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师者、仁者、智者——杨生茂先生的道德文章及其魅力

·学人与学术·

学者、师者、仁者、智者

——杨生茂先生的道德文章及其魅力

杨 玉 圣

2017年9月26日，系德高望重的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1917—2010）的百岁诞辰纪念日。对于先生的恩典，我一直未敢忘怀；对于先生的思念，与时俱增。谨此纪念杨生茂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一

杨生茂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他在世界近代史学科建设、美国黑人史、美国史学史和美国外交史等专题研究和美国通史编纂方面均贡献彰著，是学界公认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杨先生主编的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与张芝联教授等联袂主编的大学通用教材《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哺育了中国的数代世界史学子，有口皆碑。先生主撰或主编的《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美洲华人华侨史》、《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和《美国史新编》等著作，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均系各相关领域的奠基之作。先生与刘绪贻教授合作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系一部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整体成就的巨著，对于推动形成中国的美国史学科体系有其独特贡献。张友伦教授在《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一文中认为，该书是“迄今由我国学者集体撰写的资料最丰富，分量最重的一部著作，反映了当前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总体水平”；王晓德教授认为，该书是“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巨著”；王立新教授认为，“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既是新时期中国美国史学水平的一次检阅，又是更高水平研究的起点，因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任东来教授认为：该书将“成为中国外国史研究和写作中的范本，成为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最具权威性的美国历史读本”；李剑鸣教授在《一个时代的背影——杨生茂教授的学术贡献与地位》中，曾对此作过相当公允的论断：“中国人研究美国史，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基本的知识框架。1978年以后，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美国史研究逐渐形成。这个形成的过程无疑具有探索性，也充满艰难曲折。在以往许多年里，由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干预与支配，我们的美国历史知识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品格，禁区甚多，盲点也不少。有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美国史体系中被摒除了，或者遭到了边缘化。在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尽快重新构建中国的美国历史知识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件关乎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工作。杨先生在这一工作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与刘绪贻教授一起，发起和主持编写一部大型的美国通史著作。这一壮举不仅集合了当时主要的美国史研究力量，而且培养了几代美国史研究人员。从当时拟定的编写体例和大纲来看，杨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美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殖民地时期被作为单独的一卷，而没有与独立战争并在一起，这样就避免了基于历史目的论来处理美国的建国前史。这对美国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拓展，产生重要的先导作用。同时，1945年以后的美国史也成为单独的一卷，从而突破了止于二战结束的美国史写作常规，把一个与国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纠结不清的历史时段，变成了一个学术性探索的领域。此外，原来美国史论著中很少论及或仅从反面提到的问题，如西进运动、进步主义改革、罗斯福行新政等，在这部美国通史中都成了主要论题。由此形成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相对可信的美国史知识体系”。

杨先生首创并长期主持的南开美国史学科，在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图书文献建设等方面，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初创、发展与繁荣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李剑鸣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杨先生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南开的美国史梯队，完全是杨先生一手建立起来的。到他1995年退休的时候,这个梯队在国内堪称最为齐整和强大。不仅如此,杨先生在南开创建了培养美国史研究人才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他指导的研究生分赴国内多所高校任教，又接着培养新一代的研究人员。这种人才培养的递接和辐射效应，对于扩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覆盖面，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担当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工作母机’的角色。杨先生从1978年开始招收美国史研究生,他培养的学生数量不多，但成才率很高。目前，在国内重要的美国史学科点，几乎都有他培养的学生。同时，他留在南开的学生，接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分散到国内众多的高校，有不少人已经成长为学术骨干。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先生就不仅仅是属于南开的。杨先生属于中国史学界”。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和《美国历史杂志》三位中国特约编辑之一，先生为开拓美国史学科之国内合作与国际学术交流，劳心劳力，贡献彰著。

二

杨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师者。无论是本科生教学还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无论是按照韩愈先生关于“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师者”的传统界说，还是依从启功先生首倡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一关于“师者”的现代诠释，先生都是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伟大师者。

在为人师表方面，即使是放眼先生那一代的全国史学界，杨先生亦堪称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为例，先生是中国最早的世界史研究生导师之一，后来又培养出了中国恢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后的第一个美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任东来）。先生培养的硕士学位获得者（如徐国琦教授等）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如任东来教授、李剑鸣教授、王晓德教授、王立新教授等），均系学界翘楚，在其各自的研究领域，以其卓越的学术业绩，继承并光大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

学术贵在传承。杨先生去世后，在追忆文章中，李剑鸣教授满怀深情地写道：“我随杨先生左右二十余年，从未见到他对学生居高临下地严辞训导。他跟我们谈文论学，总是用一种平等的商量口吻。有几回，我写了文章送请杨先生指点，他一面接过稿子，一面说：‘我欣赏欣赏’。我听了不免惶愧不已。在我的习作上，他批得最重的话是‘文句龙钟，语义繁复’。后来，我特别注意写短句，为文力求清晰和准确，就是得益于杨先生的警语”；“在我的记忆中，杨先生很少系统地谈论如何治美国史。但是，他用另外的方式向我们昭示了学问的深浅。他用自己的文章树立了一种标范，向我们展现学问的境界：什么是严谨扎实，什么是厚积薄发，什么是由博返约。在30多年以前，国内研究美国史的人，多数还看不到外文材料；而杨先生的文章所引外文文献的丰富程度，着实令人惊叹。他那篇关于特纳史学的论文，引用文献多达八十余种。这篇文章受到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制约，其视角和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免存在局限；但在文献运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令人景仰的境界”。任东来教授在《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一文中评价道：“毫无疑问，就培养学生的数量而言，杨生茂远逊于今日众多的硕导、博导，但是，就所培养学生的质量而言，在中国世界史学科中，杨生茂如果不是最突出的导师，也是其中之一”。先生逝世后，杨令侠教授说先生有三件“高兴”的大事，其中，“第三件事是他的门生弟子。每提起他们，杨先生就喜形于色，自豪地伸出大拇指说，他们大都活跃在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关，都是‘好样的’，都是‘顶梁柱’。”。

杨先生取得上述傲人的业绩，绝非偶然。在一则写于1989年9月的笔记中，杨先生自谓：“我对于最爱的学生，要求最严（道德、政治、业务）。有的学生不能理解，我只能凭良心做事，不计恩怨。爱之越切，要求越严。有时我自己想谁作我的最得意的研究生，谁得有硬头，有自强心，有业务发展前途，有人品。这样的人为数不多，所以从1989年招研究生来，并不像有的导师那样有成伙结队的研究生”。学者的生命，与普通人之“人死如灯灭”不同，通过学术作品和弟子而得以延续，所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走了，但先生的学术生命依存，并且蓬蓬勃勃，生机无限。的确，如何教书育人？如何因材施教？如何让学生成人成才？如何让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生为吾等后学矗立了师法的模范。

三

先生是一位敦厚的仁者。与任东来、李剑鸣等这些先生的有福的及门弟子不同，作为后生，我无缘投于先生门下。然而，或许是上天的眷顾，或者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我终于还是和先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学术联系，这不仅让我受益终身，而且由衷体认到先生无愧是一个仁厚的长者。

回想起来，我开始读杨先生的书和文章，应该是从1983年在山东师大历史系读大三的时候开始。那时，刚刚学完四个学期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对于唐史、晚清史和美国史更感兴趣，故而这三个领域的论文和著作也读得最多。在美国史论著中，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代表作之一的《林肯与黑人奴隶的“解放”》。当时还没有复印技术，包括注释在内，我还特地全文誊抄了一遍。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对于学术论文最深切的认识，应该是从先生的这篇大作开始的；后来我一直重视引文和注释，最早也是通过先生的这篇论文而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先生也是我这个后生的师者。

第一次见杨先生，大概是在1987年秋季学期（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受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先生正在主持编纂《美国历史辞典》（出版时更名为《美国历史百科词典》）。先生本是邀请我的导师齐文颖教授去南开讨论《辞典》的辞条选目会，但齐老师因故不能往津，故派我代她前往。会的规模很小，印象中，除先生外，还有张友伦教授等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师生。辞条的遴选、定夺，是《辞典》编纂的基础。当时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已选的辞条目录进行增删。我主要是代表齐老师谈了对美国早期史一些条目的看法，先生话不多，但听得很认真。会好像是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开的，先生和张教授等并不吸烟，但记得有个研究生模样的，吸得很凶，满屋子烟雾缭绕；可是，包括先生在内的几位老先生，既不制止，也无怨言。我说先生仁厚，就是从这个“第一印象”开始的。

后来，在天津见过三次或四次杨先生，在北京看过一次杨先生。1998年5月访美前，蒙剑鸣兄雅意，请我到南开作讲座，期间和剑鸣一起，专门去看过先生，在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听老人聊天。有一次，接到当时在南开读博士生的友人张聚国兄信，说先生住院了，记得是由剑鸣作陪，去医院看过一回先生。2004年6月，南开举办美国史研究室成立四十周年的大型研讨会，本不拟与会，但因为想趁机去见见先生，终于还是去了，但那次会议人多，只是和先生打了招呼，向先生致意。在北京的那一次，是因为先生来京，那时我还在北师大历史系任教，黄安年教授约我同往，拜访先生，记得三人还一起拍了合影。

事实上，杨先生与我，这一老一少——一个是学界老前辈、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后生——之间的学术交谊，主要是通过书信往复这一媒介。

我现在收藏的杨先生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是先生1990年3月16日的手书。当时，我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上发了一篇小稿——《重视我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其中语及先生在《美国史论文选》前言中的一个判断（“解放前，美国史研究大都带有半殖民地的气息，因而内容是贫乏的，甚至是荒诞的”），我不知天高地厚，坦言“对这种见解，笔者是不尽赞同的”。先生在信中写道：“读1990年2月号《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得知你‘不尽赞同’《美国史论文选》中一段话。读后一想，你的话确有道理，受益匪浅，在此表示感谢。得益处有二：1、你的眼光比较开阔。1984年（实际上动手编书时是在1981年）时，我的眼光只局限于解放前的几种教科书；2、你的措辞比较有分寸，留有余地，而我在‘前言’中的措辞比较片面，太绝对化了。”

写这封信时，杨先生已年届七旬有三，而我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二十七岁的毛头小子。论年龄，先生是前辈长者；论资历，先生是学界泰斗。然而，对于一个晚辈后生的一点儿异议，先生不仅首先屈尊写信，而且其态度之认真、言辞之诚恳，让我这个初学写作者，既无地自容，又深受教益。先生之仁厚，这是又一个例证。

此后，断断续续，幸得杨先生34封手书。先生的大札，除个别情形外，大都不长，但信如其人，与人为善，端庄典雅，其仁厚之心、长者之风，跃然纸上。在这些书信中，最多的是一个老前辈对后生的关怀与勉励。

其一，对拙编、拙著的首肯、鼓励。1997年1月28日，先生函谓：“接大作《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洋洋卅余万言，确为宏著。谢谢。这本书我要细细阅读。这不仅由于你思想敏捷，见地深邃，行文如淙淙流水，又是本引人入胜的著作，而且这个命题很新颖，很切合时代需要，也易发人思考和辨析。不仅耐读，也很耐思。”1998年12月12日，先生收到我托人寄去的拙编《书的学术批评》和拙著《学术批评丛稿》后，特地写信勉励：“展卷捧读，清香扑面，耳目为之一新，尤见目光锐利，才气洋溢，可喜可贺。书评为国内杂志的薄弱点，俗套成习，品位长期难以提高。你的文集确能扭转这种局面，至少在扭转局面中出了一把力，出了一把大力。”当时，我正在美国游学，异国他乡，收到先生如此热情洋溢的来信，倍感温暖。在这封信中，先生之自谦，先生之厚爱，溢于言表。我说先生是仁厚的长者，乃发自肺腑，此为一例也。

其二，先生来信中，也提及罗荣渠先生等一些同辈友人，厚道，体贴，仁慈。

大概是由于周颖如先生曾托杨先生为罗荣渠教授遗著《美洲史论》写书评，加之该书系罗先生去世后由我编纂而成，故先生几次在来信中语及：“荣渠同志的谢世，的确是世界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在美国史学会的《通报》上读到你详细的交往记录，深感欣慰。荣渠当含笑九泉之下，因他会感到他的事业后继有人矣”（1996年11月7日函）；“颖如同志嘱托之事，时在念之，亦有愧歉之感。一俟病情好转，当尽力以赴。得机请转告颖如同志”（2000年3月17日函）；“去年春节曾给周颖如同志去信，但被退回，邮局表示无法投递。颖如是否已迁移他处”（2002年2月6日）。2000年4月17日，先生在来信中，又特地在信末附言道：“关于荣渠大著的小文，还在读原书阶段，读得非常慢，每日只能在上午工作两小时，义不容辞之感时在念中”；“荣渠是位品学兼优的善良史学家，自成榜样”。

再如，来信中，杨先生有两次提到曹德谦先生。一是1996年7月10日函，先生说：“记得在80年代后期，在北大曾与曹先生相会。前此，曾因查阅图书事通过书信。给我的印象是体态单薄，文质彬彬。他乃成都燕京大学毕业，这是记忆，不知确否”；二是1996年11月7日函，先生在信中照例对我加以鼓励，并表示想为该报写文：“……自然我也想向《中华读书报》写点什么。究竟年老了，忘的比记的多，每日工作不了多少时间，故迟迟未动手（目前想到的是介绍一下曹德谦同志，他的襟怀也够广阔的）”。先生在信中之两次提到曹先生，并想撰文写曹先生，是由于曹先生曾悉数将其英文版美国史藏书慷慨赠与素不相识的我，我请剑鸣刻了“曹老德谦先生赠书”印章，编辑赠书目录，给了先生一份。1996年7月10日，先生来信说：“顷接《曹德谦先生赠书目录》……此处研究生得阅书目，欣喜不已。曹先生慷慨赠书，实具有奉献精神，而君能展示天下学子，奉献精神益为光大。”

其三，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

杨先生对待文章之认真，就我亲历而言，至少有这样一个例子：2003年乃刘绪贻先生九十华诞，为此，我和黄安年教授、任东来教授发起，为刘先生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我向先生约稿时，先生不仅慨然为祝贺文集提供了其代表作——《试论威廉·阿勃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而且还手书两封，留下了一段学术史佳话。在2002年7月4日的信中，先生提示：“十年前，编辑部都不要求在注释中注出原文，为一缺陷。今将原文填补齐全寄上，但还需最后整理，唯恐拖延时间，稽宕发排。请代劳协办”；2002年7月7日函谓：“十年前，concensus historians均译为‘谐和’史学家。近年大家统一译为‘一致论’史学家。寄去的文中将‘谐和’改为“一致”，但忘了写入‘论’字，请在‘一致’后补加‘论’字，是所至盼”。这真切地反映了先生那一丝不苟的学问之道。对于原文注释中的英文书名、篇名的补入，对于译名的字斟句酌，对于一个漏字的订正补遗，如此等等。兹事体大，以小见大，惟有视学术若生命、学风严谨如先生者，才会如此认真、如此执着。其实，中国美国史学界良好学风的形成与先生等老前辈的引导密不可分。做事认真、待人诚恳、学问严谨，乃先生终其一生而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从《美国史新编》的勘误到《美国历史百科词典》英译名的较真，甚至句读，具体而微，无不显示了先生一丝不苟的大家风范、学人气度。

其四，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长者风范，对书评和批评的激赏与扶助。

在和杨先生的通信中，我曾建议先生将其论文编辑成册，以嘉惠学林。1996年11月7日，先生在复函中表示：“我也有另编一本文选的想法，其中包括一些歪诗和序文等。目的在于既展示学术论文，又表达个人的人生征途痕迹以及个人平日所发的人生感怀。是好是坏，自己也无法作出断定，留给来人去评述，也就不虚在人世遨游一遍了”。11月16日，先生来信说：“关于编辑《文集》事，提了许多诚挚热切而又句句在行的意见，无任钦佩，并感激之至。所言当引为来日编书之指针。”先生之客气、周到和厚道，同样让我无地自容。

杨先生的《探径集》出版后，我照例收到先生雅赠，捧读之后，情不自禁，认真写作书评，向先生致敬；同时，开诚布公，亦谈及该书编纂中存在的一些瑕疵。先生于2003年7月5日写信，内云：“顷接大札与评《探径集》文，十分感谢。评论文细致深刻，句句中的，读后获益多多。文中所指出的失误， 59 42588 59 25437 0 0 2622 0 0:00:16 0:00:09 0:00:07 4629拟于保留本中订正修改，良师益友，实难他寻。再次谢谢。他日若得良机，倾诉一生治史想法和周边环境，当为莫大幸事。通过探径小集，窥视我的学术生活经历，所言入木三分，幸哉幸哉”。2004年6月15日，先生来信，云收到《学术规范读本》，称“此书又体现了你长期关注学术健康发展的努力”，再次提到我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关于《探径集》的书评：“月前捧读关于《探径集》的评论。既受到鼓励，又受到教益，再次谢谢”。先生之如此称许拙评，不仅显示了先生对晚辈一如既往的宽厚仁爱之心，而且也反映了老人对书评的独到理解与重视。在一篇写于1996年7月16日的杂文中，关于序、书评、读后感和百家争鸣，先生有其独出心裁的解释：“有许多人把书写出来，让我作序（甚至有的人只寄来一个写作大纲或根本不寄来什么东西）。一般我都拒绝作序，但有恐伤害对方感情，只说明将来可作书评，有的意见不应在序言写，以免唱对台戏，效果不好，事与愿违。写书评，也只选思想合拍的书，这种书，写得情通意顺。其余书评，只改为读后感，就伸缩性更大了，既不帮倒忙，也不伤祥和之气。写读后感，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信口开河，说出自己愿说的话。这个原则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因为自己所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虽然是深思熟虑。这也在某种方式上力求体现‘百家争鸣’之意。对方既然出书了，当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囫囵吞枣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功底不够，又要出书，升级评薪之事左右逼迫，无可奈何。写读后感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不像在书评中要说些违心的话（这是当前不良学风，一时很难改变）。不然捅了马蜂窝，就会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年老了，还是多讲提携之话好，好像自己的锐气越来越少了。总之，自己是想搞点百家争鸣，例如在自己出书时在书目举要中，尽量多收一些中国学者写的书文，即使对那些书文的观点自己并不同意。另一个意思是，不搞唯洋是尊，也要看到中国学者这方面的新生力量”。这与有的前辈对书评者无端指责、甚至大加挞伐相比，堪若天壤之别。

杨先生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践行者。也正因为如此，先生一直倡导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以正学风、压邪气，推进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正如先生的高足李剑鸣教授所说，“为了保证美国史研究的健康稳步的发展，目前仍然很有必要加强学术规范的建设。杨先生虽然没有在他文章中使用‘学术规范’一类字眼，但他的很多见解，对于学术规范的建设具有启迪意义”。事实上，在推进学风建设方面，先生一直身体力行，其论著更是学术规范的典范之作。李剑鸣教授的论断，深得吾心：“杨先生修身克己，惜墨如金，文章虽然不多，但篇篇掷地有声。在国内美国史研究还不得不依靠苏联学者和美国左派史学家的著作之时，杨先生即已大量利用英文文献。他的‘林肯与美国黑人的“解放”’一文写于20多年以前，所用外文资料之丰富，较之今天的许多论文也毫不逊色。‘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字数不过4万，征引的文献却多达80余种，每页下端脚注繁复，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充分体现了杨先生掌握文献资料的能力和功夫。捧读这种扎实严谨的文章时，任何在学术上取巧偷懒、想寻求终南捷径的念头都失去了容身之所。上乘文章自是多多益善，但在一个‘以字数论英雄’的时代，像杨先生这样‘以一当十’的治学之道，的确值得好好效法”

其五，笑对人生，豁达坦然。

在《探径集》的“前言”中，杨先生曾说：“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在那年，美国史研究室宣告成立，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1992年后科研几乎又停摆了。这近十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这一夫子自道，曾一再深深地打动过我。在给我的信中，先生亦曾屡次谈及其身体状况。2006年3月17日，先生有一封谈摔跤的信：“上月初，因失眠和血压下降，在室内转身时突然晕倒。左后背筋骨受伤，右股骨遭剧压。卧床不起，十分痛苦，至今左右背筋骨仍感疼痛。幸运的是骨节未错位。大夫说，不必入医院，可包缠清肿镇痛药膏。这件事故已表明落日已接近西山之巅矣。”

一个睿智的老人，面对老而病的境况，如此释然，如此坦荡，如此豁达，恰是先生至善至仁的君子之风的写照。

四

杨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智者。先生的弟子王立新教授在其《史学界的智者和仁者——悼念恩师杨生茂先生》中评价道：“先生是公认的中国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美国史研究领域的智者。先生撰写、主编史学著作和编辑资料集十几种，发表论文数十篇，不仅在美国外交史、美国史学史、美国黑人史领域以及美国通史和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在史学理论、史学教育等领域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先生亲手创建了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参与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使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成为一项事业，并培养了一批美国史领域的研究生。先生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加在一起也不过十数人，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成为国内美国史领域的中坚力量和学科带头人，这堪称一个学术奇迹……先生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探出的决不是小径，而是一条宽广的大道；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是耀眼的灯塔，引领我们在这条大道上前行”。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徐国琦教授在南开大学主办的杨生茂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中，也指出：“放眼当代中国，自称大师的人很多。但先生从未自命不凡，多次在自己的著作中称自己为‘人梯’。其实先生不仅仅是真正的大师，还是不折不扣的学术拓荒者和巨人……先生伟大的人格风范，安贫乐道的高贵学术人生，必将激励中国一代代学人，书写中国人研究世界史特别是美国史的‘宇宙文章’”。

作为“中国美国史学科的奠基人”（张芝联教授语）、“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实际领路人”（刘绪贻教授语）和“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中一位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任东来教授语），恰如先生的爱女杨令侠教授所归纳的，“他是那一代真诚追求学术、极富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的缩影”。

令人尤其敬佩的是，德高望重如先生，终其一生，竟如此谦逊，不仅从不以“权威”自居，而且一身正气，“不愿与俗人为伍，更厌恶吹牛拍马者”。事实上，先生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以君子度人，以仁心度世，恰如先生《八十自述》诗云，“若问何所依，只缘澹泊心”，或如先生杂文《论“度”》所说，“事因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先生不仅学富五车，而且大智大慧，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部大写的书。

杨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弟子任东来教授，和先生一样，视学术如生命，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关怀，并且对先生的学术志业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按照东来教授高屋建瓴的概括，“和近代以来所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杨生茂一生都在苦苦地思索着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殖民和后殖民的语境中，究竟什么是历史的价值和意义？历史是否应该成为推进人民解放、国家认同和民族伟大的一个工具？在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大潮时，中国人该如何保持和发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中国的文化应该如何恰当地回应全球化时代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扩张和渗透？如何促进中美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文化对话？”如今，杨先生已仙逝，东来亦已英年早逝，但这一师一徒充满哲理的学术追问，既严肃认真，又历久弥新，将永远敲打着我们这些生者，激励着我们这些生者，继续前行，继续追问，继续探索。

长河悠悠，然学术不朽。从人生的意义说，先生不仅是幸运的，而且是圆满的；从学术人生的角度说，先生是不朽的。先生虽逝，然其道德文章永生，学术生命长存。

本文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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