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
·古代史·
罗马帝国的殉道者？
——波爱修斯之死事件探析
康 凯
内容提要 自吉本以来的传统观点认为，波爱修斯之死所体现的是东哥特蛮族统治者对罗马元老贵族的迫害，他本人也往往被看成为了罗马帝国而牺牲的。然而，结合当时的史料和政治环境可以发现，实际上波爱修斯的倒台并非是由于蛮族对罗马人的迫害，而是源于他本人在罗马元老院和东哥特宫廷中的诸多政敌的陷害。正是元老院法庭对他进行了最终审判，并处决了他，而波爱修斯当时并不认为自己是为了罗马帝国而死。在他看来，他仍然生活在罗马帝国中，仍然在为罗马人民服务。
关键词 波爱修斯 东哥特政权 罗马元老院 罗马帝国 吉本
“元老波爱修斯是‘最后的罗马人’，加图和图里乌斯大概会把他看成他们的同胞。”这是吉本对波爱修斯的评价。波爱修斯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学者，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学术论著，《哲学的慰藉》作为他离世前的最后作品，被看成这位哲学家的“天鹅绝唱”。阿尔弗雷德大帝和伊丽莎白女王都曾经亲自翻译过这部著作，它也成为中世纪以降哲学和文学领域的经典研究主题。
波爱修斯的哲学思想有超越时代的影响力，然而，波爱修斯本人并不是一位超越时空的哲学家，他只是一位生活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罗马元老贵族。对于波爱修斯及其所处的时代，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论述。吉本将波爱修斯看成“最后的罗马人”之一，是罗马人德性的化身，然而，波爱修斯最终遭到了罗马元老院的处决。在基督教传统中，波爱修斯被看成一位殉道者，死于信奉阿里乌派君主之手。而在吉本看来，波爱修斯的“殉道”有另一层含义：波爱修斯涉嫌参与“邀请皇帝让意大利脱离哥特人”的阴谋，因此他是以“爱国者”的身份为罗马帝国而死的。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大背景下，波爱修斯不仅是一位公教信仰的殉道者，也被吉本描绘成一位罗马帝国的殉道者。吉本对东哥特王狄奥德里克的统治赞赏有加，并且将他描述为“共和国的恩主”，保存了罗马帝国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但是，“甚至是哥特王国温和的统治方式以及（罗马人）对其的忠诚与感激，对于一位罗马爱国者的自由精神来说也必然是无法忍受的。”
历代研究者积累下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波爱修斯所处的时代有日益深入的了解，而吉本笔下的波爱修斯形象仍然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东哥特统治者与罗马元老贵族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波爱修斯的陨落。因此，不少研究者在吉本的基础上都致力于进一步考察罗马元老贵族与东哥特统治者之间所存在的宗教和政治对立。有些人强调当时存在的宗教矛盾，认为波爱修斯死于信奉阿里乌派的东哥特统治者与支持公教的罗马元老贵族之间的冲突。亨利·考斯特认为，虽然当时的史料表明波爱修斯所受到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原因，但是波爱修斯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会牵涉信奉阿里乌派的哥特人和信奉公教的意大利罗马贵族以及东部朝廷之间的对立。著名的早期教会史学家亨利·查德威克认为，波爱修斯试图弥合当时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之间的分裂，他对公教的信仰以及他的元老阶层背景也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政治立场，使他倾向于支持罗马帝国的东部朝廷。这些研究者认为，宗教矛盾只是东哥特统治者和罗马元老贵族之间政治矛盾的延伸。更重要的是，东哥特政权统治下西部的一些大家族仍然与东部朝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可能有一些罗马元老贵族热切地希望东部朝廷能够驱逐东哥特人，恢复罗马帝国的统治。早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就提出过这种观点。罗马帝国晚期的重要研究者约翰·马修斯也认为， 波爱修斯之死是东哥特政权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促进了查士丁尼对罗马帝国的统一进程。莫尔海德则指出，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中所提到的“罗马自由”在哥特战争期间也经常出现在东部朝廷的宣传中，这可能表明波爱修斯倾向东部朝廷的政治立场。近来比昂利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以波爱修斯所属的阿尼奇乌斯家族为考察对象，认为阿尼奇乌斯家族与罗马帝国东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波爱修斯之死可能体现了以阿尼奇乌斯家族代表的传统元老贵族与东哥特统治阶层的对立。
不过，近几十年来，也有少数研究者开始质疑传统的政治和宗教解释，因为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中既没有提到任何宗教冲突，也没有任何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言论，因此，波爱修斯之死可能另有原因。于是，巴尼施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波爱修斯可能与喜爱柏拉图哲学的东哥特贵族狄奥达哈德有密切的关系，狄奥达哈德在534年通过一次宫廷政变短暂地成了东哥特统治者，而波爱修斯之死可能暗示着此前另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奥唐奈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在奥唐奈看来，波爱修斯在事发之前已经位高权重，并且是元老贵族中的领袖人物，很可能正是波爱修斯本人试图发动一次内部政变，成为西部的统治者。
总之，对于“波爱修斯之死”这一事件，如今的研究者们存在着诸多解释，但仍然难以形成定论。巴尼施、奥唐奈等研究者虽然对吉本以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但由于在他们提及波爱修斯的论著中，论述的主题本身并非“波爱修斯之死”事件，因此也并未对他们的观点进行详细的展开。本文基于这些研究成果，试图对“波爱修斯事件”进行重新解读，旨在通过对史料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尝试分析目前学术界对波爱修斯事件存在的争议。波爱修斯究竟是为了公教信仰抑或是罗马帝国而死？他是否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信奉异端的蛮族王国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位思想家独特的时代性，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罗马元老阶层在“蛮族王国”中的真实处境。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对波爱修斯事件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对“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传统史学观点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波爱修斯事件的史料与背景
波爱修斯的陨落缘于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晚年的一起政治事件。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称为“波爱修斯事件”。如今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523年到524年间。要了解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首先需要了解波爱修斯的生平经历。阿尼奇乌斯·曼利乌斯·塞维里努斯·波爱修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大约生于480年，他来自当时罗马帝国西部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即阿尼奇乌斯家族。他的父亲在奥多阿克统治时期曾担任过公元487年的西部执政官，但在波爱修斯尚未成人之前便已去世。波爱修斯随后被当时另一位著名的元老昆图斯·奥勒利乌斯·梅米乌斯·叙马库斯（Quintus Aurelius Memmius Symmachus）收养，叙马库斯家族自从4世纪后期以来一直在西部元老阶层中拥有颇高的地位。波爱修斯在叙马库斯的照顾下受到了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并且娶了叙马库斯的女儿路斯提奇亚娜为妻。
波爱修斯精通希腊语，他不仅致力于哲学研究，还致力于将希腊语的哲学著作翻译成拉丁语，他的学识在当时受到了人们一致称赞。由于学术上的声望和显赫的家世，波爱修斯的仕途最初也一帆风顺，他在507年就已经拥有了“权贵”（patricius）的头衔。510年，他单独担任了当年的执政官，不过，这还不是波爱修斯政治荣誉的最高点。大约在522年，他被东哥特政权任命为政务总管（Magister Officiorum），同年，他的两个儿子同时担任了执政官。然而，就在这位元老贵族的声望和权势达到鼎盛之后不久，他却遭到了灭顶之灾。正如此后波爱修斯自己在《哲学的慰藉》里所说的那样，他的经历就像“命运之轮”的一场游戏，命运使他从最低处上升到最高处，然后又使他从高处一落千丈沦为阶下囚。
对于导致波爱修斯命运转折的“波爱修斯事件”，我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哥特战争结束后的两部著作，即《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和普罗柯比的《哥特战争》，波爱修斯本人在《哲学的慰藉》中也对这一事件有所提及。《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对波爱修斯事件的背景论述较为详细，也是当今研究者了解波爱修斯事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根据《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说法，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在晚年受到了恶魔的诱惑。从此以后，狄奥德里克开始改变此前温和的统治方式，日益坚持自己的阿里乌派信仰，并且想方设法试图迫害罗马人，波爱修斯成为这种迫害的牺牲品。当时有一位名叫西普里安的官员指控元老阿尔比努斯曾经给东部的查士丁皇帝送去一封书信，其中有反对东哥特统治的内容。当阿尔比努斯否认这项指控时，同时在场的波爱修斯出面维护了阿尔比努斯。波爱修斯当面告诉狄奥德里克，西普里安的指控是不实的，如果阿尔比努斯的确有罪的话，那么波爱修斯本人以及整个元老院也都有罪。于是，告发者西普里安再次伪造了一些证据，同时也告发了波爱修斯。狄奥德里克相信了伪造的证据，先将波爱修斯和阿尔比努斯关押了起来，随后处决了波爱修斯。
普罗柯比在《哥特战记》中也提及了波爱修斯的遭遇，但他的论述和《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中的论述有所不同。根据普罗柯比的说法，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作为当时罗马元老院中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德性和声望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这些人在狄奥德里克面前诽谤这两位元老，狄奥德里克相信了他们的诬告。在普罗柯比这里，狄奥德里克处决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理由是他们试图发动一场“叛乱”。此外，普罗柯比并没有将狄奥德里克看成一位暴君，他认为这是狄奥德里克在统治期间所做的唯一的不义之举，而后来狄奥德里克还因处决了这两位尊贵的元老而痛哭流涕。
与上述这两份史料相比，波爱修斯本人在《哲学的慰藉》中的论述更像一篇申辩，充满了对自己所受不公的愤慨。虽然波爱修斯并没有详细提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因为是出自波爱修斯本人的陈述，因此也十分值得关注。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的确提到了当时有人指控元老阿尔比努斯谋反。波爱修斯认为，狄奥德里克想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来加害整个罗马元老院，于是他奋不顾身地为整个元老院辩护，也被牵涉到这起事件中。按照波爱修斯自己的说法，指控他的罪名主要是“为了保护元老院而企图阻止告发者获取能够证明元老院谋反的证据”“企图恢复罗马的自由”以及“企图使用渎神的方式来谋求高位”，而在波爱修斯本人看来，这些指控都是不实的或者是荒谬的，是有人捏造证据对他进行诬告。综合上述这些史料来看，“波爱修斯事件”是一起涉及东哥特政权和罗马元老院之间关系的政治事件。虽然上述史料略有出入，但是我们通过这些记载不难推断，大约在523年左右，当波爱修斯担任东哥特政权的政务总管时，罗马元老院中有成员被指控反对东哥特政权的统治，而波爱修斯则是为了维护自己元老阶层的同僚而遭到了东哥特统治者的惩罚。
如前文所述，此前的研究者们往往根据上述史料将波爱修斯之死解释为哥特人统治者和罗马元老贵族之间以及阿里乌派和公教之间潜在的矛盾。西部的元老阶层为了摆脱东哥特人的统治而暗中与东部朝廷联络，请求东部前来恢复罗马帝国的统治。波爱修斯是被卷入其中的元老贵族之一，也正是这一事件促使了他的倒台。然而，如果将“波爱修斯事件”放置到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中来看的话，便会发现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从宗教层面上来说，东哥特政权信奉的是阿里乌派，而这和当时公教会所坚持的正统教义之间的确存在潜在的矛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东哥特政权的官方文件中，东哥特统治者多地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例如，在510年前后的一封写给热那亚犹太人社团的信中，狄奥德里克答应了他们建造犹太会堂的请求，同时也表达了他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我的确给予了你们许可，但是，我并不赞同你们错误的信仰。我不能够命令你们的宗教信仰，因为在被迫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获得信仰。”
东、西部教会因为教义纷争而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阿卡西乌分裂在519年结束。一些研究者推测，东西部教会的重新合一被东哥特政权统治看成一种严重威胁。这次和解是由新即位不久的皇帝查士丁和他的外甥查士丁尼所极力促成的，宗教上的再度合一暗示政治上再度统一的可能性。确实，在510年以后，东部的朝廷、东、西部教会以及包括波爱修斯在内的一些西部的元老贵族都在互相联络以谋求阿卡西乌分裂的和解。现代的波爱修斯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波爱修斯在510年到520年左右所撰写的5篇神学论文中，他试图维护西部公教会所支持的卡尔西顿派正统教义，他所探讨的问题可能与阿卡西乌分裂期间东西部教会之间在教义上的争议有关。
然而，这些论文实际上并不能证明波爱修斯站在了公教的立场上反对阿里乌派的东哥特政权，因为波爱修斯在他的这些神学论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对阿里乌派信仰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与现代研究者所设想的宗教冲突的局势不同，当时留存的一些教会书信表明，西部元老贵族和东部朝廷在谋求东、西部教会和解的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回避东哥特政权。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实际上也参与促成西部教会与东部教会的和解。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在516年写给罗马元老院的信中不仅希望西部的元老阶层能够支持东、西部教会的和解，还希望元老院能够促使“最光荣的王”（gloriosissimuum regem）和“最神圣的罗马城的教宗”（beatissimum papam almae urbis Romae）也支持和解。而在回复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件中，元老院告诉阿纳斯塔修斯皇帝“我们的君主，不可战胜的王，您的孩子狄奥德里克”（dominus noster invictissimus rex Theodericus filii vestri）将会遵从皇帝的命令将这一问题请示教宗。不久之后，阿纳斯塔修斯皇帝驾崩，查士丁皇帝在518年即位后继续支持东、西部教会的和解。519年左右，东部朝廷的特使格拉图斯来到西部与教宗何尔米斯达商讨东、西部教会和解的事宜。当时已经成为查士丁皇帝副手的查士丁尼也同样参与了此事。查士丁尼在写给何尔米斯达的信中希望教宗将这次使节的拜访“告诉不可战胜的狄奥德里克王”（invictissimus rex Theodericus）。此外，教宗何尔米斯达在与东部朝廷商议教会和解的事务时也曾经多次听取了狄奥德里克的意见。519年前后，教宗何尔米斯达在征询了狄奥德里克的意见之后派出使团前往东部，最终完成了与东部教会的和解，结束了阿卡西乌分裂。
东哥特政权一直参与到东、西部教会和解的事务。西部的元老阶层、东部朝廷和东西部的教会并没有因为东哥特政权理论上的阿里乌派立场而刻意回避，也没有证据表明东哥特政权因为本身的宗教立场而对东、西部教会的和解怀有疑虑。根据《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说法，波爱修斯遭到监禁后，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强迫教宗约翰出使东部为阿里乌派说情，而约翰归来后遭到了狄奥德里克的监禁，不久便去世了。有些研究者遵循《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论述结构，将波爱修斯事件和教宗约翰出使东部为阿里乌派说情联系起来。
然而，首先从时间上看，波爱修斯事件发生在523年到524年之间，而教宗约翰的事件发生在525年末或526年初，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两起事件之间有关联。即使在《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论述中，促使波爱修斯倒台的也并非宗教原因。其次，约翰去世后继任的教宗菲利克斯四世仍然是狄奥德里克推选的，他的当选也获得了罗马元老院的同意。在狄奥德里克的继任者阿塔拉里克给罗马元老院的书信中写道：“尽管信仰不同，但选举这样的一位教宗显然不会让任何尊贵的人们失望，所以你们应该感激，他（狄奥德里克）特别渴望所有的教会都能够繁荣，并且拥有优秀的神职人员。”此外，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中并没有提到他的遭遇与当时的教义冲突有何联系，身陷囹圄的波爱修斯甚至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基督教立场，以致波爱修斯本人的基督徒身份也往往引起研究者的质疑。
当然，对于4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罗马帝国来说，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密不可分。无论公教与阿里乌派之间潜在的宗教矛盾是否激化，西部元老阶层作为信奉公教的罗马人，在政治上似乎理应更加倾向于支持公教的东部朝廷。实际上，在波爱修斯事件发生之后，东哥特政权和东部朝廷之间仍然维持着较好的外交关系。在东哥特统治者看来，他们统治的是罗马帝国的继续，并不是一个蛮族王国。东哥特政权的建立者狄奥德里克（Theoderic）本人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执政官，按照东部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看法，狄奥德里克“虽然名义上是一位篡位者，但是实际上是一位真正的皇帝”。而西部的一些元老将他看成“又一位图拉真皇帝或瓦伦提尼安皇帝”。狄奥德里克在位期间也一直将自己看成一位罗马传统的维护者，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着西部。
普罗柯比在《哥特战争》提到，波爱修斯被处决是由于“叛乱”。然而，普罗柯比并未提到这次“叛乱”与东部有何政治关联，也很难将其与宗教冲突联系起来。普罗柯比随后还记载了狄奥德里克向他的侍医赫尔皮迪乌斯忏悔处决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行为，而这位赫尔皮迪乌斯正是一位公教的助祭。在普罗柯比这里，狄奥德里克因为对自己处决了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行为伤心过度而去世。普罗柯比告诉我们，狄奥德里克的去世引起了臣民们莫大的哀痛。
普罗柯比还记载了哥特战争中一件与波爱修斯有关的事件。546年，哥特人围困罗马城期间，波爱修斯的妻子路斯提奇亚娜仍然留在罗马城中。当罗马城再度被托提拉的军队占领后，哥特士兵们试图谋害她，理由是此前她曾经摧毁狄奥德里克的雕像，以此来为她的父亲叙马库斯和丈夫波爱修斯报仇。不过，此时进入罗马城的托提拉保护了路斯提奇亚娜和其他元老阶层的妇女们，他还对仍然留在罗马城中的元老们进行了演说。在演说中，他谴责元老们忘记了狄奥德里克和阿塔拉里克的恩德，并且质问元老们“是否在哥特人这里受过伤害，而查士丁尼又对他们干过什么好事？”从普罗柯比的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罗马人和哥特人爆发战争的背景下，并且在路斯提奇亚娜为她的父亲和丈夫报复狄奥德里克的故事中，普罗柯比也没有提及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之前所遭受的不幸和东部罗马帝国的朝廷有任何关联。最后反而是东哥特人的领袖托提拉救助了她，并谴责了西部元老贵族的忘恩负义。如果在哥特战争爆发的十多年前，的确曾经有一些诸如波爱修斯这样的元老出于政治目的暗中联系过东部的话，站在东部立场上的普罗柯比不大可能对此只字不提。
因此，从当时的各种记载来看，试图将波爱修斯之死事件与近十年之后的哥特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基于一种传统的假设：即认为当时东哥特政权内部存在着“罗马人与蛮族”“公教和阿里乌派”的严重对立，而且还认为当时的罗马元老贵族中存在着一群渴望“复国”的“爱国主义者”。这种假设试图从民族、教派、国家等方面的矛盾来解释波爱修斯之死，本质上是将一些现代人的政治和宗教观念移入波爱修斯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带有鲜明立场的论述也影响到了研究者的判断。需要注意的是，《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本身有特殊的创作背景。《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写于6世纪50年代的拉文纳，其写作的时代不仅在哥特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也在查士丁尼试图统一东、西部教会、强化卡尔西顿派正统教义期间。553年召开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与554年为了处理意大利战后事务所颁布的《国事诏书》正是这两大事件的标志，《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论述对东哥特政权的态度与东部朝廷的政治和宗教立场十分一致。在《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中，东部的皇帝查士丁虔诚的公教徒形象与支持阿里乌派的狄奥德里克形成了对比。《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还提及了狄奥德里克不识字的逸闻，而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存在着几乎同样的内容，但描述的对象则是查士丁尼。因此，在这一时间段上写作的《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所体现的是哥特战争后东部官方立场上对东哥特政权的论述，没有完全揭示出波爱修斯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波爱修斯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并不存在如此简单而直接的政治或者宗教对立。因此，“波爱修斯事件”很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或宗教矛盾无关。要更加清晰地了解“波爱修斯事件”，我们需要将视角进一步地缩小到当时波爱修斯本人所处的环境中，而《哲学的慰藉》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揭示波爱修斯之死的重要线索。
《哲学的慰藉》、元老院法庭与波爱修斯的审判
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中提到，他此前一直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而不断地与一些恶徒进行斗争，也正是这些恶徒导致了他的不幸。波爱修斯所提及的这些“恶人”是否存在某种一致的政治或者宗教立场呢？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波爱修斯本人的处境。
在《哲学的慰藉》第1卷第4节中，波爱修斯向哲学女士论述了他自己的遭遇，并且谴责了他眼中的恶人：
当柯尼加斯图斯（Conigastus）企图谋取那些无助之人的财产时，我曾经多少次阻止过他！当主管宫廷事务的特里圭拉（Trigguila）正在图谋，甚至已经在实行他的那些恶行的时候，我曾经多少次迫使他收手！当那些野蛮人难以遏制的、无止境的贪婪所引起的诉讼烦扰着不幸的人们时，我曾经多少次使用我的职权冒险去保护他们！
这里提到的柯尼加斯图斯和特里圭拉都是哥特人。不过，波爱修斯所谓的“野蛮人”可能并不意味着他对哥特人有特别的敌视。在《哲学的慰藉》全篇中，“barbarus”这个词仅仅在这里出现过1次。波爱修斯这里所谓的“野蛮人”似乎并不仅仅包括这些哥特人，因为他紧接着进一步地论述了他与其他一些恶徒的斗争，其中也同样包括了罗马人：
当坎帕尼亚地区正在发生严重饥荒时，一条严苛的、不可理喻的命令却强迫那个地方出售谷物，这将会使该地区陷入贫困的境地。我出于公众的利益采取行动与大区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抗争，前往了统治者那里申诉了此事，我胜利了，强迫出售谷物的行为被制止了。出于欲望与野心，那些宫廷的狗已经在吞噬前执政官保利努斯（Paulinus）的财产，正是我从他们的口中救出了保利努斯。另一位前执政官阿尔比努斯受到指控已经被认定有罪，是我挡住了西普里安的仇恨，使阿尔比努斯免于受到惩罚。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波爱修斯这里所提到的“坎帕尼亚饥荒”可能指的是他在510年担任执政官时期发生的事件，而当时与他发生冲突的大区长官则是另一位来自阿尼奇乌斯家族的元老贵族福斯图斯·尼格尔。福斯图斯也同样拥有显赫的政治荣誉。他是490年罗马帝国西部的执政官，并在492年到494年间担任东哥特政权的政务总管，还在509年到512年左右成为东哥特时期意大利的大区长官。492年，福斯图斯还作为狄奥德里克的使节前往东部，试图获得东部朝廷对东哥特政权的认可。
波爱修斯提到的西普里安就是指控阿尔比努斯和波爱修斯的主谋，其家族的地位可能并不十分显赫，但也来自西部的元老阶层。他的父亲老奥皮里奥曾经是奥多阿克统治时期的官员，他本人受到东哥特政权重用，他还在527年担任过政务总管的职位，并且获得了“权贵”的头衔。波爱修斯所保护的前执政官保利努斯的身份并不清晰，他可能是498年西部的执政官，并且在510年获得过“权贵”的地位。被西普里安指控的前执政官阿尔比努斯来自德西乌斯家族，这是当时罗马帝国西部另一个颇有权势的家族。阿尔比努斯曾经是493年的执政官，可能也在503年左右担任过大区长官。正是西普里安对阿尔比努斯的告发导致波爱修斯受到牵连。实际上，波爱修斯告诉哲学女士，他的行为可能得罪了东哥特政权中的不少既得利益者：
您是否认为我招致了极大的反对？因为我热爱正义，在那些宫廷官员中间难以获得安全保障，而在其他人中间我理应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哪些人打倒了我呢？一位是巴西利乌斯（Basilius），他之前在宫廷中被撤了职，但是由于他所欠的债务，他被人强迫告发了我。另外两位是奥皮里奥和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他们由于劣迹斑斑而曾经被政府驱逐。
巴西利乌斯和高登提乌斯的身份并不十分清晰，但是，他们很可能也是为东哥特政权效力的罗马人。与他们一起参与告发的奥皮里奥则是西普里安的兄弟。同西普里安一样，奥皮里奥也在此后的东哥特政权中得到重用，并且在527年成为罗马元老院中的一员。此外，奥皮里奥和西部的公教会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529年，奥皮里奥和高卢大区长官利贝里乌斯（Liberius）一起参加了公教会为谴责半贝拉基主义（semipelagianism）而召开的奥朗日公会议，他是公会议决议的签署者之一。534年，教宗约翰二世在一封书信中向几位著名元老贵族表达了他对当时一些教义问题的看法，其中包括奥皮里奥。
与波爱修斯的论述相反，在东哥特官方书信中，奥皮里奥和他的兄弟西普里安都获得了良好的评价。由于保存和出版这些文件的卡西奥多路斯本人长期在东哥特宫廷效力，并且正是他继任了波爱修斯政务总管的职位，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波爱修斯事件可能体现的是东哥特宫廷中的官僚集团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冲突。但是，宫廷官员和罗马元老院之间并不是两个互相隔离、泾渭分明的集团，波爱修斯本人在被告发之前就同时具有双重身份。波爱修斯正是因为在宫廷中担任政务总管这一要职，因此才能够在统治者面前维护他的元老院同僚。从上文可见，波爱修斯的敌人中既有哥特人也有罗马元老贵族，还包括奥皮利奥这样与教会关系密切的公教徒和大区长官这样重量级的元老，无法用“蛮族与罗马人”“阿里乌派和正统派”“宫廷与元老院”的派系对立来解释。
《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和《哲学的慰藉》中都提及了波爱修斯为维护“整个元老院”而出面为阿尔比努斯辩护。但从波爱修斯的敌人们的身份上来看，元老院显然也有他的敌人。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的论述也透露出另一种信息。实际上“整个元老院”并没有站在波爱修斯这一边，因此，他只能向哲学女士表达他的冤屈：
指控我的主要罪名是什么？据说我是为了维护元老院的安全。以哪种方式指控呢？我被指控阻止了一位告发者获得有可能证明元老院谋反的文件。老师，您是怎么看的呢？我应该否认这一指控而不让您蒙受羞辱吗？但是，我的确是一直想维护元老院的安全。那我应该认罪吗？然而，我也没有再去阻止告发者。那我应该把维护元老院的安全看成是一种罪行吗？但是，元老院却真的发布了一份关于我的决议，并认为我的行为是有罪的。
虽然波爱修斯认为他是在维护元老院，但是最终给他定罪的正是元老院。《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也提及了一些罗马元老院判决波爱修斯信息：
此后，阿尔比努斯和波爱修斯都被囚禁在一座教堂的洗礼所内。统治者召唤了罗马城守尤西比乌前往提奇努姆，在不允许波爱修斯本人出庭旁听的情况下宣布了对他的判决。
主持审判波爱修斯的罗马城守尤西比乌也是长期为东哥特政权效力的罗马贵族，并且是拥有显贵（vir illustrius）地位的大贵族。罗马城守也同样是罗马元老院的主持者，需要负责审理与元老院成员有关的各种诉讼。《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作者试图把处决波爱修斯的责任归咎于狄奥德里克，只是顺带提到了罗马城守尤西比乌。然而，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本人充分地表达了对这次审判的不满，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正是那些审判他的元老们：
有哪种罪行，甚至是完全而公开的认罪，能够让法官们有如此一致地严厉判决、使他们毫不同情人类易于犯错的心智和无处不在的无常的命运？如果我被控企图焚毁教堂，或者心怀恶意地想谋害神职人员，又或者密谋杀害所有的好人，那我也应该出席对我的审判，并且在判决前认罪或者被确定有罪。现在我在500个千步（quingenti mile passum）之外，因为太想保护元老院，而在毫不知情和没有辩护的情况下被判处了死刑，被没收了财产。你们才是罪有应得啊，你们这些没有因为同样的罪行而被定罪的人们！
在这一段文字中，波爱修斯明确表达了对审判他的元老院法庭的不满。法官们无情的判决以及不公正的审判程序使波爱修斯对他所维护的元老院也失去了信心，甚至抱怨他所维护的元老院中的元老们罪有应得。审判波爱修斯的是由罗马城守尤西比乌所领导的五人审判团（quinquevirale iudicum）。五人审判团是瓦伦斯、格拉提安和瓦伦提尼安二世3位皇帝联合执政时期设立的法律机构。376年颁布的一份法令中规定，其他法律机构可以受理涉及元老的诉讼，但是对拥有元老身份的人来说，最后对他们的判决需要通过一个由罗马城守主持的五人审判团来裁定，且这个审判团的成员都必须由元老院中最尊贵的人物组成。在东哥特政权统治时期，由罗马城守主持的五人审判团还曾经审讯过一位名叫巴西利乌斯的元老院成员，他被指控研究巫术。当时波爱修斯的岳父叙马库斯也作为元老院中最尊贵的人物之一成为审判巴西利乌斯的五人审判团中的一员。因此，从法律程序上来看，实际上是罗马元老院按照罗马传统的法律程序审判了波爱修斯，并且通过了一份元老院决议判定波爱修斯有罪。
一些研究者将波爱修斯看成试图推翻蛮族政权，恢复罗马帝国统治的元老院领袖，其主要根据是，除了波爱修斯所声称的“维护整个元老院”这一理由外，他在《哲学的慰藉》中还提到，他被指控“企图让罗马自由”。这样的言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哥特战争时期东部的政治宣传口号，因为这一时期的东哥特政权也同样在宣称“罗马自由”。甚至在哥特战争爆发前夕，罗马元老院还致信查士丁尼，希望东部朝廷不要与东哥特政权开战，不要“剥夺罗马的自由”。因此，与“维护整个元老院”的表述一样，“企图让罗马自由”也是波爱修斯本人的表述，并不能说明波爱修斯在迎合东部朝廷的政治立场。
事实上，波爱修斯本人并没有为元老院“谋反”进行正当辩护。波爱修斯在事发之前就曾经当面告诉狄奥德里克，那些指控元老院“谋反”的证据是假的。而在他被囚禁期间所写的《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也仍然认为诬告他“谋反”的证据都是伪造的。虽然波爱修斯提到了元老院被指控谋反，但他并未明确提及他本人是否也受到同样的指控。波爱修斯唯一明确提及的一项对其本人的指控是“通过渎神的行为来谋求高位”（ob ambitum dignitatis sacrilegio）。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法律中，“渎神”（sacrilegium）罪行往往和“谋反”有着密切的关联。在4世纪到6世纪的罗马法律文献中，罗马统治者对“渎神罪”十分重视，其处罚也非常严厉。根据《学说汇纂》中的说法，渎神罪与谋反罪是十分相似的，因此波爱修斯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的兴趣很容易让人与这一罪行联系起来。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一些历史著述中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罗马元老院才是5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西部内乱和衰亡的罪魁祸首。在东哥特政权建立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发动政变、谋害罗马统治者的“谋反”行为经常与罗马元老院联系在一起。455年以后西部的第一位皇帝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就是元老院的领袖，东部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马尔凯利努斯认为，佩特罗尼乌斯谋害瓦伦提尼安三世是罗马帝国西部衰亡的重要标志。按照都尔主教格列高利的说法，阿维图斯皇帝也死于元老院之手。在另一位东部作家马尔库斯的著作中，当476年奥多阿克在废黜奥古斯都路斯之后，派遣罗马元老院的使节前往东部时，芝诺皇帝将元老院看成赶走奈波斯皇帝、谋害安特米乌斯皇帝的主要责任者。在波爱修斯事件爆发前，狄奥德里克已经年逾七旬，由于他的女婿欧塔里克的去世，他唯一的继承者是尚且年幼的阿塔拉里克。因此，元老院中有人试图发动内部政变很可能会引起统治者的警觉。而当波爱修斯这样政治地位颇高的显要人物出面维护他的同僚时，他本人也自然很容易受到怀疑。作为被牵涉谋反事件中重要人物，他被指控“通过渎神的行为来谋求高位”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也就符合了普罗柯比的说法，波爱修斯试图发动一场“叛乱”。从当时的情况上来看，这场叛乱不太可能与东部朝廷有直接的关联，而更可能是指元老院中有人试图发动内部政变，推翻现有的东哥特政权取而代之，并且同时可能也暗中联络东部皇帝。
结语
尽管波爱修斯被指控“谋求高位”，但是从波爱修斯本人言论中，似乎并没有“谋求高位”的打算。波爱修斯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有着明确的定位，这点从他对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的看法上可以体现出来。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与哲学女士探讨的一个问题是遵从哲学教导的人们如何面对暴君的恶意。波爱修斯列举了罗马历史上一些暴君的不义之举，也相应地列举了一些受到迫害的有德之士，这样的对比自然是在影射波爱修斯和狄奥德里克之间的关系。
波爱修斯认为，他热爱智慧，投身哲学研究，并且作为政务总管尽心尽力地为东哥特政权效力，希望用自己丰富的学识来教化罗马人民。然而，正如尼禄迫使他的导师塞涅卡自杀、卡拉卡拉杀害了他的导师帕皮尼安一样，昏庸的统治者听信了政敌们的诽谤，而使波爱修斯本人遭到了不幸。因此，在波爱修斯看来，狄奥德里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他既没有学习智慧，也没有将国家交给像波爱修斯这样致力于学习智慧的人，而是把国家交给了一些恶人。波爱修斯所挑选的这些例子都是和他本人的遭遇类似的事件，塞涅卡、卡尼乌斯和帕皮尼安都因为被统治者怀疑密谋参与政变而被害。然而，这些例子都是罗马帝国内部的事件。波爱修斯并没有提到任何罗马人抵抗外邦人或者蛮族的历史典故，既没有将他的遭遇归之于蛮族对罗马人的迫害，也不曾哀叹“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作为一位传统的罗马贵族，波爱修斯为教化罗马人民曾经拟定了宏大的计划。他曾经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都翻译成为拉丁语，试图将古代希腊的智慧重新介绍给他这个时代的罗马人。而在五个多世纪之前，西塞罗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西塞罗在《论预言》（De Divinationes）中回顾了此前完成的一系列哲学性著作，同时表明了研究哲学的目的：
我已经提到了迄今为止我所写的哲学著作，我如此迫切地渴望着要完成同一系列著作中余下的部分。如果没有严重情况的干扰，那么没有哪个哲学领域将会是我不曾涉及过的，也没有哪个哲学的领域会是拉丁语的光辉不曾照耀过的。……当然，我不能够保证，甚至也不能期望他们都前来学习哲学。但愿能够有一些人会这么做，即使只有少数人的话，他们的行为也能够对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在哲学研究方面能够独立于希腊作家，这也有益于罗马人的名声和荣耀。
西塞罗热衷于希腊哲学，但是，他研究希腊哲学的动机中也包含着对罗马文化和罗马国家的关怀。与西塞罗一样，波爱修斯的学术研究也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的联系，波爱修斯自己的论述和西塞罗的论述是遥相呼应的：
虽然执政官的职责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中，但是，将我曾经夜以继日钻研过的学问教导给公民们也同样有益于国家。先人们的德性已经将其他城邦的统治（dominatio）和他们的治权（imperium）转交给了这一个国家（res publica），因此，如果我继续这未竟的事业，用希腊人的智慧调和我们公民们的习俗，我们的公民们应该也不会责难我。这项工作对于执政官本身的职责来说也并非不必要的，因为罗马人的方式是：总是能够通过仿效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那些优秀的、值得赞叹的事物来获得越来越伟大的荣耀。
波爱修斯在510年担任执政官期间写下了上述的言论。虽然他和西塞罗之间相隔了五个多世纪，作为罗马人，他们的思想却高度一致。波爱修斯和西塞罗都热衷于研究希腊哲学，但是这并不仅仅出于对古希腊的智慧或者古希腊文化的兴趣。波爱修斯和西塞罗一样都有自己作为罗马人的立场，作为罗马政治家，他与西塞罗一样关心着如何用自己的学识来继续发展罗马这个国家，并且让罗马获得更多的荣耀。即使波爱修斯时代的罗马已经不如西塞罗时代的那样强盛，但是，对波爱修斯来说，他所为之服务的无疑仍是罗马帝国。至少在波爱修斯本人看来，他并不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而是罗马帝国政治斗争中的又一位不幸的牺牲者。
本文作者康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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