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革新：西方学界关于 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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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革新：西方学界关于

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新进展

刘寅

内容提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在扬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历史判断和史学视角，突破了传统史学对欧洲早期中古史的经典叙事，为新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围绕“蛮族欧洲”、“后帝国时代的社会转型”和“基督教化”三个主题，新的研究趋向主要体现为：高度的综合性、对多种历史变迁的容纳和更大的时空视野。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的各项进展，正在汇聚成时空维度更大、对复杂的历史经验更具开放性的新叙事，冷战之后对新“欧洲认同”的需要客观上有助于促成这种新叙事的形成。

关键词 欧洲早期中古史 蛮族 社会转型 基督教化 西方学界

在欧洲历史上，夹在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加洛林帝国之间的公元5—8世纪，习惯上被称作早期中古（early Middle Ages）。变动是这一历史时段最鲜明的主题，内战引发的混乱与外来蛮族的冲击，导致罗马帝国在地中海西部（包括不列颠、西班牙、高卢、意大利和北非）的统治逐步瓦解并最终消亡。欧洲的政治版图上，多个蛮族王国取代了原来的帝国行省，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领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革。

这段剧烈变革的时代有很多史学标签，包括带有贬义的“蛮族入侵”“古典文明的终结”与“黑暗时代”以及更为中性的“古代晚期”与“罗马世界的转型”，体现了现代西方对早期中古历史的不同认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对现代早期中古史研究进行学术史检讨，相关研究往往针对特定的论题，例如罗马帝国的衰亡与转型、蛮族与帝国、皮朗命题和古代晚期。这些研究均为理解相关问题的史学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受论题的局部性所限，并无法完全展现早期中古史研究的全景。2013年，英国中古史家颜·伍德出版了论著《早期中古的现代起源》，对整个早期中古研究的现代学术史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梳理。通过细致地评述18世纪以降的重要作品，颜·伍德揭示，如何讲述早期中古欧洲的历史，一直与现代欧洲不同时期中的核心思想命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紧密相关，更与欧洲在现代进程中不断遭遇的认同问题有内在联系。不过，作为一部为专业同行撰写的学术史，《起源》一书侧重20世纪之前的作家与作品，对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当代学术进展着墨相当有限。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早期中古史研究在全新的社会和思想语境下对原有的问题进行了显著的修正和更新，并开始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本文将评述早期中古史领域近几十年来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将它们放在对之前学术遗产的传承和更新的视角下考察，以图全面地呈现新研究取向的主要特征。

总的来说，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关注三大基本问题：蛮族大迁徙和蛮族建国、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欧洲经济与社会转型以及基督教化的进程，早期中古史在当代的发展在上述三个命题上均有体现，本文将依次加以阐述。

一、 蛮族欧洲的形成

“蛮族”（barbarians）一词源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不通古典语言的外族的蔑称。早期中古时代，来自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多支蛮族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并最终建立了政权。因为这些蛮族之间相似的语言（都属于“日耳曼语族”），现代学术习惯上将他们统称为“日耳曼人”（Germanic peoples）。这些蛮族是什么人，以何种原因、何种方式、何种规模进入帝国，又如何在帝国境内安顿下来并最终建国，是早期中古研究中“蛮族问题”的基本议题。

18世纪以来，法语学界和德语学界先后形成过两种早期中古蛮族研究的学术传统。在启蒙时代，对蛮族历史的讨论构成了当时法国思想界反思“旧制度”（Ancien Régime）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渊源的一个重要环节。以“日耳曼民族”和其民族性为核心的德语学术传统对后世影响更大。这一根植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学术思潮突出强调“种”（ethnicity）的历史延续性，将日耳曼蛮族视为现代德意志民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祖先。例如，18世纪学者约翰·马斯科夫（Johann Mascov）把自己的著作《古代日耳曼人史》视为“一部普遍的德意志历史以及那些属于德意志的国家和人民的历史”。他还首度提出“日耳曼民族大迁徙”（Vlkerwanderung）的说法，给这段历史涂上了一层民族史诗的色彩。19世纪的德语学界研究延续了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20世纪，受德国军国主义政治的裹挟，对蛮族历史的研究被用来为“大日耳曼”沙文主义服务。最著名的例子是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西纳。他开创的“聚落考古学”（Siedlungsarchaeologie）强调以特定考古文化（以陶器、珠宝、武器等器具为标准）的发掘地确定部族的活动区域，通过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的互证探索部族迁徙路线。在纳粹时期，这项研究被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用来论证所谓“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和日耳曼民族“自古”拥有的领土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混合了杰出的史学成就与有待清算的反动元素的“日耳曼”学术传统是一份难以消化的学术遗产。为这一陷入困境的德语学术传统打开新局面的，是后来被冠以“维也纳学派”之名的研究范式。这个学派得名于其学术大本营、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中世纪研究所（Institut für Mittelalterforschung）。学派的开创者、德国学者赖因哈德·文斯库斯（Reinhard Wenskus）把各日耳曼部族的形成看成在与外部世界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成就的历史过程，并用“核心传统”（Traditionskern）的概念加以概括。简单来说，“核心传统”是部族意识的文化结晶，体现为特定的饮食习惯、服饰、语言、法律和神话传说等。在文斯库斯看来，少数蛮族军事精英在不断的军事胜利中逐渐吸纳不同来源的人员，进而通过对“核心传统”的共享来塑造部族意识。也就是说，后来在西欧缔造王国的部族，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组织（Verfassung），并非因为所有部族成员天然拥有共同的祖先和连贯的血脉，恰恰相反，这些部族本身是围绕着少数军事领袖和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逐渐凝聚形成的来源多元的联盟。

与之前的蛮族研究相比，文斯库斯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对日耳曼诸部族的去本质化理解。文斯库斯之后维也纳学派的领袖赫维希·沃尔夫拉姆在这条道路上更进一步，用“种族创生”（ethnogenesis）的概念彻底剥除了“种”的生物性色彩。沃尔夫拉姆认为，进入帝国前的蛮族政治体是围绕着特定精英氏族打造的军事联盟，流失和收纳成员的情况时常发生，因而注定始终是异质性的共同体。所谓“种族创生”，就是通过“核心传统”把一个不断流变的共同体捏合成一个“部族”。而最关键的“核心传统”是关于部族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精英氏族的“传统的发明”。它通常包括三大核心元素：一件上古伟业、一次宗教皈依和一个部族劲敌。“核心传统”在各部族进入帝国前以口传的形式传承，之后在早期中古拉丁文献以文字的形式保存至今。

维也纳学派的“种族创生”方法论遭到了以“多伦多学派”闻名的早期中古史学者的质疑。这个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为基地的学派的学术领袖，是曾长期在那里任教的史学家瓦尔特·郭法特。多伦多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的分歧，特别集中在如何看待记述蛮族历史的早期中古拉丁史书的问题上。郭法特认为，没有证据可以确证，这些文献保存了所谓的“核心传统”记忆。相反，郭法特把它们看作是带有特定写作目的文学创作。在郭法特看来，沃尔夫拉姆的“种族创生”概念中仍残留有19世纪以来德国日耳曼学的遗风。郭法特更倾向于从罗马体制的继承和延续、而非日耳曼民族传统的角度，来理解早期中古蛮族进入帝国、建立统治的历史。这特别体现在关于蛮族在西班牙、南高卢和意大利的帝国土地上定居问题的“郭法特假说”中。郭法特认为，蛮族军人在帝国内的定居和安置，并不是英雄式的武力征服和占有，而是通过他们对土地所得税的分享（以1/3的收成为基准）来实现的。这份税收原本归于帝国政府，用以支付军饷。进入帝国的蛮族武装顺理成章地接替帝国收纳这部分“军事保护费”。郭法特对蛮族定居问题的新解大大削弱了“蛮族入侵”和“日耳曼征服”的传统叙事，突出了罗马制度（税制）对蛮族的“归化”，他称之为“罗马最后的征服”。郭法特的研究充分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日耳曼民族神话”的清算。

沃尔夫拉姆之后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瓦尔特·波尔虽然没有离开学派以“种”为中心的学术传统，却将这个概念进一步主观化。“种族”被阐释为早期中古社会的一种认同方式（identity），与文武之别（civic/military）、性别角色等共同发挥了确立社会区分和表达个体或群体身份的作用。“种族认同”的思路再向前推一步，就会走向对早期中古人种志（ethnography）的客观性的瓦解。例如，有学者把早期中古的种族定义为一种“情境建构”（situational construct），即把“种族”看作是一种建立认同的社会符码和对社会变迁的策略性应对。因此，在近三十年，虽然维也纳学派与多伦多学派的论战没有终止，两派主将对早期中古蛮族问题的实质分歧其实已经不大。

同样在大多数当代学者中达成共识的，是对“日耳曼民族迁徙”这个旧史学概念的批判：一方面，马斯科夫式和科西纳式的“不断迁徙的古日耳曼部族”的神话已遭到彻底解构，另一方面，蛮族从3世纪以降对帝国的渗透，不再被认为是通过短时间内的若干次军事入侵完成的。长达多个世纪的劳力输入，尤其是帝国的征兵活动，才是罗马境内蛮族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在蛮族实现军事征服的地区，迁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很低。

对于蛮族与帝国的关系问题，英国学者彼得·席泽尔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出发，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在席泽尔看来，至少从2世纪开始，罗马帝国就开始与境外的蛮族群体打交道。交流的主动权无疑被控制在拥有更大规模的动员能力和更多资源的帝国手中。针对这些蛮族，罗马帝国根据形势采取绥靖和大棒兼用的外交政策。惯用的手腕是，通过输出财富与武器和建立盟约等方式，在众多蛮族政治体中扶植一个称霸，以达到稳定边境的目的；在这个蛮族霸权壮大到难以控制时，帝国再予以打压，或扶植另一支蛮族势力加以制衡。在这种不平等关系中，境外的蛮族是受摆布的一方。但是，在与帝国的交流中，输入的财富和习得的制度引发了境外蛮族社会自身的重组，使“边缘”的蛮族获得了更强的军事动员能力、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更有效的组织系统和更有凝聚力的集体认同。另外，帝国的土地和财富始终对蛮族构成吸引。4世纪下半叶之后的蛮族浪潮，从近因看，与罗马帝国的内乱以及匈奴帝国在中欧的霸权有关；但从长远看，其实是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变迁的必然结果：位于北方内陆的蛮族在获得进步后，越来越有能力抗衡甚至击败他们一直向往的罗马帝国。原先的“边缘—中心”系统也在这种冲击中发生了重心的偏移。

另一位英国学者盖伊·哈塞尔的研究则突出强调，即使在军事对抗中，蛮族将领也并无取代帝国之意，而只是希望以皇帝的军事盟友的身份持续从帝国得到财富和荣誉，在物质和认同的双重层面分享帝国的“罗马性”（Romanness）。帝国各行省的地方精英同样需求“罗马性”。蛮族军事集团欲求的是来自帝国的军饷和头衔；行省精英想要的则是“罗马和平”下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与帝国朝廷提供的晋升机会。5世纪初开始，频繁的内战和帝国中央政权的动荡使这种原本捏合帝国的“罗马性”愈发难以为继，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和生活方式的“帝国”开始失效。身为地方精英的行省贵族最终放弃了帝国认同，转而和蛮族军事集团合作。蛮族政权由此替代帝国成为拉丁欧洲的新政治组织形态。因此，“地方化”（regionalization）和大一统罗马认同的瓦解、而非所谓的“蛮族征服”，才是帝国消失的历史本质。

然而，帝国瓦解后，早期中古蛮族诸国转而成为“罗马性”的承担者。在传统印象中，蛮族君主们被认为依靠“日耳曼式”的个人效忠来维持统治，与制度高度成熟的罗马帝国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方面，学者开始更多地看到蛮族社会习俗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新近研究倾向于强调，蛮族国家在行政设计、宫廷文化与立法等方面，普遍体现出“效法罗马”的倾向。作为样板的罗马，既可以是已经成为过去、但记忆和制度唾手可得的西部帝国，也可以是虽然遥远、但仍然彼此交流的东部帝国，早期中古蛮族王国更像是一个个的“小罗马”。 

总的来看，将早期中古蛮族的历史“去种族化”、甚至于“去蛮族化”，突出蛮族与罗马文明的勾连和互动，是近年来早期中古史研究的共同趋势。蛮族国家取代罗马帝国，不再被简单视为统治民族的更替，而是被视为罗马文明传统在欧洲的二次“洗牌”。

二、 帝国之后的经济与社会转型

公元476年，蛮族将军奥多亚克废黜了当时西部帝国名义上的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没有再立新帝，而自封“意大利国王”。这一事件虽在现代史学中常被视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在当时却影响有限。与之相比，拉丁欧洲在5—8世纪的长时段中所经历的“从帝国行省到蛮族国家”的全面转型，以及这一转型在制度形态、经济贸易、物质文化等深层维度上产生的深刻影响，构成了远为复杂的史学议题。

一个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欧洲在早期中古时代经历的大转型究竟体现为罗马帝国文明的断裂还是延续。“文明断裂说”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18世纪的史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著名的第38章附录“对罗马帝国在西部地区灭亡的一般观察”中，吉本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表述为“伟大罗马”的终结与“野蛮”（即日耳曼人）和“迷信”（即基督教）的胜利。在范式意义上对这一历史叙事构成全面挑战的学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皮朗针对后帝国时代欧洲历史进程和历史分期提出的新解，学界习惯称为“皮朗命题”，其核心论点是：没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法兰克加洛林帝国就不会存在；没有穆罕默德，就不会有查理曼。在皮朗看来，以往的学者夸大了罗马文明在4—5世纪的“日耳曼人入侵”中受到的冲击，5世纪之后无帝国的欧洲仍然处在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体系的真正终结，源于8—9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导致欧洲文明的重心被迫远离地中海，向北方内陆转移，以查理曼于公元800年称帝为标志，欧洲真正进入了中古时代。皮朗对古代文明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延续性的洞见，最初发端于他对地中海远途贸易和城市的研究。在他晚年的未竟书稿《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皮朗进而强调整个罗马文明（romanitas）在公元500—700年间的延续。

皮朗命题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命题之一，甫一问世，它就在早期中古史学界引发了大量讨论和商榷。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界对皮朗命题提出了犀利的批判，先后发表于美国中世纪研究最高等级刊物《镜》（Speculum）的两篇论文针对奢侈品贸易、阿拉伯人的海禁、欧洲货币从黄金向白银的转变等皮朗命题的核心要素，逐一质疑皮朗的论证。论文的作者们都宣布皮朗命题已被证伪。然而，事实证明，皮朗命题并没有就此完全过时。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皮朗为后帝国时代欧洲转型问题提供了有别于种族或宗教的新解释维度，同时还拓宽了早期中古史研究的时空视野。正是基于对皮朗命题史学价值的重新发现，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早期中古史研究中出现了被称为“新皮朗主义”的新取向。这些学者沿着皮朗的思路，从经济生活、特别是长途贸易的角度，在从罗马帝国到加洛林帝国的长时段中研究欧洲早期中古转型的节奏。

“新皮朗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是“年鉴学派”的伊斯兰史学者莫里斯·伦巴。伦巴认为，皮朗正确地看到了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对外贸易的延续。不过，7世纪以降，东部的伊斯兰世界与西部的北海、莱茵河沿岸的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商贸联系，主要并非通过地中海，而是依靠波罗的海沿岸的罗斯商人（Rus）作为中转。在交流活动中，基督教世界通过原材料（木材、皮革以及奴隶）输出，从富庶的伊斯兰世界换得贵金属。这一贸易顺差使欧洲经济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再度积累购买力，最终在9世纪后重振地中海贸易。伦巴的论断获得了瑞典钱币学家斯图雷·博林的研究的支持。

通过考古证据修正皮朗命题的代表学者是英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霍奇斯。霍奇斯把考古发掘器物和城乡聚落证据与传世文献和钱币材料相印证，并借助人类学、生物学和地理学等方法，得出结论：欧洲的城市生活在5世纪时保持了延续，在6世纪时开始逐步消失；从8世纪开始，拉丁欧洲减少了与东部拜占庭世界的联系，物质和文化的重心都开始转向莱茵河流域；然而，9世纪加洛林帝国却并非在内陆闭关锁国，而是通过北海和地中海保持着与东方世界的交流。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迈克尔·马可米克在21世纪初出版的《欧洲经济的起源：公元300—900年间的交流与贸易》是迄今为止对早期中古欧洲的贸易活动最系统的研究。与皮朗一样，马可米克以贸易、特别是地中海长途贸易作为衡量欧洲经济兴衰的标尺。为了突破史料的限制，马可米克选择通过交流（“人的流动”）来考察贸易（“物的流动”）。基于对早期中古时代所有提及长途旅行案例的文献材料的考察，马可米克的研究涵盖了长途交流路线、交换物资、旅行载体、旅行体验等繁多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基于帝国调度的官营贸易在5世纪消失之后，欧洲的贸易规模和经济状况呈萎缩和下行趋势；8世纪时，伴随着包括地中海贸易在内的东、西方交流的复苏，尤其是依靠向地中海东岸输送欧洲奴隶，欧洲经济开始回暖，在9世纪加洛林时代实现了贸易和经济的起飞。换句话说，8世纪之前的早期中古欧洲是夹在两个帝国经济波峰之间的波谷，是欧洲经济获得再次奠基之前的蛰伏期，但是同时，也一个从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国家经济转向以大量的小宗贸易为特点的“欧洲经济”（European economy）的过渡期。正如马可米克和他的一位学生在一本早期中古研究文集的引言中所言：“如今，早期中古时代不再被看作是罗马灭亡之后的黑夜，而更多被视作一个漫长的清晨（long morning），它的创造力为欧洲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确立了基准和未来的方向。”

在“新皮朗主义”的研究之外，近年来，早期中古史学界中也出现了重返吉本的“文明衰亡”命题的呼吁。这一有着“新吉本主义”之称的学术观点的代表之作，是任教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布赖恩·沃德-帕金斯的《罗马的灭亡和文明的终结》。沃德-帕金斯认为，欧洲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进入了文明凋敝的“黑暗时代”，最有力的论证来自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出土陶器、耕牛遗骸等）和拉丁语书写文化（Latin literacy）的日常运用的考察。在沃德-帕金斯看来，5—8世纪期间，上至王公、下至百姓，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平普遍降低。农业生产效率大大倒退，日用品质量下降，短途贸易稀少而且范围局限，拉丁文不再作为一种日用的交流方式被世俗平民使用。用作者的话说，这意味着“舒适生活的消逝”（disappearance of comfort），或者说是“文明的终结”。

在择取历史证据时，沃德-帕金斯偏重亚平宁半岛和不列颠。这两个区域在早期中古时代所经历的经济、文化衰败，比西班牙和高卢等欧洲其他地区远为显著。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区域加强了沃德-帕金斯得出结论的耸动效果。这在客观上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欧洲各地在罗马帝国之后的社会转型情况各异，不可一概而论。英国史学家克里斯·魏可汉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建构早期中古：400—800年的欧洲和地中海》就是通过区域比较的方法来考察后罗马时代的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变革。魏可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在他之前，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考察欧洲早期中古社会转型的代表著作，是佩里·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安德森把早期中古社会变迁解释为日耳曼部落制和古代奴隶制相互融合形成封建制的历史进程。相比之下，魏可汉的研究建立在更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历史解释框架也更为精致、复杂。魏可汉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两大特长：结构分析与比较视野。魏可汉把曾在罗马帝国文明辐射范围内的欧洲和地中海地区根据地理和气候差异分成10个区域，分别考察其在国家与税制、贵族与土地占有、农民与农业生产方式、城市与商品流转等多层方面的早期中古转型。

魏可汉把财政形态视为政治社会变迁的枢纽，保留了罗马税制的地区，如拜占庭和伊斯兰倭马亚帝国所在的近东和埃及，也同时保留了官僚系统和国家强制的制度基础，因此具备建立和维持常备军的潜力。它们构成了魏可汉所谓的早期中古“强国家”（strong state）。与之相比，西欧的蛮族国家弃用税制，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地产获得收益，君臣关系的纽带因此相对松散，贵族保留了军事和政治的自主性，形成了魏可汉所谓的“弱国家”（weak state）。因为不再有国家税收的驱动力，西欧社会在早期中古时代进入了一种“低压状态”。统治阶级（君主和贵族）对农业剩余价值的汲取欲望很低，通过贸易进行奢侈消费的动力不足。在魏可汉看来，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公元700年前后是欧洲农民的“黄金时期”，以农户之间的横向纽带、而非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纵向剥削为基础的村社农业形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较之之前的罗马时期和之后的加洛林时期，早期中古农民受到的人身控制更少。不过，这也意味着，早期中古西欧（特别是高卢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相对低下，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相对贫乏。8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更高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动员需求，欧洲在加洛林时代经历了政治和社会整合的强化，逐渐走出了早期中古的社会“低压状态”。魏可汉的解释澄清了早期中古欧洲转型的政治经济基础。

无论是“新皮朗主义”“新吉本主义”还是魏可汉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当代西方学者对后帝国时代欧洲转型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范式，在历史证据的使用上远较吉本或皮朗的时代丰富。这些新的研究在吸纳前人的洞见的同时，呈现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更好地揭示了早期中古欧洲社会变迁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的复杂节奏。

三、 基督教世界的兴起

早期中古时代发生的最大文化转向无疑是欧洲的全面基督教化（Christianization）。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皇帝时代成为合法宗教（313年），但在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依旧是罗马社会中的一种边缘信仰。然而，在之后几个世纪中，基督教彻底取代了罗马的多神教（paganism），成为支配性的宗教。传教活动也在原帝国境外的欧洲北部地区展开。基督教会在早期中古时代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主轴，不但占有大量土地，介入政治，保存并转化古典文化遗产，同时，也更深地影响和规范了普通信众的日常生活。

在20世纪之前，从基督教的角度检视早期中古历史，法国天主教学者取得的成就最高。19世纪的天主教学术特别针对视基督教为“反文明”势力的启蒙主义叙事，吉本和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这种叙事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如上节中所述，吉本把基督教视为导致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一大外因。在他看来，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是一种政治投机，意在利用基督教“迷信”巩固自己的统治。得到皇帝支持的教会自4世纪中叶后在帝国境内迅猛发展。大量社会精英选择投身教会，导致了帝国人才的流失。基督徒之间基于琐屑教义的争议和内斗不但牵扯统治者的精力，还损害帝国的团结。古典理性精神在“荒谬”的基督教苦行主义和修道运动中遭到蚕食。

19世纪最杰出的天主教史学家之一安东-弗雷德里克·奥萨南在他的巨著《五世纪的文明》的序言中直陈，要为“那位英国哲人（即吉本）只看到衰败的时代”撰写“一部进步的历史，一部野蛮时代的文明历史。”在奥萨南看来，基督教对罗马多神教的胜利意味着历史的进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基督教打破了帝国严苛的社会等级，使在古典世界中被视为非人或次等人的奴隶和妇女重获人的尊严。基督教的精神也打破了罗马人自我尊崇、蔑视外方的狭隘意识。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基督教在成为信仰主流时并没有抛弃古典文化遗产，而是“通过辛劳加以保存，通过神圣信仰加以纯洁，通过信仰的真谛加以养育，并将之传递到我们的手中，使之得以进一步壮大”。这后一项论题在20世纪的法国文化史家亨利-伊雷内·马儒（Henri-Irénée Marrou）的研究中得到更深入的阐发。在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圣奥古斯丁与古代文化的终结》中，马儒指出，以“七艺”（artes liberales）为核心的古典文化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公元400年前后）已经变得形式化并走向封闭，不再能为精神生活提供真正的滋养。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即将取而代之，奥古斯丁的两次文化皈依（从知识皈依哲学，从哲学皈依基督教）标志着新文化的精神从腐朽的旧文化中破土而出。同时代的加拿大学者查理·科克伦（Charles Cochrane）则从社会伦理和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古典文明与基督教的关系做出了与马儒类似的判断。

在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教会史研究的学院化和专业化，护教色彩日趋淡化。传统论题在新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例如，马儒的学生皮埃尔·里歇（Pierre Riché）接续了前者对早期中古时代基督教与拉丁文化的研究。他在《蛮族西部地区的教育与文化》一书中从教育史的角度论证，拉丁文化的真正基督教化是从6世纪末开始的。4—5世纪罗马城市的衰落和帝国的消失导致提供中、高等教育的公共学校因失去市议会的资助而走向凋敝，但古典教育并没有就此消失。在蛮族国家中维持了原有社会地位的原罗马贵族在家族私学中延续了古典教育的传统。从6世纪末开始，基督教会对社会的介入逐渐加深，纯粹世俗的古典文化失去了存在空间。与此同时，以修道院为中心的基督教教育中系统性地吸收了古典知识，利用后者为准确理解《圣经》和正确执行基督教仪礼服务。8世纪时，拉丁文化完成了从服务世俗公共生活的古典形态向以“侍奉上帝”为目的的基督教形态的转变。

近几十年来，另一项重大变化是，研究者更倾向于把早期中古史中的基督教看作是一种活的宗教，而非仅仅是抽象的神学义理或宗教伦理。因此，早期中古欧洲的基督教化进程就不只涉及信仰和价值观的更迭，而更应被视为特定的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形态在具体的早期中古政治与社会语境中的扎根、适应与发育。这一学科转向在英语学界尤为明显。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早期中古时代的基督教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或是一种纯哲学”，“不同社会中……基督教思想、生活和仪式的不同形态”开始受到具体的关注。新近学者更是从性别文化、物质文化、大众文化等角度阐述基督教如何渗入并改变了早期中古西欧社会的肌理。另一方面，在政治的维度上，20世纪60—80年代在牛津大学任教的J.M.华莱士-哈迪尔，把早期中古高卢的教会史放置在法兰克王国政治史与政治文化史之中理解；同时期任教于剑桥大学的奥裔学者瓦尔特·厄尔曼则致力于探索教会，尤其是早期中古罗马教廷的神学，特别是教会学（ecclesiology）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这两位学者培养的众多学生构成了当下早期中古史研究的主力军。基督教的思想和现实与早期中古政治的互动，也在这些后辈学者关于政治仪式、传教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延续和深化。

不过，20世纪60年代至今，早期基督史教史研究的权威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史学家之一、“古代晚期”之父彼得·布朗。布朗不但高产而且所涉学术话题极为广泛。此处我们仅从“教会与晚期罗马帝国”、“西方基督教在古代晚期的兴起”与“圣徒崇拜”这三项议题中对布朗的研究稍做管窥。

布朗对于教会与晚期罗马帝国的考察围绕着“奥古斯丁时代”展开。区别于马儒笔下的“宗教人”，布朗眼中的奥古斯丁是他所处时代（公元354—430年）社会变革的亲历者。与20世纪初的俄裔学者迈克尔·罗斯托夫采夫的观点不同，布朗认为，在4世纪下半叶，作为公共生活中心的城市（包括市议会、竞技表演和针对市民的公益活动、对家乡的认同等）并没有趋于凋敝，而是依旧活跃。与城市相比，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仍十分有限。处在罗马社会顶端的元老院贵族世家把多神教仪式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修养视为需要持守的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这些“旧派人物”和他们的家族联姻与庇护网络依旧掌控着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然而，就在公元400年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之内，基督教从一个主要吸引社会中间阶层的信仰选择，逐渐压过旧风俗（城市公共生活）、旧宗教（多神教）和旧秩序（原老院贵族），成为罗马世界精英人才、财富、权威和精神认同的汇聚点。教会取代城市，成为新的社会枢纽。因此，基督教会在奥古斯丁时代的崛起，并不单单是一个宗教事件，而是涉及从晚期帝国到早期中古时代的社会整体的权势转移，关系到财富分配与社会流动、政治修辞与精英认同、宇宙观与彼岸观等各个社会与思想维度的微妙演变。可以说，布朗的研究充分实现了他的老师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在20世纪60年代呼吁的“对基督教对多神教社会结构的影响的现实层面的评估（realistic evaluation）”。

以“奥古斯丁时代”为起点，布朗把西方基督教会在早期中古的发展放在一个宏大的时空视野下考察，即“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在布朗之前，“古代晚期”或类似概念作为学术术语，主要被用在艺术史和文学史研究中，指称一种有别于古典与中世纪的独特文艺风格。布朗把它化用为一个更为宽泛的史学概念，用以把握早期中古世界的“后古典”（postclassical）特征，特别是那个时代中传统和革新之间的张力。出版于1971年的《古代晚期的世界》是作为史学范畴的“古代晚期”在学界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布朗在这本著作中集中探讨了以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为主导的古典世界逐步分化为西欧（西方基督教世界）、东欧（拜占庭）和近东（伊斯兰世界）三种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进程中不同地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互相联动的变迁节奏。从2世纪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开始，以8世纪中叶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崛起告终，整个欧洲、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构成了《古代晚期的世界》一书搭建的历史舞台。但这种时空限定并不绝对。布朗曾提出，要把公元250—880年视为一个“自成一体并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他也曾表示，“从不列颠到幼发拉底河”的原罗马帝国影响所及疆域，连同“整个西亚、向东穿过伊朗高原直到中亚，北抵高加索山，南到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外加中欧、斯堪的纳维亚和黑海的草原走廊（steppecorridor）”，都应当被纳入古代晚期研究的考察范围。因此，布朗的古代晚期更接近一种时空边界灵活的“大早期中古世界”。

在古代晚期的大视野中，布朗以彻底历史化的方式观察欧洲大公基督教（Catholicism）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早期中古欧洲的兴起。在为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主编的“欧洲的形成”（The Making of Europe）丛书写作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布朗用“多样性”（diversity）和“胜利”（triumph）来概括这个历史进程的特征,并用一系列中层概念具体阐释。所谓“多样性”，不但因为西欧处在古代晚期世界这个更大的地理空间之中（western Europe in a wider world），也是因为，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地中海西部本身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a center）。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天主教文化史家克里斯多夫·道森曾把欧洲的早期中古历史理解为“第二次罗马化”的历程：各个日耳曼蛮族向罗马教宗和教廷的皈依。在道森看来，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基督教会与日耳曼蛮族政治军事势力的在早期中古时代的结合，为独特的“西方历史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布朗看来，在5—8世纪，罗马并不是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绝对中心或信仰标尺。基督教的教义、实践和组织模式，在历史、政治与社会条件差异巨大的不同地区（西班牙、高卢、意大利、英格兰、爱尔兰等）经历了因地制宜的发展，形成了多个遍地开花、自成一体的“迷你基督教世界”（microChristendoms）。这些多样化的西方基督教传统要等到9世纪的加洛林帝国时代才开始经历整合。

布朗把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早期中古时代的兴起称作“胜利”，意在针对这样一种传统史观：相比早期基督教，中古基督教缺乏原创思想，同时还掺杂了大量迷信元素。在布朗看来，蛮族王国时代的基督教虽然缺乏教父时代那样的文化高音，但却并不缺乏“背景噪音”（background noise）：手稿传抄等形式的文化传承和积累以低调但持续的方式暗涌不止。而且，正是在早期中古时代，随着洗礼、忏悔等基督教实践的规范化，基督教从一种思想和信仰选择，转变成为一种文明形态。西方基督教由此演变成为一种“应用型基督教”（applied Christianity）。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胜利意味着“古代基督教的终结”（end of ancient Christianity）。“古代基督教的终结”是英国基督教思想史学者罗伯特·马库斯（Robert Markus）提出的概念。马库斯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介于神圣（sacred）和渎神（profane）之间的中性世俗领域（saeculum）和世俗价值在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古代基督教中仍保有一席之地。在公元600年前后，以教宗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一世为标志，随着时空观念的全面基督教化与圣经文化的兴起，世俗价值彻底丧失了正当性，西方基督教从古代进入中世纪。艾薇儿·卡梅隆（Averil Cameron）则印证，同时代东罗马帝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史进程。在布朗看来,在实践层面上，“古代基督教的终结”在欧洲的真正实现比马库斯所认为的要更晚，大概要到8世纪中叶，以家庭教会的消失、教区墓地的兴起等现象为标志。换言之，在经历了整个早期中古时代的历史演进之后，作为一种独特文明形态的西方基督教最终走向形成。

布朗对圣徒崇拜现象（cult of the saints）研究更清晰地展现了他是如何在早期中古欧洲的社会变迁中解析西方基督教的独特发育历程。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布朗讨论了在5—6世纪地中海东部大量涌现的离群索居、实践苦行生活、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尊敬和崇拜的基督教圣人（holy man）。布朗并不将“圣人”看作孤立的宗教现象。他的分析表明，在一个社会的各种制度规则遭到动摇的时代，脱离了家族和经济关系的圣人，作为“身边的陌生人”，以神圣人格的形象协调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和传统，成为串联古代晚期地中海东部社会的铰链。然而，与东部世界对活着的圣人的崇拜不同，几乎同时在地中海西部兴起的是对死去的圣徒（saint）的崇拜。4—6世纪，圣徒有能力连接天堂和尘世、为信众提供赎罪机会的观念在欧洲深入人心，相应的圣徒崇拜的实践也非常兴盛。布朗指出，圣徒崇拜并不应该被视为愚昧大众的迷信，而是一种由宗教精英引领塑造的宗教生活形式。这里的“宗教精英”，特指各地基督教会的主教们。与罗马政权得到延续的东部世界不同，西罗马帝国灭亡造成了拉丁欧洲共同体生活的真空。古代晚期拉丁教会的主教很大比例来自于原帝国元老院成员阶层。在与外来蛮族政权抗争、博弈乃至最终合作的过程中，这些集社会、宗教和文化资源于一身的“贵族主教”扮演了教区领导人与庇护人的角色。他们通过对圣徒坟墓和遗骨的控制、对年度圣徒纪念日游行的组织和对相关教会法规和宗教仪礼的推行，在基督教生活中确立了圣徒崇拜，同时，使自己成为天上的圣徒在人间的代理。圣徒崇拜实现了教区共同体意识的塑造，稳固了教会系统的权威，也使教会获得了一种独立于世俗政治的超自然性的权力。与东部世界中与政教体系保持距离的圣人截然不同，西部世界中圣徒的神圣性被有效地整合进了拉丁教会的体制中。这为教权与政教关系在西欧中世纪的独特发展打下了地基。

通过细腻的史学分析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灵活借用，布朗所描绘早期中古基督教历史图景进一步冲淡了天主教教会史传统的护教色彩，突出了基督教在早期中古欧洲的历史变动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古代晚期”的大时空广角下，西方基督教也成为理解欧洲早期中古历史进程独特性的一把钥匙。

四、 余论：展望欧洲早期中古史新叙事

本文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作品的系统评述，呈现了当代西方学界欧洲早期中古史研究在扬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视角和新观点。在蛮族问题上，一方面，围绕“核心传统”“种族创生”等概念，战后学者致力于消解战前以德语学术为代表的种族化叙事；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对罗马制度传统的继承，蛮族国家的“蛮族色彩”被进一步淡化。在后帝国时代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方面，“新皮朗主义”“新吉本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范式的研究为把握帝国遗产在早期中古的存续或断裂问题提供了更精致的史学范式。在基督教化的问题上，由布朗为代表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教会史模式，把基督教会的发展纳入对早期中古欧洲社会变迁的整体考察中。

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为欧洲早期中古史新叙事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冷战之后对新“欧洲认同”的诉求，也在客观上有助于促成这种新叙事的形成。尽管这样一种新叙事尚未完全稳定成型，从本文对当代学术史的总结中，仍然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它必需的若干特征。

一、高度的综合性。如本文所示，在突破了原有的认识窠臼后，“蛮族”“罗马”和“基督教”三种视角对解析早期中古欧洲的历史进程均不可或缺。新的叙事需要同时从蛮族研究、社会经济史和教会史视角中吸收历史洞见。魏可汉在2009年为“企鹅丛书”的欧洲史系列撰写的早期中古分册《罗马的遗产》中，就有意识地弥补了他在《构架早期中世纪》一书中欠缺的文化和宗教视角，使其对早期中古历史进程的叙述更加丰满和完整。

二、对多种历史变迁节奏的容纳。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代学者普遍承认和重视，欧洲早期中古史之内的不同时段、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中历史变迁的差异性。茱莉亚·M.H.史密斯在2005年的著作《罗马之后的欧洲：一部新文化史》中提出，有别于政治一统的罗马帝国时代和11世纪以后罗马教会一统的盛期中古时代，早期中古欧洲文化以高度的地方性（localism）和多样性为最大特征。

三、更大时空视野中的欧洲。席泽尔、魏可汉以及布朗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无论是考察早期中古的蛮族问题、经济与社会转型还是基督教会，更大的时空视野都有助于揭示的早期中古欧洲的历史经验的普遍意义和独特性。彼得·萨里斯2011年为“牛津中世纪欧洲史”系列撰写的早期中古卷，大幅增加了对地中海东岸和近东地区历史进程的分析。更进一步，欧亚大陆两端在“帝国（罗马与汉）之后”历史变迁的联动和比较，已经构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和跨学界学术合作的新方向。

本文作者刘寅，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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