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超|高丽文宗“请医事件”与宋日关系——11世纪后期日本外交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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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文宗“请医事件”与宋日关系
——11世纪后期日本外交的一个侧面
马云超
内容提要 高丽文宗因患风疾而致牒日本，请求派遣名医帮助诊疗。日本朝臣经过多次阵定商议，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客观原因是路途遥远且无此先例。日本给高丽的回牒内容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陈述实际原因转为严词责问高丽的牒状中存在违例之处，促成回牒内容转变的契机是其间宋朝牒状的到来。由于对卷入宋朝朝贡体系感到不安，日本开始怀疑高丽牒状的真实意图，进而通过在给高丽的回牒中极力强调上国地位的方式，确认其自立性和优越感。高丽文宗“请医事件”的走向受到了当时复杂的东亚国际背景的影响，因此，只有将宋日外交关系的因素纳入研究视野，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一事件经纬。
关键词 高丽文宗 请医 牒状 宋日关系 日本外交
高丽文宗三十三年（1079），时患风疾的文宗以高丽礼宾省名义向日本大宰府发去牒状，请求大宰府选出本国能治风疾的名医，于来年早春派往高丽帮助诊疗。翌年，牒状由海商王则贞带到日本，经大宰府奏报日本朝廷。日本朝臣经过多次阵定，最终拒绝了高丽王的请求，并在回牒中严词指责高丽的牒状中存在违例之处。这一事件被称为“高丽文宗医师招请事件”（以下简称“请医事件”），相关史料散见于《扶桑略记》《百炼抄》和《朝野群载》等，公卿日记中以源经信的《帅记》和源俊房的《水左记》记事最为详尽。
中日韩学界对这一事件都有关注，但主要是从宏观的视角阐述该时期日本的外交态势。在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中，奥村周司和筱崎敦史的争论比较具有启发性。奥村氏从高丽国的立场出发，针对日本回牒中所称“违例之处”展开辨析，指出这正是该时期高丽试图奉行独立外交、对外宣扬国王威望的表现。筱崎氏则着眼于高丽牒状的行文格式，指出其采用的是平行文书，因而并不存在高丽要宣扬其优越性的情况。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都忽视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高丽牒状的主观意向和日本朝廷的实际理解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换言之，无论高丽牒状本身是否存在优越感，影响最终结果的是日本朝廷如何看待这一牒状。其二，从日本获悉高丽牒状的到来到日本正式回牒，其间宋日关系的发展正经历一个特殊的时期，彼时的宋日关系曾对“请医事件”产生重要影响，这一背景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从以上两点出发，结合新近研究成果，对回牒的拟定经过进行梳理，并将同时期的宋日关系纳入视野，从中发掘先行研究所忽略的隐情，进而探讨11世纪后期日本外交的基本态势。
一、 日本回牒的拟定过程
《百炼抄》承历四年（1080）闰八月五日条记载：“诸卿定申高丽国王申医师事，以权左中弁匡房朝臣，可令书宰府返牒云云。”文字十分简略，仿佛在一天之内就形成了决议，甚至给人日本朝廷确实向高丽派出了医师的错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经过田岛公等前辈学者的细致梳理，“请医事件”的整体脉络已经比较清晰，结合当时的公卿日记，大致可以做以下概括。
日本朝廷得知高丽牒状的到来是在承历四年（1080）的二月十六日，但对牒状进行集中审议则需等到这年闰八月。当年闰八月五日的阵定上，多数朝臣认为遣医之事可以应允；但同月十四日阵定时出现了变故，朝臣围绕医师人选问题发生分歧。起初，大皇大后宫大夫源俊房等人提议，派遣名医丹波雅忠前往，但右兵卫督源俊实首先提出异议，主张雅忠乃国之栋梁，派往异国恐有不妥，而若派遣其子忠康或是仅次于雅忠的惟宗俊通，则“若不得其疗治之验者，为朝尤可为耻辱者”，于是进一步主张“不被差遣何事之有乎？”阵定中第一次出现了不派遣医师的声音，赞成此提议的包括右卫门督源俊明和新中纳言（姓名不详）。皇后宫权大夫源经信则坚持医师“犹可遣”，并提议若雅忠无法亲自前往，则“副遣别使何难之有乎？”春宫大夫藤原能长也附议道：“不遣尤无其义欤，仍遣俊通一人，何难之有乎？”对此表示赞同的有右大将藤原信长等。最终，源俊房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即先询问雅忠本人的意愿，如不愿前往，则请其推荐可派之人。同月二十三日，时任关白的左大臣藤原师实亲自拜访丹波雅忠，并询问了遣医一事。结果，雅忠以健康状况为由拒绝远行，同时提出向高丽派遣医师之事在本朝并无先例，因此主张不予派遣。二十三日晚上，苦恼于此事的师实自称获先父藤原赖通托梦，告知不可向高丽派遣医师。第二天，师实正式宣布拒绝高丽的请求，并将回牒之事交给了权左中弁大江匡房。至此，绵延二十日的争论以不向高丽派遣医师的结论告终。当年九月二十四日，大江匡房拟定了回牒，后经若干词句润色，第二年（1081）由大宰府发往高丽广评省。
在回牒拟定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回牒的内容并不是最初就确定的，而是经历了多次修订。从藤原师实决定不派遣医师到大江匡房拟定回牒，其间经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时间中，回牒的主旨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根据《帅记》记载，决定不派遣医师当天源经信就曾提议，既然阵定之日以反对遣医者居多，不妨将众人拒绝派遣的缘由写入回牒中，这一建议得到了师实的认可。阵定之时反对遣医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丹波雅忠本人无法出行，二是派遣其他人选若不得医治之效则反为耻辱。但是，在大江匡房最终拟定的回牒中，却丝毫没有提及以上两条，而是换成了另一套说辞。匡房的回牒在《朝野群载》和《本朝续文粹》中都有收录。为方便下文论述，不妨将《本朝续文粹》所载牒文转录如下：
日本国太宰府牒 高丽国礼宾省
却回方物等事
牒。得彼省牒称：当省伏奉圣旨，访闻贵国有能理疗风疾医人，今因商客王则贞回归次，仰因便道牒，及于王则贞处，说示风疾缘由。请彼处，选择上等医人，于来年早春发送到来，理疗风疾，若见功效，定不轻酬者。今先送华锦及大绫中绫各一十段、麝香一十脐，分附王则贞，赉持将去知大宰府官员处，且充信仪。到可收领者，牒具如前。当省所奉圣旨，备录在前。请贵府有端的能疗风疾好医人，许容发送前来，仍收领疋段麝香。如牒者，贵国欢盟之后，数逾千祀；和亲之义，长垂百王。方今犯雾露于燕寝之中，求医疗于鳌波之外，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抑牒状之词，颇暌故事。改处分而曰圣旨，非蕃王可称。宅暇陬而跨上邦，诚彝伦悠斁。况亦托商人之旅艇，寄殊俗之单书，执圭之使不到，封函之礼既亏。双鱼犹难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得入鸡林之云。凡厥方物，皆从却回。今以状牒，牒到准状。故牒。
承历四年 月 日
“如牒者”之前是转述高丽牒状的内容，与《朝野群载》所录“高丽礼宾省牒”基本一致；之后则是日本国的正式回复，相当于《朝野群载》中的“大宰府回牒”。显然，回牒的行文重点是对高丽牒状中“颇暌故事”之处，即“改处分而曰圣旨”和以商人代替使臣的行为展开指责。也就是说，回牒中是将高丽牒状违例作为拒绝遣医并却回方物的理由。但是如上文所说，此前近一个月的阵定中，牒状违例之事从未被朝臣提及，就连始终对遣医持反对意见的源俊实和源俊明等人，也只是主张将无法遣医的实际缘由写入回牒。因此，这一转变显得十分突兀。
回牒的执笔者大江匡房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回牒的拟定更是经过多次阵定与商讨，绝非轻率为之。据记载，最早提及牒状违例问题是在九月三日。当日，大江匡房告知源经信，高丽的牒状中“多可被咎事”，也就是存在许多能够指摘的地方。第二日阵定时，匡房罗列出高丽牒状中有六点违例之处，在回牒中指责高丽牒状违例几乎成为朝臣的共识。藤原师实曾感叹高丽因病求医不得，言辞又遭到指摘，因而提议在回牒中稍提及违例之事。但是，右大臣藤原俊家对此强烈反对，认为高丽国以言辞违例而得咎，不提拒绝遣医的缘由又有何不可？从最终结果来看，右大臣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大江匡房的回牒就是基于这一决议拟成的，行文中已经找不到拒绝遣医的实际缘由。
通过以上的梳理不难看到，回牒主旨由“实际缘由”到“牒状违例”的转变是在九月四日的阵定上定型的。据笔者管见，尚未有学者对这一转变的原因展开深入探讨。从闰八月二十四日朝臣决定不派医师，到九月三日骤然将牒状违例纳入议题，其间的契机又是什么？究明这一问题对于理解“请医事件”的始末至关重要。
二、 宋丽外交的恢复与文宗请医
高丽文宗之所以选择向日本请医，可能与当时流传的一则传说有关。高丽成宗年间，王后虽容貌秀美、深得宠爱，却“未迈壮年，其发早白”，多处寻医问药都未有效果。一夜，王后在梦中得知日本胜尾寺的千手观音灵验无比。醒来后，王后便向日本国方向作礼祈求，当晚又得一梦，见日本国有一山光芒万丈，醒后发现秀发乌黑如初。成宗大悦，命人向日本献金鼓、金钟等物，经由大宰府送至胜尾寺。这一故事被收录在《元亨释书》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文宗向日本大宰府请医的前一年，文宗也向北宋神宗提出了相同的请求。早在熙宁四年（1071）三月，文宗派遣以民官侍郎金悌为首的使团出访宋朝，神宗则回赠高丽王大批礼物。由此，因辽国压力而中断数十年的宋丽外交得以正式恢复，此后两国的使节往来日益频繁。元丰元年（1078），神宗派遣左谏议大夫安焘、起居舍人陈睦出使高丽。宋使的到来受到了高丽举国的热烈欢迎，但此时的文宗已苦于风疾之痛，史书记载其在近臣的搀扶下才拜受了宋朝的国书和赐物。当年（1078）七月，文宗回表神宗，在感谢宋朝至诚的同时“自陈风痹，求医官药材”。文宗的请求得到神宗的积极回应，第二年（1079）七月，神宗在回诏中对文宗的病情表示关切，以门通事舍人王舜封、翰林医官邢慥等八十八人前往高丽医治，同时送去名贵药材一百种。可以说，文宗向宋朝请求医师和药材，已经成为宋丽两国恢复国交的象征性事件。
恰在这一时期，文宗同样也向日本提出了请医。针对这一现象，学界的解释大体分为三种。第一，宋医的治疗没有效果，高丽倾向于医术更优越的日本。第二，经过宋医的诊疗，文宗的病情一度好转，医师回国之后文宗转而向日本求援。第三，近年由筱崎氏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即高丽向日本请医是有备于辽国的动向。宋丽复交后，辽国就在辽丽边境的鸭绿江附近有所行动，这引起了高丽的不安。为预防宋丽交往再次被辽国遮断，文宗同时向日本请医，以备不时之需。对于第一种观点，学界已多有批判，此说找不到史料上的依据，更何况如上文所言，文宗向宋朝请医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第二种观点似乎也有不妥，如果文宗是在宋医回国后病情复发，为何此次却要舍近求远地向没有请医先例的日本求援？从实际情况来看，第二年（1080）就有扬州名医马世安再次来访高丽，可见宋医的治疗工作并未结束，而赴日的牒状直到第三年（1081）才正式从大宰府发出回牒。结合当时的东北亚局势，笔者更倾向于同意筱崎氏的观点。但是相比高丽本身的实际意图，笔者在此更想强调日本朝廷对此行为的解读，因为日本朝臣的看法才最终决定了事件的走向。
日本朝廷获悉高丽的牒状后，最先的反应就是“彼牒状趣颇不分明，先慥被问则贞”。也就是说，日本认为牒状十分可疑，于是下令对带来牒状的王则贞进行审问。审问中，王则贞陈说高丽国传闻日本京城有名医，故慕名前来，但其官牒中又称名医在大宰府。前后不一的供词，再次令朝臣生疑。即便如此，以源经信为代表的朝臣仍主张，高丽求医是为了治疗病痛，没有理由不予许可。也就是说，日本朝臣虽然对高丽的牒状存在怀疑，但经过反复审问后，依然是计划派出医师的。这一疑虑的升级，甚至对回牒的内容产生影响，其实是在当年（1080）闰八月下旬宋朝的牒状到来之后。
三、 宋使到来与日本回牒的演变
北宋熙宁年间，神宗在成功恢复与高丽国交的同时，也为再度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9世纪后期以来，中日的官方往来逐渐断绝，僧人成了两国交往的主力。延久四年（1072），日僧成寻偕弟子赖缘、快宗等七人搭乘宋商孙忠的船只来到宋朝。一行人先登天台，后至五台山朝圣，途中得到了神宗的热情款待。神宗不仅向成寻打听日本国内之事，还多次问及“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成寻只好以路途遥远相答。第二年，成寻遣赖缘等五人先行归国，自己继续留在宋朝。神宗听说此事后，便委托赖缘等带回御笔文书，并赠送金泥《法华经》与锦二十段，由此开启了神宗在位时期绵延近十年的两国牒书外交。
宋帝文书的到来无疑给日本朝廷带来了难题。此时，中日的官方来往已断绝多年，但面对宋帝御笔，又断无不加回复之理。日本朝臣几经阵定商议，直到承历元年（1077）五月五日才正式回信，同时回赠“六丈织绢二百疋、水银五千两”。实际上早在当年二月，朝廷曾收到“大宋客商所献羊三头”，可能包含催促答复之意。承历二年（1078），日本朝廷以仲回为通事僧，携带回信和赠品搭乘孙忠的船只到达宋朝。《宋史》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
元丰元年，使通事僧仲回来，赐号慕化怀德大师。明州又言得其国太宰府牒，因使人孙忠还，遣仲回等贡絁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直，付仲回东归。从之。
也就是说，由明州发出的牒状又经孙忠、仲回等人带回到了日本。此次，日本朝廷面临更大的麻烦：不仅仲回获赐的“慕化怀德”称号令其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带回的明州牒文上书“赐日本国太宰府令藤原经平”，公卿对此有多质疑，特别是牒文中还有“回赐”字样，令日本朝臣颇为不满。事实上，成书于13世纪初的九条兼实日记《玉叶》中对此事也有提及，“承历之顷，又有此事。其牒状书‘回赐日本国’，因之，殊有沙汰，两度被问诸道，遂经两三年被留了，时人谤之”。由此可见，直至一个世纪之后，日本公卿仍然将此事视为耻辱。面对频繁的宋朝来牒，日本朝廷感受到了不安，唯恐卷入宋朝的朝贡秩序之中。《百炼抄》直言：“此事已为朝家大事。唐朝与日本和亲久绝，不贡朝物，近日频有此事，人以成狐疑。”此后经过多次阵定，日本朝廷的态度始终都是不可回牒。
但是，宋神宗并未因日本的消极应对而放弃努力。元丰三年（1080），宋朝第二批使者从明州出发，携带着“大宋明州牒日本国”的牒状前往日本。此次遣使，在《扶桑略记》和《善邻国宝记》中都有记载，使者姓名被记为孙吉或是孙吉忠，但是对比当时公卿的日记即可知晓，这一说法是有误的。据日记记载，此次的使者其实名为黄逢，身份是孙忠的水手，黄逢到日的目的是问寻久滞未归的孙忠的下落。正是黄逢的到来，不仅使一度平息的宋日牒书问题再起波澜，同时也对请医事件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逢一行到达大宰府是在当年（1080）闰八月，随后不等大宰府奏报，就持牒“乘小舟飞帆参入”。据《水左记》记载，朝臣们获悉黄逢到来的消息是在闰八月二十六日，此时黄逢已经到达了京城附近的越前国。尽管日本朝廷正式接受牒书要等到九月十日，但朝臣基于先前的经验，早在此时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寻问孙忠下落只是表面的理由，此次宋国遣使的实际目的在于“有所郁重牒示”，也就是催促日本回复上一年的牒状。正因如此，源经信等人却下了将黄逢和宋朝牒状一并遣回大宰府后重新进上的提议，而是采纳“于牒状者令越前国司进取，至于黄逢者遣返彼府”的方案。闰八月三十日，朝廷遣官自越前国进上宋牒。
日本朝廷获悉宋牒再度到来时，已经决定不向高丽派遣医师，但这一情况仍对日本回牒的内容产生了影响。如上文所述，闰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三日间回牒主旨的急遽转变，正是以黄逢的到来作为契机的。（见表1）公卿们意识到，此次宋牒到来的目的就是催促回复前一年（1079）的牒状，甚至进而将日本视作与高丽同等的朝贡国。由此，对于高丽牒状的疑虑也重新浮出水面。这一时期，宋丽外交恢复，高丽牒状违例，以及宋朝使者再次到来。种种迹象自然令日本朝廷产生怀疑，即请医是宋朝的策略，目的就是将日本纳入宋朝朝贡体系之中。
这样的疑虑首先体现在大江匡房对高丽牒状的指摘上。九月四日的阵定中，匡房指出了高丽牒状中存在六处违例：
一，牒字下不注上字事。一，不封函封纸事。一，不注年号注己未年事。一，年月下唯注日不注一二事。一，称圣旨事，圣旨者宋朝所称也，如本朝
其中第五条尤其醒目，在指出高丽牒状将处分改为圣旨后，匡房特意强调“圣旨者宋朝所称也”。如奥村氏所说，这一时期在高丽国内存在大量“圣旨”等僭越性的用语，这可以视作高丽虽然奉辽为正朔，但外交上仍坚持独立性的象征，而此类用语出现在牒状中则是向日本宣扬国威的表现。但日本朝廷的理解并非如此，而是怀疑高丽作为“蕃国”却称“圣旨”，其背后恐怕有宋朝的存在，毕竟这一时期宋丽两国的往来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涨局面。
日本朝廷的这一疑虑看似离奇，其实不是没有先例。长德年间（995—999），高丽也曾向日本发来牒状，此事在藤原实资的日记《小右记》中有详细记载：
（长德三年六月十一日）又高丽牒状有令记日本国之文，须给官府太宰，其官符文，注高丽为日本所称之由，又可氵事者，高丽国背礼仪事也，商客归去之时，有披露彼国欤。但见件牒，不似高丽国牒，是若大宋国谋略欤？抑高丽使太宰人也，若不可返遣，可被勘其罪。……大宋国之人近在越前，又在镇西，早可归遣欤。
由于牒状有“背礼仪”之处，日本朝臣决定不予答复，同时还怀疑这不是高丽牒状，而是宋朝的谋略，甚至提出将高丽使人治罪，并将当时“近在越前，又在镇西”的宋国商人也一并遣返。
长德年间之事令日本朝臣记忆犹新，实际上大江匡房起草回牒就曾参考“长德、承平天庆、永承等返牒”，在论及牒状违例之处时也是以“长德之牒”作为类比。当时，宋朝使臣也已经到达越前国，情景十分相似。因宋人的谋划而被卷入宋朝的朝贡秩序之中，这是日本朝廷无论如何都想要避免出现的状况。
由此不难理解，日本朝廷的回牒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由陈述实际原因急遽转为指责高丽牒状中的违例之处，其实是日本朝廷面对宋朝积极外交态势的一种应激反应。对高丽国真实意图的怀疑，以及对可能卷入宋朝朝贡体系的不安和抵触，转化为本国意识的极度高涨，因此，日本在回牒中言辞激烈地强调其宗主国的地位，斥责高丽“宅暇陬而跨上邦，诚彝伦道斁”。唯有如此，日本才能在宋朝的外交压力下重新确认本国的自立性和优越感。换言之，日本朝廷在回牒中充满大国意识的言辞，其实正是其在外交上虚弱的反映。
九月二十四日，大江匡房拟定了回牒，几经周折后由大宰府发往高丽广评省。当月十日，宋朝牒状到达京城，日本朝廷虽经多次阵定，仍未能就是否答复做出决定。直到永保元年（1081），宋朝派出的以黄政为首的第三批使者到达京城，其理由除寻找孙忠之外，还有请日方协助遣返宋商刘琨父子。在宋朝的一再压力下，日本朝廷只得于翌年（1082）十一月由大江匡房执笔回牒宋朝，经孙忠携带回国。至此，牒书外交的悬案才告一段落，但宋日两国的外交依然未能展开。面对频繁的宋朝来使，日本只是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应对。
四、 “请医事件”与11世纪后期的日本外交
如上所述，笔者对整个请医事件进行了梳理，结论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日本朝廷并非从一开始就因高丽牒状违例而拒绝遣医，放弃派遣的客观原因是医师认为路途遥远且无此先例而不愿前往。第二，回牒的内容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陈述实际原因转为激烈责问高丽牒状的违例之处。第三，促成回牒内容转变的契机是宋朝牒状的到来，出于被卷入宋朝朝贡体系的不安，日本朝廷开始怀疑高丽牒状的真实意图，进而通过在回牒中极力强调其上国地位的方式，来确认自身的自立性和优越感。总之，请医事件的走向受到当时复杂的东亚国际背景的影响，若不涉及对宋日外交的探讨便无法全面认识其经纬。
自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国内如遣唐使般由国家主导的对外关系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东亚海洋上海商势力和文化僧人的频繁往来，但海外贸易也受到朝廷的严格控制。一般认为，伴随着律令制度的崩溃，日本的对外态势由开放走向封闭，政治性交涉让位于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近年来，这一经典图式也开始受到重新地审视，特别是对于海商的身份和定位有了更多的认识。
从“请医事件”来看，日本朝廷始终是以上国身份对待高丽国来牒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朝廷起先虽对事件的真伪存有怀疑，但仍念“高丽之于本朝也，历代之间久结盟约，中古以来朝贡虽绝，犹无略心”，主张应允高丽王的请求。即便在最终的回牒中，日本仍强调“犯雾露于燕寝之中，求医疗于鳌波之外。望风怀想，能不依依？”对高丽远道而来的行为表示赞赏。事实上，海商的到来本身就被视为朝贡的一部分，山内晋次通过严密的史料分析指出，中国商人为规避日本的“年纪”制度，在规定时间之外也能够赴日贸易，往往自称为“深蒙德化”“欲报朝恩”“慕皇化，感圣恩”等。日本朝廷将中国商人的到来视作“化外之民”的朝贡，对他们进行集中的管理和统制，以此满足律令国家以来“独善性本国中心主义”，而海商也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但是，海商也同样为宋朝皇帝所用，意图通过牒书传递建立“以宋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因此，海商带来的宋朝牒状，无疑会使日本朝廷所构建的“本国中心主义”面临破产。日本朝臣面对牒状中的“回赐”字样表现出极度反感，并竭力回避与宋朝的政府间交往，当进一步感受到宋朝的压力时，只得通过向高丽等周边国家示以上国的姿态，来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与优越感。在“请医事件”中，日本之所以严词谴责高丽牒状违例，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正如渡边诚所说，日本回牒中指责文书不备等只是表面的理由，实际则是对本国在国际环境中处于弱势的心理性不安，以及为遮蔽这一不安而采取的虚张声势。只不过，日本感到弱势和不安的对象不仅仅是高丽，可能还包括了其背后的宋朝。
“请医事件”之后，宋朝仍向日本发出过数次牒状，但日本始终以消极姿态回应。然而，此时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同于前代。据《江谈抄》记载，海商间传言，大江匡房在回牒中的“双鱼犹难达凤池之月，扁鹊何得入鸡林之云”一句传入了宋朝皇帝的耳中，宋帝愿意以百金购买佳句。当然，这可能只是海商的杜撰，但从中可以看到，海商的活跃已将试图维持“独善性的本国中心主义”的日本国卷入了一个交往更频繁、更多元的东亚世界之中。
本文作者马云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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