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娜｜法国勒·普雷学派的中国研究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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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勒·普雷学派的中国研究及其影响

郭丽娜

内容提要 勒·普雷学派是西方早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派之一，该学派在19世纪下半叶运用地理学、西方汉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从理论上把中国塑造成一个恪守道德法、服从父权的典型“族长制家族”社会。这一中国形象是18世纪欧洲“中国热”现象的延续，更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试图解决法国（乃至欧洲）的社会问题以及面对全球化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它一方面丰富了勒·普雷学派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是该学派提出欧洲社会稳定与和平的政治理念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另一方面，它作为近代欧洲的东方视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折射出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复杂性。

关键词 法国汉学 勒·普雷学派 中国研究 中国形象 东方视野

弗雷德里克·勒·普雷（Frédéric Le Play，1806-1882）是法国的著名矿务工程师、西方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在社会学史上书写出第一批系统的工人家庭研究专题的作者”。他创立的勒·普雷学派（l'école de Le Play）是一个围绕着《社会改革》（La Réforme Sociale）和《社会科学》（La Science Sociale）两大主要杂志而形成的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学术团体，在19—20世纪积极参与人类社会组织问题的思考和欧洲社会的改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和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进行过讨论，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因涂尔干学派的竞争而日渐衰微。

20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文化内部矛盾的显露和社会学问题研究的深入，勒·普雷的学说重新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他的专著被多次翻印。围绕着该学派的理论、方法、学说等出现了不少研究和评论。不过西方学术界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总结和讨论勒·普雷学派的主要观点，没有涉及该学派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及其理论对东西方文化关系演变的影响。在国内，因若干主客观原因，学界尚未涉足勒·普雷学派的学说。另外，近年来晚清外交官陈季同成为国内的学术热点之一。陈兼有贯通中外的视野和才干，在勒·普雷学派全盛之时出使欧洲，与勒·普雷及其学派有过交往，并在欧洲出版过若干法文专著，介绍中国文化。但是他的文化外交在欧洲的接受程度如何，未见有所讨论。最后，在当下中国文化重建和全球化浪潮高涨的语境下，国内部分学者忧虑“西方的汉学研究在控制‘中学’的课题选择、理论假设、思考框架、主题意义和价值”。这不无道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忽视了汉学研究的两面性，将西方的东方视野片面化和简单化。

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勒·普雷的主要著作以及《社会改革》和《社会科学》两大杂志，分析勒·普雷学派如何诠释中国文明，尝试更加具体地解读欧洲的东方视野，并讨论陈季同的文化外交在法国思想界引起的反响；同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国内学界存在的关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可能因受西学影响而陷入虚幻状态的疑虑，以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一、 勒·普雷眼中的中国文明

法国经过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之后，在19世纪世俗化成为社会的主流看法。但是大革命虽终结了旧制度，启蒙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却无法一蹴而就。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自由放任型”经济的运行，法国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农村面貌也得到了显著改观。然而，随之而来的也是城乡底层民众生活贫困化、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的鸿沟和分野的扩大。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令法国社会陷入持续的动荡，在政治上体现为君主立宪制、帝制和共和制等政体的频繁更替，在思想领域出现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种种思潮。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更是对法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史学家让-皮埃尔·里乌曾指出：“探索一种建立在一视同仁基础上的非常有规律的共同体，是‘19世纪社会思想最具特征性的现象’。”

勒·普雷出生于法国下诺曼底卡勒瓦多（Calvados）的一个海关小公务员家庭，1825年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院（l’école polytechnique）学习，1827年转入巴黎矿务学院（l’école des Mines），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工程师，担任过矿业统计学协会（la Statistique de lIndustrie Minérale）负责人和矿务学院矿物分析学教授。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投身政治，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期间先后担任过参政院成员和元老院议员，并与追随者一起创立了社会经济学会（la Société d’économie sociale，1856年）、社会和平联盟（Les Unions de la paix sociale，1871年）、教育机构（1873年）和《社会改革》杂志社（1881年）四大组织，进行学术交流和尝试社会改良，从而形成了勒·普雷学派。核心人物有柯尔贝市政学校校长弗西永（A.Focillon，1823-1890）、科学院院士德·阿巴迪（A.d'Abbadie）、巴黎法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兼元老院议员巴特彼（Batbie）、法国公共工程部总工程师谢松（E.Cheysson，1836-1910）、巴黎圣-奥古斯丁教堂本堂神甫德·图尔维勒（H.de Tourville，1842-1903）、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学生德莱尔（A.Delaire，1836-1915）、巴黎文献学院学生德穆兰（Ed.Demolins，1852-1907）、维埃纳省议员德·古尔松（E.de Curzon）、法学家德·里布（C.de Ribbe）、出版人玛姆(A.Mame)和工人俱乐部工业委员会秘书盖兰（U.Guérin）等人。

勒·普雷学派的整个思想体系基于社会进步论。他们主张对牵涉人类命运的社会科学进行整体研究，对不同种族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家庭状况（特别是工人家庭）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在政治上要求中央和地区分权，认为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在“家庭、市镇、省郡和国家”四级组织之间达成权力平衡，让家庭发挥预防公权入侵私人领域和妨碍教育自由的作用，要求精英阶层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鼓吹救济制度。为了探索一种普适的人类社会基础结构，中华文明进入了勒·普雷学派的视野，成为他们建构理论和提出社会改良主张的重点考察对象之一。

19世纪东西方的接触以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为勒·普雷学派考察中国社会提供了可能。1814年底，法兰西公学设立西方第一个汉语讲席，法国汉学研究趋向专业化。1852年，法国遣使会会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的《鞑靼西藏旅行记》首次出版，成为西方汉学界的一部经典。此外，随着殖民活动的开展和商品贸易的进行，英法两国积极组织国际博览会，勒·普雷是三届国际博览会的总负责人（1855年、1867年两届在巴黎，1862年在伦敦）。在1867年的第四届巴黎国际博览会上，他得到法国汉学家德理文（Hde SaintDenys）的协助，设计了中华帝国展馆。德理文颇具“中国情结”，与陈季同素有交往，对华态度相对友好，在中法战争中主张和议，“更为中方谋划方略”。而晚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强势，也被迫改变“宗藩关系”观念，接受近代条约外交体系，对内开展洋务运动，对外派遣留学生和外交官。在所有派驻欧洲的外交人员中，以陈季同最为突出。他精通法语，“是近代中国最早深悉欧洲文学，并以外国文字输出中国文化的有数之人”。陈季同的传记作者比卢瓦（HByrois）记述：“他当时经常造访政界和学界人物，尤其是约瑟夫·贝尔通、戴纳尔男爵和经济学家勒·普雷，后者的理论令他折服。”中西方的各种频繁接触对勒·普雷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勒·普雷认为，人类最初是牧民（les pasteurs），生活在中亚大草原，后来随着人口增长而外溢，并根据所到达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不同而转换成渔民（les pêcheurs）或猎人（les chasseurs），或保留原有身份，形成“牧民社会”、“渔民社会”和“猎人社会”三种最早人类农业社会的简单社会形态。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人类社会逐步从简单形态进入复杂形态，从原始时期（l'age primitif）经过游牧业时期（l'age de l'industrie pastorale），最后进入煤炭时期（l'age de la houille）。家庭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研究不同的家庭组织方式足以洞察不同文化模式的优点和发现潜在的社会问题，“家庭有多好，社会就有多好”。“家庭是一个包含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的社会单位。它有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三种社会形态。”这三类家庭组织分别是“族长制家族”、“根系式家族”和“不稳定式家族”。亚洲社会属于“族长制家族”，以中国为代表；北欧是典型的“根系式家族”；而法国社会以“不稳定家族”为主，所以难以和谐，需要向另外两种家族形态借鉴经验。

在人类社会形态的考察过程中，勒·普雷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和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感到震惊。他指出：“西方似乎正在走向灾难，这些灾难曾在地球上人口密集的地区摧毁过所有聚居在完全开发的土地上的富庶和强大的种族”，而“中国是唯一一个避开过‘开化民族’所遭受的毁灭的国家。所以我一直致力于探究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反常现象的原因”。他先后在《社会和平通讯》（Correspondance de la Paix sociale）、《社会改革》和《联盟纲领》（Programme des Unions），以及《欧洲工人》、《劳动的组织方式》和《英格兰的政体》（Constitution de l.Angleterre）中对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信仰、父权和妇女地位等问题做过零星思考和评论。在《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一书中，他专门有一章，重点讨论中国及其藩属问题。

 勒·普雷将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悠久归因于父权的强大，以及对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基础结构的有效实践。他认为，中国农民具有强烈的家族观念，这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北方牧民的南迁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动力，文人则提供道德保障，从而使整个社会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中华）“帝国的缔造者把基础结构的七个要素作为至高原则，其中最主要的两条原则或人类社会的主要力量分别是神启的十诫和父权。这些力量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思想、风俗和体制以各种形式在孔夫子和这个种族的所有智者的作品中得到重现。这就是中国超乎寻常的发达和历史悠久的真正原因。”中国社会尽管经历过若干兴衰，但是每次衰落都意味着新的崛起。“在危机期，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过诸如西方这样的针对神的动乱，自然科学从未与社会科学出现过对立，因为善于教导社会科学的智者在私人生活中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不逃避责任，正如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僧侣那样恪尽职守。”相反，腐败来自道德败坏的城市商人和介入私域的政府公权，而对防止社会腐败起到积极作用的是三类人，第一类是长城以内的2亿农民。因为“这些（农民）家族具备最好的体格、智力和道德品质……父亲拥有绝对权威，管理着无数族民，每个家族犹如一个小群体。父亲在‘家族财产’制度下开发产业，保证族民的温饱。同时，他通过执行家族崇拜礼仪来教导他们学习道德；此外经常求助于学校老师，来传授智者的学说，即认识十诫，并辅以与十诫相关的族民风俗”。“第二类人是1500万藩属牧民。他们生活在长城以外直至达乌里达乌里、阿尔泰、帕米尔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大片草场和长有牧草的山区，保留着上文提及的草原时代的纯朴风气。”第三类人是文人，“他们认为智者的关怀，或换言之，‘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将至高的法和孝顺，连同人类兴旺时期的传统和习俗确定为社会的根基。自帝国进入农耕机械和手工业时代，孔子和其他智者就不断复述社会科学的内容，留下大量著作，堪称‘和平之书’”。因此，尽管经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整个中国还是“和平地在皇帝的权威下凝聚成一个大民族”。开展洋务，派员到欧洲学习科学技术，中国社会的强大凝聚力“是至今我们所知的任何人类种族中最优秀的两大主要品质之一”。勒·普雷认为，在以煤炭为能源的蒸汽时代，中国的煤炭储量远高于欧洲，如果中国能够正确处理传统和工业化的矛盾，未来势必成为主导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他预言将出现四大帝国，分别是英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如果中国能够保留好的传统，同时获得必需的新事物，那她将顺利转变，舒缓那场拖垮其他三个帝国的动荡运动。同时，她的强大也将有利于受其影响的小国的稳定。从更高的角度看，没有任何问题不涉及所有国家的命运、欧洲的平衡和世界的未来。”勒·普雷感叹欧洲国家太过弱小，指出“建立欧洲小国联盟的迫切性”。

在18世纪启蒙运动把科学制定为真理的新基础之后，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和实验方法被引入各学科的研究之中，从而产生了一种英雄主义的科学范型。勒·普雷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清前期来华传教士所描述的辽阔富庶的东方古国的明显痕迹。但这一形象并非简单地重复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套话，而是与法国汉学的发达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大有关系。勒·普雷试图将来自东方的信息与他在欧洲的实地勘探工作和对欧洲工人生活的直接观察结果比较，对中国社会进行推断和建构，提出以“道德法”为核心的人类社会基础结构理论。这是19世纪人类学和社会学科学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将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分类、归纳原则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探索。由于当时欧洲缺乏关于中国自然地理的详细考察资料，所以勒·普雷没有进一步解释某些具体问题，比如中国社会为何经过几千年的变迁还保留着族长制家族形态，而没有转变成类似于北欧的根系式家族制，或者三种家族形态并存，中国的族长制家族有何特点，等等。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内在张力有所感悟，但只是简单武断地将中国归类为族长制家族社会，这种做法是一种纯科学式的理论推断，主观色彩浓厚，所以显得片面和单薄。 

二、《社会改革》和《社会科学》的中国报道

1881年，勒·普雷创办了《社会改革》，由德穆兰出任主编，旗下聚集了弗西永、谢松、德莱尔和图尔维勒四名骨干成员。1885年，骨干圈子内部出现学术分歧，德穆兰被解除主编职务，不久图尔维勒也离开《社会改革》，次年与德穆兰一起创办了《社会科学》，该杂志的“重点放在勒·普雷事业的科学方面，而不是《社会改革》所强调的社会改造计划”。不过两份杂志都宣称忠于勒·普雷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家庭（尤其是工人家庭）的社会学考察为任务。由于创办目的各异，所以风格有所不同。从总体上看，《社会改革》自诩为勒·普雷学说的忠诚执行者，注重直接观察，以短小精悍的文章为主，以时事报道居多，后期引入量化方法，不过仍相对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分析。相反，《社会科学》注重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强调总结，多以长篇的专题研究为主，理论性较强。从勒·普雷学说的发展角度看，两份杂志实际上起到了互相补充和促进的作用。但到20世纪初，主要成员相继离世，后继乏人，两大杂志开始走下坡路，先后于20世纪30年代停刊，宣告了勒·普雷学派在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史上的阶段性终结。

在《社会改革》和《社会科学》两份杂志大概半个世纪的出版历程中，中国是勒·普雷学派的重要话题之一。笔者对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两份杂志中涉及中国的104卷进行整理，得出如下表格，可以大致看出两大杂志对于中国的态度。

首先，两份杂志都是在发行的全盛时期，也即大力推广勒·普雷学说的时期刊登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专题文章或研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勒·普雷学派对中国问题的重视，以及中国文明对勒·普雷学说的潜在影响。其次，两份杂志对中国的认识过程都经历了一个从个案研究到将其放入亚洲做整体分析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洲人的东方视野产生的变化。

从表面上看，社会改革派对中国的报道较多，涉及面较广，从教育、社会组织状况（甚至黑社会）、宗教状况和对外关系都有所提及。不过总体而言，社会改革派试图借用最新的汉学成果，借鉴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来提出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倡议。这类报道多数是法国启蒙时期借东风压西风式的中国研究的延续，比如上表《社会改革》的第1至第8个报道在一定程度上重弹“中国印象”论调。认为中国社会存在教育自由和结社自由，救助体系完善和公权受到家族父权的制约等特征，借以推销勒·普雷的教育自由、精英责任和权力分配等政治理念，当然也或多或少地在欧洲强化了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和社会稳定的印象。德·古尔松是中国问题专家，诠释过中国社会的道德法及其核心内容“孝道”和父权。他研究了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阿贝尔·德·米歇尔（Abel des Michels）的《三字经》法译本，认为西方思想家给出的“关于社会秩序的崇高和准确的定义以及关于高层次基础结构的定义，与中国所有哲学家给出的定义是一致的”。他崇尚中式教育，抨击法国社会道德退步，西式教育充满功利色彩。“在中国，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孩童的社会教育”，“中国人从小所学的，几乎终其一生所学的，就是社会科学。”在《中国社会：中国的私人和公共救助工作》一文中，主编德穆兰在按语中强调中华文明悠久，“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意味着得出同样的结果，因为确保人民和平幸福的原因在任何年代和任何地区都是一样的”。在法国最高法院前代理检察长拉古安达的《不同国家的市政组织——中国篇》一文中，德穆兰又写道：“我们的管理纲领：在权力和财政中区分全国性事务和地区性事务；中央管理全国性事务，地方管理地区性事务。简而言之：政治集中化，行政去集中化。”拉古安达在正文中也不惜笔墨，竭力渲染中国社会的权力分配机制之完善。

到1899年前后，即法国政权从温和过渡到激进时期，激进共和派将政权世俗化进行到底的决心日趋强硬，法国社会在共和制上达成一定共识。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社会改革派的关注点开始由政治生活转向经济生活，杂志的“经济事实和社会运动”专栏刊登了大量报道，分析远东的国际贸易状况和美、德、日等国的经济活动，指出中国在远东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抨击法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进退失据。此类报道数量不少，无法一一罗列，仅以专题文章《当前中欧关系中的中国》为例来说明问题。该文作者是煤矿工程师杜热尔丹·博美茨（1846—1919），曾受法国冶金和煤矿委员会委托到远东的中国、朝鲜和日本进行贸易考察。文章一开始便呼吁西方社会不要轻信某些旅行者为了博取眼球而制造的噱头，而是要客观认识中国社会。杜热尔丹·博美茨认为，中国经过一系列对外战争之后负债累累，但在远东国际贸易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他以西方各国在华商行的数量和从商人数、1895年到达中国开放口岸的商船数量和吨位两组数据来说明远东贸易的繁忙，抨击法国政府忽视远东，对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无动于衷，反应迟钝。他还指出，即使中西贸易发达，中国也没有因此而西化。相反，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令中西文化差异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进一步放大。“因为这个种族根本保留着不接受同化的情感”，“中国的长城防止鞑靼入侵帝国，另外一道长城，筑得更高，更加防守森严，横隔在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他提醒西方要理解并接受这一事实，主动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发展贸易，接收中国留学生，主动派人赴华开办新式教育。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西方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中国。但社会改革派依然秉承勒·普雷的基本态度，没有跟随舆论抹黑中国，而是从国际政治关系角度为中国进行辩护，对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做了必要的反思，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埃谢维利的《勒·普雷如何看待中国》一文中，编辑加上按语：“我们无意为（中国）犯下的残忍行为辩护，认为其情有可原，但亦提醒欧洲人进行良心反思。试问不同民族争先恐后涌去参与激烈的角逐，这难道不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可怕的报复行为的导火索吗？勒·普雷早就给‘文明’的贪欲敲响过明智的警钟，但大家却都忘记了。现在这一警示仍然值得再读。”1901年，“经济事实和社会运动”专栏的编辑再次强调，列强针对中国的战争“更多是物质利益，而无关乎道德和政治问题。

相比之下，社会科学派较少关注中国社会的细节，但是其灵魂人物毕诺借鉴当时最新的自然地理知识和人类学知识，对中国社会进行定性，从理论上深化和固化了勒·普雷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这一经过毕诺分析的中国形象此后基本上左右了法国社会对于中国的认识。

19世纪中后期，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1833-1905）考察了欧亚和北美，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提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地表的形成过程，并对地貌进行分类。他在1868年9月至1872年5月间考察了中国的地质地理，走遍大半个中国的14个省区，1877年起先后出版了5卷本《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在欧洲社会科学界引起轰动。另外，著名法国地理学家勒克吕（Jean Jacques Elisee Reclus，1830-1905）在1876年至1894年出版了《人与地球》，阐述了人类的发展概况和各个国家的概况，鼓吹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此外，大量英法外交官和探险家的日记和调查报告陆续出版，为西方带去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于是毕诺在《社会科学》创刊当年连续推出4篇标题为《中国社会》的文章，勾画和推导出一个完整的“勒·普雷学派式”中国形象，并多次引用陈季同的作品加以论证。

4篇《中国社会》的副标题分别是“中国社会的发源和地理状况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在中国维系群体制度（le régime de la communauté）的劳动条件和财产条件”、“使种族无法创新的家族组织方式”以及“把公权限制在维持秩序和预防饥荒两大职能的条件”。在第一篇文章中，毕诺开篇明义，指出在陈季同的一系列中国文化宣传之后，有必要将最新的地理学知识和勒·普雷的家族文化模式相结合，从理论上彻底解决“是什么原因令这个神奇的古老国家如此历史悠久？如此独特的文明究竟有何影响？”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地理位置孤立，东邻海洋，东北到西南存在自然边界。李希霍芬的考察证明“覆盖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黄土只能是以前被风从高原大草原吹到封闭盆地里的黏土”，“这片黄土地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是土质最为肥沃的农耕地区，甚至比冲积层还要肥沃得多”。黄土地具有强大的产出能力，使从中亚大草原上迁徙过来的族长制家族不仅能够繁衍生息，而且能够顺利地从靠天吃饭的简单社会过渡到生产性的复杂社会。相反，中国西南因地理条件限制，形成了由不稳定式家族主导的猎人社会，无法与父权强大且组织有素的族长制家族相抗衡。另外，亚洲海岸线虽长，但跨纬度范围大，气候多变，鱼类不及北欧丰富，不利于“一个强大的渔民种族在亚洲漫长的海岸线上形成”，因此“中国社会与世界其他地区彻底隔绝，注定完全孤独，首先受到了族长制家族文化的影响”。“在亚洲特别是中国，我们看到各种源自牧民的人群，迷恋传统，甚至墨守成规。”“相反在西方，斯堪的纳维亚渔民的影响渗透整个西方社会，我们从中看到了传统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可喜结合。”

在第二篇文章中，毕诺引用勒·普雷的理论，指出在人类社会的简单生产形态下，劳动场所和家族的领导者同为一人，权力集中，但是进入复杂生产形态之后，农业生产对个人提出体力要求，劳动场所的领导者就不一定是家族的领导者了，于是族长制家族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有能力进行独立收获的个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导致群体制度瓦解。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原因首先是中国存在着有利于维系群体生活的劳动条件，稻米、茶树和桑树等农作物的种植需要大量人手，有效地防止了家族解体，尤其是稻米种植的普及。“第一，稻米的耕种需要许多人手；第二，稻米的耕种防止土地被分成小块。”毕诺引用孟德斯鸠的“种稻之国，其民必多。稻喜湿，挽水之劳，需众力也”一说加以证明，并以埃及、印度、日本、爪哇甚至欧洲个别地区的社会情况作为例证。其次从财产制度层面看，毕诺认为在族长制家族社会里，人与土地的关系表现为家族与土地的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所以没有出现西方社会那种依赖于土地而独立的个人，避免了个人主义的泛滥。因此，毕诺对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在商朝之后实行封建制的观点提出异议。“如果封建制如同我们在欧洲历史中所见到的那样，是一种劳动承诺制度，其特征是领主和农民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后者用实物缴租，前者向后者提供保护、救助并保证后者对所指定土地的永久用益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封建制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换言之，欧洲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和农民基于土地用益权而达成相应权利和义务的制度，具有社会契约特征。相反，商朝的皇帝和诸侯之间是一种军事组织关系，类似于西支土耳其人的社会组织形式。毕诺认为，秦统一中国之后，家族继续在社会财富的争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中国社会没有个人的概念，也就没有个人财产的概念”。他引用陈季同的《中国人自画像》，证明中国家族作为财产的所有者与长子继承制一起维系着族长制和群体生活制度。

在第三篇文章中，毕诺指出，中国社会进入复杂生产阶段之后，家族结构的最主要变化是出现家族会议，这一议事机构有效地防止族长滥权，但是祭祖等家族礼仪的形成，又令年老的族长在失去劳动场所领导权的情况下得以稳固在家族内部的权威。另外，家族教育也强化了父亲的权威和家族成员的群体意识。“寥寥几行（指陈季同在《中国人自画像》中对中国教育的论述）足以向我们证明，中国的教育目的不是要让能力和物质事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集体尤其是家庭的团结。”这样的家族机制有利有弊，它保证传统的传承、教育的灌输和社会的稳定，但也因此付出巨大代价，扼杀个性，埋没个人。“父权得到家族会议的辅助，因此被祖先崇拜所神化，这是所有集体生活的基本机制。父权特别强大，在家族成员出生时就对其施以影响，用先人的思想对其进行熏陶，左右其一生的发展，因此窒息了年轻人的创新精神，也因此令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完全平稳而又通常是无知的状态之下，令帝国墨守成规。如果说在东方，所有个体都受到救助是因为个体属于他所在的集体，而这个集体又必须通过对所有成员施以影响来保证他们的存在的话；如果说对能力不强的群体——即人类中的绝大部分——的救助这个大问题因此而得到顺利解决的话，那么不能否认族长制这一解决方式令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解决方式为社会稳定所提供的巨大保障时，就更不能掩盖这一点了。”

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毕诺将家族的运作方式推及整个中国社会，“因此族长的义务和权利迁移到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身上”。皇帝如同一个大族长，在各个小家族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介入，以国家的名义提供庇护，他在行使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义务，即维护社会内部稳定，保障所有臣民的安全，并提供福利；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文人团体”则与欧洲的贵族家族一样起着制约王权的作用，并履行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保证中国社会存在结社、出版和教育的自由，从而将公权限制在维持秩序和预防饥荒两大职能之内。因此，毕诺反对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东方的政治制度并不属于专制主义，他强调专制君主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欧洲一样也存在。“一种制度出现滥权并不代表这是该制度的特征，因此专制主义并不是中国主权形式的特征。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在所有的政府形式里面，族长制形式是最不专制的，因为其政府作为是最难被觉察到的。”“从职权范围看，甚至皇帝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他必须像所有族长一样履行义务。如果他玩忽职守，滥用权力，必然遭到罢黜，被赶下皇位”。毕诺认为，欧洲之所以对中国社会充满误解，“是因为在勒·普雷之前，学者们对社会的内在结构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作者懂得从自身观察到的事实中得出如下真理：不同的公共权力组织方式对应不同的家族组织方式。而这正是勒·普雷的基本原则”。19世纪中后期，华籍海外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移民家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组织能力深化了毕诺对中国家庭的看法，并且令他感到震惊。他和勒·普雷一样呼吁欧洲社会团结，“西方人只有在和平竞争中才能取胜，要避免出现前希腊社会的分裂，并在道德法的实践和合法利益的联合基础上达成永久联盟”。

三、 勒·普雷学派塑造的中国形象在欧洲的影响

从上述可见，勒·普雷学派笔下的中国是一个深受族长制家族文化影响的社会。这个国家因上天眷顾，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可以为人口不断增长的家族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让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无需四处游牧；家族秉承道德法，尊重父权，在公共权力的分配和教育两大主题上对公权的潜在僭越发挥着有效的制约作用，从而保证社会处于一种相对有序和稳定的状态，使个人免受公权的过度干涉，在家族制度的保护下保持相对独立和自由，但是父权的过分强大也使中国社会丧失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勒·普雷学派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试图借鉴族长制家族社会的经验，改变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国因个人主义思潮泛滥而使社会动荡的状况，“消除祖国的苦难”。因此勒·普雷学派的中国形象既是该学派试图将家庭作为一个最基础的政治单位来抗衡公权和推行教育自由理念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考察结果，也是这一理念的进一步阐发。这对于当时渴望稳定的欧洲社会而言，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中国的富庶经过勒·普雷学派的渲染，更令西方垂涎。

首先，稳定的中国社会和具备政治功能的家庭成为欧洲社会改良的参考对象，对欧洲工会运动的发展和劳工条件的改善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法国，勒·普雷学派主张适用“根系式家族”，避免族长制家族社会的因循守旧，但亦强调借鉴后者的救助制度和教育自由机制。社会科学派积极参与救助制度的实验；兰斯纺丝厂主莱昂·阿尔梅勒（Léon Harmel）在瓦尔·德·布瓦（Val des Bois）的企业中推行具有“明显家长式倾向的混合联营管理”模式。救助制度的实践促成了法国的工会运动，在同一时期，法国天主教会自由派竭力在工人阶层中发展教徒，也响应社会科学派的号召，共同推动工商业雇员工会（1887年）与至今在法国仍具相当影响力的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C.F.T.C）的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科学派基本上解散，但其主要成员仍坚持勒·普雷的理念，直接参与社会运动，主张效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特殊主义（le particularisme），而不是德国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受特殊主义影响的工人联盟“不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集中机器，受几个利用该机器攫取最大利益的操控者的摆布，而是形成大量独立或相互联系的协会”，“工联主义者（les Unionistes）是一些比从事同一职业的工人更能干、更有责任心的工人”。毕诺则一直致力于调和工联主义和自由主义。另外，社会改革派引入量化方法，更加科学和有效地对工人家庭进行观察和分析，直接推动了法国劳动高级委员会（1891年1月）和劳工办（1891年8月）的成立。这两个劳工组织的主要成员都深受勒·普雷思想的影响，如劳工办负责人兼矿务工程师方丹（A.Fontaine）、费南斯（Finance）和科夫（Keufer）等，“（所有人）都醉心于调查并渴望将量化领域和勒·普雷发展起来的专题研究传统相结合”。因此可以说在劳工办的基础上，“勒·普雷主义和实证主义实现了联合”。在教育方面，1899年，德穆兰在厄尔省的韦尔讷伊镇（Verneuil-sur-Avre）创办德·罗歇学校（L’école des Roches），推行勒·普雷的教育理念。在英国，普尔中士（Poore）受勒·普雷学说的影响，1890年在英格兰威尔特郡的温特斯劳（Winterslow）按照中国模式组织英国家庭，进行社会乌托邦实验。

其次，勒·普雷学派塑造的中国形象丰富了欧洲的东方视野，使“黄祸论”的内涵复杂化，令法国加快在华（或在亚洲）的殖民探险步伐，接受新的殖民主义经济理论。欧洲“黄祸论”发端于蒙古人西征，1873年因俄国人巴枯宁出版《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而喧嚣四起，但是除了巴枯宁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对黄祸的理解却不尽相同。航海大发现之后，西方的全球视野逐步形成。到19世纪，政商两界均认为这是一个经济财富重新分配的世纪。对于西方而言，黄祸指的是整个亚洲的黄色人种，并非专指中国。1890年5月24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比利时代表、社会经济学会副主席特金特·德·路登贝克发言，他指出亚洲劳力价格低廉，原材料丰富，可能会对欧洲的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他的言论在欧洲社会引起反响。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不仅排华，而且排挤日本和东南亚移民。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黄祸论主要是针对日本，而非中国。在法国，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几乎举国上下都支持海外殖民。从事法国东亚殖民政策研究的瓦尼亚尔博士（A.Vannière）指出，当时法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殖民共同体”的思维定式。“大部分法国人都认同法国海外殖民行动的合法性，甚至包括饶勒斯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他们只是对扩张模式及过分暴力和唯利是图的殖民政治形式提出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加大对亚洲的考察和勘探，1895年之后对华勘探活动日渐频繁，大量殖民考察团（如里昂、马赛和波尔多等地的商团）赴亚洲勘探，河内成立法兰西远东学院，为法国学者研究中国和亚洲提供平台，创造条件。

 此时，勒·普雷学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殖民主义倾向，两份杂志都不约而同地讨论殖民的必要性和方法，邀请远东海军将领和外交官（如驻华领事席孟、于雅尔等）出席研讨会，在“经济事实和社会运动”专栏中探讨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两份杂志均出现个别极端言论，但其基本态度是利用中国（和亚洲）的原材料和劳力，进行经济软殖民，反对土地占领。1900年，《社会科学》撰稿人德·阿赞布雅（G.d'Azambuja）在《黄祸》一文中评述了经济学家勒瓦-勃列之子皮埃尔·勒瓦-勃列的亚洲之行及其新书《亚洲的革新》，提出利用中国的资源，向中国倾销西方工业品的观点。皮埃尔·勒瓦-勃列本人在《亚洲的革新》一书中认为，不论从军事还是经济上看，中国都不足以构成黄祸的主体。他主张中法互助，利用中国来平衡亚洲各方势力，维护法国在远东的利益。“不是不可以从军事上利用中国人，欧洲和美洲的某些工人职业也可能在将来某一天被中国人所操控。只是‘危险’一说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援助’。”1902年，德·阿赞布雅在《中国人口普查》一文中再次强调：“此次人口普查证实中国是个人口储备大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正如我们在论证‘黄祸’时所推测，足以为不少缺乏人手的国家提供劳力。”社会改革派撰稿人博尔达（G.Bordat）也认为中日都是古老的亚洲国家，黄祸一说缺少依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日崛起，美国介入亚洲事务。以法国驻伦敦大使保罗·甘本（Paul Cambon）为首的法国外交官阶层呼吁法国政府适用门户开放政策，放弃传统的领土占领策略和瓜分中国的念头。勒·普雷学派的宣传与以外交官和经济学家为主体的法国自由派形成呼应，对法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调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德尔卡塞接管法国外交部之后，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法国政府内部逐步接受亚太地区的概念，开始调整在远东的政治和外交策略。

结语

英国学者罗伯特·帕金指出，1815年拿破仑的惨败在法国激起了政治和思想领域内的双重反应，启蒙所崇尚的理性个人主义受到质疑。“很多19世纪早期的学者，特别是法国学者，感到了这样一种需要，即保存旧日宗教的精神实质，但是要以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缓解一个政治形势停滞不前与工业企业发展并存的世界中的自私自利。”勒·普雷学派作为19世纪一支重要的法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派系，其学说具有明显的重农色彩和自由主义倾向，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缩影，反映出法国知识分子急于提出一种能够将理性和直觉相结合的社会有机体模型，并用其应对启蒙运动之后个人主义滥觞的迫切期待。

在科学主义时代，勒·普雷学派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工程师和经济学家，是一群实践能力非常强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闭门造车的理论家。他们深信地理环境决定论，支持工业化和机械化，积极推动农业机械化，但也在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工业化的内在矛盾和悖论。中国作为人类古文明的代表之一，其家族父权强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以及道德教化功效引起了勒·普雷学派的注意。同时，陈季同在欧洲的文化活动、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增长和汉学研究的深入，都对勒·普雷学派将中国诠释成一个典型的族长制家族社会产生了影响。勒·普雷学派笔下的中国形象尽管存在不少失实之处，但却是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试图解决法国（乃至欧洲）的社会问题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勒·普雷学派希望通过这一中国形象来重塑道德法，主张家庭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提倡教育自由以遏制公权入侵私域，并纠正法国社会工业化过程中个人主义泛滥的弊端。因此，这一中国形象不仅参与了勒·普雷学派思想体系的建构，而且通过后者的传播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作为欧洲东方视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勒·普雷学派笔下的中国形象亦反映出19世纪的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并不是单一的，远非如国内学界所忧虑的那样，“从启蒙运动热闹的哲学论坛与社会批判领域进入职业汉学家寂静的书斋，被远离现实地‘闲置’或‘封闭’起来”，或仅停留于“极度轻蔑”，“需要证明自己是唯一拥有文明的民族，以便替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开脱”。相反，东西方的文化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西方的东方视野是多面和动态的，东西方文化不是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而是早就相互影响。勒·普雷学派笔下的中国形象说明，法国的东方学面貌显然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汉学作为西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其进行再研究不仅可以客观地了解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而且有助于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建，有利于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作者郭丽娜，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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