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进步的尺度：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

·美洲史·

文明进步的尺度：

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

付 成 双

内容提要 受欧洲文化传统影响，美国人曾将森林视为“野蛮”的象征和“文明”的对立物。这一观念为美国人的毁林行为提供了伦理上的正义性。但随着毁林所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后果日益凸显，美国社会对森林的态度也从原来的敌视转向欣赏，这种认知转变为后来的森林保护运动做出了舆论准备。以缪尔为首的自然保护派和以平肖为首的资源保护派之间的分歧，不仅反映出二者关于森林保护的目的、道路和手段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保护理念的差别。在森林观念发生转变的同时，美国社会对植树造林活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番变化，从早年试图改变气候、防治水土流失和砍伐地复植等针对性很强的保护活动，日益沦为掩盖美国社会破坏森林行为、对环境过度索取的奢靡性消费方式的工具。

关键词 27 47153 27 13005 0 0 4136 0 0:00:11 0:00:03 0:00:08 4137美国 环境史 森林观念 环境观念 文明

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观念是衡量一个社会生态文明进步的尺度。森林是地球生态多样性和稳定性的重要载体，是对抗当前空气污染的重要手段。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森林曾被视为文明进步的障碍、野蛮和荒凉的象征，因此，清除森林被看作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森林也在加速度地消失。在白人到达美洲的时候，北美大陆上覆盖着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美国从殖民地走向超级大国的现代化之路是几千年来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缩影，而美国森林的快速消失则是对这一缩影的最佳注释。虽然学界不乏对美国森林历史变迁的考察，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对森林的破坏性影响、森林保护的历史和某些特定的话题。虽然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美国社会对于森林的观念认知及后者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涉及，却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其实，森林观念的变迁是美国人自然观念变迁的一个映射，是美国社会生态觉醒的风向标。本文试图对美国人森林观念的变化进行探讨，评估自然观念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希望能够对环境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对森林的敌视与美国森林的快速消失

在白人到来之时，北美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约为50%。后来成为美国领土的49度纬线以南地区有8.22—8.50亿英亩森林，其中的3/4分布在东部1/3的国土范围内。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的拓殖和经济的发展，这些森林被快速损毁。清理森林与城市的崛起被认为是美国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两项环境改变。

从表面上看，造成美国森林大面积消失的直接原因是北美殖民地的发展和对森林产品的无限需求。对于北美殖民者来说，东部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既是挡在他们前进路上的障碍，也是他们维持生存和谋取利益的资源。城镇的建设和农田的开拓都需要清理大片的森林。除此之外，森林可以用来取暖、盖房、制作围栏、烧制钾碱、造船、冶铁燃料等。既然“有如此多的毁林理由，殖民者不失时机地尽可能多地清除森林”，森林开始大片消失。

造船和冶铁是北美殖民地发展的两项最重要的工业，森林则是这两项产业的基础。据统计，1763—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每年造船业的平均产量达到4万吨，价值30万英镑。1775年，北美殖民地的冶铁产量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1／7。美国独立以后，西部开发的步伐加快，毁林的速度也随之提升。就冶铁业而言，1810年，美国生产了5.4万吨铁，这大约需要50万英亩的森林才能满足燃料的供应。除了用作工业燃料外，居民取暖也消耗了大量木材。1826—1827年冬，仅仅费城一地就烧掉了11平方英里的森林。森林还支撑了美国早期一项重要产业——木材加工业的发展。到1840年，全美国共有31,650个水力锯木厂。1839年，美国消费了16亿立方英尺（board feet）的木材。1870年，木材的砍伐量为128亿立方英尺；1900年，增长到360亿立方英尺。1850年，锯木业是美国仅次于面粉加工的第二大制造业，占制造业产值的6％，1849年就业人数为55,810人，到1909年增加到547，178人。1910年，仅铁路公司就砍伐了62万英亩的森林，生产1.24亿根枕木，相当于40亿立方英尺的木材，占当年全国木材产量的10％。针对美国人的疯狂毁林，现代环境主义的先驱约翰·缪尔（John Muir）批判道：“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而即使它们能够跑开，它们也仍会被毁，因为只要能从它们的树皮里、枝干上找出一块美元，获得一丝乐趣，它们就会遭到追逐并被猎杀。”总之，对于20世纪以前的美国来说，无论是向西拓殖、农业的进步，还是冶铁、伐木、建筑等行业的崛起，都是以森林的大面积消失为代价的。

造成美国森林快速消失的原因除了各种经济动因外，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就是整个国家对森林的敌视情绪。这种敌视在客观上为美国人肆无忌惮地消灭森林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1795—1797年，英国人维尔德（Isaac Weld）访问美国时的印象是：“美国人对于树木有着一种不可征服的厌恶……一个也不留，全都同一命运，所有的人都卷进了同样的大潮中去了。”北欧著名博物学家皮特·卡尔姆（Peter Kalm）1749年来北美访问时也有同样的印象：“我们在瑞典和芬兰对森林的仇恨也没有这儿大，他们的目光仅仅是盯着当前，对将来却熟视无睹。”另外，根据美国林务官格里利（W.B.Greeley）1925年的估计，大约有3／4农业用地上面的森林是因为找不到市场而被浪费掉的。

美国人敌视森林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们秉承了欧洲文化传统对森林的厌恶情绪，“大多数欧洲殖民者是带着一种所谓的对森林的文化敌视来到新世界的”。虽然欧洲早期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森林，但在基督教伦理里面充满了对森林的敌视，森林被看作“异教徒、野兽、黑暗”停留的地方。基督教教义把大自然本身、而不是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视为“邪恶”。在基督教使命观的影响下，森林及其所代表的荒野被当成道德上“恶”的象征，是天国和文明的对立面，需要被基督徒征服。既然荒野是天国的对立面，那么，人类为了灵魂得救，毁掉森林和征服荒野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种敌视森林和荒野的观念被欧洲殖民者带到北美大陆并进行传播。著名环境史学家纳什指出：“第一批白种美国人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欧洲人，在他们的精神包裹之中，携带着的荒野观念是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形成、并被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的边疆经历所洗练过的。”第二，对北美殖民者来说，隐天蔽日的森林代表着印第安人的威胁和开发土地所需要的繁重劳动。在农业边疆中，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夺引起双方的尖锐冲突。对当地环境较为熟悉的印第安人经常躲在密林中对白人殖民者进行袭击，因此，森林等同于印第安人的危险。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同那些该死的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加以消灭。”边疆拓殖者为了开垦土地，首先需要清理上面茂密的森林，这意味着繁重的劳动。当时清理1英亩森林需要一个壮年劳动力1个月的艰苦劳动。

因此，对于北美早期居民来说，森林代表着“荒野”、“野蛮”和印第安人的威胁，最好的对策就是尽快把它们清理掉，种上庄稼，让“文明”的阳光照射到大地上。早在1653年，新英格兰历史学者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在比较本地区清教徒到来后的变化时，就以骄傲的口气描述道：“这片遥远、荒凉、多石、荆棘丛生和充满树木的荒野……如今，通过基督的仁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了肥沃的英格兰第二，这真是世界的奇迹。”一位从纽约移往密歇根的边疆移民的妻子在目睹周围邻居疯狂毁林的举动后，悲叹道：“似乎进步、文明或者繁荣的真正含义不可避免地与森林的全部毁灭联系在一起。”

美国人对森林这一宝贵资源的滥砍滥伐和肆意破坏，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当时，美国锯木厂的效率非常低下，一棵树从砍伐到加工成材，平均有28％的部分被浪费掉了。与此同时，美国的森林面积迅速减少。1650—1850年，美国人共清理了46万平方英里的森林。1850—1910年，又清理了80万平方英里，相当于1.9亿英亩，折合每天毁林13.5平方英里。到1920年，美国的原生林只剩下1.38亿英亩，而东北部和中西部已经失去了96%的原始森林。这就意味着，至19世纪末，除了零散的地区以外，美国东部的原始森林已经基本上被砍伐殆尽。

由此可见，对森林的敌视情绪和对森林的毁灭式开发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这种把森林等同于“荒野”和“野蛮”的伦理直接把森林推向了文明的对立面，在文明战胜野蛮的旗帜下，美国人为他们肆意损毁森林的做法找到伦理上的支持，随之而来的农业开发和城镇的崛起似乎诠释着滥伐森林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对森林砍伐不受舆论干涉，美国社会需要不断刻意渲染对森林及其所代表的“荒野”的敌对观念，以及维护“文明与野蛮”这一恒久对立主题的正确性。因此，有学者指出：“多年以来，美国人的拓殖就是一场反对自然的战争，随之而来的则是森林被砍伐和野生动物被屠杀。”

二、 毁林的生态后果与美国社会对森林的重新认识

美国东部地区原始森林的消失是该国在19世纪所发生的最大的生态变迁。随着东部森林的快速消失，其生态后果也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疯狂毁林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生态问题，森林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原来的敌视情绪逐渐让位于欣赏和对这种珍贵资源快速消失的惋惜之情。相应地，森林也由原来“文明的对立物”变成衡量人类文明的尺度和象征。

疯狂毁林的直接后果是木材危机。早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国的一些地区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木材危机。一般一个城镇建立15年后就会面临木材短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运入木材。1638年，波士顿就已经面临着木材匮乏的危机。曾经参加独立战争的军官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就敏锐察觉到森林减少的威胁。他说：“我们的森林已经大大减少，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在城镇附近以及沿海地区20英里的范围内，已经很难看到树林了。”1818年，麦迪逊总统在阿尔伯马尔县（Albemarle）农学会的讲话中也称：“没有什么比木材和烧柴的肆意毁坏更让人遗憾和更难以弥补的了。”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忧心忡忡地预言：“如果现在毁林的速度被允许继续、而没有其他补充的话，不久的将来，木材荒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农业垦荒者把许多林地变成良田，但对于那些不适宜农业耕种的林地，在伐木业兴盛一时之后，留下的则是满目疮痍。仅宾夕法尼亚一个州由于砍伐就产生了500万英亩的荒漠。随着伐木边疆的推进，许多繁荣一时的锯木城镇也逐渐萎缩。“在那些长满浓密的松林、铁杉、橡树和杨树的地方，由于锯木业的发展，土地不断被剥光，这里曾经繁盛的村镇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剩下的只有毁坏的屋顶和长满青苔的基石。”19世纪初，游历缅因州的爱德华·肯戴尔（Edward Kendall）对伐木业批判道：“伐木者仅仅在流逝的时光中劳作，而且这种时光是靠掠夺未来而取得的：他享受着大自然所播种的这一切，却不为自己播种任何东西。”

除此之外，疯狂毁林还至少带来三种生态恶果。其一，毁坏动物的栖息地，破坏物种多样化。随着森林一道消失的是北美各地原本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由于疯狂的捕杀和栖息地的退化，早在17世纪40年代，海狸在马萨诸塞海岸一带就绝迹了；1820年，这种动物在新泽西绝迹；1890年，在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和纽约的大部分地区都绝迹了。甚至连旅鸽这种数量曾达50亿只的动物，也没有逃脱灭种的命运，全世界最后一只旅鸽玛莎1914年在辛辛那提的动物园里孤独地死去。1888年，一位俄勒冈人说：“与掠夺野牛一样的破坏精神正在快速地灭绝着麋鹿，并威胁着要消灭鲑鱼，也正在对着我们的森林施展其狂妄的意志。当我们最终失去了大小的动物，我们珍贵的鱼类食物也灭绝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在俄勒冈的河边，徒劳地哭泣了。”其二，改变气候。大量森林的毁灭还使得许多地区的气温变得越来越反常，土壤更加干燥，河水的流量也更小了。美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破坏森林所带来的生态变化。1804年，沃尔尼（Count Volney）就曾谈道：“人们在每一个地区都提到了同样的变化：夏日延长，秋天迟来，冬季缩短，降雪减少，严寒也更加缓和了。”其三，改变河流的流量，增大了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可能性。1809年，塞缪尔·威廉姆斯（Samuel Williams）就此发言称：“在农耕开始出现时候，土地就被置于了太阳和风直接作用之下，表层的土壤很快就会变得更热和更干燥”，森林砍伐过的地区，地面10英寸以下土壤的温度“比没有耕作的时候要高10—11度”。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美国社会对森林的认识观念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森林从文明进步的敌人逐渐变身为文明的象征。富兰克林的一名追随者尼古拉斯·科林博士（Nicholas Collin）早在1798年就呼吁道：“我们广袤的森林是国家的财富，值得爱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们的认真呵护。它们被置于粗鲁和没头脑的伐木者的斧头之下，放弃的太多了。”浪漫主义者是近代欧洲文化中对大自然的庄严和肃穆进行欣赏的第一批人。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利昂（Viscount De Chateaubriand）曾说过：“除了森林以外，美国没有什么是古老的，……它们当然是纪念碑与祖先的对等物。”1851年，另一位浪漫主义作家霍里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与旧世界接触后提醒人们：“在国内的朋友们，我要求你们剩下、保留并珍藏一片你们的原始森林，因为当它们被砍光的时候，我知道那将很难恢复了。”与此前把森林看作“文明的敌人”的传统敌视观念不同，伟大的超验主义者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把森林所代表的荒野与人类文明相提并论，写道：“在荒野中世界得以保存！”

除了这些感性的认识，到19世纪后期，林学的兴起和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人士的成长为美国社会正确认识森林的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导，逐渐成为推动森林保护的先驱。虽然浪漫主义者看到了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呼吁人们热爱自然，但他们“没有对自己周围的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进行系统的分析，也没有看到对土地及其资源的滥用带来的巨大危机。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计划、任何规划来保护自然环境”。尽管像威廉·巴特罗姆（William Bartram）、乔治·爱默生（George B.Emerson）这样的博物学家和自然史学家、像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和科尔（Thomas Cole）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像梭罗这样的超验主义者也认识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并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但都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

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系统梳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最终于1864年完成了第一部全面研究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破坏性作用的著作《人与自然》。该书的许多观点早已成为全球环境主义的纲领，如“地球交给人类的仅仅是使用权，不是消费、更不是肆意浪费的权利，人类把这一点已经遗忘得太久了”、“人类在各地都是一种扰乱性因素，其脚步所到之处，大自然的和谐就变成了不和谐”。马什还科学地分析了毁林的害处：“当森林失去后，原本储存在植被体内的水汽就被蒸发掉了，结果是猛烈的雨水冲走了原本可以被植被用来转化为沃壤的干枯表土。”除马什以外，林业署首任主任富兰克林·霍夫（Franklin B.Hough）、著名的林学家博纳德·费诺（Bernhard Fernow）以及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等也是19世纪末林学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当时美国政府的技术统御，坚信通过政府的科学规划和领导，能够解决美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人后来成为资源保护运动的领导者。

此外，19世纪末生态学的发展也为美国社会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Ernst Haeckel）创造了“生态学”一词。在他看来，这是一门“对自然环境，包括生物和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的研究”。赫克尔的生态学理论被众多学者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人们认识自然的得力工具。比如，化学家理查兹（Ellen Swallow Richards）将生态思想引入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创立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则利用系统联系的方法，从动态的角度对北美大草原上各种生物之间的依存和演化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顶级群落”的概念。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rthur 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1942年，林德曼（Raymond Lindeman）引入了“食物链”的概念。虽然生态学的初衷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然和利用自然，但通过它的发展，科学的整体有机主义思想逐渐确立，人们认识到大自然是一个共同体，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大自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环境问题上涌现的智者都不同程度受到当时流行的生态学思想的影响，成为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代表。

在这种背景下，保护森林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场由民间推动、政府主导的森林保护运动即将展开。

三、 资源保护主义时代关于森林保护的两种理念之争

1873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波特兰年会上，著名林业专家富兰克林·霍夫做了“政府在森林保护中的作用”的演讲，呼吁政府立法禁止当前森林砍伐中所盛行的“伐光制度”（Clear Cut），以保障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1875年，美国林业协会成立。虽然该组织的宗旨是树木栽培、森林美学和研究个体树木，但会员们“对于保护树木不受破坏所倾注的精力大大多于木材的有效管理问题”。1876年，美国国会在农业部下面设立林业代办处，霍夫任第一任代办。1881年，林业代办处升格为农业部下的独立办公室；1886年，再次升格为林业处（Forestry Division），费诺担任第一任主任；1897年，林业处进一步升格为林业署（Bureau of Forestry）。著名林学家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argent）受时任美国内政部长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之托，经过3年的实地调查撰写了《北美森林报告》。该报告于1884年出版，是当时关于北美森林最为完整和权威的资料。

森林保护是美国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的焦点。18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森林保留地法》（Forest Reserve Act），标志着由联邦政府主导的森林保护时代的到来。该法在废止了饱受争议的《育林法》的基础上，授权美国总统“随时都可以在任何州或领地内联邦所拥有的公地上设立或保留公共保留地，不管这些土地上面是全部或部分地为森林或灌木所覆盖，也不论这些植被是否具有商业价值”。该法通过后，哈里森总统就迅速在怀俄明和科罗拉多划定了1,239,040英亩和1,198,080英亩两块森林保留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更是大幅度扩大了国家森林保留地的面积，他总共划拨了148,346,925英亩土地归入国家森林保留地，还在1905 年推动立法，将农业部下面的森林署升格为国家森林局（National Forest Service），并将森林管辖权由内政部土地管理局转归森林局。老罗斯福的森林保护政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断被其继任者所完善。19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威克斯法》（Weeks Act），授权联邦政府购买林地，以保护可航运的河流水源供应，标志着“联邦、州和私人企业广泛合作以保护森林免于火灾及其他灾害的开始”。到1923年财政年度结束时，美国共有146处国家森林保留地，总面积达到182,099,802英亩。1929年，胡佛总统正式签署命令，对国家森林进行保护。至此，美国森林保护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

尽管保护主义者都致力于推动森林保护工作，但在保护的目的方面存在着明显分歧，出现了以约翰·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护主义原则和以吉福德·平肖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原则之争。

约翰·缪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杰出的环境主义者之一，也是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的重要代表。他继承了浪漫主义者对理性的批判和超验主义者对荒野的热爱精神，呼吁“走向森林就是重返家园，我认为我们人类最初就是从森林中来的”。在对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缪尔逐渐摒弃了传统的功利主义自然观，变成了一名自然价值论者。他认为，“现在，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先师们似乎从未意识到，造物主创造出动植物的首要目的是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获得幸福，而不是为了其中一个幸福创造出其余的一切。”缪尔从其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出发，形成了一种自然保护主义理念。根据这一理论：大自然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不仅仅基于它对人类的工具价值；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类而关心大自然，而是为了关心大自然而关心大自然”。他指出：“每个人在需要面包的同时也需要美丽，需要一个地方去休闲和祈祷，在那里，大自然可以使人的心灵和肉体得到医治、放松和恢复活力。”与依据人类的好恶确定自然万物价值的传统理念相比，这是一种颠覆性进步。

与缪尔的自然保护主义思想不同，进步主义时期由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基于资源的有用性和科学管理而主导的资源保护主义认为，“森林业的基本思想就是森林利用的永久性，保护森林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用来增加和维持我们国家的资源供应以及依靠资源的工业的发展。保护我们的森林是一项迫切的商业必需。”美国国会在1897年通过《森林管理法》时就明确声称：设立这些保留区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美国公民的需要和利用而保证一个持续的木材供应。”当时北美著名的森林主义者费诺也认为：“森林的首要服务目标和对象与美或高兴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偶尔的情形外，那不是一个审美学的，而是一个经济学的目标。”平肖主持着森林管理局的工作，并把他的保护主义观念贯彻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林业保护之中。根据平肖的理解，资源保护主义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而对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关于保护的第一个重大事实是它代表着发展……保护的确意味着为未来提供保障，但它首先是对当代人完全必需地使用本国所赋予的丰富资源的权利的认可”。平肖进一步指出：“保护意味着最长时间内为最大多数人的提供最大的利益。”由此可见，功利主义者保护森林的最根本原因是森林对人类的有用性。

其实，平肖和缪尔关于森林保护的两种路线的分歧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关于保护的目的、道路和手段之间的差异，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集团对森林认知观念的分歧也体现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保护理念的差别。虽然缪尔只是从自然价值论的高度倡导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环境进行保护，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大自然本身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还没有像后来的利奥波德（Aldo Leopold）那样提出一套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保护标准，其理论与西方历史上的“阿卡迪亚传统”和浪漫主义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而平肖倡导的资源保护运动的出发点是这些资源对人类社会的有用性和稀缺性。这种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理念主张，只有在保证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才会对像森林这样的资源进行保护。也就是说，保护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经济的发展，资源保护从属于经济发展。平肖等技术统御派的理论是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的进步发展观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反映。

应该指出的是，从原本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到主动保护资源，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资源保护原则，本身都是历史的巨大进步。20世纪初，缪尔的自然价值论思想虽然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但因为太过激进和超前于时代而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直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主义运动兴起、美国社会认识到单纯进行资源保护的片面性以后，才有限度地接受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一些保护理念。1964年《荒野法》的通过就是最好的说明。该法规定：“荒野被认为是一个这样的地区，在那里地球及其生命共同体没有受到人类的干预，而人类自身是一个游客而不是居留者。”《荒野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功利主义保护原则的放弃，并尝试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四、 植树造林：从试图改变气候到争夺话语霸权

早在18世纪，著名的博物学家布丰就根据阿拉伯的情况，提出树木能够令气候变湿润的观点。19世纪中期，美国人从布丰那里得到启发，在森林与降雨之间建立起正相关联系。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任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更是明确指出，植树造林“能够改变自然的进程……使地球上贫瘠的地区变得像环境较好的地区那样物产丰饶”。随着美国社会对森林认识观念的转变，植树造林在美国社会越来越受到青睐。

人们将植树造林与大草原开发联系在一起。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尽管动机不同，但美国社会对在大平原上进行植树造林已经达成共识。一些具有科学背景的政府官员成为这场运动的第一批倡导者，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土地局官员约瑟夫·威尔逊（Joseph Wilson）。他在1868年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倡导在大草原植树造林：“如果1／3 的大草原被树木所覆盖，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里的气候会得到巨大改善，本区作为草原的价值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本区的一大部分土地也可以经受得起高强度的耕种。”威尔逊的主张与土地调查局官员斐迪南德·海登（Ferdinand V.Hayden）不谋而合，后者在186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人们的拓殖与林木的增加已使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河沿岸地区的气候得到改善。所以，在过去12年或14年中，雨量逐年增加并且一年中的雨量分布均匀。我坚信，随着拓居地区不断扩大和林木的适当种植，这种变化将继续扩展到整个干旱地带直到落基山麓。”除了这批掌握话语权的官员外，一些学者也大力倡导植树造林，代表人物为内布拉斯加大学的两名生物学教授——塞缪尔·奥格伊（Samuel Aughey）和查尔斯·威尔伯（Charles Dana Wilber）。随着西部对植树活动的迷恋，威尔伯提出的“雨随犁至”理论也相应变成了“雨随树至”。另外一名值得关注的倡导者是著名作家和编辑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Downing）。唐宁对于被剥光树木的美国城市和乡村进行激烈的批判，呼吁：“让每一个只要心里不是荒漠的人，都来植树！”一些西部的铁路公司甚至也加入鼓吹植树造林的行列中，试图借此解决枕木的供应问题。

在此背景下，19世纪70年代，一场由民间和政府联合推动的植树造林运动在西部大草原上展开。首先是植树节的建立。植树节的倡导者是来自内布拉斯加的莫顿（J.Sterling Morton）。莫顿从约翰·奇普曼（John Chapman）鼓励种植苹果树的行动中找到灵感，利用自己掌握的新闻资源和政治资源，倡导大规模有组织的植树活动。1872年，莫顿所任职的内布拉斯加州农业局通过了他提出的设立植树节的倡议，确定该年的4月10日为第一个植树节。内布拉斯加植树节的创意很快被全国其他州所效仿，植树节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和我们的一个重要机构”。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已经有40个州的学校设立植树节假期。其次是《植树法》的实施。为了鼓励人们在西部植树，威尔逊和海登建议在《宅地法》中加入对定居者植树的要求，并对超额植树的定居者予以奖励。在当时有利的社会氛围下，美国国会在1873年通过了《植树法》。根据该法，凡是对规定的宅地地块种植树木的农场主，可以另外得到160英亩的土地。按照该法倡导者赫奇考克（Phineas Hitchcock）的说法：“本法案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鼓励种树，也不仅仅为了土壤有益，或者树木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是着眼于影响气候。”可以说，《植树法》是联邦政府支持西部植树造林的一项尝试。再次是“美国林业协会”（American Forestry Association）的成立。这个组织成立于1875年，有两个目标：一是保护现有森林，二是宣传植树造林。该组织的宗旨为：“1.对本大陆的森林资源采取更加理性的保护措施；2.采取教育、立法及其他各种措施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3.传播森林保护、管理及更新的相关知识，废地复植的相关方法，对森林产品的合理利用，景观树木的种植，以及林木栽培的其他相关知识。”美国林业协会通过建立纪念林、童子林、母亲节林等举措，推动植树造林活动的开展。

然而，从总体上看，19世纪末美国这场全民性植树造林运动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一，《植树法》既没有实现其所期望的在西部建立1/3林地的目标，更谈不上改变气候。由于设计上的漏洞，《植树法》沦为投机分子套取联邦土地的工具。一名土地管理处的专员在谈到内布拉斯加西部的植树土地的情况时说：“根据我的经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土地登记绝大多数是出于投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植树。我所得到的报告说明，在登记了无数植树地的一片广大地区里看不见一棵树木。在登记的植树地中，恐怕只有1%的人老老实实地种上了树木。”从《植树法》1873年被通过到1891年被联邦政府取消，美国政府总共授出了9，800万英亩的土地，绝大部分落入投机分子手中。其二，作为民间植树造林活动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林业协会逐渐沦为与森林砍伐活动联系密切的商业公司的附属。该组织最初贯彻著名林学家费诺和平肖的森林保护思想，通过杂志宣传引导舆论，倡导多种形式的民间植树运动。但进入20世纪以后，它与美国的一些森林巨头和纸业公司关系亲密，甚至几任主席都由森林公司的领导出任。虽然这些森林公司和纸业公司是此后植树造林运动最主要的推动者和践行者，但他们也是最主要的伐树者。1916—1922年担任林业协会主席的查尔斯·派克（Charles Lathrop Pack）本人就是派克木业公司的领导。他公司的林地上就曾被拍到采取破坏性极大的伐光制度，继而遭到唾弃。由此可见，美国林业协会已经 “丧失了代表公众和护林者发言的神圣权利”，沦为美国商业公司的玩物。

虽然《植树法》被终止，但在大草原植树造林的想法并未消亡，并在20世纪30年代沙暴肆虐期间出现了新一轮高潮。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后，通过建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将植树造林、森林防护、治理水土流失与解决失业联合起来。1933—1942年，联邦政府总共雇用超过250万人从事相关工作，保护队种植了共约200万英亩的森林。在森林局的监督下，民间资源保护队在田纳西流域设立了30个营地，开展森林防护和植树造林工作。到1942年，他们一共种植了4,400万棵树木，控制了114场火灾。除了在已有国有林地上推行植树造林计划外，罗斯福总统还针对30年代西部沙尘暴肆虐的情况，勾画了一个宏大的防护林带蓝图：沿着99度经线，从达科他到德克萨斯，建立一条100英里宽、1,150英里长的防护林带，以达到防风固沙和水土保持的长远目标。在此计划推动下，仅仅在1935和1936两年内，美国人就在大平原上种植了23,771,000棵树，成活率高达81.2％，分布在32,035英亩的范围内，林带长度达到了1,281英里。可以说，罗斯福的防护林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起到了防风固沙、减轻水土流失的作用，还为草原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所。许多草原农场主也开始自动购买树苗，培育自己的防护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植树造林运动出现一些新的趋势。联邦政府一改过去直接在联邦林地上植树的传统，转而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私人植树活动。私人植树活动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非政府公益组织发起的各种植树活动，二是以木材公司为首的各种商业公司的植树造林活动。

热心推进种树事业的非政府公益组织代表是全国植树节基金会（National Arbor Day Foundation）。该组织同样是一名来自内布拉斯加的年轻人约翰·罗斯诺（John Rosenow）建立的，他承袭莫顿关于植树造林改变环境、陶冶情操的理念，主张政治中立，强调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种树总是好的。该组织策划了一系列著名的活动，包括 “美国园林城市运动”（Tree City USA）、“全美植树运动”（Trees for America）和“青少年爱树运动”（Teach Youth about Trees）等。

美国林业协会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谷后，也重新活跃起来，并在1988年推出“全球复绿计划”（Global ReLeaf），倡导森林对全球环境的重要性，并接受大型商业公司的资助。面对全球性的环境主义浪潮，许多商业公司也感到进行绿色包装的必要性，美国林业协会正好为它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林业协会逐渐完成商业公司代言人的蜕变。它通过片面宣传商业公司的种树数量，变相地为这些公司破坏自然的行为辩护。同时，也使普通美国民众可以通过种树的方式，抵消其日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享受奢靡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美国林业协会的这些活动实际上成为一种新型的绿色话语霸权。对此，该组织的一名持保留意见的成员也质疑道：“如果我们继续追求商业公司的赞助，我非常担心我们的项目和组织会被毁掉，因为这些公司具有很强的动机去诱导民众相信：种植更多的树木而不是改变其自身的行为是抵消全球变暖的更有效措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战后种树的主力既不是联邦政府，也不是来自民间的公益组织，而是木材公司。其实，许多木材公司很早就尝试在砍伐过的林地上进行复植，只不过当时面对无尽的森林和不受限制的砍伐，商业公司更有动力去砍伐原始森林而非进行林地复植。随着森林保护运动的兴起和对商业公司滥砍滥伐的限制，商业公司植树造林的热情才被调动起来。1997年，美国共植树16.24亿棵，木材公司完成了其中的52.5%，各级地方政府占21.4%，联邦政府只占3.3%。木材公司在植树造林方面如此卖力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木材供应，二是为了改变森林破坏者的形象。20世纪40年代初，威尔霍伊泽公司（Weyerhaeuser）就策划了“森林农场”运动（Tree Farm），向公众灌输森林就像庄稼那样，可以按时收割的理念。截至1975年，美国的森林农场达到3.5万个，面积达到7,600万英亩。木材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利用各种手段塑造森林守护者形象的根本目的，是在全球环境主义浪潮下抢夺话语霸权，从而为其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大量砍伐森林的行为进行辩护。

结论

对森林认知观念的变化反映出美国人环境观念的变迁，环境观念又是人类社会对环境采取政策的前提。在不计环境代价谋求发展的现代化早期，美国人对森林充满敌视并进行肆意毁坏。而随着森林资源的快速消失，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森林的珍贵，重视它对于美国社会的重要意义，走上森林保护之路。这种转变表明美国社会对森林的生态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尽管当初这个认知充满功利色彩和期望过高。二战后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活动表明，植树造林、保护地球环境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甚至连各种商业公司也不得不顾忌公众感情，对自己的公司进行绿色包装，抢夺舆论主导权。

资源保护主义和自然保护主义两种保护理念的分歧不仅是美国社会在森林保护方面的两条路线之争，也是美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一个两难抉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孰先孰后？从20世纪初平肖等技术统御派的乐观主义到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悲观的“增长极限论”，再到90年代出现的乐观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折射的都是人们环境观念的变迁。其实，两种保护路线的分歧也是西方历史上以感性主义为基础的浪漫主义、超验主义，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念和技术乐观主义两种理念的分歧，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正如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互为补充一样，单纯夸大任何一个方面的作用都有失偏颇。

一个社会对森林的态度反映出这个社会对整个自然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在当前环境主义时代，植树造林的倡导者试图用单纯的种树数字掩盖美国社会流行的对环境过度索取的生活方式。美国社会只有改变当前流行的奢靡性消费方式，批判森林公司的话语霸权，才有望真正减少对森林的破坏。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近代以来人类的过度贪欲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功利主义自然观。现代社会需要重新反思，借鉴梭罗和缪尔关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一些保护理念，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崇尚简朴的生活，这样才有望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本文作者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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