍存在。说到底,这源于一种对“爱”的深刻误解,但正如经历了黑暗时代的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的,那其实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关系:
如果一个人爱的只是另一个人,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爱,而只是一种共生性依恋,或是一种放大了的自我主义。然而大多数人认为,爱是由对象而不是由能力组成的。
共生关系的积极形式是虐待狂,吞没他人的冲动以各种合理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例如,爱、过分保护、“正当的”统治、“正当的”报复等等;它也表现出与性冲动混杂在一起的性虐待狂。虐待狂所驱使的所有形式都可追溯到这样一种冲动,即完全控制他人、吞没他人、使他人成为一个任我们意志所摆布的无依无靠的对象。对一个无力者实行完全的统治是积极的共生关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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