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与历史书写的互动——美国同性恋史研究的发展与思考

·美洲史·

社会政治与历史书写的互动

——美国同性恋史研究的发展与思考

曹鸿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同性恋史研究在社会运动和史学变迁的双重影响下诞生。同性恋解放运动促使同性恋群体探寻自身的历史，这为同性恋史学的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此同时，美国史学的研究对象扩大至底层和边缘群体，研究主题也不断拓宽，社会史和女性史的兴盛以及性存在史的成熟，为同性恋史兴起提供了史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同性恋社群和史学界共同参与了同性恋史的书写。同性恋社群推动了同性恋史基本文献和档案项目的发展；专业史学在此基础上以重建集体经历为目标发展成熟，并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历史叙事之中。美国同性恋史学的兴起，体现了历史书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与张力。

关键词 美国 同性恋 社会运动 性存在史 同性恋解放运动 同性恋史

美国学界的同性恋史研究可谓方兴未艾。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这一领域开创者之一的约翰·德埃米利奥（John D'Emilio）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求学时，曾想以同性恋问题为博士论文的主题，但感叹当时这一领域“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著述、没有任何明确的问题”供参考。现如今，许多美国大学历史系都开设性存在史（history of sexuality）的课程，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学府都聘用以同性恋史或者性少数群体史研究著称的学者。美国史领域同性恋史研究早年数量稀少，“只需一个夏天就能读完所有的相关文献，还有时间悠闲地度假”。到2005年，不仅有数百本研究专著，更有超过八十篇的博士论文正在完成或已经写就。不仅如此，美国主要的历史专业组织都有专门的委员会，反对歧视同性恋，提倡相关研究。除了《性存在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GLQ：同性恋研究杂志》（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等专业期刊之外，《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杂志》等史学综合刊物近年来均刊登了不少同性恋史的相关论文。同性恋史的专题研究，亦获得了主流学界的认可。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玛戈·卡纳迪（Margot Canaday）的《异性恋国家：20世纪美国的性存在和公民权》。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的“遗产项目”（Heritage Initiatives）也组织专家编写《LGBTQ美国：同性恋及其他性少数群体历史主题研究》，并于2016年10月发布。可以说，今日同性恋史研究不仅获得了合法的学术地位，发展为成熟的子领域，更是历史研究最具创造性的领域之一。

西方学术界对同性恋史的回顾注重分析其中的理论矛盾、不同学科之间的张力。与之相比，我国史学界对西方同性恋史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本文将分析美国同性恋史兴起的历史背景，梳理其发展的脉络与特征，以此探讨历史书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 有关同性恋史学的概念辨析

同性恋史学自诞生起，就深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充满了争议与矛盾，是一个“涵盖性的术语”。大体而言，同性恋史学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社会群体为基础，研究同性恋个体与群体的历史。例如，研究美国男同性恋身份的出现或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另一类以同性性存在（homosexuality/same-sex sexuality）为基础，即在当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同性恋概念，也不以同性恋身份定义个人或群体，却被现代人视为同性恋行为或同性恋情感的现象，如研究古希腊时期的男性之爱。这两种类型并不截然分离，而是时有交叠，学界命名也一直变动不居。最先出现的“Gay history”，指同性恋史，但因女同性恋认为男女经历完全不同，逐渐开始使用“Lesbian and Gay History”（男女顺序可互换）；到了20世纪末，同性恋运动又容纳了其他性少数群体，学术界因为政治正确或社会运动的压力，又采用“Lesbian,Gay,Bisexual,Transgender History”（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群体的历史）或“Queer History”（性少数群体史）、甚至合并为“LGBTQ History”。强调性存在的学者，最初用“history of homosexuality”或“homosexual history”，现在逐渐用“history of same-sex (sexuality)”指代同性恋史。这些词汇在汉语里没有对应概念，很难准确理解。在英语世界，这些名称也存在许多争议。例如“queer history”（性少数群体史）的命名引发了代际矛盾。在二战后的美国，“queer”一词具有侮辱色彩，意味着变态和反常。而90年代以后，许多年轻人受“性少数群体理论”（queer theory）的影响，用自豪取代侮辱，自称“queer”以挑战主流社会。源自医学术语的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也受到不少抵制，因为“homosexual”长期以来被医学界定义为“性悖常”或“性变态”疾病，暗含贬义，而“same-sex”语义上更为中性，逐渐为更多人接纳。由此可见，仅命名而言，美国同性恋史就存在着历史变化和诸多分歧。有学者指出，“同性恋史”作为一种分类和术语，需要仔细考察各种可能的标签带来的暗示。

在译名上，本文采用了“同性恋史”而不是繁复冗长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少数群体的历史”，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很少刻意区分，往往交替使用这些命名；其二，目前双性恋、跨性别和其他性少数群体史的研究屈指可数，同性恋（gay or lesbian）史研究占大多数；“queer”的汉语译名目前也莫衷一是，有学者译为“酷儿”、“奇异”，传统辞书译为“同性恋（的）”，而同性恋本就属于性少数群体理论所指的“非常规（社会）性别”（gender nonconformity）的一种。因此，考虑到历史沿革和实际内容，暂且将上文提及的诸多命名，统一为“同性恋及其他性少数群体历史”，而本文仍以同性恋史为主。

二、 同性恋史学兴起的动力

长期以来，同性恋被视为异常的精神病状态，其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个体生活的经历的集合”，“同性恋史”一直“处于隐藏、隔绝和边缘的状态”，在早年是一种“矛盾的表述”（oxymoron）。这种情况因同性恋解放运动而改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激烈动荡，把少数群体推上历史舞台，同性恋解放运动就是其中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历史学家指出，在当时，“同性恋群体饱受公然的法律与社会歧视”，禁止参军，不得在政府部门任职，许多人为求生存隐藏身份，也因此缺乏共同的政治组织。1969年6月28日，石墙酒吧里的同性恋与警察公开对峙，引发骚乱，导致冲突升级，彰显了一种社会群体的力量。在“石墙事件”推动下，同性恋群体仿效女性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开始组建社团。截至1973年，美国出现了八百多个同性恋组织，以“我们无处不在”为标语，要求政治改革。此后，同性恋运动成为美国社会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同性恋解放运动催生同性恋群体寻找自身的历史，构建共同的群体经历，这为同性恋史学的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性恋运动的基础是同性恋社群，其共同经历是社群构建的核心。莉萨·达根认为，社群创办的刊物将“历史意识视为同性恋政治和同性恋社群构建必不可少的部分”，在社会运动中，“历史认知的政治意义突然显露无遗”。英国学者杰弗里·威克斯指出，同性恋能忽略肤色、地域和贫富的差异形成一个群体，独特之处在于性偏好所引发的污名、歧视、法律不平等和受压迫的历史，这些都是他们共有的经历。同性恋活动家乔纳森·卡茨指出，虽然同性恋者“作为一种长期受到压制并不断反抗的社会群体存在于世……我们不为人知”，但是“同性恋美国人的确拥有历史……其存在不容置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史和女性史的兴盛以及性存在史的成熟，为同性恋史研究提供了史学发展的内部动力。这一时期，在多元文化思潮的推动下，“美国历史的框架、领域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受到忽视的社会群体的历史，成为史学的重要内容”。（新）社会史重视历史的私人方面，直接催生了家庭史、女性史和“性存在史”等子领域。“社会史家开始探索很大程度上被传统叙事所排斥的群体的生活”。“同性恋史家对寻常人物、日常生活结构和私人领域的兴趣，正是新社会史家关注对象的合理延伸。”“许多研究生和青年学者将他们对同性恋史的兴趣掩盖在更为安全的社会史主题中”。

对同性恋史影响最大的就是“性存在史”。埃丝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指出，“性存在史”脱胎于家庭史研究。性在早期文化中服从于家庭和生育，19世纪逐渐成为一种单独的概念，到了20世纪又转变为个人私事和政治争论的主题。性存在史的发展非常迅速。1977年，曾获班克罗夫特奖的历史学家马丁·杜伯曼（Martin Duberman）想在学校开设相关课程，被告之性的历史不是历史，此类主题不适合正规的学术研究。十余年后，情况大为不同。1990年《性存在史杂志》创刊，1993年《美国历史杂志》开辟了新分类“性存在”（sexuality），罗列和标识新近的学术文章与论文。2000年，“性存在史即便不是受人尊敬的学术领域，也至少可以说地位稳固，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不会再感受到压力，要为此辩护”。

性存在史之所以能获得主流史学的认可，一是源自性革命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冲击和深刻影响。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的性行为、性道德和性在流行文化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性恋运动、女性主义不断把性相关的话题带入公共视野之中。二要归功于法国哲学家福柯。福柯的《性存在史》和其他研究揭示了“权力”与“性存在”的关系，推动了性存在史的发展，在西方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福柯“对当代世界心智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让性存在从历史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心”，“让这一领域的研究受人尊敬”。

性存在史与同性恋史一同出现，两者关系颇为微妙。早期性存在史研究也多集中于同性恋，目的是揭示异性恋制度的压迫。但性存在史比同性恋史更早确立合法地位。因为其相对中立，把“性存在”视为类似社会性别的历史分析范畴，既包括同性恋史，也包括异性恋史，而同性恋史只关注少数群体。性存在史学的成熟，也促进了同性恋史学的发展。很多同性恋史研究都刊登在性存在史的期刊上。同性恋史研究，以“性存在史”名义申请更容易获得研究资金支持。

三、 同性恋史学的发展和成熟

历史书写的基础是史料文献，但同性恋相关的历史文献难以寻觅。杜伯曼认为，在1969年“美国历史档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同性恋的公共记录。……性本身被视为历史的耻辱，任何偏离主流道德的内容——日记被删改，关系被隐瞒，照片和信件被付之一炬”。职业档案管理员也承认，无法依靠传统方式收集同性恋相关的文献，因为同性恋并无明显特征，存在于所有性别、肤色、阶级、宗教和民族中，民权运动、女性运动和残疾人权利运动的参与者显而易见，而同性恋在某种意义上难以辨认。即便那些已有的包含同性情感、记录同性关系和社群的材料，也受重重限制，研究者难以接触。因此，搜寻基础历史文献，创立相关历史项目，保存个人、群体和运动的档案，这些历史书写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同性恋社群的推动下不断开展。

美国同性恋史公认的开端是1976年出版的《同性恋美国史文献集：美国的男女同性恋》。同性恋活动家乔纳森·卡茨在“石墙事件”后决心写一部美国同性恋史，但他首先开始进行文献整理。为了“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他搜罗了北美历史中有关男女同性恋的各色文献，从医学杂志、法院记录、地方报刊到市政报告、文学作品无所不包，并分为相关专题加以评注。卡茨并未止步于此，在书上留下联系方式，呼吁读者提供更多相关历史文献和线索。1983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新著——《男女同性恋年鉴：新历史文献集》。此书在扩充史料的同时，也提出现代的同性恋概念与过去的同性亲密行为或许有所不同。他进一步界定了同性恋史研究的对象与范围，认为同性恋史“是更广阔更为包容的范畴”，不仅包括同性之间的性与情感，也可以包括亲密关系和友谊，以及与同性恋相关的现象。这两本文献集收集了同性恋史研究所需的基本史料，并提出了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等重要问题。

此外，很多地方社群以集体为中心建立了档案文献项目。这些档案文献或社区历史项目横跨全美，从东海岸的波士顿，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再到中西部的芝加哥，集中在同性恋群体聚集的城市或地区。其中，纽约市的女同性恋“她史”档案项目（Lesbian Herstory Archives of New York）最为典型。当地女同性恋活动家们以社群为中心建立了这个历史档案项目，目的是收集并保存有关女同性恋生活及活动的档案，让后世可以方便地接触这些文献，并鼓励这一群体记录自己的经历，“将耻辱变成记忆”。“她史”项目非常成功，不但提升了同性恋者的群体意识，也筹措到不少资金购置楼房，存放相关文献档案，并据此成立了研究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同性恋史网站“OutHistory.org”把以社群为中心的美国同性恋群体的文献材料数字化对外开放，并参与在线百科全书、博物馆和文献档案的建设。

在主流档案缺乏同性恋史文献的情况下，口述史项目也成为美国同性恋史文献的重要补充。例如，“布法罗城女性口述史项目”（Buffalo Women’s Oral history Project）采访了几十名布法罗市工人阶层的女同性恋，最终形成了《皮革靴、金拖鞋：女同性恋社群的历史》一书。

不论是社群历史项目还是口述史项目，都在保存同性恋群体文献的同时，向公众提供了理解同性恋的途径，塑造了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推动了同性恋史的多维度阐释和广泛传播。不难发现，这种社群推动下的史学研究具备“公共史学”的特质：扎根于社群、建立口述史项目、推动文献收集、重视公共领域。

以社群为基础的文献编纂和历史项目的参与者多为社会活动家，接受过史学训练的人较少。20世纪70年代末，职业史家在社会运动和个人兴趣刺激下，逐渐开展同性恋史研究。

1980年，由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博斯韦尔执笔、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基督教、社会宽容和同性恋：公元元年至十四世纪西欧的同性恋群体》，将同性恋史带入美国主流社会视野，引发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在前言里，博斯韦尔表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赞扬或谴责，而仅仅是记录和解释”。但他从教会文献中解读出与同性恋相关的史料，认为这一群体在古代欧洲早已存在，从而激化了同性恋史及性存在史中“本质论”（essentialism）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争议。198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又发行了另一本同性恋史学专著——《性政治、性社群：美国同性恋少数群体的构建，1940—1970》。该书开创了同性恋权益运动（homophile movement包括权利、权力和利益）研究的先河，奠定了同性恋政治研究的基本框架。该书将美国早期同性恋运动置于民权运动和美国人争取平等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探讨，考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各地出现的同性恋权利组织，分析这些组织如何帮助同性恋者形成少数群体的身份意识。

与此同时，史家还关注了女同性恋的历史。1975年，美国女性史学者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发表了论文《爱与仪式的女性世界：19世纪美国女性间的关系》。文章揭示了19世纪末之前存在于美国的一个“女性世界”，其中既有姐妹情谊，也有同性情欲。这种女性关系被称为“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并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家庭环境所认可。她强调要把同性之间的关系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而不是套用现代人的“正常”与“悖常”观念。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关于如何界定女同性恋关系（Lesbianism）的争议。严格说来，她的治史路径仍是女性史范畴，因为当时同性恋史尚未出现，但其论题具有超前意识，引领了此后的女同性恋史研究。在2015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年会上有专题小组讨论此文的重要意义。

在开创性研究的引领下，20世纪80年代的同性恋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论是加入“本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争论，还是提出同性恋史的基本框架与问题，均是重建集体经历的一部分。可以说，“同性恋史书写是一种找回与重塑的实践”。1982年出版的《同性恋的过去：历史论文集》和1989年出版的《不为人知的历史：找回男女同性恋的过去》是这一实践的代表作。这两本文集共收录了几十篇同性恋史研究，从古至今、从西欧到亚非，涵盖的时间与地域跨度很大，反映了同性恋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具体到美国的同性恋史，代表作为乔治·昌西的《同性恋纽约：性别、城市文化和男同性恋世界的形成，1890—1940年》。作者将现代美国同性恋群体出现的时间追溯至19世纪末，向世人呈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纽约地下男同性恋世界。该书获得了主流历史学界的认可，荣膺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默尔·柯蒂奖”（Merle Curti Award）和1995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奖”（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ward）。在主题上，该书开创了城市同性恋史研究的先河。此后，史家还关注了费城、旧金山等城市的同性恋聚集区。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与同性恋社群的互动促进了同性恋史学的发展。首先，前文所述的大量社群历史档案和口述史项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其次，在学术界极端保守、社会普遍歧视的背景下，社群提供的民主环境极为重要。1973年，一些志趣相投的学者、作家、图书馆员、研究生组成了一个同性恋学术联盟（Gay Academic Union），以提倡和推动学术界同性恋相关研究。社群的政治意识与环境，给早期同性恋史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学术研究氛围，但也造成一定的问题，莉莎·达根将这些问题总结为“贫民窟化”或“隔离化”（ghettoization）。即，同性恋史根植于社群的政治需求，难以获得学术机构和研究基金支持，而大部分研究仍为主流社会和学术界忽略，读者多限于同性恋群体，仿佛大城市里的贫民窟，与世隔绝，自成一体。

四、 同性恋史学的新趋向

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社会风气的转变，学术思潮的更迭，同性恋史研究越来越被美国主流学术圈所接受。2015年和2016年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年会均设有“同性恋及其他性少数群体史”（LGBTQ Histories）分会，“隔离化”的现象正被打破。同性恋史在关注群体特殊性的同时，也融入美国历史主流叙事之中，甚至在某些领域起到重塑的作用，同时也深受史学新思潮的影响。

同性恋史学开始注重研究那些与同性恋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或问题。代表作为戴维·约翰逊的《淡紫色恐慌：冷战时期联邦政府中同性恋男女受到的迫害》。冷战时期，美国政府迫害过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雇员，参议院对政府中的“性反常者”（sex pervert）展开调查，引发了大规模的清洗政府雇员活动。在美国，淡紫色（lavender）往往表示一种蓝色（男性）和红色（女性）的混合，俚语意指男子具有一定的女性气质，从而与同性恋产生关联。约翰逊通过对新解密档案和其他史料的挖掘，追溯了美国社会这种“淡紫色恐慌”的起源。在冷战意识形态下，与传统家庭价值观和主流性规范不相符的个人与群体，都会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因此受到迫害。一些相关研究也探讨了冷战时期美国的社会性别、男性气概。这些研究对全面理解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与政治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同性恋史学也进一步影响到美国史研究的各个阶段和领域。在美国早期史领域，托马斯·福斯特主编了《远在石墙之前：早期美国同性性存在的历史》一书。该书收录了数十篇殖民地时期的同性恋史研究，认为在殖民地社会和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不存在现代同性恋概念，这一阶段的同性恋史主要研究具体时空下的同性之间的情感、欲望、性行为和社会意义。在其他领域，例如南部史和西部史，也都有同性恋史研究的佳作问世。

如果说上述研究只是对美国史主流叙事的补充，那么《异性恋国家：20世纪美国的性存在与公民权》这本书则从同性恋史角度重塑了人们对美国现代政府兴起的认识。作者玛戈·卡纳迪考察了移民、军队和社会福利三个领域，展现了联邦政府在管理型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如何管理同性恋，如何推行一种主流的（异性恋的）性规范，用同性恋史的主题，回应了政治史中的新问题——“美国是如何从一个国家意识很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管理型国家”。她认为，美国管理型国家的兴起与同性恋群体受到压制有密切联系，政府机构在扩张中强化了主流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系统地惩罚同性恋或者“疑似”同性恋的人，获得了一定的公众支持，为政府权力扩大提供了理由，从而体现出本该“无性”的国家政府，其实也具有某种性倾向，20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异性恋国家”。这本书表明，同性恋群体的历史与主流社会密不可分，而同性恋史的主题不但可以融入美国史叙事的主体框架，更能帮助人们全面认识或重新理解美国历史。

与此同时，同性恋史的书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美国史学新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兴起的跨国史取向，也促进了同性恋国际史的研究。例如，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欧美社会共同出现的同性恋运动。美国史学对碎片化的不满也影响到同性恋史研究。一些学者试图构筑一个整体的同性恋史叙事。但是，能否将这些差异很大的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以及具体时空意义中的同性恋现象，纳入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是否能被学术界认可？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时至今日，同性恋史无疑成为一个极具活力的研究领域。正如黑人史、女性史形成后推动了社会的种族与性别平等，同性恋史学的发展也有意无意地卷入美国的社会政治之中。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出现在同性恋权利和同性婚姻问题的政治辩论和法院审理中。德埃米利奥曾为得克萨斯州同性恋权利案件提供证词。乔治·昌西作为同性恋史专家证人，参加过同性婚姻的相关法院审理。2003年“劳伦斯诉得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Texas）中，十余位历史学家提交的“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辩诉书就对判决产生重要影响，判决也直接引用了相关历史研究。《纽约时报》还曾以“当六位大法官改变美国法律之时，他们求助于历史”为题，进行深入评析。20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Hodges）中支持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让这场争论尘埃落定，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研究和历史学家在这起案件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和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均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辩诉书，从同性恋群体受歧视的历史和婚姻史等角度支持上诉人的权利。多数派判决意见甚至直接引用了辩诉书与学术研究，把“历史”作为判决论述和分析的重要依据。在这两次影响美国同性恋群体的标志性判决中，历史学家的“法庭之友”辩诉书浓缩了近几十年来美国学界的大量相关成果。

结语

“美国史学一直是在社会政治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同性恋史学也不例外，从“重建集体经历”到“融入主流叙事”，始终受到了社会运动、政治斗争、同性恋社群文化、学术思潮、学人经历的多重影响。但是，同性恋史研究绝非简单地被动接受，也没有完全被这些影响所左右。相反，美国同性恋史学体现出历史书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张力”。

与民权运动早期出现的黑人史学、“宣传史学”完全服务于黑人解放斗争的需要不同，整体而言，同性恋运动家或历史学者在书写同性恋史时，无论是抱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还是出于个人兴趣，都没有损害历史研究的本质特性，并未出现“现实性压倒了学术性”。很多在社会运动与政治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同性恋史研究，恰恰是因为其“历史性”而被社会所认可，如注重历史语境，以史料为依据，选取多种角度的材料等。正因如此，“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往往与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极端的例子便是“社会建构论”对“公共知识”（popular knowledge）影响：如果同性恋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非人的本质属性，则迎合了保守派和道德人士的需要，他们批评同性恋是一种罪恶的不道德的“个人选择”，而同性恋运动往往用“生而如此”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在公众看来，社会建构论瓦解了这一基础。此外，同性恋史的研究中所展现的真实生活与材料，亦可以为反对者强化人们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提供素材，甚至为“恐惧同性恋行为合法化”（legitimize homophobia）提供帮助。

同性恋史研究者并不避讳“历史可为今所用”，但前提是“必须准确的还原历史”，哪怕这些“研究无益于政治（立场）”。当性革命、女性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把“性”带入政治领域之后，关于“性”的历史知识对强化集体身份、争取性的自由权利至关重要。历史书写作为一种知识创造，在美国社会中也无法脱离一种“知识的政治”。就美国同性恋史而言，历史知识与书写的重要性，不但没有损害研究的学术性，反而成为寻找史料、开创新研究的一种动力。卡纳迪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现象，她把美国社会的政治转变比作“潮水”，“可以掀翻所有船只、包括我们自己”，“但我们也是大潮的创造者”——历史学家的研究可以影响法官的思想和判决，“如果这都不能让你清晨从床上爬起，飞奔去档案馆，那么也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刺激你这样做了”。

当然，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同性恋史学也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矛盾。除了前文所述的学科界定与命名的争议之外，也体现在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取舍之上。实际上，“本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争议就是社会文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研究互动的产物。大多数性存在史学者都视理论为工具，会用折中的方式选择有用的，抛弃那些无法与历史分析吻合的内容。但同性恋史研究总会不自觉地选择“本质论”或“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就历史研究而言，强调语境和背景，注重时空的特殊性，分析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与性身份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本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取向。但是，这种取向又挑战了同性恋史研究的合理性。有学者指出，如果性行为、性身份、性欲望都是历史和文化的构建，那么“性存在是转瞬即逝的，也面临着消散的威胁，如果不同时期、地区社会建构的性存在完全不同，那么我们还能用一种比较的意义去使用这一术语吗？对于同性恋史而言……是否存在一个‘对象’可以研究”

理论与经验的矛盾瓦解了同性恋史研究的正当性，而对经验证据的反思则直指同性恋史的根基——同性恋个体和群体的共同经历。著名学者琼·斯科特（Joan Scott）曾指出，人们用个体或群体的经历，揭示不为人知的世界，但是对这些经历的阐释又是非历史的，因为他们所用的分析范畴是非历史的，例如性别（男与女）、性存在（同性恋与异性恋）、种族（黑人与白人），而人们往往默认语言与其所描述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此外，社会史家提倡赋予无声者以声音、让不可见者可见，但是他们书写历史的基础，是对“未经审查”的经历的直观理解。不仅如此，学者也对同性恋史研究内部的不平衡表示不满。虽然同性恋史的发展受益于（新）社会史、女性史，但是长期以来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史毫不辩解（unapologetically）地以男性的历史经历为中心。此外，大多数同性恋史仍然没有脱离“压制与反抗”的框架，但是，对同性恋运动而言，融入主流叙事似乎又是一种妥协。

总之，美国同性恋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性恋史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意识到“历史本身就是促进社会变化的工具”。社会运动、政治斗争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难以割裂，这既给史学研究创造动力，也带来挑战。

本文作者曹鸿，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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