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资本主义精神的犹太渊源——对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解读

·史学理论·

探寻资本主义精神的犹太渊源

——对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解读

李 晔 梦

内容提要 维尔纳·桑巴特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犹太因素。一方面，该书阐释了犹太人在现代经济体制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考察了犹太宗教伦理与犹太生活方式中独特的社会心理与道德因素，并揭示了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桑巴特强调，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精神”最明显的人格化体现，某些犹太宗教理念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些观点的提出也引发了其他学者的质疑。围绕“桑巴特命题”的争论推动了学术界进一步探索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关系这一历史谜题，深化了对犹太经济社会史以及资本主义起源与动力问题的探讨与思考。

关键词 维尔纳·桑巴特 犹太人 现代资本主义 马克斯·韦伯

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是德国杰出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因其对资本主义的出色研究而享有盛誉。1911年，桑巴特出版了《犹太人与经济生活》（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一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犹太因素。该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致力于阐释犹太人在现代经济体制形成中发挥的作用，第二部分考察了犹太教与犹太生活方式中独特的价值取向、社会心理与道德因素，并揭示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性。桑巴特认为，影响资本主义成长的主要清教观念在犹太教中有更早、更为充分的体现，犹太宗教和犹太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犹太人通过国际贸易、殖民开发、创立信用票据、证券交易、二手交易、自由竞争等“现代”经济机制及经营手段，成为“资本主义的奠基人”。他的结论是，“犹太人的重要性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影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又表达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第14页）。这种对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犹太因素的探讨，被学界称为“桑巴特命题”（Sombart’s Thesis）。

由于触及了犹太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话题，该书的出现在犹太世界和非犹太世界都激起了轩然大波。自1911年德文原版问世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他的观点被一代代学者引用和阐释，驳斥乃至非议，但桑巴特对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开创性研究至今仍是重要的学术经典。2015年12月，《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推出，从而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桑巴特及“桑巴特命题”。本文旨在综述桑巴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提出的核心观点，梳理围绕“桑巴特命题”所展开的学术论争，以期推动中国学者进一步探索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起源这一历史谜题，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化对犹太经济社会史以及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探讨。

一、 从清教到犹太教：桑巴特对韦伯的继承与挑战

19世纪末期，在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下，德国民族主义经济学派兴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维尔纳·桑巴特是该学派中“青年一代”的代言人。他们与老一代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把资本主义看作现代性的标志和厘定新时代的界限，在这样的语境下，“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成了他们的学术使命。20世纪初，在德国学术界中,“资本主义的灵魂”（Capitalist Soul）开始被学者提及。1902年，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一书中首次提出现代经济体中最核心的内涵是“资本主义精神”（Capitalist Spirit），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韦伯，并被后者广泛运用。

1904—1905年，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轰动学界的观点，即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动力。他指出，宗教信仰对于经济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的。即使人性的贪婪、进步的演化的历史，或者英雄（般）的资本家们的积极利益，都无法说明它的起源”。他进而强调，资本主义精神是在新教伦理中成长的，是“这些虔诚的信徒有力地把工作和物质成就置放在他们生活的中心”。韦伯认为，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对资本主义的成长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一般而言的现代文明的诸构成成分中的一个成分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这诞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精神”。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教教会中的某些派别，尤其是加尔文宗、循道宗、公理会、浸礼会等所体现的宗教思想。这些“新教伦理”的核心内容可以归纳为：基于务实的宗教关切；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工作渴望以及物质诉求；信徒们基于理性而组织起来的生活方式；以系统化的行为举止获取财富；反对“虚掷时光”，强调“只有劳作，而非懈怠和享受，才有助于增加上帝的荣耀”等。韦伯还强调，新教伦理塑造了一种特殊的“中产阶级职业气质”，“商人无法取悦上帝”的中世纪教义已经彻底被打破。中产阶级认为已得到了上帝清晰可见的祝福，只要举止得体、遵守道德、合理使用财富，就可以带着上帝的恩宠去获取经济利益。与此同时，清教的禁欲主义还为商人们塑造了“冷静而自觉”的工人阶层，“他们将工作理解为上帝所意欲的人生目标”，在这样的价值理性下，“工作和对贸易的不懈追求是他们对上帝的责任”，更是一种无可厚非的“职业天职”。在韦伯看来，正是这一切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韦伯强调说，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归结为技术创新、地理环境、贵重金属从新世界的流入和增长以及城市的发展，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也曾存在于古代世界，以及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年代。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没有首先出现在这些文明中”。

韦伯这一从宗教维度探讨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路径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直接影响了桑巴特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桑巴特高度赞赏了韦伯的观点，也正是沿着韦伯的思考路径，桑巴特充分肯定了宗教对经济生活的深刻影响，并进一步探究现代资本主义的非政治的、非经济的起源。桑巴特指出，任何宗教都表达了某种特别的精神观，“一个民族或其中某个群体的宗教对其经济生活具有深远影响，这没有什么争议。只是到最近，才由马克斯·韦伯阐释了清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第132页）。他强调，正是韦伯的研究打开了他的思路，对《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写作“极为重要”，“韦伯对清教之于资本主义制度重要作用的研究，促使我思考犹太人的重要性”（第173页）。但与韦伯不同的是，桑巴特认为犹太人而非清教徒才是“资本主义精神”最明显的人格化体现，“清教伦理”在更大程度上应归之于犹太教，没有哪个民族像犹太人那样敬畏上帝，而这种虔诚并不排斥现实中的物质成就。犹太教经典中所体现的商业合理化思想、犹太式抽象的理性主义、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契约观念、圣经时代延续下来的赏罚观念、以律法为导向的出世态度、勤劳整洁节俭的价值观念以及以色列民族的群体意识等，无不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有着高度的契合。如果仅仅强调资本主义起源于新教伦理，就低估了犹太宗教的影响力与犹太人对商业世界的塑造。他指出，“如果清教都具有一种经济影响，那么犹太教的经济影响何其大哉”（第132页）。“清教在资本主义中发挥了强大影响的主导观念，在犹太教中发展得更充分，时间上也比清教要早得多。”（第173页）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桑巴特强调，“犹太教与清教之间存在着近乎奇特的观念的一致性，至少在那些我们已经探讨过的问题 32 41334 32 13553 0 0 6305 0 0:00:06 0:00:02 0:00:04 6303是如此。在两者之中，都将发现以宗教利益为重、神施予赏罚的观念、此世之中的苦修主义、宗教与商业的密切关系、算计罪恶的概念，以及最重要的生活的理性化”（第173页）。桑巴特还罗列了犹太教与清教对待性问题的相同态度、英国人的礼拜日与犹太安息日的雷同性作为证据，并以此来推断出“清教教义源自犹太文献”。

需要提及的是，19世纪末以来，当特勒尔奇（Troeltsch）和韦伯把宗教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使“清教伦理”承载了前所未有的时代主题时，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一直在他们的视线之中。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多次提及桑巴特，他引用了桑巴特在对德国经济史的分析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两大经济原则——“满足需求”与“获取利润”，并指出“桑巴特的众多研究以及这些研究的敏锐阐述已经存在”，“我同样从他的研究中受益良多”。同样，韦伯也关注了以卢乔·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家对桑巴特著作的批判与质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作之时，桑巴特关于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观点还没有系统提出，对于犹太人的经济禀赋与商业特性，韦伯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评述。1913年，在桑巴特的《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出版两年之后，韦伯在致桑巴特的私人信件中非常直白地写道，“（你的书中）涉及犹太宗教的地方或许没有一个字是正确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1920年的修订版中，韦伯以尾注的方式正式回应了桑巴特，他不认同犹太人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之间的直接联系，韦伯主要列举了两点理由。第一，在西欧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那些英雄式的企业家中并没有犹太人，“犹太人的被放逐处境使他们游离于中世纪的核心职业和行会组织之外，以及源于这种被放逐地位的双重伦理标准（对其他犹太人强烈的伦理责任与对非犹太人在经济关系上的迥然不同的态度）”。第二，犹太人的资本主义是“贱民资本主义”（Pariah Capitalism），是以高利借贷、期票支付、投机取利为核心的非生产性的资本主义，“一种早就普遍存在的投机资本主义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有关生产、劳动和一般工作场所的系统组织”。

不可否认，后世学者更多地关注了韦伯的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和读者群。然而，学者们在解读韦伯的过程中总是绕不过桑巴特，后者关于犹太人、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总是会被提及，《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经典地位与学术生命也正是在争鸣声中得以奠定并传承至今。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许多受到桑巴特启迪与激励的人，又在对桑巴特的强烈反对与拒绝中收获自己的学术成就。

二、 犹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贡献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一部分，重点阐释了犹太人在现代经济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桑巴特指出，“如果没有犹太人，就像如果没有美洲大陆及其白银宝藏的发现、没有技术科学上的机械发明、没有现代欧洲国家的人种特征及其兴衰变迁那样，资本主义也将无从说起”（第5页）。他把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贡献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犹太人促成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桑巴特关注了16世纪以来现代经济生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经济中心从南欧国家（诸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南德意志的一些地区）向西北欧国家（诸如荷兰、法国、英国及北德意志地区）的转移。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荷兰的突然崛起以及随后英法经济的发展。整个17世纪，西北欧国家无论投机商还是政治家们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商业、工业、航运及殖民等方面仿效荷兰。桑巴特进一步研究了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1492年）与葡萄牙（1495年和1497年）的事件，并发现了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现象，“新大陆的开辟与犹太人分布地点的巨变竟然如此一致”（第10页）。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在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伦敦、马赛、汉堡、威尼斯等地的商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至于当威尼斯参议院决定驱逐马兰诺，并禁止与他们有商业往来时，城里的基督徒商人便宣称，这会断了他们的生路，他们很可能会与犹太人一道离开威尼斯，因为“犹太人控制了西班牙的羊毛、丝绸、染料、糖、胡椒、印度香料和珠宝贸易。整个出口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由犹太人从事，他们为威尼斯人供货，并从货物的出售中提取佣金；他们同时还是证券经纪人”（第12页）。由此，桑巴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犹太人的流浪与定居和不同民族与国家的经济变迁是两大并行的事件，令人惊奇的是，此前竟没有人注意到这点。以色列人如同太阳一般掠过欧洲上空：他们到来，万物复苏；他们离去，万物凋零。犹太民族自15世纪以来命运变迁的简要历史将会支持这种论点”（第9页）。

第二，“犹太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桑巴特认为，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欧洲的商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犹太人以及“犹太贸易”的新发展。他首先注意到了17世纪以来犹太人在荷兰、英国、德国（尤其是莱比锡市场）、波希米亚、波兰、法国中所占的贸易份额以及“买主、卖主、中间人、证券经纪人及代理人等统统是犹太人”的普遍现象，进而重点分析了“犹太贸易”的主要类型——奢侈品（首饰、宝石、珍珠及丝绸）、小麦、羊毛、纺织品、蔗糖、烟草等。桑巴特指出，“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初期‘犹太贸易’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犹太商人在那些可以获得大量现款供应的地区拥有霸权地位，这种地位要么是他们直接获得的，要么是取道西班牙、葡萄牙而获得的。我指的是新发现的中南美洲盛产金银的国家。我们一再发现有记录表明犹太人把那里的现款带回国。理性的投机者与务实的政治家们都非常清楚，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既然亚当·斯密学说的迷雾已经消散，我们也认识到了同样的道理。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生活的建立意味着需要获得贵金属，而此项工作没有人干得比犹太商人更成功”（第19页）。

第三，犹太人推进了殖民活动。桑巴特指出，犹太人虽然在殖民扩张中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其参与度与影响力也是非常显著的，可以说“热衷于殖民开拓”是犹太人的天性，尤其是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之后，“几乎找不到完全没有犹太人的殖民活动”。他们参与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并在美洲大陆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促进了美国的诞生。桑巴特还关注了哥伦布“犹太出身”的可能性、犹太人对远航的支持以及对发现美洲所做的贡献；研究了巴西犹太人在美洲的迁移所导致的经济重心的变化；分析了犹太人对美国商业机构所起的作用；“犹太人就像挂毯中的金线那样，贯穿在美国经济史的整个结构之中；由于他们复杂精细的奇思妙想，美国经济史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模式”（第29页）。

第四，犹太人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创建。现代殖民体系的发展与国家的创建是两个相互依存的现象。桑巴特认为，犹太人这个“没有国家”（stateless）的民族却对现代国家的创建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为：犹太供应商为宫廷与政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犹太金融家作为君主们的财政顾问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宫廷犹太人既是君主们的财政顾问，也是商贸活动的具体开展者。“我所想到的，是犹太人为正在崛起的国家提供了维持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财富。我所想到的，是犹太人以两种方式支持着每个国家的军队，而这些军队正是新兴国家赖以存在的堡垒。这两种方式是：一方面，犹太人在战争时期为军队供应武器、军需与粮食；另一方面，除军事目的以外，他们还为宫廷与政府的一般需要提供金钱。在整个16、17和18世纪，无论作为军队的供应者，还是作为君主们寻求财政支持的富人，犹太人都影响最大。”（第34—35页）

第五，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产生密切相关。桑巴特认为，在信用机制的创建过程中，作为国际贸易的中间商，犹太人大规模地使用了外汇机制，他们与证券（股票、股份、交易所）、汇票、纸币、债务等密切相关，为现代信用的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今天经济生活的外部结构主要是由犹太人建立起来的，而经济生活的根本原则，可以被称为现代经济精神或经济观点，同样可以追溯其犹太起源。”（第79页）

总之，在桑巴特看来，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中，犹太人依其靠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创建并推动国际贸易、现代金融、证券交易所，以及几乎一切经济活动的商业化；支持不受限制的商业交往与自由竞争，并将现代精神注入所有经济生活之中”（第109页），而这一切现象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犹太人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如鱼得水，桑巴特归结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他们散居在广阔的区域；他们被当作外来者对待；他们的半公民地位；他们的财富。（第117页）

三、 桑巴特关于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阐释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第二部分中，桑巴特首先定义了何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企业家必须具备双重属性，一是企业家，二是商人。企业家又可划分成四种类型，即发明者、发现者、征服者和组织者。商人的基本品质则是善于投机的算计者、精于谈判的生意人。正是这样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塑造了经济理性主义的三种表现方式：第一，以计划来主导的未来愿景；第二，把效率作为一切生产方式的准则；第三，用金钱关系规范着一切经济活动，用精确的计算追求无处不在的盈余，而这三个要素都与犹太人的秉性相吻合。接着，桑巴特从宗教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入手，强调犹太宗教中的某些基本理念与伦理准则正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他认为，资本主义与犹太宗教一样是自然社会与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熙熙攘攘的生活中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事物”，该事物的存在与理性主义密切关联，“理性主义是犹太教也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第143页）。桑巴特把犹太教对于商业精神的塑造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塔木德》中孕育了财富合理化的思想。桑巴特注意到，对于散居的犹太人而言，《塔木德》犹如空气与灵魂，是犹太人精神价值的核心。“思想家生活在它的思想观念里，诗人徜徉在它纯粹的理想状态中。外部的自然和人类世界，大地上的强权与世事，在犹太人看来，如同千年一遇的意外与幻影；唯一的现实就是《塔木德》。”（第134页）众所周知，在《塔木德》中，财富通常被给予充分的尊重，即如果财富的主人遵行上帝之道，那么财富就是对他的赐福，反之贫困就是对他的诅咒。《塔木德》罗列的七种“与义人相称、与世界相称”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财富。在《圣经》与《塔木德》文献中，都有很多段落把财富称作上帝的赐福、一种有价值的善行，当然也警告滥用财富的危险性。桑巴特强调，在犹太人中间，知识是一条通向荣誉、财富与宠爱的捷径，最有学识的《塔木德》学者同时也是最机敏的金融家、医生、珠宝商、批发商，也就是说，宗教的虔诚并不与财富相抵触。桑巴特还关注到原初的宗教观念所熏陶出来的现代精神，如《诗篇》第57章第8节的经文“你们当醒起！我自己要及早醒起”对勤劳与节俭精神的塑造。

第二，犹太教中“契约”与“赏罚”的观念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因子。桑巴特指出，犹太教的整个宗教体制贯穿了上帝与其选民之间的契约，选民对上帝负有责任与义务，上帝应许并赐予恩惠，“人类因遵行义务而获得奖赏，因忽视义务而遭受惩罚；奖赏与惩罚部分来自此世、部分来自来世，从而出现了两种必然结果：首先，不断估量任何行为必然带来的得失；其次，可以说出现了一种针对每个个体的复杂的记账制度。……‘明白在你之上，有眼在看，有耳在听，你的一切行为都记录在案’”（第145页）。因此，备好你的“账目”以获得拯救成了犹太人的追求。总之，契约的观念是犹太教的根本原则，任何履行契约者将获得奖赏，而违背契约者将遭受惩罚。换言之，从律法与伦理的角度看，“善行带来昌盛、恶行招致惩罚，是所有时代犹太宗教的一个概念”。根据拉比神学，为了获得此世与来世的福祉，义人必须不断努力持续善行、增加奖赏。犹太人认为，获取财富同样是奖赏的一种体现，但必须“避免贪恋”，要把“全部财产仅视为取悦上帝的一种方式”。在桑巴特看来，犹太教从“契约”、“神圣账簿”到“奖罚”之间所贯穿的理念正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不谋而合，即履行承诺、理性地遵守规则、最终获得“利润”（第146—147页）。

第三，犹太宗教伦理所造就的“生活的理性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人”的品质。按照犹太传统，《摩西五经》的条款以及由此而来的犹太人需要遵守的诫命虽然都来自神，但律法观念形成的习惯法世世代代都有其约束力。神圣的律法为每个人都设定了最高目标——成为“高尚之人”、“圣洁之民族”、“祭司之国度”，为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持续的自我警觉和自我学习，要求与一切低级和粗俗、肉欲和兽性作无尽的斗争。遵守《托拉》的吩咐，是朝越来越高的神圣攀登的最安全的天梯”（第156页）。桑巴特进一步指出，犹太律法主义既有信仰的感召力，又不排除现世的“世俗性”生活，典型的二元主义（善冲动与恶冲动并存）是犹太伦理观的特征。“‘上帝确实创造了恶冲动，但他也创造了《托拉》这部道德律法’……正是在它的指导下，才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和法规系统，生活由此会被理性化、去自然化、完善化和圣化，而无需放弃与压制它。”（第157页）在犹太伦理的价值取向中，虔诚与遵守、热情与率真、克制与节俭、纯洁和持重、自制与谨慎、热爱秩序与工作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而在桑巴特看来，这些对理性化人格的塑造正是犹太人的贡献，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品质。“对任何经济秩序而言，许多优秀的品性与美德，如勤劳、整洁、节俭，是必不可少的，而它们的存在都要归功于理性化。”（第163页）“资本主义要想发展，自然的人必须被改变得面目全非，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心理机制。必须重新评估一切经济价值。其结果如何？‘资本人’与‘犹太人’密切相关，两者属于同一类别，都是‘理性的、人为的人’。所以，犹太宗教导致了犹太生活的理性化，就算它没有在实际上产生犹太人的资本主义能力，也无疑增加和增强了这种能力。”（第166页）总之，按照桑巴特的推理，“资本主义精神的非情感的、理性的、‘唯物的商业主义’的特征，可以追溯至犹太宗教与哲学这个必不可少的源头”（美国版导言第3页）。

四、 “桑巴特命题”所引发的争论

桑巴特的一生横跨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恰好是近现代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最跌宕起伏的年代，也是“犹太人问题”困扰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敏感时期。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反犹主义肇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并在20世纪40年代纳粹的“最后解决”中达到极致。可以说，在桑巴特生活的时代，“犹太人问题”牵动着整个德国社会的神经，反犹主义一直是学界与政界的敏感话题。作为一位非犹太人、一位在主流社会具有崇高威望的学者，“桑巴特出版这本著作的勇气，必须值得我们钦佩。他不仅使自己暴露于情绪日渐高涨的政治攻击之中，而且也以其学术声誉进行冒险。自本书德文版1911年面世以来，对桑巴特的学术批评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他的许多重要结论遭到了驳斥。但本书活力依旧，它的提示作用一直挑战着社会与宗教史的后学们”（美国版导言第2页）。

桑巴特以其犀利敏锐的眼光重新评估犹太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从而开辟了资本主义研究的全新路径，无论在欧洲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思想史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克雷夫茨所评价的，“桑巴特以新的眼光来看待犹太人对金融和商业的贡献,这是数百年来的第一次，也是20世纪中第一次在犹太人和钱的问题上做出的总体上肯定的论述。以前，偶尔也有犹太历史学家撰写过论述独特的犹太商业活动的著作和论文，但公众对犹太人的活动的认识都是全盘否定的和极其幼稚的”。

然而，反对者的声音也异常强大，学者们对桑巴特的批评与非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桑巴特关于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评估与研究，有史实与史料上的漏洞。伯特·F.霍塞利兹在本书的美国版导言中对此有大段的描述，“由于缺乏希伯来语知识和材料掌握不充分，他也错过了一些重要证据。中世纪的犹太人（就像外邦人一样）有着大量关于‘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的书籍。尽管这些书中列举的教导不具有‘约束性的’特征（如同《摩西五经》中的段落那样），但它们为中世纪犹太人的实际行为标准，特别是其经济行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见解……桑巴特关于神人之间‘半商业性’契约关系的理论，比他关于后世犹太神学与哲学缺乏神秘主义成分的观点更加站不住脚……同样，桑巴特关于犹太拉比商业意识敏锐的论断，也是建立在误解拉比在犹太文化中的作用这个基础上……桑巴特既忽视了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忽略了文化适应的作用”（美国版导言第4—5页）。除霍塞利兹以外，也有学者指出桑巴特探讨的是一个微妙的主题，但由于缺乏犹太宗教哲学体系的专业训练，所以从有限的事实“跳跃”到宏大理论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推理；桑巴特所做的历史重构似乎更多地基于一种浪漫的“精神图景”，而不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因而难免有“联想与猜测的成分”。

第二，桑巴特关于犹太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描述有本末倒置之嫌。霍塞利兹认为，桑巴特对犹太“理性主义”与“商业主义”之间关系的阐释混淆了原因与结果。“不是犹太教律法哲学或宗教理性主义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商业与金融交易中不断增多的获利机会以及适应外部敌对世界的需要。在犹太部落社会温情脉脉的私人同胞纽带被打破之后，促使犹太律法与犹太宗教实践发生了变化，使它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沃土。不是过去的犹太人创造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现在的犹太人。”（美国版导言第7页）

第三，桑巴特的观点在犹太人世界同样毁誉参半。该书出版之初，犹太人对其意见产生了分歧。桑巴特视犹太人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实体，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才是缓解东欧犹太人困境的唯一出路。这几乎与犹太复国主义以民族主义手段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得到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赞赏，桑巴特在他们看来“并非反犹主义者，而是公开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督教学者。他的认可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而受到欢迎。这是非犹太学术头一次以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来思考犹太人问题”。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德国社会科学专家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于1911年说道，“桑巴特的观点可以作为一种普遍观点的代表，犹太种族即是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化身”。但是，一些反对者认为，桑巴特屡屡强调犹太人的“外来者”地位，并暗示他们不可同化等，这无疑迎合了反犹主义，是一种亲犹与反犹情绪混杂而生的反犹主义。因此，“书一出版就遭到犹太人和自由派的斥责，说他支持了反犹主义者。它同样也为憎犹者所攻击，因为它没能证实他们归到犹太人身上的那种邪恶性、寄生性与道德堕落”（美国版导言第1页）。总之，该书“充当了一面镜子，犹太人从中看到了令他们最赞赏和最惊恐的方面”。

当代学者穆勒指出，“犹太人与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殊关系，因为他们对此特别擅长，当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擅长。但只要在任何时候允许他们在公平的法律环境中参与竞争，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者就会多得不成比例。这既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诅咒”。在全球化的今天，距离“桑巴特命题”的提出已过去一个世纪，犹太人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犹太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至今依然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笔者看来，上述诸多质疑桑巴特的观点确实有其合理性，《犹太人与资本主义》一书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桑巴特对犹太人之于资本主义作用的论述有夸大之处。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兴起的年代，跨越国界的犹太散居社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机遇，犹太人相比非犹太竞争者在国际商贸、银行业及金融业等领域具备了显而易见的优势，直到19世纪末期，一些著名犹太家族（尤其是宫廷犹太人的后代）在商贸领域依然保持了竞争优势。但必须看到，以罗斯查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商业精英是犹太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作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群体在资本主义运作方式中尽管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但其辐射性与主导作用不宜过分夸大。桑巴特把个体犹太商人的影响普遍化，用夸大的语气过分强调犹太人对资本主义的贡献，这很容易为反犹主义者利用，为犹太阴谋论与威胁论提供了口实。

第二，桑巴特关于犹太教与商业精神的一些论述有主观预设的色彩。桑巴特把犹太人广泛参与商贸活动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宗教信条，实际上，犹太人的商业禀赋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外力因素，即民族的离散、主体民族对犹太人拥有地产的排斥、早期基督教对借贷取利业务的限制以及商业贸易的流动性与便利性特点等。对财富的赞赏与追求是促使犹太人进入工业化时代的重要助推因素，而形成这一因素的直接动力主要来源于外力因素，如犹太人的散居状态、边际性客民的地位以及长期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主义所造成的生存压力等，这使犹太人深切意识到拥有财富与享有安全、自由及尊重密切相关，金钱是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证其生存权益的重要资源。因此，尽管宗教对犹太人商业动机与商业品质的塑造功不可没，但对其作用不能无限夸大。

不仅如此，桑巴特强调犹太宗教学校的教育虽然并不具体地指向经济性目的，但其严格的训练过程往往提高了学生的思维敏捷力以及在经济事务中的竞争力，桑巴特依此来衡量宗教与商业的关系。但他忽略了犹太传统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视学习为第一要务的犹太人一直把学术追求作为经营犹太世界的理念，商业追求并不是犹太文化的主导，犹太拉比与《塔木德》学者的主要职责还是履行宗教义务，传递精神遗产。在《希伯来圣经》与《塔木德》中确实存在财富是上帝赠礼的表达，但《申命记》、《箴言篇》及《塔木德》中也同样体现了对于财富的矛盾态度，强调财富的膨胀有可能消减公义与德行的积累。在桑巴特的论述中，显然强化了前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后者的表述。

第三，桑巴特关于犹太教拒绝神秘主义的论断确实不符合历史事实。桑巴特和韦伯一样，把经济理性主义作为孕育商业精神的摇篮，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第十一章中，为了证明理性主义是犹太教也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桑巴特指出，“犹太宗教没有神秘意识，它或许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秘意识的宗教。它不懂得崇拜者与上帝交流时欣喜若狂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其他宗教中被封为最崇高和最神圣”（第143页）。但事实上，自拉比时代尤其是中世纪以来，犹太宗教中长期存在着神秘主义传统——喀巴拉(kabbalah)，主张犹太教徒通过虔诚感受到“活的上帝”无处不在的存在，同时也体验到神人互通、相融的神圣体验。直到今天，不同形式的犹太神秘主义思潮仍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

第四，桑巴特关于清教与犹太教关系的论述也有失偏颇。为了强化新教伦理与犹太宗教中的理性主义色彩，桑巴特反复描述犹太教与新教的一致性，甚至提出了“清教即犹太教”的观点，他还特别引用了海涅在其《忏悔录》中的追问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人难道不是希伯来人吗？他们也用《圣经》中的名字给自己取名，也有自己的耶路撒冷和法利赛式的伪善言辞。他们的宗教难道不是一种允许吃肉的犹太教？”（第173页）显然，海涅的反语并不是基于严格的历史考证。产生于16世纪后半期的清教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在民族主义兴盛的年代里，德国知识分子阶层又赋予了新教伦理更多的社会情怀与时代内涵。虽说新教伦理与犹太教都支持了韦伯与桑巴特所竭力探究与弘扬的经济理性主义，但“清教即犹太教”的结论还是过于武断，因此招致了不少学者的非议。

第五，桑巴特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犹太特性，犹太人被刻画成“过度智力群体”、“高级智能体”和“强烈的自我认同体”，他从目的论、灵活性、适应性、影响力等方面诠释了犹太特性的具体体现，把犹太天赋的起源归结为由天性、隔都生活以及某些历史因素而形成的“种族”的独特性。众所周知，在纳粹时代，种族主义理论在德国登峰造极，成为第三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犹太人因其“种族特征”惨遭屠戮。后世学者在总结大屠杀的历史教训时，往往要溯源到德国社会的犹太观。20世纪初期以阿瑟·鲁平以及桑巴特所开创的“犹太种族”研究影响了德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桑巴特对犹太人的态度是友善的，但他的研究视角与表达方式却深深打上了种族主义话语体系的烙印。

此外，桑巴特经常为人们所诟病的还有他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采取了多因素论，即在某一时期持一种观点，而在另一时期又认为另一种因素促成了资本主义发展。也就是说，他不同时期的其他著述，如《奢侈与资本主义》（Luxury and Capitalism）和《战争与资本主义》（War and Capitalism），则凸显的是资本主义的其他起源。这种摇曳难定的学术立场，势必会削弱他的权威性。

然而综合来看，桑巴特的著作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不同语言的版本一经问世都备受欢迎，一代代学者在不同的语境下争论着、探索着，对桑巴特思想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解读、阐释与批判。《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学术观点被不断传承，桑巴特在经济社会史领域的独特地位也被广泛认可。正如对桑巴特进行了深度批判的霍塞利兹所说，“桑巴特著作的持久价值，并不在于他的结论，而在于它构成了一个起点。许多学者致力于填补他留下的空白，发挥他有时看似一带而过的某些评论，并提供素材来解决桑巴特与其批评者之间的分歧……尽管本书存在缺陷，但它常常以一种犀利且异常敏锐深刻的方式，提出了犹太人不仅在现代资本主义而且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个关键问题。《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是一部经典，它开创了研究犹太社会关系的新纪元，也与许多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名著的情况相同。这类著作开拓了研究的新路径，在此过程中，这项开创性研究所包含的许多理论或被修改，或遭反驳。但后代学者只有不自我满足于某一领域的最新成果，只有沉潜到源头，才能充分领会到在社会科学中一条新路径的重要性。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有阅读的必要。”（美国版导言第2—3页、第13页）该书译者艾仁贵在该书中文版的译后记中也指出，“围绕本书所激起的无穷争论，或许恰恰是许多灵感启迪的起点，是无数真知灼见的萌芽。批判力与生命力相伴相生，从长远看，一本缺乏批判力的著作势必丧失生命力。或许，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并非带来一种铁板钉钉的结论，而是在于它所激发的无穷思考与不懈探索”（第319页）。

综上所述，桑巴特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显然未能圆满地回应主题，在“犹太教如何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上没有给出让读者非常信服的答案。尽管如此，桑巴特对欧洲社会史的贡献不可否定，他所提出的“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桑巴特命题”，不仅开辟了犹太史研究的新领域，也扩展了欧洲经济社会史的新视野。这一跨世纪的话题所激发的学术灵感与思想火花，一直延续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大屠杀反思”的思潮，“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犹太人与钱”也随之成为学术界的敏感话语，由桑巴特与韦伯所开辟的学术之争也一度降温。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全球性文化反思与学术复兴的浪潮中，犹太人与世界文明的话题再度引起关注，“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随之成为热点。继1972年出版的《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daica）之后，《利奥·拜克年鉴》（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及其他刊物发布了数十篇学术回顾与研究性的论文。犹太学者与非犹太学者纷纷梳理桑巴特的思想脉络，重新理解其对“犹太人问题”判断，并尝试着对“桑巴特命题”进行新的解读。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该书中文版面世，以期“推动中国学界去探索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谜题，去廓清汉语世界在认识犹太人与世界经济关系时出现的甚嚣尘上的重重迷障”（第319页）。

本文作者李晔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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