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日志中的伏尔泰与启蒙运动

·欧洲史·

警察日志中的伏尔泰与启蒙运动

石芳

内容提要 在启蒙运动盛期，伏尔泰是负责监管图书贸易的警察戴梅里的重点监控对象，在其工作日志中伏尔泰的名字曾频频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由反启蒙喉舌《文学年代》主编弗雷隆提供的逸闻，将伏尔泰刻画成道德败坏、狂妄自负的无耻之徒。而与之不同的是，戴梅里尽管将伏尔泰视作一个“坏臣民”，但总体上对他持开明温和的态度，并对其才智表现出一定的欣赏和尊重。《戴梅里日志》记录的书目还进一步揭示，戴梅里尽管注意到了几乎所有的启蒙哲人及其作品以及围绕他们发生的思想冲突，但却没有察觉到“启蒙运动”。反而是以弗雷隆为代表的反启蒙势力将启蒙哲人们视作一个浑然一体的群体，构想出“启蒙运动”这股思想潮流并与之激烈论战。戴梅里与以弗雷隆为代表的反启蒙势力之间的这种差异，揭示出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与权力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戴梅里日志 伏尔泰 启蒙运动 弗雷隆 反启蒙运动

1748年至1772年，通常被视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盛期，《论法的精神》《百科全书》《论精神》《爱弥儿》《哲学辞典》等主要启蒙著作相继问世，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论战、纷争不断。这种“哲学”书籍异常繁盛、思想异常活跃的现象，被警方图书贸易监察官约瑟夫·戴梅里（Joseph d'Hémery，1722-1806）记录在其工作日志中。戴梅里于1748—1773年实际负责图书贸易的监察工作，主要监管市场中流通的图书，查封非法印刷品，追捕非法印刷品的作者、印刷商和传播者。他精明能干，认真负责，“善于重建合法的、非法的图书贸易网络，识别并追查危险的书籍及其印刷商和书商”，成为图书贸易监察领域的专家，是其上司警察总监和图书总监的股肱腹心。戴梅里对其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对后世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他整理、保留了大批与图书贸易相关的资料，构成了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阿尼松手稿集》的绝大部分，而这是研究近代早期法国书籍史的必备资料。一些学者依据其中的部分资料已经产生了杰出的成果。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资料，如狄德罗、马勒泽尔布、弗雷隆等人的通信集，也是以它为基础而整理出版。

在戴梅里收集、整理、撰写、保存的资料中，《图书贸易日志》《图书贸易日志》（通常被称为《戴梅里日志》）是这位警官在1750年11月至1769年12月的工作日志，其大部分内容是巴黎流传的图书的目录。戴梅里主要记录那些警方认为有进一步监控、调查价值的图书，比如，匿名出版的书籍，经简单许可、口头许可、默许或未经许可出版的书籍，由可疑的作者撰写或可疑的印刷商、书商、流动小贩出售的书籍等。他不仅记录图书信息，还会涉及作者、书商的一些职业活动；有时也会对书籍、作者做出些许评价。散布在这些记录之中的，还有大量关于宫廷、朝臣、教士、文人的逸闻、流言蜚语和种类繁多的讽刺诗、歌谣等。基于这些丰富的资料，我们可以勾画出18世纪中后期法国图书贸易业的生动图像。

学者们很早以来就意识到《戴梅里日志》的重要价值。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根据这份手稿来查明匿名作品的出版日期，比如，巴尔比耶编纂的《匿名作品辞典》、邦盖斯科编纂的《伏尔泰书目提要》。至于日志中丰富的消息、逸闻、歌谣等资料，由于《戴梅里日志》多达1600页的手稿字迹潦草，满页都是令人不明就里的缩写、删改、修正、补充，难以被学者所辨识、利用。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有阿德里安娜·罗杰斯和玛琳达·鲁斯·布鲁诺曾对其进行了部分整理，前者析出了与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约300位作家有关的条目八百多条，后者则完整整理了编号22156的手稿。两人的整理成果各具特色，但其缺陷也很明显。罗杰斯依据“文学兴趣”摘选条目，遭到了布鲁诺的严厉批评：“没有描述这些手稿的物理性质，也没有追究戴梅里的信息来源”，而且“摘录的主观性非常强”。布鲁诺的整理考订工作严格、精确，对已经在别处出版过的条目也加有注释，很多地方还进行了考证；对于日志中源自线人的信件、诗歌等也尽可能追溯其来源。但她仅仅整理了1751年的手稿，也不适合用于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学者来说作用也比较有限。因此，在书籍史研究中广泛用于确认某些作品的面世日期，至今依然是这份手稿被利用的主要方式。

戴梅里将日志每周都汇总为一份报告提交上司，因此在这20年中，除去1756年5月至1757年3月和1762年这两段巨大的空白，总共大约有950份报告。经罗杰斯的整理，涉及伏尔泰的报告共有198份（条目数量达292条），占总数的1/5。有些年份，比如1751年、1752年和1769年，涉及伏尔泰的报告则占全年的近2/5。这个比例表明，伏尔泰在《戴梅里日志》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是图书监察官的重点关注对象。《戴梅里日志》中有关伏尔泰的近三百个条目，涉及了他在这20年中的重要活动和重要著作以及反对伏尔泰的作品和人物。日志中大量源自线人提供的逸闻所刻画的伏尔泰的“丑陋嘴脸”、戴梅里本人对伏尔泰的复杂评价、日志中记载的伏尔泰相关书目及其类型演变，可以揭示启蒙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启蒙运动、反启蒙势力和权力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无才无德的狂妄之徒：弗雷隆笔下的伏尔泰

1748年至1753年，刚入职的图书贸易监察官戴梅里迫切需要了解他负责监管的行业的基本情况 ，因而大量搜罗有关作者、书商和印刷商的人生经历和人际关系的信息，并编撰了《作者纪事》和《书商、印刷商纪事》。可能与此情况相关，最初几年的《戴梅里日志》也表现出对与作者、书商、印刷商相关的消息、逸闻的关注，专门列出“作者消息”和“书商消息”两个门类，时不时记述一些与出版物无甚关联的消息，比如，伏尔泰参与不光彩的金融投机事件、与希舍尔打官司的事情等。这些逸闻乍看之下与图书贸易业本身并无关系，却符合一个尽职尽责、试图监控图书贸易的警察的身份。因为图书贸易涉及方方面面，从作者到读者，中间牵涉审查官、铸字工、造纸商、印刷商、镌版工、书商、流动小贩和广告商等，其中还总有形形色色的权贵人物的干涉。因此，“为了在文学派系的复杂亚文化群以及出版业的阴谋诡计中开辟一条道路，他需要参考信息”。以便厘清相关的人物关系，特别是无处不在的保护伞网络。

要完成对巴黎图书贸易的监管任务，仅靠戴梅里个人显然不可能。与现代警察的做法一样，戴梅里需要网罗一批线人以获取各方面的信息。《戴梅里日志》中的有些内容是依据他每天的搜查、逮捕、审讯所获信息写成的，也有很多是从他的线人的报告或信件中摘取的。仅1751年《戴梅里日志》中夹杂的信件、诗歌就出自十几种不同的笔迹，还有许多经过戴梅里或抄写员誊抄，已经无法判断其来源。《戴梅里日志》中最为精彩、最为详细生动的逸闻往往就来自这些线人的报告。其中，编号22158的手稿第131—203页（1753年4月7日—12月30日）全都是相同笔迹的匿名信，让·巴尔古明确判断出这是埃利·弗雷隆（Elie Catherine Fréron，1718-1776）的笔迹，并将这35封信编辑到弗雷隆的通信集《弗雷隆卷宗》中。这些信件内容极其丰富，记录了一些涉及时代氛围的事件，比如高等法院对王权的反抗、告解证引起的愤恨，但大部分消息都是关于“文人共和国”的：皮隆与布干维尔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卢梭等人引发的关于音乐的“丑角之争”以及文人之间斗嘴打架，正在创作中或刚刚面世的诗歌、戏剧等各类文学作品，新近来到巴黎梦想大展宏图的年轻文人，文人获得的职位与年金，等等。

在弗雷隆的这几十封信件中，最具有连贯性、最为弗雷隆津津乐道的就是伏尔泰与莫佩尔蒂发生纠纷，从而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嫌弃并最终逃离普鲁士的故事。弗雷隆讲述这个故事的语调是幸灾乐祸的：“您知道普鲁士国王是如何惩罚伏尔泰的吗？……国王罚他立即支付两万法郎的罚款，这些罚款将被分发给柏林的穷人。再也找不出一个更加让伏尔泰感觉到痛的惩罚方式了。”（1753年1月4日）三个多月之后，弗雷隆心满意足地报告道：“真相终于出现了。当伏尔泰通过他的信件、通过德尼夫人，让巴黎到处流传消息说伏尔泰无法得到假期，普鲁士国王一定会将他留住的时候，事实已经得到证实，他屈辱地被国王赶走了。”（4月21日）6月24日，弗雷隆更是欢天喜地地报告：“伏尔泰确实被普鲁士国王的命令滞留在法兰克福了！”接着，在7月1日的信件中，他详细地描述了伏尔泰和他的外甥女德尼夫人被一群士兵押着、徒步搬到普鲁士常驻法兰克福外交代表家中的情景：“沿途都有人围观，德尼夫人被四个士兵看押，还有一个外交代表的职员日夜不停地去她的房间监视着她”；“伏尔泰被八个士兵看押着，与他的外甥女隔离”。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还被告知，他们每天要为关押付五百法郎的费用”。

在伏尔泰与腓特烈闹翻之后，他会不会回到巴黎？这也是警方十分关注的问题。弗雷隆像进行系列报道一样追踪着伏尔泰的行踪和去向，津津有味地描述伏尔泰在法德边境地区流离不定、寻找驻地而四处碰壁的经历：伯尔尼官员表示可以接纳伏尔泰，但伏尔泰“再也不能写攻击上帝、国王或其他人的东西”；瑞士人不主张他“在这个国家来避难，这里仍然保留着哥特式的焚烧无神论分子的习惯”；维也纳宫廷婉拒他；黎塞留元帅为伏尔泰的回归在国王身边活动，也惨遭失败；伏尔泰请求定居汉诺威，又遭英国国王拒绝。弗雷隆还肯定伏尔泰不敢到吕内维尔宫廷去，因为波兰前国王“宣布不想看到他”。最后，伏尔泰彻底走投无路了，“看起来，如果他得不到返回法国的许可的话，他将到罗马去找他的朋友吉里尼红衣主教了”。弗雷隆太专注于那些有关伏尔泰倒霉经历的消息了，他被伏尔泰放的烟雾弹所蒙蔽，并不知晓伏尔泰在7月底就已经到达施威钦根。

弗雷隆津津乐道地追踪报道伏尔泰的倒霉经历，不仅语调幸灾乐祸，用词也毫不客气：“最为奇特、最为恬不知耻的是，他居然厚颜无耻地在申诉信中声称……”对于争吵不休的伏尔泰与莫佩尔蒂两人，弗雷隆的评价恶意昭彰：“这两个人在全欧洲的人眼中都应该是名声败坏的，被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两个疯子、最恶毒的两个人。”至于伏尔泰为什么会和莫佩尔蒂争吵，弗雷隆将之归咎于伏尔泰对功名利禄的贪婪之心：“莫佩尔蒂快要死了，伏尔泰渴望能够得到柏林科学院院长的位置，为了加速他想取而代之的人的死亡，他开始写些谤文攻击莫佩尔蒂。他自以为他引起的悲伤抑郁能够将莫佩尔蒂推入最后的时刻。这就是使得伏尔泰做了这么多可怕的、不顾名誉的事情的动机。”

在弗雷隆对伏尔泰的报道中，简直可以搜罗出一部贬义词词典来：“卑鄙地”、“太低贱、太懦弱了”、“按照他惯常的恶毒”、“到处遭人厌恶”、“做了些无耻、荒谬的事情”、“为人表现就跟在任何地方一样糟糕，干了成百上千件愚蠢、荒唐的事”、“自负地自比为维吉尔，同时还卑鄙地要求面包、酒和蜡烛”、“信誉扫地的人，傲慢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等等。在弗雷隆笔下，伏尔泰完全是个恶毒、低贱、荒唐而又狂妄自大的无耻之徒，被“尊称”为“伏尔泰陛下”（Sa Majesté voltairienne）。一股仇视、痛恨之情渗透于弗雷隆关于伏尔泰的报告中。

总体而言，《戴梅里日志》为伏尔泰刻画的肖像并不光彩，但其中并非所有关于伏尔泰的消息都将他刻画得如此丑陋不堪。戴梅里的线人远不止弗雷隆一人，在有限的、没有经过戴梅里或抄写员誊抄的线人报告中，源自其他线人的关于伏尔泰的报告并不像弗雷隆一般充斥仇视之情。比如，1751年2月4日，一个线人汇报了伏尔泰与希舍尔的官司。“伏尔泰想投机斯图埃尔债券（德累斯顿银行的债券）。他把一些钱交给犹太人希舍尔以购买很多这种债券。这个犹太人给了他一些钻石，作为他给的这笔钱的抵押品……”正反两页平静地记录了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叙述口吻就像公证文件一样，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希舍尔事件”是伏尔泰人生的最大污点之一，伏尔泰在这个事件中的行为绝非无可指责，他由于这件事而名誉扫地，与腓特烈的关系也开始恶化。然而，即便在这份报告的结尾处，这位线人依然以一种超然的态度记述道：“最终，伏尔泰输了官司，并被公认为是个骗子和小偷，应该被绞死。”1754年4月，另一个线人的一份报告抄录的是伏尔泰与耶稣会士梅努之间的一次通信往来，也未加一字评论。而弗雷隆对待这类资料，是从来不会放过点评的机会的。比如1753年5月30日，弗雷隆抄录了伏尔泰与波兰前国王斯塔尼斯拉斯及其总管阿利约的一系列往来信件，评论道：“为了得到这些琐屑物品而直接向国王写信，您说他是多么恬不知耻？”实际上，弗雷隆对伏尔泰的敌意在整个《戴梅里日志》中显得相当突兀，其代表的是反启蒙势力的态度。

弗雷隆是启蒙哲人最为顽固、最为坚韧的敌人，与纯粹的、虔诚传统的辩护士或者出于策略原因而选择阵营的投机分子不同，弗雷隆属于那种“能够促使一些权力机制运作起来，并以立场明确的报刊为斗争阵地的虔诚派人士”。用巴尔古的话来说，他是“开明传统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于1749年创办了文学评论刊物《关于当代作品的信》（Lettres sur quelques écrits de ce temps）（1749—1754），至1754年又以《文学年代》（L’Année littéraire）（1754—1776）取而代之，一直经营到1776年去世。一开始，弗雷隆的目的是通过其文学批评维护品位纯正的古典主义文学，防止文学的衰落，因此伏尔泰的“轻浮”、狄德罗的“晦涩”、达朗贝尔的“枯燥”、卢梭对意大利音乐的“崇拜”等都成为他抨击的目标。早先，他的报刊中几乎不涉及那些牵涉意识形态纷争的文学事件，比如1751年给《百科全书》造成危机的“普拉德事件”。

然而，1752年，决定性的转折发生了，弗雷隆与凡尔赛宫廷“虔诚派”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这个派别通常被认为是反启蒙势力的总后台。戴梅里记载了弗雷隆的这次重要人生际遇：“弗雷隆的报刊重新出刊了，是波兰国王、即洛林公爵要求的。弗雷隆被引介给这位王公，后者非常好意地接受了他。他也被引介给法兰西王后，后者保证给予他保护，并且要求只要他的报刊一出刊就给自己送来。”弗雷隆大肆报道伏尔泰的倒霉经历，正是他转变的关键时期。从此弗雷隆将《百科全书》视作衰落的表现，“哲学精神”的成功就是文明的危机。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揭露哲人“这个团体借助于阴谋诡计每天都在大量繁殖、增长”。在他看来，这个团体以自由、宽容、人道等伟大词汇诱骗整个欧洲，目的就是建立哲人的独裁统治：“如果他们自己主管了政府，并握有主权和法律的利器，他们可能会是第一批运用这些利器来对付一切大胆反对他们的观念的人。”18世纪60年代后期，弗雷隆还进一步转向教权主义，最终成为“旧制度的殉难者”。

弗雷隆极具论战才华，他的讽刺精准巧妙且直中要害，叙述风格放肆无礼却富有魅力，加之他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广泛又受到保守派权贵的保护，《文学年代》非常畅销，与耶稣会的《特雷武报》（Journal de Trévoux）（1701—1767）和冉森派的《教士新闻》（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1728—1803）共同构成反启蒙势力的舆论喉舌，持续、尖锐、恶毒地抨击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将启蒙哲人污名化。弗雷隆不仅凭着这份报刊获得丰厚收入，而且网罗、发掘反启蒙的青年才俊，成为反启蒙势力的枢纽。“围绕着《文学年代》形成了一个有权势的网络……将宫廷、科学院、教会当局和百科全书派的潜在对手们联系在一起。”对这个敌人，伏尔泰誓言：“只要能让弗雷隆下地狱，我甚至愿意去炼狱。”然而二十多年里，伏尔泰、达朗贝尔等启蒙哲人与弗雷隆反复较量，有着稳固的政治保护的弗雷隆却始终没有被击垮。

弗雷隆是警官戴梅里的线人，这一点确切无疑。作为报人，弗雷隆消息灵通，对警方极具利用价值。然而，虽说旧制度时期的图书审查制度漏洞百出、软弱无力，但作为连续出版物的报刊，根本无法像单行本的书籍、小册子那样逃避官方的监管。因此，为了其报刊的经营，弗雷隆也必须与警方合作。玛琳达·布鲁诺的研究表明，弗雷隆为戴梅里做线人至少做到1771年。而其作为线人为戴梅里服务三十多年，而且戴梅里将弗雷隆信件中的有些内容原封不动地抄录在其报告中，可见戴梅里对弗雷隆相当信任。实际上，弗雷隆写给戴梅里的另一封信件表明两人的关系比警察与线人的关系还要密切：“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总是这样纠缠你，但我现在正为一群小债主所烦扰……我向他们保证下周五还钱，要兑现这个诺言，我就指望你了。因此，亲爱的朋友，我希望周四那天你能够再给我5个埃居。那天我将去你家里吃饭，我们已经约好的。”那么弗雷隆对戴梅里关于伏尔泰的认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像玛琳达·布鲁诺所说，“通过比较《戴梅里日志》和弗雷隆的一些作品就可以看出，弗雷隆和戴梅里本质上以同样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作者”？

二、 才智出众的“坏臣民”：戴梅里眼中的伏尔泰

与弗雷隆相比，戴梅里所记逸闻通常都比较简略，对伏尔泰的记载非常冷静，态度超然，不像弗雷隆那样喜怒形于文中。比如，“伏尔泰赢了与犹太人的官司”；“大家都肯定伏尔泰已经死了，几天以来人们得到了来自柏林的消息”；“人们确信伏尔泰在科尔马娶了格兰格兰先生的侄女”。这种平静、中立语调也被戴梅里用于《作者纪事》中对伏尔泰的记载：“他是法兰西学院的，德尼夫人是他的外甥女。”“1750年6月，他突然离开了他的祖国，去了普鲁士；他的王家史官的职位被给予了杜克洛。”“他在上一年的9月15日失去了夏特莱侯爵夫人。”对伏尔泰的个人经历的描述总体上偏中立化，不带感情色彩。接着，戴梅里用相当长的篇幅讲述自己奉命展开的一次搜查，最后评论道：“这次由伏尔泰指使的搜查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在那里发现了攻击国王和（蓬巴杜）侯爵夫人的诗歌，这些诗歌也许是伏尔泰写的，或是某个附属于他的人写的，这会揭露很多事情的。”戴梅里以津津乐道的语气讲述这个故事，行文中并无反感情绪，而是将之评价为“有趣”，颇有幽默之感，显然戴梅里并不像弗雷隆那样将伏尔泰视作“无耻”“恶毒”“卑贱”之流。

除去少量关于伏尔泰个人经历的逸闻，戴梅里更多关注的是伏尔泰的职业活动。手稿22158号（1753年）中，弗雷隆写给戴梅里的35封原始信件与同一时期戴梅里所做日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弗雷隆总共提供了20条关于伏尔泰的消息，有些消息还非常长，比如，5月30日讲述伏尔泰在吕内维尔宫廷时与波兰前国王及其总管之间的争执，总共两页半（每页包含正反面）。然而，只有一条信息被戴梅里收录到自己的日志中：“人们很确信伏尔泰在拉维莱特，藏在一个朋友家。莫佩尔蒂到那里去了好几次，看看伏尔泰露面没有。因为他很想给伏尔泰一顿棍棒……”。随后是对莫佩尔蒂的几句恶评。实际上，这条信息的主要人物并非伏尔泰，而是莫佩尔蒂。弗雷隆在信件中，大篇幅地追踪着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关系破裂之后重新寻找落脚地、四处碰壁的经历，当伏尔泰于8月在斯特拉斯堡基本安定之后，接下来四个月中弗雷隆都不再提及伏尔泰。然而，戴梅里的日志中记载的却是市场上流传的伏尔泰作品，比如《为博林布鲁克辩护》《被拯救的罗马》《索邦之墓》《自查理曼至查理五世的简明史》等，尤其是引起很多争议的《路易十四时代》，总共记录了4次。弗雷隆对这些作品只字未提，戴梅里对伏尔泰的颠沛流离也只字未提。显然，图书贸易监察警官与报人对信息的需求取向大不相同。

图书贸易监察官的职责繁杂而艰巨，根据1759年戴梅里向新任上司、警察总监萨蒂纳提交的报告，他的主要工作职责如下：每周向上司提交一份报告，汇报一切新出版的图书，并提供可疑书籍的样本；每周两次查访巴黎图书贸易行会，监管从外省和国外运到巴黎的图书，突击搜查书店和印刷铺，查封非法书籍并将之存放在巴士底狱，逮捕、转移囚犯，时不时还要到埃克斯、斯特拉斯堡等外省地区去执行任务。有时还要承担一些临时的任务，比如戴梅里保留下来的另一份重要资料《1764年王国图书贸易业与印刷业状况》，就是奉萨蒂纳的命令，对法国全国范围内的出版业进行的大规模普查。启蒙运动盛期出版业非常繁荣，戴梅里的工作也更加繁忙。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戴梅里对他所主管的图书贸易行业越来越熟悉。因此，不难理解他的关注点越来越集中于本职工作，注重书籍信息的取向更加明显，日志中的逸闻越来越少，从1755年起，就不再提及作者或印刷商、书商的消息。1765年起，不再对书籍加以评论，甚至很少提供该印刷品的创作背景。到了最后三年，戴梅里对伏尔泰作品的记录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页，*开本，在日内瓦印刷，此地有几份，是通过邮局寄过来的。这还是伏尔泰的新作。”

尽管戴梅里在其日志中表现得越来越具有警察的专业作风，但他对市面上出现的伏尔泰的作品仍会时不时加以评论，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已经泄露了戴梅里对待伏尔泰的基本态度。首先，对于戴梅里来说，伏尔泰是个成功的“作者”，他的作品成功、畅销，还很有趣。悲剧《被拯救的罗马》“取得了很大成功”；悲剧《中国孤儿》也“获得了很大成功”；《论宽容》“很有趣，写得很好”；诗体故事《夫人的娱乐》也“很有意思”。可是，伏尔泰并非老实、安分、德高望重的那类作家，他总是会与人争吵，引起一阵“噪音”。他的小说《米克洛梅加》“激烈抨击丰特奈尔先生”，《阿卡基亚博士的谩骂》“攻击莫佩尔蒂”，讽刺诗《俄国人在巴黎》“残酷对待彭比尼昂”。在一首写给克莱隆小姐的歌曲中“弗雷隆被责骂”。更严重的是，伏尔泰对国家和宗教而言都是危险分子，他的作品以“不虔诚”和“攻击国家”为特色。小册子《为博林布鲁克辩护》“彻头彻尾的不虔诚”，《老实人》“嘲弄一切国家和一切习俗”，《教士的辩护》这篇文章“将会使高等法院特别是国王的人生气，他们在文中受到极其猛烈的抨击”，《让·梅耶遗嘱》“存在着最严重、最危险的不虔诚”，《风俗论》“说了耶稣会很多坏话”，《哲学辞典》“非常严重地攻击宗教和国家”。戴梅里的这些评论，表明伏尔泰被警方监控的原因：他对国家与教会不恭不敬，是公众平静生活的捣乱分子。

通过比较戴梅里和弗雷隆对伏尔泰的有关记载，可以发现玛琳达·布鲁诺的论断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二人对待启蒙哲人们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弗雷隆作为线人为戴梅里服务了三十多年，而且戴梅里对他比较信任。按常理推断，从反启蒙文人弗雷隆这里得到的信息必然构成戴梅里对伏尔泰认知的一部分。但戴梅里并非偏听偏信的傻瓜，在《作者纪事》中他也建有弗雷隆的档案卡，《对戴梅里而言弗雷隆算是个污点证人。戴梅里不仅记录了他在万赛纳监狱坐牢的经历，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马蒙泰尔在剧院打架的事情，这幅肖像绝不比他为伏尔泰所绘的更加漂亮。如同其上司警察总监萨蒂纳和图书总监马勒泽尔布，戴梅里属于开明官僚一族。“总的来说，戴梅里带着同情、幽默以及欣赏文学本身的态度观察文学世界。他与被他监视的那些人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因如此，《戴梅里日志》中反映出来的态度要温和、宽厚得多，他始终都没有用侮辱性的词汇指称伏尔泰，也没有弗雷隆那种仇视、痛恨浸润其中。“这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但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却是一个很坏的臣民。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和他的冒险经历。”这是戴梅里在其《作者纪事》中对伏尔泰的评价：才华横溢、闻名于世却不够正统。

实际上，分析一下戴梅里在《作者纪事》中对诸位启蒙哲人的刻画就能够发现，戴梅里欣赏哲人们，至少对这些人总体上并无太大敌意。戴梅里盛赞丰特奈尔是“我们的时代最卓越的天才之一”；称孟德斯鸠“是一个有着无限才智的人”。戴梅里以钦佩的口气描述达朗贝尔，“他是一个个性和才智都很迷人的人，18岁他就进入了科学院，也是柏林科学院的成员。他在数学方面尤其出众，目前正与狄德罗一起为《百科全书辞典》工作”。狄德罗得到的评价稍低一些：“这是一个充满才智、却极其危险的人”，“是攻击宗教和良好道德的书籍的作者”。在戴梅里的眼中，马蒙泰尔和卢梭也是聪明、成功的作者，前者“是个有才智的人，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了一些悲剧，取得了成功”；后者则“有很多才智，写了些给他招来了猛烈批评的文学作品，而他完美地摆脱了这些批评”。对杜克洛，戴梅里只提到他写了“引起很多喧嚣”的《路易十一世史》，还写过一部小说，并提及他的保护人。尽管没有直接的评语，但这些描述中并没有贬义。这些作者都是因各种原因而受到戴梅里监视的，他当然知道这些人的作品“反宗教”、“反良好道德”，或者总是会引起“喧嚣”、引发论战，打搅权贵或公众的“平静”，他的评价语调却也平和，对他们甚至持 53 50699 53 27203 0 0 5967 0 0:00:08 0:00:04 0:00:04 5968 53 50699 53 27203 0 0 4889 0 0:00:10 0:00:05 0:00:05 4889一种欣赏的态度。对其中一些比较年长的，比如丰特奈尔、孟德斯鸠，其语调可以用毕恭毕敬来形容。即便伏尔泰是个“坏臣民”，狄德罗“极其危险”，戴梅里也对他们的才智保留敬意。

戴梅里对待诸位启蒙哲人的态度，再次与弗雷隆形成了鲜明对比。且不论弗雷隆在其报刊《文学年代》中对启蒙哲人们的长期抨击和恶毒讽刺，仅22158号手稿中保留的这35封信，已经完全彰显他对这一群人的反感与厌恶。孟德斯鸠干了件“不可原谅的心胸狭窄的事”，“非常幼稚”；达朗贝尔“是个同性恋”（在18世纪，同性恋是一项重罪，会被处以死刑）；“疯子”狄德罗的新书“一点儿也不成功”，“这个作者的脑袋里有一些非常晦涩的玄学”；马蒙泰尔写的诗歌“一点儿都不成功”；卢梭“对财富的所谓蔑视是纯粹的虚伪”，“他是一个危险的人，已经完全腐蚀了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其他很多人”；杜克洛“非常虚荣”、“非常自负”、“非常倨傲”。总而言之，在弗雷隆看来，“那帮所谓的现代哲人”都是些并无真才实学、道德水平低下、却容易蛊惑人心的危险分子。

不过，把戴梅里对诸位启蒙哲人的评论集中起来讨论并与弗雷隆的观点进行比对，很容易引起误会，让人以为戴梅里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或至少是秘密的同谋。实际上，戴梅里每日随手将新获得的消息记录下来，每周汇总成为一份报告经誊抄后呈递上司，因此各位作者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的顺序和位置完全是随机的，没有规律。《作者纪事》中戴梅里对作者们的记载也是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列的，哲人们散布在几百页档案卡中，并不是一个能够勾画出外形轮廓的群体。戴梅里的眼睛看到的是“作者”，而非“哲人”，他并没有识别出启蒙运动：“显然他没有识别出哲学氛围，也没有将启蒙运动构想为具有一致性的观点的运动，也许他根本没有觉察到启蒙运动。在大多数教科书中，这场思想潮流被呈现为文化史的主流，但却没有浮出警方报告的表面。”对《作者纪事》中的22位百科全书撰稿人的档案卡进行分析，达恩顿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警察的报告中搜索对启蒙运动的一致概念是徒劳的。”

虽然戴梅里嗅出了《百科全书》的“危险”味道，虽然他能够看出围绕着《百科全书》形成了某种作者和书商构成的网络，但并不像巴吕埃尔（Augustin Barruel，1741-1820）教士那样将之视为意图颠覆王权和教会的“阴谋”。在戴梅里眼中，他们只不过结交了“坏伙伴”而已。而在戴梅里对伏尔泰的记录中，伏尔泰甚至与这个可疑的作者—书商网络都不沾边。与伏尔泰共同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的首先是他的外甥女德尼夫人，常常露面；还有伏尔泰的朋友蒂耶里奥、达让达尔、达米拉维尔，他们在巴黎扮演着伏尔泰的代理人的角色；以及黎塞留公爵、达让松侯爵以及蓬巴杜侯爵夫人，伏尔泰惹出麻烦之后总是向这些显贵们寻求帮助。伏尔泰与其他启蒙哲人的活动没什么交集，更谈不上一个启蒙阵营的团体了。那么，是谁识别出“启蒙运动”这股潜流呢？

三、 书目呈现的思想冲突

有关作者、书商、印刷商的消息和逸闻是戴梅里倾注精力加以关注的重要情报。但在为上司准备的报告中，戴梅里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巴黎图书市场上不断涌现的形形色色的可疑书籍上。《戴梅里日志》中有关伏尔泰的条目，共涉及书籍、小册子、信件、诗歌、戏剧等各类印刷品273种，其中被归于伏尔泰名下的作品共计117种，还有伏尔泰的各类文集作品19种。另有90种印刷品是对伏尔泰作品的“回应”，其中38种被戴梅里明确标注为“反”伏尔泰，其余仅从标题无法判断其取向，戴梅里也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在对每种图书的记录中，戴梅里会尽力记录有关图书的全部信息，包括其名称、作者、印刷商、印刷地、流入巴黎的方式、巴黎的销售商、第一版还是新版、有无增改、附录内容（如题献、信件、歌曲等）、规格、获得出版许可的类型，如果是戏剧作品，还会记录其首演时间，有时还会对其内容或质量进行简单评价。如果首次记录该书时信息不全或有误，戴梅里会在以后的记录中加以补充或更正。由于获取消息的渠道、印刷商的有意隐瞒等原因，戴梅里不一定能够获知每种图书的全部信息，有时连图书名称都有可能不正确。时间越往后，戴梅里的记载越简略，对规格、出版地、流入巴黎的方式（如邮寄）、获得出版许可的类型、在巴黎的销售商等信息记载越完整，而作者、出版商却经常缺失。

1756—1758年的《戴梅里日志》由于资料明显缺失，难以进行分析，这个空当正好将戴梅里的记录分成了前期和后期两部分。两个时期所记录的伏尔泰作品类型发生了明显转变，从真正为伏尔泰奠定作家地位和尊严的严肃作品如戏剧、诗歌转向论战小册子本文中“小册子”作品（如表一）。从记录的频率上来说，伏尔泰的历史、戏剧、史诗等27种严肃作品出现的频次在1756年之前占比达到3/5以上。而1758年之后，虽然伏尔泰仍然有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史》《历史哲学》、悲剧作品《唐克雷德》《奥林匹亚》《斯基泰人》等严肃作品问世并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大部分作品却是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在《戴梅里日志》所记录的伏尔泰作品中，小册子共约70种，大多生命短暂，只出现一次，但90％都出现在1758年之后。论战小册子作品的大量涌现，表明当时思想冲突的公开化和激烈化。

《戴梅里日志》还显示出，在这20年中，伏尔泰的小册子作品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756年之前，出现频次最高的伏尔泰小册子作品是《阿卡基亚博士的谩骂》及相关作品，共被戴梅里及其线人记录12次。这一系列小册子是围绕伏尔泰与莫佩尔蒂的纷争展开的，令普鲁士国王腓特烈极为愤怒，在柏林被公开焚烧。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小册子也与此相似，涉及伏尔泰的私人纷争，如以信件形式出现的《伏尔泰致德尼夫人的信》，抨击腓特烈手段卑鄙，将自己滞留在法兰克福并传播对自己不利的谣言。另外一些小册子则针对伏尔泰的某部特定作品，如伏尔泰与拉波迈尔围绕《路易十四时代》的纷争，双方相继写出《路易十四时代（评注版）》、《路易十四时代续》、《路易十四时代新卷》、《对〈路易十四时代续〉的回应》等论战作品。

1758年之后，伏尔泰的小册子作品则更多超脱了个人恩怨、事业竞争的范畴，直接参与到启蒙运动的主要冲突事件和思想斗争之中。比如尖锐抨击弗雷隆、肖迈、彭比尼昂等反启蒙文人的《无用的当……》《可怜虫》《俄国人在巴黎》等作品；抨击教会对启蒙哲人采取严厉措施的《卑微的阿勒托波利斯主教的牧歌训令，值卑微的皮伊主教让·乔治的牧歌训令出版之际》《尊敬的神甫给大诺夫哥罗德牧首的训谕》等讽刺小册子；揭露高等法院司法不公、为卡拉斯伸张正义的《伏某先生致达某先生的信》等小册子；还有《贝利撒留逸闻》等嘲讽、抨击索邦神学博士的宗教不宽容精神的作品；这些都是伏尔泰最为成功、最为精彩、最具战斗力的作品。伏尔泰小册子作品的内容与主题的巨大变化，与启蒙运动遭遇的重大危机直接相关。

1757年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事件引发政治氛围的紧张，保守派势力将启蒙哲人当成这件事的替罪羊，出版了“卡库雅克人”系列小册子，将哲人们刻画成妖言惑众的骗子。随后，爱尔维修的《论精神》面世，引发了教会、耶稣会、枢密院、高等法院以及各类反启蒙刊物的集体讨伐。随后反启蒙势力又成功地将《论精神》引发的争议引导到《百科全书》上，迫使达朗贝尔及杜克洛等一批人相继退出《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并于1759年最终导致《百科全书》的出版特许状被取缔，启蒙运动由此遭遇巨大挫折。1760年哲人们再次面临反启蒙文人彭比尼昂、帕里索在法国最崇高的文化机构法兰西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的攻击，处境十分艰难。面对这种危机，此前一直游离于巴黎哲人活动之外的伏尔泰，积极介入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之间的斗争中，以他那支尖锐的笔，尽情施展嬉笑怒骂的写作风格，以大量尖锐、机智、风趣的小册子摧毁他和他的“兄弟们”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伏尔泰成就了其“王者”地位，成为启蒙运动的旗手。

在《戴梅里日志》中，随着伏尔泰的小册子数量一同上涨的，就是那些“回应”他的小册子，如《关于叛徒伏尔泰的第三封信》《可怜虫致伏尔泰的诗体信》《老实人致伏尔泰的谢词》《……的哲人，或某夫人的回忆录及其关于伏尔泰的不虔诚、恶劣品行、愚蠢的讲话》《魔鬼致伏某先生的诗体信》等。这些小册子作品的大量上涨，反映出从18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精英界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公开化。戴梅里所记录的书目，能够反映这20年中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之间的主要斗争，比如，1752年的“普拉德事件”（戴梅里记录了这个不幸的教士逃到普鲁士宫廷的生活）、“彭比尼昂事件”（戴梅里记录了伏尔泰反击他的作品，如《无用的当……》《俄国人在巴黎》《可怜虫》等）、帕里索的“喜剧《哲人》事件”（戴梅里记录了这部剧作及其引发的伏尔泰的反击之作《苏格兰女士》以及《伏尔泰致帕里索的信及回信，值喜剧〈哲人〉上演之际》《关于喜剧〈苏格兰女士〉的信》等一些小册子作品），卡拉斯案也在戴梅里所记录的书目中得到了良好的体现，比如《论宽容》《伏某先生致达某先生的信》《卡拉斯夫人之女佣的司法声明》等。1767年由《贝利撒留》所引发的关于宗教宽容的论战也体现在《与贝利撒留相关的文集》《贝利撒留逸闻》等小册子中。

不过，这些启蒙运动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出现在戴梅里的日志中，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出现在他的笔下。在时间上与启蒙运动盛期相吻合的《戴梅里日志》，并非反映了启蒙运动史上的全部重要事件，特别是1757年、1758年的许多重要事件，比如“卡库雅克人”事件、《论精神》事件、《百科全书》被查禁等启蒙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有关伏尔泰的条目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而且，如同诸位启蒙哲人的档案卡按照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散布于《作者纪事》中，《戴梅里日志》中所反映出来的事件也只是按日期顺序，散布于关于各类可疑书籍的记载中，戴梅里并没有赋予它们一致性。尽管他记录到成系列的围绕某个主题的论战小册子作品，却没有将他们看成是有内在联系的作品，更没有将之看成是两股不同的思潮的冲突。

然而，反启蒙文人弗雷隆却将这些冲突视作两军对垒。1760年8月，为反击帕里索嘲讽、丑化启蒙哲人群体的喜剧《哲人》，伏尔泰上演了针锋相对的喜剧《苏格兰女士》。弗雷隆在其主编的《文学年代》上刊发一篇《一场伟大战役纪实》，描绘了《苏格兰女士》首演的场景：“令人生畏的狄德罗位于军队的中央，大家一致同意选他为将军”，“右翼由格里姆指挥……两个由财务教士和墓穴作家组成的军团听命于他”，“左翼是两个由外科医生和假发师学徒组成的旅，由拉莫利耶指挥”，后卫部队则由梅艾冈神甫指挥，拉波特神甫向预备部队下令。“哲人军团”还配置了一名副官，马蒙泰尔担任此职，负责与后方以达朗贝尔为首的元老院保持联系；“这是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战役之一”。马勒泽尔布严厉禁止报刊中出现人身攻击，因此，此文中对各位哲人是以假名、外号、头衔之类指代的，如狄德罗在原文中被化名为多尔提迪乌斯（Dortidius），正是帕里索的喜剧《哲人》中丑化狄德罗的角色。本引文为了便于理解，全部替换为真名。戴梅里看到的是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可疑作者和文人们无休无止的“争吵”，弗雷隆却从中剥离出伏尔泰、达朗贝尔、狄德罗等一批人，将他们归结为一个团体，一个阵营，并刻画出两支军队之间的战争。

将哲人们视作一个“小集团”、一个“派系”，并非弗雷隆独有的观点，戴梅里所记录的反伏尔泰小册子明显揭示了这一点。比如，一份标题为《因〈百科全书绪论〉而为形而上学辩护，及某先生关于伏尔泰对帕斯卡思想的批评的意见》，将伏尔泰与《百科全书》联系在一起；再比如，居庸所著《新哲人的神谕，续补和阐明伏尔泰的作品》，以伏尔泰为目标，却把“百科全书分子”也都包括进去了，是威胁到《百科全书》生存的作品之一；再比如，《为伟人复仇，或对伏先生及其他一些哲人对著名人物的评价的检验，按字母顺序排列》，将哲人们整体作为靶子，而非伏尔泰一个人；再比如，某个给自己命名为“反卢梭”的人，写了《献给祭坛与祖国的礼物》，在其中驳斥伏尔泰关于“四个美好时代”的观点；还有《对贝利撒留和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圣言的反驳》等小册子作品，也将早已决裂的伏尔泰与卢梭划入同一阵营中。

在《戴梅里日志》中，具有集体性、一致性的启蒙运动也仅从那些反伏尔泰的小册子中才能觉察到。这种状况，恰恰印证了达林·麦克马洪的观点：“说反启蒙运动发明了启蒙运动更符合真相。”反启蒙文人将多种多样的启蒙哲人整合为一个整体，简化、抽象他们多样而驳杂的观点，为哲人们总结出思想观念、意图和策略方面的一致性，构造出了“启蒙运动”。抨击伏尔泰的小册子，前期作品如《〈喀提林〉与〈被拯救的罗马〉对照本》《B先生写给伏尔泰、关于其〈世界史纲要〉的信》《致某夫人、关于伏尔泰的新悲剧〈中国孤儿〉的信》等，几乎都是针对伏尔泰的某部特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文艺批评范畴。但到了60年代，不仅涌现出《某先生就叛徒伏尔泰最新的颂歌的第一与第二封信》《疾病、忏悔与伏尔泰之死以及随之发生的事情》《魔鬼致伏某先生的诗体信》等嘲讽、抨击甚至谩骂、侮辱的小册子，还出现了《伏尔泰的精神》《伏尔泰的思想》《伏尔泰的信仰告白》等对伏尔泰进行总体刻画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伏尔泰的抨击笼统抽象，直指伏尔泰的基本政治、宗教思想观念，且常常将之与其他启蒙哲人混淆为一体。写作这些抨击伏尔泰的小册子并自称为“反哲人”的文人，有给自己命名为“反卢梭”的，有将反击伏尔泰的作品命名为《反哲学辞典》的，这种用词也显示“反”启蒙势力开始具备了自我意识和自我组织意愿，具有了群体性意识，两个阵营对抗的形态已经表现出来。

结语

作为专司图书贸易监察的权力当局代表，戴梅里几乎对所有启蒙哲人进行了监控，监控他们的作品，但并没有像他的线人、反启蒙文人弗雷隆那样将哲人们看成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群体。启蒙哲人与弗雷隆等反对哲人的人，在戴梅里的日志中都是同一种身份：“作者”，总是写些引起“噪音”和“喧嚣”的作品。而且，与弗雷隆将伏尔泰视为道德败坏、狂妄自负的无耻之徒不同，戴梅里尽管认为他是个“坏臣民”，却带着开明、宽厚的温和态度，对他的才智表现出欣赏和敬重。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弗雷隆与戴梅里对待狄德罗、卢梭等诸位启蒙哲人上。对于伏尔泰等哲人与其对手之间的纷争，尽管他记录到伏尔泰与对手之间的大量论战小册子，反映出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的主要冲突事件，他却仅仅将之视作文人间的钩心斗角、利益纷争，而没有像反哲人那样勾画出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对抗的轮廓。总而言之，戴梅里的眼中既不存在弗雷隆所说的“哲人的汉萨同盟”，也不存在“启蒙运动”。

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并非不可理解。旧制度时期法国的图书贸易管理追求双重目标，“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印刷形式的公共话语以维持秩序，并努力通过提高印刷品的质量来发展法国的印刷业，这样可以保证印刷商和书商的福利，提升国王的荣耀并获取贸易盈余而增加王国的财富”。就这样的目标来说，图书贸易监管部门面临着远比启蒙哲人的著作更加直观、更加紧迫的威胁。18世纪的图书行业非常复杂，不能简单以“启蒙”和“反启蒙”进行划分。如今被视作经典的启蒙著作，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年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太多关注。达恩顿对海关、警察的查没书单以及书商的订购单的分析表明，在主要的启蒙哲人中，仅有伏尔泰、霍尔巴赫是最受市场欢迎的作家，大量畅销书是《开放的特丽萨》这类淫秽作品、《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这类攻击政客权贵的政治诽谤作品。这些才是耗费警方大量精力去对付的“坏书”。相反，伏尔泰是蜚声欧洲的优秀作家，不论后世对他的悲剧、诗歌如何评价，当时的人们都普遍认可他的文学价值，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热销。《百科全书》更是18世纪出版业的一项鸿篇巨制，《百科全书》的出版特许状被取缔之后，出版商们又获颁一份《百科全书图版》的出版特许状以便暗度陈仓地将这项事业继续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本巨著享有的国际声誉以及出版行业对它的巨额成本投入。启蒙著作是一门利润丰厚且口碑不错的生意，这是图书贸易监管部门不能不考虑的一个方面。

当然，警方也嗅出了伏尔泰等启蒙哲人的作品的危险味道，这些批评各种弊端、设想理想的社会制度，甚至传播无神论的著作，侵蚀着绝对主义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正是图书贸易监管部门始终以怀疑、担忧的眼光关注着伏尔泰等启蒙哲人的著作的原因。然而，在弊端丛生、社会不满爆发的时期，旧制度遭到了从形而上学到色情诽谤的一切类型书籍的抨击，包括哲人们的对手的著作。他们也在强调现存社会的缺陷，“反哲人们沉浸在对现状的激烈反抗和对社会当前状态的不可缓和的仇恨之中，他们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也勾画了一个“浪漫式的、类似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们并非想要维护现存秩序，而是反对按照启蒙哲人们的设想来进行社会变革。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监控着违禁书籍洪流的戴梅里在其日志中记载了如此之多反哲人的作品，以及为何他没有识别出启蒙运动这股思潮，而弗雷隆等反哲人却可以轻易识别出来。对戴梅里来说，哲人、反哲人以及大批鬻文为生的文人都属于同一个类别：可疑的、具有潜在危害的“作者”。

实际上，启蒙哲人们的著作遭到当局的监控、引起他们的担忧，未必是因为当局认为这些书有多么恶劣、危险。1751年，巴黎书商们要求印刷伏尔泰的新书《路易十四时代》，“但马勒泽尔布不同意，因为他不知道公众对此书会有何种反映”。这反映出权力当局的主要关注点，他们担忧这本书可能造成的公共影响，担心它会引起争议，引起“噪音”。显然“噪音”并不符合控制公共话语以“维持秩序”的目标。对文人之间的纷争，戴梅里的两位上司之间的通信明确了他们的处理原则：“面对这种事情，政府的原则应该是处罚其轻罪，而不偏袒一方胜过另一方。”。换言之，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对小纠纷就采取围观策略，等待事件自然平息；对大争议则采取压制手段，令双方闭嘴。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够阻止思想骚动，平息观念冲突，维持“公众的平静”。然而，18世纪的法国图书贸易管理总体上是失败的。围绕着伏尔泰等启蒙哲人及其著作而涌现的大量论战小册子，表明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之间的思想论战日益激烈、日益公开化，当局压制思想论争和冲突的企图彻底失败，管控公共话语成为空谈。宗教、政治、财税、贸易等各方面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最终，精英阶层的思想分裂演变成社会分裂，危机迫在眉睫。

本文作者石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