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定命运”论与19世纪中期美国的国家身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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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命运”论与19世纪中期美国的国家身份观念

滕 凯 炜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期，“天定命运”论在美国人开疆拓土的狂澜中应运而生。它建立在清教使命观和美国革命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意指美国担负一个上帝赋予的使命，要将自由的区域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乃至全世界。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第一种以“自由民主”、“自然权利”和“科技与文明”为核心话语，第二种则是从种族主义和性别观念的角度加以建构。“天定命运”思想是19世纪中期美国人理解自身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关键，两种不同的“天定命运”思想形塑了充满内部张力的美国国家身份意识，并对美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美国领土扩张提供了正当性话语，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外交注入了“道义”色彩。

关键词 美国 天定命运 国家身份 对外关系

扩张是19世纪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20世纪初曾这样描绘美国的“性格”：“这个伟大的民族总是向新的边疆前进，寻找新的土地、新的权力和完全自由的处女地，此种倾向犹如命运般支配着我们的事业并形塑了国家的政策。”“天定命运”作为一种扩张主义思想，在美国人开疆拓土的狂澜中应运而生。

关于“天定命运”，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常把这一思想界定为19世纪中期美国的扩张主义思潮，认为这一思想是论证美国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的正当性的工具。但是，既有成果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也未重点考察“天定命运”思想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关系。本文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国家身份构建的视角解读“天定命运”思潮，将其视为美国人认识自我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整套理念，反映了19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国家特性、国家目标和国际角色的思考。与前人研究不同，本文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它们既有相通之处，也有迥异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并使用了不同的话语资源，对美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 “天定命运”论的缘起

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思想观念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宗教，“天定命运”论亦不例外。使命观构成了“天定命运”思想的基础，其最早起源于新英格兰的清教思想，特别是清教徒对自身身份的阐释。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的“山巅之城”、巴尔克利（Peter Bulkeley）的“福音之约”、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最后的荣耀可能就从美洲开始”，都有力地表达了殖民地移民的使命感与身份意识。美国革命前夕，来自英国的牧师安德鲁·伯纳比（Andrew Burnaby）注意到了一种具有扩张倾向的天命思想已经在北美殖民地人的思维中生根，“一种如同幻觉一般的奇怪观念已经注入大部分人的头脑里，这个观念就是，帝国要向西扩张；每一个人都急切地期待着那个命定时刻的到来，即美洲将把它的律法带给全世界”。

美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巩固了北美革命者“上帝选民”的身份认同，还促进了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天命思想的融合，早期使命观逐渐世俗化。革命时期，建国精英们有意识地以“自由”原则构建国家身份。他们认为，在上帝的庇护下，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自由和优越的共和制度，美国人既是“上帝的选民”也是“自由的人”。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指出：“我们政府的原则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的原则更加特殊。它是英国宪法最自由的原则以及来源于天赋权利和天理的其他原则所合成的”，即美国是建立在宗教与世俗原则融合之上的国家。哈佛教授默克（Frederick C.Merk）在言及“天定命运”时提道：“在北美大陆范围内建立一个自由、联合、自治的共和国——这就是天定命运，它是基于各州联合之上的共和主义。从定义上来说，共和主义就意味着自由。”由此，“天定命运”具有了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意义，是“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持续不断的使命与试验”。

尽管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产生了很多支持和主张美国在北美大陆扩张的思想，但这些思想相对分散，还没有凝聚成强有力的理论，特别是把清教使命观与共和主义理想结合起来的话语，以论证扩张的正当性。到了19世纪中上期，美国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为扩张主义思潮的凝练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在美国国内，二三十年代宗教的“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它使“新教徒们坚信上帝期许他们去传播救赎之道”，同时加深了美国新教徒对南部天主教国家的敌视。此外，美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获得了迅速发展，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和不断扩大国外市场的欲望。国际上，一方面，浪漫主义思想在欧洲盛行，并开始蔓延至美国。知识分子们，诸如小说家詹姆斯·库珀（James F.Cooper）和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Emerson），无不鼓吹“时代的精神”——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具有发展的无限性。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民主在法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遭遇了重大挫折，这与杰克逊时代美国“民主”取得的重大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许多失意的欧洲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向美国寻求物质和精神帮助，把美国看作“民主”的避难所。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美国人的“救世”情怀无疑得到增强。

1845年，奥沙利文（John L.O'Sullivan）在《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兼并》的文章，首次使用“天定命运”这一词汇。当时得克萨斯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社会上传言英法要对得克萨斯问题实施干预，奥沙利文对欧洲国家的这种行为感到十分愤怒，他指责这些国家“以一种敌视的态度干预美国的事务，就是为了公然地达到这样的目标，即挫败我们的政策，束缚我们的权力，限制我们的伟大，阻止我们实现在上帝赐予的这片大陆上为每年增加的数百万人口自由发展而扩张的天定命运”。实际上，因为德克萨斯问题很快得以解决，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真正使“天定命运”一词广为流传的，是奥沙利文执笔的另一篇题为《真正的权利》的社论。该文是针对与英国存在争议的俄勒冈问题而写的，文章发表在1845年12月27号的《纽约早新闻》上。奥沙利文在文中写道：“我们对俄勒冈的要求依然是最为强烈的。这个要求是基于我们不断扩张和占有整个大陆的天定命运的权利，这个大陆已经由上帝赐予我们，托付给我们自由和联邦自治政府的伟大试验。”随即，“天定命运”一词被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罗伯特·温斯洛普（Robert C.Winthrop）首次带入国会。他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时声称：“新显现的权利被指定为扩展至整个大陆的天定命运的权利……英国即使拥有所谓的其他各种权利，在它面前都一文不值。我们天定命运的权利！”鉴于《真正的权利》对社会各界所起到的影响，有历史学家将其视为19世纪“40年代最著名的社论”。

奥沙利文的观点并非是他一个人独创，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群体就是以奥沙利文为中心、以《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为思想阵地的纽约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支持民主党，深受浪漫主义影响，呼吁新的时代精神与文学改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对领土扩张怀有极大的热情。历史上，这批纽约知识分子被称为“青年美国人”（Young American），代表人物有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社会革新活动被称为“青年美国”运动。关于美国及其命运，梅尔维尔在小说《白外套》里这样描述：“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上帝已经预定，人类也在期望我们的民族将做出伟大的事情……上帝赋予我们先驱者的使命，通过这个人迹罕至的荒原，在这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开辟出新的道路。”在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歌里，哈瓦那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城市，“未来遥不可知，但‘天定命运’明确地指出，美国要尽快兼并古巴”。1845年《美国杂志》指出，“这片土地孕育出一种新的精神：年轻、躁动、活力十足且无所不能”，“青年美国”就是“要求立即兼并得克萨斯，为此甘愿冒任何风险。它将把右脚放在俄勒冈的北部边境，而把左脚立于大西洋的悬崖峭壁之上”。可以说，是奥沙利文正式创造了“天定命运”术语，以他为中心的这批“青年美国人”发展和推广了“天定命运”思想，所以林肯将他们一起称为“‘天定命运’无可置疑的创造者”。

学者们研究“天定命运“思想时，通常将其与种族主义和美国武力扩张相联系，但实际上奥沙利文等人最初并非从种族的视角，而是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来论证美国扩张的正当性，把美国的扩张视为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可以说，奥沙利文与“青年美国人”所鼓吹的扩张思想是“天定命运”论的第一版，主要由三大话语资源所构成，即“自由民主”、“自然权利”和“科技与文明”。

首先，对于奥沙利文来说，美国之所以具有在北美大陆进行扩张的权利，关键在于其具有更为优越的政治制度，他希望是“民主”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扩展至整个大陆甚至全世界。奥沙利文认为，在广阔的国土上成功进行共和试验的美国，将成为“未来的伟大国家”。他称美国的使命是向全世界传播“四种自由”：“思想的自由、个人的自由、追求贸易和商业的自由、自由与平等。”1844年4月，《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继续刊文对美国共和政体大加赞赏，认为美国的“政体是一种运行公正的政体……我们丝毫不会怀疑，随着时机的成熟，这种政体注定要覆盖至本大陆广袤领域内的每一平方英寸可居住土地”。不难看出，奥沙利文等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与使命感，向北美大陆甚至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是上帝赋予美国的神圣使命，也就是美国的“天定命运”。

其次，自然权利观念也被改造为“天定命运”思想的重要话语资源。自然权利说本是建国精英用来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和论证独立正当性的理论武器，而在此时,这种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并为此脱离英国而建立自己政府的权利，“转化为他们从上帝那里获取新土地的一种特殊权利”。最能体现这种“改造”的是一篇题为《民众运动》的报刊文章。该文称：“人类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是组建最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并在他们愿意的时候有权改变它。”文章认为，依据自然权利，遍布北美大陆的美国人有权在各处建立自己的政府，即使他们身处于主权国家，“因此，如果墨西哥的全部或一部分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了居民的大多数，而他们决定按美国的模板来改变其政治制度，并寻求加入联邦，这也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谁能否认它？”

最后，随着19世纪中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科学主义的深入人心，“科技与文明”也成为支撑“天定命运”思想的强有力话语资源。最能表现“天定命运”中科技话语的是约翰·加斯特（John Gast）的画作——《美国的进步》。在这幅画中，一位从早期的自由象征演绎而来的女性戴着帝国之星，手中拉着不断延伸的电报线，背后是轰鸣的火车以及远方的汽船，白人农民正驱赶着耕牛进行劳作，她带领着开发西部的先遣队、启蒙精神和技术进步向西挺近。与此同时，印第安人和野牛群在她面前不断地退却。

总之，奥沙利文和“青年美国人”主要是从制度、权利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论证美国扩张的正当性，把美国视为共和的、先进的国家，受上帝差遣把自由和文明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因此，“天定命运”不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美洲大陆的征服，还意味着在西半球，甚至越过太平洋,去传播优越的政治制度、先进的科技和文明的生活方式。用林肯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并非自私自利的”，而是为了“扩展自由的区域”。

二、 “天定命运”思想的演变：种族与性别的视角

经过激进扩张主义者的改造，“天定命运”思想的内涵与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种族主义”与“性别”观念成为“天定命运”思想的核心话语，它的道义色彩逐渐褪去，转而充斥着“武力征服”、“种族灭绝”和“性别歧视”的语言。

有如下一些因素促成了“天定命运”思想的转变。首先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的传入，人种学的发展为种族主义理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同时，在扩张过程中与有色人种接触的不断增多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人的种族身份意识。美墨战争的爆发促使激进扩张主义者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融为一体，变成对外侵略的强大话语武器。其次，美国社会内部的新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一是北方自由黑人的增多和欧洲天主教移民的涌入，大大增加了白人男性的工作竞争，导致很多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失业或收入减少，从而引发敌视有色人种和天主教的社会思潮。二是19世纪40年代发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权运动，新的女权思想挑战了白人男性在家庭和公共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面对上述种种挑战，美国白人男性迫不及待地寻求或乐于接受一种基于种族和性别优越论的激进思想，在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美好展望和实践中确立自我身份和实现人生价值。“天定命运”思想的转变表明，美国人认识自我以及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视角发生了重大变化。

19世纪是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种族问题成为美国激进扩张主义者用来阐释“天定命运”的最具震撼力的话语，它以一种简单明了的“他者”与“我”的对立关系塑造了美国人的身份意识，把盎格鲁-撒克逊人视为被上帝选中的最高等种族，把其他人看作劣等落后的种族，前者有征服和改造后者的权利与使命。美国学者雷金纳德·霍斯曼（Reginald Horsman）甚至认为：“到了1850年，领土扩张在美国与其说是被视为自由民主共和主义原则的胜利，不如说是白种人中美国盎格鲁-撒克逊分支固有优越性的展现。”基于领土扩张和维护奴隶制的需要，也因为新兴的人种学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那种认为不同人种之间具有根本差异的等级种族主义在19世纪前期发展起来，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势下，“天定命运”思想和种族主义融为一体。著名的医学家约西亚·诺特（Josiah C.Nott）认为，白种人注定要取代世界上的其他人种。对于诺特来说，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遇就最能说明高等种族与低等种族相遇后的结果。他在1847年写道：“印第安人是无法驯化的食肉动物，他们在文明的面前慢慢消失……这个种族很快就会灭绝。即使血统纯正的墨西哥人也正在走向漫长的黑夜当中，虽然我承认他们并不是土著的蛮族。”1853年7月，一篇《南方季度评论》的文章称：“我们正看到一个种族在征服另一个种族，前者拥有着更具智慧的大脑，而后者是一个平和的半文明的种族。看来后者注定要被前者所吞噬。”

在激进扩张主义者看来，种族主义的“天定命运”赋予了他们从所谓落后的种族手中夺取土地的合理性。许多美国人不仅把得克萨斯问题看作一个地区反抗专制统治的运动，更视为一场种族冲突。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托马斯·本顿（Thomas H.Benton）在国会中谈道：“得克萨斯反抗运动展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品质，给予这个种族受到世界尊敬与赞美的新头衔。它表明，自由、公正、勇猛、道德、体质和智力是区分所有种族的标志。”“得克萨斯共和国”首任总统山姆·休斯敦（Sam Houston）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大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定命运”，把粗陋、不文明与好战的墨西哥人与更人性化的得克萨斯人作对比。他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爱好自由和热衷扩张的种族。援引上帝支持以色列人战争的故事，休斯敦论证“上帝明确地赋予美国白人种族使命”去教化美洲大陆。后来，成为波尔克政府国务卿和第15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更是直接号召把“这个低能的、懒惰的种族”从得克萨斯清除出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从而让上帝选定的伟大种族继续前进。”从这些激进扩张主义者的言语中可以看出，种族主义的“天定命运”思想更具侵略性和排他性，它更多的是获取而不是给予，是强权而非道义。

与种族主义相似，性别观念不仅仅是个人意识，还是使社会权力分配不平等合法化的一套连贯的观念，对内对外都具有塑造身份和规范秩序的功能，成为“天定命运”论的又一思想资源。通过性别化的语言描述他者，一直是美国人建立身份认同的传统。 43 41651 43 18273 0 0 3401 0 0:00:12 0:00:05 0:00:07 3542在共和国早期，美国精英就致力于构建不同于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国家身份，“男子气”（masculine）是他们常用的修辞手法。许多报刊文章大肆赞美战争英雄，以此来强化共和国的男性气质，同时将印第安人女性化。到了19世纪中期，拉美人成为美国人性别化描绘的主要对象。在很多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拉美人被形容为一位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孩在焦急地期盼着拯救或勾引。在一首题为《她们正等待着我们》的诗歌中，作者想象“眼内充满激情的西班牙少女”同美国男人结合到一起，“他们的血液更加纯洁；英勇的双臂更适合于拥抱她含苞待放的妩媚”。另一首诗歌则把古巴形容为山姆大叔热恋的“安的列斯群岛的女王……呼吸着芳香的、热带的空气，张开她那玫瑰色的甜蜜似糖的双唇”。美国学者派克（Frederick Pike）就此评论道：“不管他们是什么性别，拉美人总是被固化为女性形象，并且注定去满足美国佬的欲望。”

对拉美女性化的描绘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它与“天定命运”思想相融合，以修饰美国的扩张行为。1849年《狄波评论》发文赞扬道：“美国人民……尽管是白色皮肤，但一点也不缺乏‘强悍的男子气概’，他们翻越了‘无法通行’的山地，跨过大峡谷，大量涌进俄勒冈、萨克拉门托和吉拉的荒野，一直到太平洋的海岸。”1848年纽约市举办了一场公共集会，山姆·休斯敦为了寻求民众对征服整个墨西哥行动的支持，在会上阐释了一种性别化的“天定命运”思想。他把美墨两国关系比喻为两性关系，兼并不只是国家行为，同时也是个体行为，拉美女人注定是要被充满男子气概的美国白人所俘获。“天定命运”之所以不可阻挡，就在于墨西哥的女性特质。在休斯敦看来，领土扩张就意味着与一位充满渴望的女性相结合。“兼并”等于“结婚”，这是19世纪中期激进扩张主义者的惯用修辞，因为婚姻在当时被理解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男性与乐于服从的女性之间的关系。许多通俗小说万变不离其宗地把美墨战争描绘为“英勇的美国男人去拯救并迎娶西班牙裔的墨西哥女人”，浪漫故事正是从性别这一层面——“被俘、被侵犯的威胁、解救和结婚”——来展现美国人的“功绩”，反映出美国在扩张中实现了“天命”。即使墨西哥女人不愿意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这些女人注定要成为“一个更优秀民族的妻子和母亲”。《纽约先驱报》甚至写道：“就像色滨河的处女们一样，她（墨西哥）很快就能学会喜爱她的施暴者。”可见，性别化的“天定命运”思想同样具有暴力与强制的色彩，“迎娶”拉美女人与其说是拯救她们，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美国激进扩张主义者自身的男性欲望。

在讨论“天定命运”论的性别意象时，不能忽视白人女性的重要角色。激进扩张主义者笔下的经典叙事包括：白人女性随着男性扩张者（殖民者）来到新的“处女地”，“勤劳”、“善良”、“柔弱”的她们把新边疆经营成为美国人的家园，她们及其后代也就变成这片土地上的“本地人”。进而，她们又被描绘成受害者的形象，受到印第安人和拉美人的威胁，急需白人男性的保护，这也就意味着异族需要被驱逐和消灭。此外，白人女性通常与美国家庭（domesticity）的意象相联系。比如，“天定命运”的支持者经常使用“美国乘法表”（American multiplication table）的隐喻，试图说明美国人的快速增长是上帝设计的结果，白人家庭向西部迁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846年，来自印第安纳的国会议员安德鲁·肯尼迪（Andrew Kennedy）宣称：“到西部去，你看到一个小伙子和他18岁的妻子。过30年后，你再去拜访他们时，那里就不只他们2个人啦，而是21个。这就是我所谓的美国乘法表。……以这样的增长率，我们的子孙后代遍布整个北美大陆还需要多久时间呢？”激进扩张主义者相信，面对不断增多的白人，印第安人将会自然地灭绝掉。由此可见，关于美国家庭的隐喻掩盖了扩张的强制与暴力色彩，白人女性的出现是为了突显美国男人的英雄主义气概。

总之，在激进扩张主义者的改造下，“种族”与“性别”成为“天定命运”思想的核心话语，支撑着美国的扩张运动。它把美国白人描绘成最具男子气概和最高等的种族，把印第安人和拉美人塑造成柔弱的女性化的劣等种族。前者注定要征服后者，甚至不惜通过暴力手段，而后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灭绝，即使反抗也无济于事。我们可称其为第二版的“天定命运”思想。

三、 “天定命运”与美国人的身份意识

不同于长期侵染于历史与传奇之中的旧大陆国家，19世纪前期的美国还是一个稚嫩的共和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因革命热情而强化的国家身份意识逐渐减弱，并且受到地方主义、南北差异、党派认同等其他身份观念的反复挑战。这种身份混乱的局面促使一批美国精英努力去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从这一历史语境下看，19世纪中期“天定命运”思潮的兴起不仅服务于美国的领土扩张，还代表着美国精英构建国家身份的一种积极的尝试，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美国的国家特性、国家目标和国际角色的思考。

构建国家身份的尝试首先从“个人觉醒”开始。爱默生在19世纪30年代写道，发生在美国的一个重要革命是个人新价值的出现，时代发出的信号是“个人被赋予崭新的意义”，这就是所谓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思想。然而，19世纪兴起的个人主义并未削弱美国人的社群意识。相反，根据牛津大学教授丹尼尔·豪（Daniel Walker Howe）的观察，“一个不断强化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而产生”，即国家同一性的形成与个人觉醒和改良相辅相成。在“超验主义”的经典文献《美国学者》里，爱默生不仅提到“个人的改造”，还强调“一个由真正的人组成的国家将要首次出现”。在他看来，国家身份的确定首先要实现文化上的独立，特别是与欧洲文化传统分离开来。所以，美国“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爱默生相信，“在这个大陆上——全世界的避难所——爱尔兰人、日耳曼人、瑞典人、波兰人、哥萨克人等所有欧洲的部族，和非洲人、波利尼西亚人一同释放的能量将创造一个新的种族、新的宗教、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学”。

奥沙利文等“青年美国人”深受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美国国家身份的形成和国家独立的实现需要美国文化的发展，即“文化的独立宣言”，而美国文化的要旨在于美国人能够用一套文学的语言来叙说“美国故事”。奥沙利文指出，美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事物，必须有一套独特的身份叙事来反映它的特性，美国文学的任务就是去“感受我们共和制度的精神……维护国家的独立，并且表述美国人民的心声”。

后来证明，这个“美国故事”就是“天定命运”，奥沙利文等人是以浪漫主义文学的笔调来展望美国发展的前景，思考美国的特性，讴歌美国的理想。他们一方面鼓励美国作家们把“领土”纳入他们的身份叙事中，讲述美国踏入人迹罕至的土地的历程；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美国是无法用任何物质概念去定义的，是一种“理念”，更甚于是一块“地域”，领土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国家身份的象征。奥沙利文在《未来的伟大国家》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国家身份观。他首先阐释了美国的崭新历史：这个国家几乎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发生牵连，她的诞生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美国采纳了“一套未经试验过的政治制度”，这使她与过去分离，只与未来相连。接着，他把美国国家身份建立在未来图景之上。文章写道，美国对过去毫无兴趣，“不断扩张的未来是我们的舞台……我们正在迈入尚未有人涉足的空间”。奥沙利文宣称：“我们是一个使人类不断进步的国家，谁会谁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长远的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将是一个美国展示伟大与辉煌的时代。在这个宏伟壮丽的时空之内，万国之国注定要向人类显示神圣原则的优越性。”在奥沙利文的表述中，个人、使命、扩张、未来等概念被充分糅合在国家身份的表述中。他特别强调，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不是出于对土地的热忱，而是为了个人解放，这才是美国的特性。美国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部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美国到底是什么？借用富兰克林的一句名言，奥沙利文回答道，“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既然美国的使命和未来是解放人类，而如果美国人拒绝扩张、拒绝传播民主制度，那就不仅背叛了上帝的意志，也从根本上抛弃了作为美国人的身份。可见，“天定命运”思想具有更深层的内涵，奥沙利文等人试图使其成为维系美国不同族裔人民的纽带。这条纽带是一种文化理念，包括对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的信奉，它不是扎根于人们过去的共同经历，而是共享的未来图景。

然而，与上述身份意识不同的是，经过激进扩张主义者改造后的第二版“天定命运”思想更倾向于从“种族”和“性别”角度界定美国的国家身份。他们认为，美国是由上帝创造的等级最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组成的，他们充满雄性的男子气概，“勤奋”、“勇敢”和“机智”。与之相对，印第安人、黑人、拉美人、亚洲人甚至部分欧洲人都是劣等种族，他们像女性一样“懒惰”、“胆怯”和“无知”。“天定命运”的合理性是基于美国的种族优越性和男性特质。

两个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在身份意识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对“他者”的态度。虽然它们都将他者视为未被上帝选中的、落后的民族或国家，但第一版“天定命运”思想认为，经过美国的“改造”（新教、共和制度和科技文化），这些落后民族能够取得进步，甚至被美国社会所同化，这种观点带有很强的启蒙思想色彩。然而，第二版“天定命运”思想则强烈拒绝同化“他者”，而是要“取代”和“灭绝”“他者”。激进扩张主义者托马斯·本顿宣称，白种人总是不断寻找新的土地，“基于他们的本质和上帝的意志，这个联邦的所有州都这样建立了起来”。他号召白种人继续走这条道路，为了新的土地“前进！战斗！如果需要的话，为之牺牲”。他所期待的结果是，北美大陆上的这个国家里只能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利益和一个政府”，这个民族就是白皮肤的美利坚人，这个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这个政府就是共和政府。可见，第二版“天定命运”的国家身份观念更加狭隘，更具排他性。

四、 “天定命运”对美国外交与国际思想的塑造

一个国家的自我认识包含了其国民对国家是什么，以及它同世界的关系等极为广泛的看法，这种自我认识构成了这一国家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反映了对美国国家特性和身份的不同看法和国际观念，因而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同影响。

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希望通过树立“典范”的方式来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张专注于自身的事务，为人类创造一个与腐化和堕落的旧世界相分离的宗教和政治典范，以让其他国家仿效，从而最好地为人类的自由事业服务。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其世界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深受“天定命运”影响的新一代精英热切地希望美国更加深入全面地介入国际事务当中。《华盛顿哨兵》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宣称：“美国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变化要求它摒弃陈旧的理念，不再适用的准则和古老的偏见”。现在的形势是“我们取得巨大扩展的领土和不断增长的贸易把我们与全世界各国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艾萨克·沃克（Isaac P.Walker）在国会中极力反对孤立主义的外交理念，要求“废除当下失策、愚蠢和不公正的中立体制”。他认为，这一体制是美国处在“幼儿和弱小”时期的政策，现在必须让位于“成年和强大”时期的新政策。奥沙利文等一批“青年美国人”更是积极推动美国对欧洲革命的支持和援助。奥沙利文呼吁美国不仅需要给予欧洲人民的自由事业以更多的同情和关注，还应该向“全世界受专制和暴政压迫的受害者们提供建议与援助”。他说，“这是我们与全人类签订的宪章，并被理性所认可”。显然，美国的部分精英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美国仅仅充当一个“典范”，而是要在海外采取实质性的行动。针对这种变化，外交史名家布拉福德·珀金斯（Bradford Perkins）写道：“如果说‘自由灯塔’的理念——老一代人的主导思想——从未消失掉的话，它肯定已让位于‘天定命运论’。”可以说，“天定命运”糅合了美国人扩张领土的野心与传播民主自由的理想，使得一种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新国际观初现雏形。

那么，如何扩张和介入国际事务呢？两种不同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第一版“天定命运”思想倾向于通过贸易、传教等和平方式来实现美国“自由”的扩张，反对依靠战争来掠夺领土。早期的《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就表现出一种突出的国际主义理念，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奥沙利文在《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提出了“万国公会”（Congress of Nations）的概念，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来实施国际法和裁决外交纠纷，从而使“世界共和化”。几乎在他创造“天定命运”这一术语的同时，奥沙利文写信给美国海军部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劝说他尽力避免美墨战争。奥沙利文眼中“美利坚帝国”“天定命运”的实现并不是靠征服，而是靠各个地区自愿地归附于美国的民主原则之下。他向国务卿布坎南描述道，世界各地的人们将逐渐认识到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后他们将自发地寻求美国的保护，这时美国才需要伸出援助之手。拿破仑用武力的手段征服东方，而美国将用“和平的艺术”对待西部。最透彻阐释出和平路线“天定命运”思想的是神学家西奥多·帕克（Theodore Parker）。他毫不否认美国将会“占有整个北美大陆”，因为“实现这一图景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实现的方式必须“通过一个优秀种族——具备更出色的理念和更先进的文明——的持续进步；通过商业、贸易和艺术；通过变得比墨西哥更好、更聪明、更人性、更自由和更阳刚”。如果美国通过“诡计与流血”占有土地，那么它就忘记了上帝所赋予我们的责任。

与之相对，第二版“天定命运”思想希望借助武力手段获取领土，驱逐甚至灭绝这些“劣等”种族。在分析美墨战争的动因时，历史学家雷·艾伦·比林顿（Ray Allen Billington）指出，那种强调美墨战争是奴隶主唆使下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忽视了19世纪40年代“天定命运”论对当时美国人的心理影响——“扩张是奉上帝的旨意去启蒙暴君压迫下的邻国群众的手段。这不是帝国主义，是执行拯救的办法”。联邦参议员赫歇尔·约翰逊（Herschel.V.Johnson）在国会的发言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增加我们的领土和扩展人类自由与幸福的范围将成为这场冲突的结果之一。如果我们拒绝遵从上帝的伟大意志，就是背叛了我们的崇高使命。战争的确有它罪恶之处……但也是实现人类进步和增进幸福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天定命运’的信条。”

倡导武力征服的“天定命运”思想还深刻影响着私人军事冒险（Filibustering）。为数众多的军事冒险者奔赴尼加拉瓜、古巴、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国家，支持和煽动当地叛乱，试图推翻当地政府并伺机将其并入美国。这些军事冒险活动并未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且被《中立法》所禁止，冒险者通常诉诸于“天定命运”话语为自己辩护。一篇名为《兼并墨西哥—私人军事冒险》的文章将这种活动形容为“在几乎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强者发起的旨在征服弱者的战争”，并认为“一种‘天定命运’的思想存在于这些军事冒险活动之中。”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军事冒险家，曾一度在尼加拉瓜建立革命政府，并自任“总统”（1856—1857）。这种非法的入侵行为备受非议。对此，沃克辩解称，人们对他的军事冒险行动一无所知，这种行为并非“头脑发热或欲壑难填之举”，其中具有一种必然性。他对那些认为美国白人种族能够和拉美混血种族和平相处的观点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个世界的历史已然表明，那种乌托邦式的愿景是完全不存在的，即一个低等种族会温顺平和地臣服于一个更高等的种族”。在沃克的修辞中，一个生物学的隐喻“重生”（regeneration）占有核心地位，这个词汇极好地融合了当时流行的科学种族主义理念与浪漫主义情怀。沃克把自己和部下描绘成了文明的使者，把军事冒险的目标说成让中美各民族“重生”。《狄波评论》把沃克视为“一个无意识的工具，被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所掌控”，对征服甚至灭绝低等种族是促进文明进步的“自然法则”表示认可。

以上行为表明，尽管美墨战争后美国官方的军事扩张行动基本停止，但众多的军事冒险者受到“天定命运”思想的感召，仍然前仆后继地奔赴海外，希望通过武力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使命。更值得注意的是，私人军事冒险逐渐成为当时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符号，为美国的大众文化提供了宣传的素材——英雄、殉道者和恶棍。军事冒险者的活动被期刊和报纸大量报道，他们的事迹被写进民歌里传唱，被改编成舞台剧在美国各地上演。一时间，私人军事冒险“抓住了普通民众的想象力”，成为美国人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哈泼周刊》的一篇文章讽刺地写道：“贪得无厌的海外军事冒险精神……形成了我们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最出色的美德之一”。

两种版本的“天定命运”思想，集中反映了19世纪中期大陆扩张时代美国人对美国的国家身份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知。其一，认为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优越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制度，创造了最先进的科技与文明，向外扩张是美国的自然权利。在上帝的庇护下，通过传教与贸易的方式美国能够促进全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其二，视自己为世界上最高等的种族，独具勇敢、聪明和勤奋的男子气概，“自由圣殿”（Temple of Freedom）的大门只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打开。美国的使命要求她不断地扩展“自由”领土，甚至不惜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两种版本的“天定命运”论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作用。它们共同建立在使命观的宗教思想基础上，扩张与介入国际事务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此外，它们不仅形塑了美国的国家身份，还阐释了如何将新的领土纳入联邦。在这个意义上讲，“天定命运”论及其实践可被视为美国“国家建构”的过程。

“天定命运”论的流行表明，一种不同于“典范”思想的新国际观逐渐于19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这种观念强调美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呼吁加强对国际事务的关注与干预，并积极寻求国际话语权。“天定命运”及其反映的国际观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美国的扩张运动提供了正当理由，甚至将暴力掠夺土地的行为合理合法化。另一方面，通过把扩展共和制度作为美国的国家目标，它又为美国外交注入了“道义”色彩，并在特定情况下限制了美国武力扩张行为。这种影响并非仅限于19世纪中期。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者把美国获取海外殖民地视为新的“天定命运”，以此来号召美国民众支持美国的海外领土扩张。20世纪初，威尔逊以“十四点原则”确立了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思想，把“捍卫民主”和“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视为上帝交给美国的任务，这与奥沙利文第一版的“天定命运”论如出一辙。1920年12月7日，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威尔逊明确提出，“在争取民主精神胜利的行动中扮演领袖角色是美国的天定命运”。甚至在当今美国政坛，也可以发现“天定命运”的影子。2011年3月，奥巴马总统为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辩护道：“罔顾美国作为一个领袖，以及更重要的，对全人类负有的责任将是对我们身份的背叛。也许别的国家可以无视发生在他国的暴行，但美国不同”。奥巴马的理念用“青年美国人”爱默生的话来表述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每个时期，总有一个领导国家，它具有更为仁慈的胸襟，其品行出众的公民愿意充当普遍正义和全人类的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国家，除美国之外，舍我其谁？……这样的领袖，除了青年美国人之外，舍我其谁？”因此，尽管“天定命运”论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潮在19世纪中期之后衰落，但作为一种理念对后来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和对外关系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作者滕凯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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