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欧洲史·
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李新宽
内容提要 18世纪的英国社会，奢侈消费的繁荣引发了人们对其破坏传统社会等级秩序、败坏传统道德、打破贸易平衡的担忧，同时人们也需要全面认识新奢侈品的经济意义，于是产生了奢侈消费大讨论。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为讨论火上浇油。围绕奢侈的定义、奢侈消费与社会道德、奢侈消费与经济、奢侈消费与健康等问题，正反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最终促进了英国人消费观念的转变，推动了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促使英国人重新思考本国生产的消费品的特点，推动了消费品生产的创新；促使奢侈成为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之一，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理论。
关键词 18世纪英国 奢侈消费 消费社会 争论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和形成，中等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已经超越了生存需要。根据当时人的描述：“由于我们的财富在增加，海路在扩展，我们洗劫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将所有的物资储备积聚在一起，以供挥霍和奢侈，并且招致无节制(的生活)。富人和大人物的桌子上(事实上包括所有能够购买得起的阶层)堆满了精致、足量、充裕的物品，足以挑起甚至扩张最大的骄奢淫逸的欲望。”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从意大利的建筑设计、纺织品、玻璃和科学仪器，法国的内饰品、园林设计和“法国陶器”，到中国瓷器、印度织物、希腊和土耳其的古物以及来自亚洲、非洲、美洲珍稀奇异的食品，拥有这些商品和服务在当时被视为时尚、见多识广和现代。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社会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悲观的人“担忧经济惩罚必将落到那些没有意识到扩张界限的人们身上，质疑自己国家人口和商业的活力，痛惜经济变化带给传统价值、信仰和习惯的变化。他们谴责堕落和伪善玷污了曾经受人尊崇的政治系统，力主返回原初的宗教价值，殷切期望这一看起来彻头彻尾浮华的社会崩溃”。乐观的人认为，奢侈消费“无尽地丰富了社会的活力，给乡村和城市生活带来数不清的改善和变化，他们大胆地重新规划下层社会的教育、管理和福利来适应这一社会”。两种意见的交锋在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引发了一场关于奢侈消费的大讨论。并且随着当时世界市场的形成，这场讨论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从圣彼得堡到波士顿，从那不勒斯到阿伯丁，这场讨论席卷了整个知识界，充分证明了讨论的重要性和不言而喻的严肃性。”马克辛·伯格和伊丽莎白·埃杰指出，这场讨论在英国有几百位作者参与，体现在18世纪所有层面的论著中，从论辩小册子到政治理论、从大众歌谣到叙事诗、从政治新闻到小说都有。
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是西方消费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早在20世纪初期，维尔纳·桑巴特就对18世纪西欧各国的奢侈消费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奢侈与贸易、农业和工业的关系，认为奢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桑巴特虽然也提到了18世纪西欧各国包括英国对奢侈的讨论，但对此着墨不多。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从对生产的研究转向对消费的研究。约翰·塞科拉考察了西方思想史上对奢侈进行道德批评的历史传统，他对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其中的道德争论，并且重点分析了斯摩莱特的小说《汉弗莱·克林克》中体现出的古典奢侈观。围绕奢侈概念在思想史上的演变，克里斯托夫·贝里在1994年出版了《奢侈的思想：概念及历史探究》一书，全面梳理了奢侈概念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一直到当代的流变，并且专门辟出一章来探讨18世纪的大辩论。但其侧重点放在了思想内容的变迁上，并没有分析18世纪大辩论的原因和影响。进入21世纪，马克辛·伯格和伊丽莎白·埃杰合编的《18世纪的奢侈：讨论、欲望和令人愉快的商品》以及马克辛·伯格的著作《18世纪英国的奢侈和愉悦》更为全面深入地探讨了18世纪的大讨论、新消费品及其生产、奢侈与妇女、奢侈与异国情调等主题，把奢侈含义的变化与适应中产阶级需求的制造品的出现联系起来，指出过去限定在上层的奢侈已扩展到中产阶级。但是对大讨论的原因和影响仍缺乏系统分析。保罗·斯莱克在《改良的发明：17世纪英国的信息和物质进步》中也曾提及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但其研究重心在英国的改良思想和物质进步上。随着我国学者对西方消费史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借助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厘清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内容、原因及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一、 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内容
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古希腊开始，奢侈一直就是重要的议题。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英国的奢侈消费大讨论从内容上来看，主要聚焦于什么是奢侈、奢侈消费与社会道德、奢侈消费与经济、奢侈消费与健康等主题上。
奢侈的定义是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W.D.史密斯认为，“‘奢侈’作为一个词语，一个概念和一系列的文化实践，经常具有多重含义”。奢侈的定义之争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争论，而是解读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的钥匙。因为奢侈的含义在17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开始于霍顿、尼古拉斯·巴本等人，但决定性的转折点是曼德维尔。这一重大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将奢侈的定义与道德脱钩而与经济发展挂钩。转变是从思想观念的突破开始的。霍顿列举了一系列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进口商品对英国的好处，认为如果摧毁了这些贸易，抵制高水平生活，英国人就会沦落为“农夫和酒鬼，伦敦城很快就会成为爱尔兰棚屋”。尼古拉斯·巴本把物品区分为“必需品”和“欲求品”，把消费者的无限欲求置于经济增长概念的核心，在奢侈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约翰·比尔在杂志上看到霍顿公开宣称挥霍、傲慢、虚荣和奢侈等恶习可以使英国变得富裕的观点后吓坏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捍卫传统道德并公开反驳霍顿，要求霍顿给予回应。围绕奢侈的争论很快扩展到当时的知识圈中。曼德维尔将这一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从这一定义出发，他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他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的就业。曼德维尔“对奢侈定义的挑战设定了随后讨论的框架，更有意义的是，他将奢侈和贸易的结合开启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对商业扩展和商业社会的讨论”。曼德维尔的观点虽然引发了轩然大波，受到不少人的诋毁和抨击，但他的激进观点也为大讨论起到了消毒的作用。之后，大卫·休谟、詹姆士·斯图尔特能够从容客观地重新定义奢侈，并将其视为社会进步的力量。从此，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奢侈消费的问题逐渐成为思想界的共识。休谟认为，“奢侈是感官享受的极大精致”。但他认为“‘奢侈’是一个意义不确定的词汇”，随着时代、国家或个人的条件变化而变化。但“人们已经熟悉奢侈的快乐和商业的利润，他们的精巧和勤劳一旦被唤醒，就会在国内各贸易门类和外贸做出进一步的改良，这可能是与外国开展商业的主要优势”。詹姆士·斯图尔特认为，“奢侈”是一个复杂的词汇，将其视为“我们自然或理性欲望的适度满足”，奢侈品能够促进“仿效、工业和农业”。
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奢侈与道德的关系。克里斯托夫·贝里指出：“‘奢侈’是前现代时期道德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赫克歇尔也认为，“从中世纪思想来看，奢侈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追求奢侈使人逾越了他正常的和宗教规定的‘生存之道’，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标准”。虽然正统派认为奢侈败坏了传统道德，但在近代早期包括一些重商主义思想流派在内的思想家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奢侈的去道德化。赫克歇尔认为，“重商主义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道德考虑从作品的许多部分中完全消失了”。因为从重商主义的观点来看，仅有当禁奢法为了本国工商业的利益而禁止消费外国奢侈品，才可能具有正当性，重商主义原则上已经抛弃了对奢侈的任何道德看法。但是正如保罗·斯莱克指出的那样，对奢侈和消费者欲望极度放纵的道德反击在17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一致的支持，形成了道德改革的同盟，从而引发了有关奢侈消费道德问题的激烈争论。詹姆士·惠斯顿就抨击“懒惰、奢侈、淫逸、渎神、自然神论”以及“宗教、美德和公众正义的衰败”导致了自古到今“帝国、王国、国家的所有革命”。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傲慢的道德家”的道德拷问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众多“蜜蜂”的生活“实在是奢华安逸”，“享受挥霍财富与生命的生活”，但私人的恶德带来的是公众的利益，“众多蜜蜂当中的最劣者，对公众的共同福祉贡献良多”。由于不少道德家也参与到当时的商业活动中，通过经商或投资赚钱，这样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论战策略，就是承认奢侈是一种罪恶，但同时认为这种罪恶是商业社会中实现富裕的道德代价。在切身利益面前，最终道德改革同盟很快瓦解，从而为理性看待奢侈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土壤。哈奇森和休谟都认为，享受适度的奢侈和维系道德是相容的。
奢侈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核心主题之一。W.D.史密斯认为，“讨论的基本问题是奢侈作为一宗罪或稀缺资源的一项消耗，是否应该由国家禁令限制，或者作为一种扩张的经济力量，是否应该不管其道德含意给予支持甚至鼓励”。尼尔·麦克肯德里克指出，17世纪之初的思想家还没有认识到奢侈消费的益处，把奢侈视为异国情调，因而对贸易平衡有害。到17世纪晚期，英国的思想家开始从经济方面而不是道德方面来思考奢侈问题。阿普尔比指出：“人类作为一种消费动物，具有永无止境的欲望，能够驱动经济达到繁荣的新水准，这一思想在17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作品中出现。”巴本就指出：“挥霍是一种对人有损害而不是对贸易有损害的罪恶”，因为“最能促进贸易的支出，是花在穿和住、花在装饰身体和房屋上的支出”。从曼德维尔开始，奢侈消费更是逐渐被看作一种经济优势。曼德维尔反驳了“奢侈能毁损整个国家的财富，同样，挥霍亦能毁损一切奢侈者的个人财富；而国家的节俭能使国家变富，犹如个人的节俭能使其家族财产相应增加一样”的观点。虽然他仍是从“贸易平衡的正统观念”出发进行辩护，但也明确指出奢侈消费能够促进穷人就业，刺激工业发展，鼓励工匠改进工艺。巴里·科沃德就指出：“不断增多的对制造品、奢侈品、服务和娱乐的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话题已经被多次讨论。在近代早期，英国形成了一个足够富有的社会，能够提供有效需求促进英国制造业经济在工业革命的工业化之前快速增长，甚至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前提。”
在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观念中，奢侈损害身体健康，造成精神堕落、狂躁、懦弱，使得男人变得女里女气。这一问题在18世纪的大讨论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乔治·切恩就认为，随着整个国家变得更奢侈、富有、挥霍，疾病就成倍增长。他本人曾在18世纪早期流连于伦敦的咖啡馆和酒馆，与朋友胡吃海喝，最终这种奢侈阔绰的生活毁掉了他的健康，他变得“相当肥胖，呼吸困难，昏昏欲睡，无精打采”。巴本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精神需求是无限的，人天生就有渴望，当他精神振奋的时候，他的感官就更为精致，更有能力获得快乐。当他的渴求增大，他的需求伴随着他的愿望一起增加，这些对稀有东西的愿望能够满足他的感官，装饰他的身体，促进生活的舒适、愉悦和奢华。”曼德维尔对奢侈损害健康的指控进行了驳斥，认为“追求感官享乐者亦像任何人一样悉心在意自己的身体”，“洁净的亚麻布和法兰绒同样使人虚弱。锦缎墙围、精美油画或华丽墙板，并不比不加装饰的四壁更有益健康”；西班牙和佛兰德尔的纨绔子弟，穿着精美的花边衬衫，头戴香粉假发，“却表现得理智而勇敢”。因此，“说到奢侈使一个民族孱弱和丧失活力，我现在对此的恐惧已经比以前大为减弱了”。
通过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加深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奢侈问题的认识，达成的最大共识是奢侈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次奢侈消费大讨论涉及的问题相当宽泛，内容五花八门，但这四大主题是当时参与讨论者关注最多的问题，其他次生主题如奢侈消费和妇女、奢侈消费和美与品位、奢侈消费与商店等消费场所、奢侈消费和异域风情等也在大讨论过程中受到程度不一的关注，但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一一展开论述。
二、 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原因
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的奢侈消费开始放量增长。根据丹尼尔·笛福的观察，“这个时代的奢侈所占有的分量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虚荣、欢乐和奢侈’是我们的主宰者，‘挥霍无度’占了上风”。奢侈成风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引发了破坏传统社会等级秩序、败坏传统道德、打破贸易平衡等多方面的焦虑和担忧，同时随着“新奢侈品”的生产扩展，也要求重新认识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这些正是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原因所在。
18世纪出现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原因之一，是随着奢侈消费的流行，当时一些思想家担忧奢侈消费破坏了禁奢法所要维护的社会秩序。一些道德家担心新的消费模式会削弱社会等级至关重要的视觉标记，比如，一些人担忧无法将女仆和女主人区分开来，因为她们的服装太像了。马克辛·伯格和伊丽莎白·埃杰指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不同种类的社会都援用禁奢立法把特定商品的消费限制在社会上层，来强化严格的身份结构。”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出台了一系列禁奢法，规定了不同等级的饮食和服装，以此来“限制奢侈和炫目的消费”，以维护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但到了17世纪中后期，“已经影响了社会中上层的奢侈会快速扩散到社会下层的担忧已成老生常谈”。特别是到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下移，被阿瑟·扬称为“普遍”奢侈，外国评论家称之为“英国国民根深蒂固的奢侈习惯”，并对此极为震惊。哥廷根一位教授在18世纪70年代曾说英国下层和中层的奢侈和挥霍“上升到一个全世界从未见过的至高点”。时尚成风的结果就是突破了原有的社会等级限制，“当贵族都仿效王公的富丽堂皇，绅士都渴望贵族的得体庄严，商人走出柜台占据了绅士的空位，混乱不止于此，直到社会最底层，他们也渴望超越属于他们的层次”。福斯特注意到，“在英国，几个等级的人不知不觉地互相融合在一起，平等的精神贯穿了宪法的每一部分。因此在所有这几种身份和条件中兴起了强烈的模仿来互相竞争，每个低等级都有无休无止的不安分野心，想上升到高一等级。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时尚必定具有不受控制的影响力，时髦的奢侈一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追求奢侈的消费模式，特别是在消费面前等级秩序和公共习俗完全被打乱，自然会引发争论。约翰·丹尼斯在1711年警告说：奢侈是“四处漫延的传染病，公共习俗最大的败坏者，公共精神最大的消灭者”。巴里·科沃德指出：“在17世纪晚期，当时一些人已经对通常限制在上层土地阶层的物品被更广泛的人群购买、穿戴和吃喝进行讨论。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现象，标示着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奢侈和浪费性消费。但是，另外一些人开始相信，这不一定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发展，原因在于国内需求能够促进经济变化和扩展。”
引起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原因之二，是一些道德家对当时奢侈消费会败坏传统道德充满了焦虑。奢侈被视为“瘟疫”，认为“智慧和美德”被“无法满足的贪婪”所取代。“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所有阶层都卷入到肆无忌惮的享乐追求的争议之中，穷人和富人一样都因为酷爱饮酒、沉迷赌博、轻裘肥马、花心滥交而受到严厉批评。”曼德维尔将奢侈视为美德的观点更是引发了道德家的愤慨。“今天鲜有人读曼德维尔，但在18世纪，即使是他把‘马蜂窝’直接倒在有教养的英国布道坛上和书斋里，也几乎不会比他著名的对英国社会的昆虫寓言有更大的影响了。”爱德华·亨德特也指出：“曼德维尔在整个18世纪极为声名狼藉，但并不是因为任何深埋在《蜜蜂的寓言》的对话和讨论文章中假定的经济学说。相反，是因为他宣称基督教道德在心理学上是行不通的，源于基督教的道德哲学传统服务于意识形态和社会交往目的，使得人类欲望的利己主义根源隐藏在了思想的背后。”曼德维尔对奢侈的辩护和全新的道德观成为众矢之的，成为道德家疯狂攻击的标靶。“在他的《蜜蜂的寓言》加上‘辩护书’于1724年最后一版出版之后五年内，至少出版了10本书抨击《蜜蜂的寓言》。在法国，这本书被命令由普通的刽子手绞杀，曼德维尔的肖像被焚烧。”
引起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原因之三，是一些重商主义作家仍固守传统立场，担心大量进口奢侈品会破坏贸易平衡。“进一步说，这样的模仿消费被看作浪费和不必要，完全是对稀缺资源的不当使用。”因而与看到奢侈消费与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正向关系的经济思想家产生了思想冲突，从而引发了讨论。阿普尔比指出，虽然在17世纪90年代构建新经济理论的材料已经出现，但旧有的贸易平衡套话一直到18世纪仍顽强地存在着。因此，曼德维尔仍然使用贸易平衡理论来为奢侈消费辩护。但早在17世纪70年代，一些作家开始把经济增长假定为不断扩展的需求的动态结果。赫克歇尔就认为，到17世纪晚期新的看法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确，17世纪90年代是英国重商主义思想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18世纪消费革命的许多根本原因首次得到明确承认……国内消费的辩护者发现了嫉妒、模仿、热爱奢侈、虚荣和野心的驱动力量(和对国家的经济益处)。”巴本就认为，“时尚和服饰的改变是贸易的伟大促进者，因为它在旧衣穿破之前，就引起衣物的消费：它是贸易的精神和生命；它促使各种商品流通起来，并轮流赋予其价值；它使贸易之躯保持运动；它是装扮人的一项发明，仿佛这个人可以永葆青春”。巴本批驳了当时英国人的一个错误观念，那就是英国人不买外国奢侈品，他们就会消费本国的商品。他指出：“不是身体的需要引致消费，很少的东西就能满足人体的自然需求。引起贸易的是精神的需求、时尚、新奇物品和稀有事物的热望。”笛福也认为，“乡绅的奢侈就是商人的富足……也肯定是贸易增加的基础”。
引发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原因之四，是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现在成为普通日用品，再加上针对新消费群体而开发生产的“新奢侈品”种类繁多，规模大增，都要求重新界定奢侈品的定义和认识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随着进口奢侈品数量增大，价格下跌，逐渐成为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商品。1719年，什鲁斯伯里的一家杂货店就出售许多过去是奢侈品的商品，如五花八门的糖、香料等。正如安格斯·麦克因尼斯所言，奢侈像一块色斑一样渗透到层层的商店。所谓“新奢侈品”是指新发明的、比过去的奢侈品更接近于中产阶级，但仍然昂贵的高质量产品。这些新奢侈品又被称为“现代奢侈品”，主要是满足以中等阶层为主体的消费人群的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约书亚·塔克指出，制造商“更多地适应农民和工匠待在温暖环境中的需求，适应农场主、自由持有农、生意人和制造商中等生活的需求，适应批发商、出口商以及所有拥有地产者优雅生活的需求，而不是适应王宫的富丽堂皇或者王公的陈列储藏”。这些新奢侈品“不是与东方专制君主联系在一起的炫耀和无度的奢侈品，而是新奇、时尚和独创的奢侈品”，具有“快乐、舒适和便利、实用、令人惬意”等特点。遵循品位和美学原则，英国制造商通过模仿进口奢侈品和工艺革新，创造出了“现代奢侈品”。从而扩展了奢侈品的种类，从而使参与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的英国作者对奢侈品的定义有了不断变化，特别是面对法国奢侈品和时尚品、印度纺织品等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推动本国新奢侈品和新消费品生产的需求也促使他们不断重新思考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赫克歇尔认为，取代道德考虑地位出现的“是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促进本国奢侈品生产和阻止外国奢侈品销售的无道德观念的需求，如果不是不道德的需求的话”。
奢侈消费大讨论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在18世纪已经具备，那就是“这一时期印刷文化的繁荣是英国最显著的发展之一”。正是在此基础上，当时人对奢侈消费现象的关注和看法，通过小册子、报纸杂志等各种渠道及时表达出来，在咖啡馆等公共领域得到进一步传播、争论，并酝酿出新的看法，最终正反双方在奢侈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探讨和交锋，汇聚成了这次大讨论。
三、 奢侈消费大讨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发生在西欧范围内的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互相借助思想资源，相互激荡，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到英国大讨论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第一，通过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逐步摆脱了消费的道德意识形态困扰，促进了英国人消费观念的转变，使得英国的消费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推动英国在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期左右诞生了消费社会。
在近代，道德的基础性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代和中世纪的道德统一标准已经没有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道德分化。再加上在大商业时代，即使是道德改革的鼓吹家本身也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分享了经济发展的好处，这是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能够逐渐摆脱道德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奢侈的定义对启蒙运动讨论社会的性质和进步也至关重要，奢侈逐步失去了其以前与腐败和恶德的联系，开始涵盖奢侈品的生产、商业和文明影响”。奢侈与道德的脱钩并不意味着奢侈作为进步社会力量的倡导者在18世纪就能轻易取得优势，批评者仍持续不断地挑战他们的观点。但通过对奢侈消费的激烈辩论，其结果就是社会舆论能够理性平和地看待奢侈问题，从而消除了日常消费中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也认识到奢侈消费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财富增长，他们看到“哪里变得越富有，哪里的消费就越庞大”。再加上本国生产的“新奢侈品”大量涌现，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人的消费观念。因此，“不管道德家或美学家如何聒噪，毫无疑问，城镇中对娱乐的追求在这一时期不仅增加，而且是显著增加。出于自身和社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满足身体和精神的方法被开发出来”。吃喝玩乐，打扮赌博，俱在其中。“如果说这样的娱乐在复辟时期就得到发展，那么光荣革命之后追求‘想象的娱乐’不仅急剧增长，而且发展方向有了显著变化。”从而导致“英国的普通男女比以前吃穿范围更广的商品”这一现象的出现。而且“伴随着我们大都市甚至王国每一个角落财富的增长，所有东西的消费都令人称奇地获得增长，所有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条件都令人称奇地改变了”。消费的巨量增长使英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消费社会。
第二，奢侈消费大讨论促使英国人重新思考本国生产的消费品特点，使他们认识到，英国人必须也能够生产出与众不同的奢侈品和新的消费品来满足急剧增长的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促进了消费品的设计和生产的创新，也因此而成为工业化的动力。
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除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努力控制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不再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新风气促使进口商和制造商不断意识到，这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英国制造商受东方奢侈品启发，充分借鉴其设计、多样性和美学特性，实践了大讨论过程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概念“模仿”，再结合英国消费者的品位和时尚，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革新，终于成功开发出本国生产的“新奢侈品”或者说“新消费品”。“这些新商品并不是以前国产产品的简单替代品，他们是用与众不同的材料和风格做成的特殊物品，供个人与家庭装饰之用，他们通常能够唤起异国情调，借鉴了17世纪末开始规模不等地到达英国的亚洲进口奢侈品的影响。”这一模仿再创新战略最成功的新商品是英国陶器，英国的陶器和瓷器制造是从模仿荷兰代夫特陶器和中国瓷器开始的。英国制造商通过仿造、抄袭加上本国的设计，创造出了独具英国特色的新陶瓷。这些新商品以“能买得起的价格满足了中产阶级和乡绅消费者要求的优雅品位”。比如，他们创制的英式奶油色陶器、伍斯特和德比瓷器、斯塔福德郡洁具是如此与众不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品牌，是英式商品成为国际市场上受到追捧的优质商品的典范。此外像茶具、茶几、漆器、搪瓷器皿、各种镀金器皿和金属饰件，以及随处可见的搭扣和纽扣都从过去的进口品经过模仿再创新变成了英式新产品。其中得到最广泛消费和认同的英式新消费品是玻璃器具、陶瓷器具、镀银器皿、钢制品、黄铜制品和漆饰品。正是这些产品创新和工艺革新促进了制造业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变迁。正如马克辛·伯格所说：“博尔顿和瓦特的蒸汽机长期以来被18世纪史家看作发明和创造的关键指示器，但是18世纪本身值得骄傲的地方是从镀银的咖啡壶到刻纹的黄铜器皿和上漆的纸型托盘等全新精细消费品的爆发。”这些消费品不但满足了英国消费者的需求，而且成为英国拓展和占领世界市场的利器。桑巴特就指出：“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新市场的功能。”
第三，在大讨论过程中，奢侈成为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之一。与此同时，为了避开奢侈的争议，当时人使用了“舒适”“品位”“幸福”“优雅”“体面”等词汇来描绘和界定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和社会理论，不断刷新人们对所能达到的理想生活状态的期望，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从曼德维尔之后，奢侈就不再是道德哲学讨论的主题，而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成为范围宽广的商业讨论的一部分，成为大卫·休谟、詹姆士·斯图尔特、亚当·斯密讨论的主题，并且完全与商业、便利和消费联系在一起。亚当·弗格森也按照这一思路来定义奢侈：“在我们对优雅时代称颂时，它(奢侈——引者注)是艺术的起源，商业的支柱，国家伟大和富裕的管理者。”由于“奢侈”一词从古以来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为了避免陷入争议，使用“舒适”等一系列词汇来替代“奢侈”一词。麦克里·奥迪尔-伯尼兹指出：“使用‘舒适’一词指代18世纪取得的物质幸福，表示物质享受和生活舒适，它为18世纪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替代奢侈的词汇。”“品位”是界定奢侈的关键词汇之一，弗朗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阿奇博尔德·艾莉森都对品位进行了系统阐述。乔治·迪基认为，“18世纪是品位的世纪，是品位理论的世纪”。“幸福”是另一个替代词汇，据保罗·斯莱克考证，在17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幸福一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涵盖了各宗罪以及公众与个人欲望，但洛克用作“人民的幸福”，从此国民幸福在18世纪得到不断的共鸣。亚当·弗格森也提到，奢侈“有时用来表示我们认为的文明甚至是幸福必备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文化消费的扩大，“优雅”也成为奢侈的代名词之一。波考克指出：“优雅和斯文的概念是18世纪商业意识形态中的关键因素。”朱利安·霍皮特提道，“如果说在复辟时期对这些娱乐的追求已经不断发展，那么光荣革命以后，追求‘想象的娱乐’不仅急剧增加，而且发生了显著的方向转变。即使在战争年代、政治不稳定和宗教紧张的混乱之中，文学、戏剧、音乐和艺术世界沿着新的方向发展，得到了有力的捍卫。在制造和享受这种娱乐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自信，以至于到《观察家》在1714年开办的时候，温文尔雅已经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扩散和重新界定”。W.D.史密斯指出：“‘体面’一词在18世纪后期开始使用，构成一个清晰的且意义极其重大的文化模式，对西方和帝国的‘现代性’极为关键，体面赋予消费以道德和政治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含义。”按照《牛津英语词典》在18世纪的定义，体面是指“品行端方的立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道德品质。因此在后来的应用中，指不提社会地位，或者尽管身处简陋的环境中，所具有的诚实和得体的性格和行为”。这一系列与奢侈具有内在联系的词汇的使用和探讨，极大地拓展了对奢侈的理解，丰富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理论，推动人们不断改善现有的社会状况，追求更为理想完善的社会生活。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奢侈消费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定义和概念。到亚当·斯密，就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区分必需品和奢侈品：“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层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作奢侈品。”这一宽泛的共识性定义从根本上消解了奢侈与道德、健康等诸多争议性问题，不再从恶德还是美德、道德败坏还是品行良好、懒惰还是勤劳这些角度来看待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等广大人群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随着英国奢侈品生产不断推陈出新，过去被视为奢侈品的商品现在已成为日常用品，人们可消费的商品种类也随之越来越丰富，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更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本文作者李新宽，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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