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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及其启示

陈 奉 林

内容提要 东亚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日本的东亚史研究较早地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视角与方法，强调东亚社会的整体性、差异性和内部结构。日本的东亚史研究适应了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研究视野与关注领域不断扩大，形成比较严密成熟的研究体系。日本学者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实现了多领域的融合与贯通。他们强调区域史研究的社会功能，把与现实有直接关联的历史问题纳入研究范围。我们对日本的东亚史研究成果，应该采取批判地借鉴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模仿与崇拜，更不能削足适履。

关键词 日本史学 东亚史研究 研究方法 学科体系

东亚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发展成具有丰富内容与多样性的区域史，构成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日本史学界对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国别史为主，中国史研究是最有成就的方面。日本学界的国别史研究可以说是在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扩大起来的。研究东亚史不能绕开中国史，尤其不能绕开对周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思想与文化。在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上，日本学界最初主要集中研究中国、朝鲜、蒙古等少数几个国家和东南亚的历史，研究无疑是精深而有力度的。这不仅与日本明治以来的对外政策有直接关系，也与日本的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政策的重大需求有关，反映出日本学术与国家发展的紧密结合。

最为系统地提出“东亚世界”理论的是西嶋定生。1962年他发表《6—8世纪的东亚》一文，后来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中对东亚世界理论有进一步的论述。这个理论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提出了东亚世界的基本要素与框架，以汉字文化、儒学、律令和佛教作为东亚世界的基本要素。它强调中国在古代东亚世界的主导作用，而东亚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受中国文化显著影响的国家。至今，这个理论已经被中国学者所接受，对于我们思考和研究东亚历史很有帮助。近年，我们已经提出建设中国的东亚史和东方外交史学科的想法，进行了一些建设性的探索。把东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比分散性、断裂性研究更有意义，更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一、 日本东亚史研究的发展阶段

在日本史学界，有一批东亚史（包括中国史、朝鲜史、蒙古史以及东南亚史）学者在每个分支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构筑了自成一体、体系完备的史学体系，为国际史学界贡献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任何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兴起与发展，都是与整个社会形势的变化与需求分不开的，反映的是社会急剧发展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日本的史学研究也是如此。根据时间顺序，可以将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分成几个阶段。

（一）“二战”前

日本具有研究东亚史的传统。许多优秀的日本东亚史学家在各自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之所以能够出现众多的史学家，首先应该说是长期以来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日本影响至深，他们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习当中培养了浓厚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期浸润与熏陶，日本老一代史学家在汉语训练、史料解读与把握、研究方法以及治史观念上取得了非凡成就，其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宗教、考古、文学、哲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旁及校勘、辨伪、史料整理与文字训诂，留下的著作至今仍是中国学者反观日本研究中国的必读书。

在“二战”前的日本东亚史学者当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白鸟库吉。白鸟库吉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史、蒙古史、西域史以及中西交通史。他是日本东亚史研究的早期探索者。他在《从东西交涉史观察游牧民族》一文中把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放置整个东亚历史的发展中去考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做出了有益的解释。他强调，如果从一个方面来观察的话，亚洲史是南北对抗史，但同时不能忽视南北抗争引起东西交往这一重大事实。他探讨草原民族历史都是从东西方交流、互动的角度出发的，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从而奠定他在日本东亚史学界的先驱者地位。据说，他通晓英、法、俄、匈牙利、土耳其、朝鲜、满、蒙等多种语言，凡西文东方学著作无不寓目，成为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泰斗。对于博通经史的白鸟库吉来说，这样的评价并非虚饰。

内藤湖南也是日本战前东亚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与东亚史有关的史学研究，推出多部有影响的著作。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唐宋变革”这一著名观点，引起中日学者的积极回应，更为重要的是为构建东亚史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从多方面考察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是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力量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指出：“唐代和宋代，在各方面的文化生活上都有变化。除此之外，如果从一些细微的个人生活去观察，还可以发现更多反映这个时代的变化。总而言之，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唐宋变革”论的提出意义重大，无疑是对近代以来流行于西方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的东方社会“停滞”论的有力回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根据近些年的研究，唐宋时期已经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了，特别是宋代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出现了许多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对外贸易已经占到国家总收入的20%以上，说唐宋时期已经有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不为过。伴随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宋钱不仅被输入到日本，也输入到朝鲜、东南亚各地以及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区。就此而言，“唐宋变革论”与近年人们的普遍看法是比较一致的。

20世纪上半期，日本东亚史研究有很大发展，许多学者加入对日本史、中国史以及周边国家史的探讨，共同推动着东亚史研究的进步。除了白鸟库吉、内藤湖南，鸟居龙藏、桑原骘藏、宫崎市定等人也是成就卓荦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崇尚实证，反对空谈，对东亚史开创性的探索无疑代表了当时日本东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研究的最大特色是运用东方人的史观对日本史、中国史、朝鲜史以及蒙古史进行了构建，综合东西方两种研究方法之长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予以新的解释与探索，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当中理出头绪，一扫长期以来东亚史研究中的沉闷气氛。鸟居龙藏的东亚民族史研究是其学术的最大亮点，通过长期田野考察构建了日本的东亚民族史学，确立起他在日本东亚史坛独树一帜的地位；桑原骘藏视野广阔，长于中国史研究，尤其以中西交通史贡献最大。他在《蒲寿庚考》一书中说：“南宋一代，政府因欲增库入，屡奖励外番通商，泉州贸易，遂年盛一年，与广州颉颃，不相上下。”宫崎市定对“唐宋变革”的论证十分有力：“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这些材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宋代社会发展成熟的情况，也是对“唐宋变革论”的有力支持。

（二）20世纪50至60年代

相对于战前，战后的东亚史研究出现许多新动向，既有对战前的史观有所批判和反思，也有对历史学的积极构建。这一变化昭示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里程。在日本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可以说是战后整个世界民主化与科技革命浪潮的大背景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反映。一些学者亲眼目睹了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的灾难与无边的痛苦，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应该首先反思这场战争，为后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被称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井上清在《日本军国主义》《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战后日本史》等著作中对于流行于日本国内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以及国家主义史观有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以缔造‘大东亚共荣圈’为名而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于这个问题，在投降后的几年中，公然表示异议的人是没有了。”“太平洋战争，在日本方面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用说对被侵略的亚洲民族，就是对日本人民，也只是带来了各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不幸和灾难，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仅对于我们目前如何生活，具有实践的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就是对于如何用正确的观点解释、评价战后的历史事件来说，也是不可少的。”战后首先在欧洲出现的区域合作，以及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区域史研究给日本历史学家以启示。因此，只有带着对现实的强烈关心去研究历史，方能不断地为史学发展开辟新道路。

必须指出，在经历了战争的痛苦磨难以及战后的民主化改革之后，日本史学界不再满足于国别史研究，开始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研究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出现了一批以“东亚”命名的历史著作。如何在历史研究中以更为广阔的视野重新认识地区史，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战前与战后的东亚史所关注的对象是有些不同的。大致在这个时期，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多种地区主义合作思想，从地区合作的层面寻求日本丧失殖民地后的发展出路，重新思考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以明确的区域意识与理性来把握史学发展方向的日本学者已经不再是少数。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应该指出，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为构建全新的东亚史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其奠定的大体框架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以及国际冷战对峙格局的影响，研究中还有许多有待深化和重新思考的地方。

（三）20世纪70年代以后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东亚史研究的成熟与繁荣。主要背景是经过战前、战后的长期学术积累，日本加快了重回亚洲的步伐，重新认识到亚洲国家的重要性。东亚史无论在立意、取材范围、材料的收集与使用，还是在分析与叙述关系方面都较以前有明显的进步，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形成日本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领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继承东亚历史研究中有益的成分，提取历史上那些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选题成为当时先进历史学家的主导思想。治史范围的扩大，传统方法的坚持，学派意识的确立，已经在内容与形式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从这时期推出的成果来看，大部分著作有破有立，立在其中，较好地处理了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笔者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对于近代以来关于世界历史整体关联的探讨除了欧洲人进行努力外，中国、日本学者也做过艰辛努力，这大概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总之，人类从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联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生产力与交通工具的进步相关。人类书写的历史就应该反映这些内容。日本学者前田直典、藤间生大、西嶋定生、堀敏一、松浦章、滨下武志等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奠定了他们在东亚史研究中的地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了区域史的作用与功能，把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国别史整合成一部有机联系的东亚史，建立了东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与战前相比，这时期的理论模式与分析框架判然有别，突出强调区域史的作用与功能，把战后东亚国家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归结为世界性与区域性层面共同的作用，而不是仅仅看作单一国家层面的封闭性发展的结果。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方面寻找东方社会发展的原因。在反驳西方学者的“长期停滞的亚洲”的观点时，多数战后的日本学者采用了传统的主流分析框架来研究诸如乡村工业、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关系、民众叛乱、税收和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特别是绅士）等问题。他们的研究证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远非处于停滞状态。

把分散的国别史整合成区域史进行整体性与连续性研究无疑是历史观的进步，显示出人类认识水平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趋势。今天的历史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形成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环环相扣的发展链条，把古代、近代和现代连接成一个序列进行考察，符合东方人的哲学思想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历史学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在继承前人成就与修正弥补前人不足的基础上开始的。从过去出版的一些著作来看，战前和战后初期著作的内容、框架、分析模式与研究方法固然有些陈旧，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甚至不能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版的著作相比，但是它们毕竟都是开创之作，在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后来的研究者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二、 日本东亚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日本学者在东亚史研究上建树颇多，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学风为国际学界所称道。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学风与学识，才能达到影响国际史坛的一流水平。我国学者周一良先生曾经指出：“日本学者非常注重古汉语的训练，例如大学的史料演习班上，必须弄清史料每个字的含义。治少数民族史者，必须了解其语言文字。研究佛教史者，多通晓藏文梵文。……日本学者不仅注意存在于本国和中国的史料，即使散在世界各地的，无不想方设法搜集。”由此不难理解日本学者为什么能够在东亚史研究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一）日本东亚史学界的主要观点

在“二战”前，皇国史观主宰日本史学界。皇国史观的基本理论是宣扬“万世一系”的天皇法统，日本先进、亚洲落后，为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寻找理论根据。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战前日本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研究中充满了“皇国史观”思想。长期以来，日本历史研究（包括东洋史、西洋史）受传统的思想影响较深，正如冈田英弘在《世界史的诞生》一书中指出的：“国史学系研究的日本史从西元8世纪的《日本书纪》开始，一直至西元17世纪至20世纪初持续编纂的水户藩《大日本史》为止。正史的框架在日本根深蒂固，要想跳脱出来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古文书的研究等仅是用来辅助正史，而不是从正史中完全独立出来的研究领域。”东亚史观的出现，对于批判和清算“皇国史观”具有积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东亚史观仍然是有生命力的观点，为我们思考日本史、中国史乃至亚洲史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它在几个大的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之所以具有影响、受到关注，就在于它提出并确立了研究东亚史的一套基本理论框架。

日本东亚史学界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其一，强调东亚是一个整体，也就是作为一个世界区域的东亚。东亚具体指亚洲东部地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具有大体相同的文化基础。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文化联系上，这里都具备构成独立世界的诸多条件，形成一个独立的古典文明区域。正如堀敏一指出：“在东亚世界，最初产生高度文明的是中国。中国产生的文明促进了中国周边地区、周边民族勃兴，由那些民族一同形成了东亚世界。因此，中国在东亚世界扮演了中心的作用。”这个地区具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存在范围广阔的经济圈与外交圈，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十分明显，既不同于欧洲，也有别于伊斯兰世界，这是东亚不同于其他世界的地方。美国学者费正清对东亚有明确的说法，他说：“当欧洲人向东长途跋涉到达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将这一遥远的地区称作‘远东’。美国人是横渡太平洋才到达日本、中国和东南亚的，按照同样的逻辑，他们应该将这一地区称为‘远西’。但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那里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且肯定也谈不上遥远。‘东亚’是对该地区的恰如其分的称呼。”

为什么要把历史上的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呢？它反映了人类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人类的区域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人类活动与对外交往的扩大有关，与人类不断突破自然的、科技的和社会的各种限制有关，也与人类自身的文明构建、追求理想目标有关。把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进行综合性的整合研究，探索其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对人类活动的历史予以总结，关系到历史学能否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把东亚作为一个区域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比较，只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看清东亚在世界上的准确位置。战后日本学者率先展开对东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热烈讨论，提出了有价值的“东亚史”概念，反映出日本史学发展的若干轨迹。

其二，强调东亚世界内部的结构、特征与相互影响。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地区，中国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各国的关系基本上是以此为中心来展开的，其余各国各自寻找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和自己利益的最佳交汇点，彼此形成文化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在看待东亚国家形成问题上，东亚史观着眼于地区内国家形成过程中社会内部的变化，把握域内各国间的互动关联。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东亚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是相当高的，和平与稳定始终是东亚社会的主流，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持续百年的战争与动荡。这是东亚地区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地方。从东亚国际关系结构而言，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层次十分明显，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显然处于外围，接受中心国家的影响与制约。日本学者已经指出：“大陆文明输入到日本绝不是偶然的，一定与大陆诸民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民族一举手一投足都给周边民族以影响，……日本列岛构成新世界的一个环节。”客观地看待中国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作用，几乎是所有历史学家的共同看法。堀敏一认为，在唐代和唐代以前，日本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确实都是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展开的。他们并非否认其他国家的作用，而是在强调以中国为主导的长期国际和平环境，各国都参与构建东亚国际秩序。他们还看到了各国间的互动。

东亚国家内部的板块状结构与特征不容忽视。“这种板块状的国际体系以政治、经济、军事强大的实力为基础，以文化礼教、华夷观念为区分标准，辅以王道意识、四海一家胸怀、任由自主和怀柔远方的灵活态度等软实力，通过中原王权对周边国家或民族君长的册封，以及后两者对前者的朝贺进贡为纽带，组成中原王朝君临其上，周边国家或民族藩屏四方的区域国际社会，并自然形成中国中原王朝的中心部位，以及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半边缘、边缘部位等板块式结构。”东亚史观的一个突出之处是把影响各国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历史作为一个互动的整体进行研究，注意到了中心与外围的互动关系，把东亚区域看作“地球的某个部分”，而不是仅强调某个国家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观点，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理论分析模式。这是其理论价值所在。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是无法正确解释古代东方国家关系秩序的，解释东方历史问题还必须回到东方历史与文化本身。

其三，承认各国间的发展差别。任何时候，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不可能整齐划一，齐头并进。由于各种条件不同，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与经济类型。前田直典在《古代东亚的终结》中指出：“总的来说，在东亚历史上，中国很早开始发达，其他地区的古代、中世、近世……时间差距逐渐缩短。日本在近代化方面速度比中国和朝鲜都要快，但也经历这个过程。……同是古代，日本和朝鲜与中国比较，在形态上颇为相异。”他还指出：“中国和日本在古代完结、中世来到时，在政治构造上的形态亦不同，比欧洲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差异可能更大。”只有看到各国的个性与特殊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性，才能把握东亚史的总体特征，避免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

其四，日本是东亚世界的一部分。这个观点是合理的，符合东亚世界的实际情况。日本处于东亚的角落，属于孤岛型地理环境的国家，其本身发展始终与大陆密切相连，不能否认大陆文明对日本文明成长的作用。为此，日本学者做出过许多有益的解释。辻善之助指出，日本文明的发达在于与国外交通的刺激，在于与国外的交往，日本储藏了大陆的文明。也有学者认为，通过与中国“奉贡朝贺”、“以岁时来献见”以及接受“印绶”等活动，日本加入到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世界当中。战后日本思想界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是有反思的，进步历史学家出版了许多著作，主张回归亚洲，不能再做亚洲的孤儿，其中包括倡导东亚史研究的一些学者。把日本置于古代东亚世界再构成的历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起来的。战后的日本虽然属于西方阵营，但需要与周边国家和睦合作，修复与亚洲各国关系，让各国恢复对日本的信心。宫崎市定说过：“思考历史是人类的本能，什么人也不能不思考历史而存在。”一语既出，足以表现出探索者对历史的重视。

以上四点是日本东亚史学界的核心观点，反映了日本学者思维的活跃与思考的深度。总体上看，这些观点值得中国世界史学界借鉴。在此，必须指出，中国的东亚史研究是有一些成果的，虽然不是很多，但作为学术总结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样，东亚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被开拓出来，也给传统的史学研究带来挑战。任何一种新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史学观点的扬弃和对现实观照的基础上的。“东亚史观点的提出，不仅涉及日本古代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而且也与方法论有关，即，为了贯彻东亚史观点，应用哪些研究方法和手段。”思路的转换与研究视野的扩大，重视自己的学术特色与气派，以及新的概念、理论与分析模式的使用会有力地推进东亚国家的历史研究。

（二）日本学者对东亚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明治初期,东京大学设国史、中国史和西洋史三个学科。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对外关注的扩大，日本学界开始设置东洋史学科。日本的东洋史是以中国为中心，兼及东方各国的亚洲史。东亚史是一个不同于东洋史的崭新概念。自从东亚史被提出来以后，日本学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日本东亚史研究涉及的内容较多，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将其成果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研究的框架、视角与方法。日本学者把东亚国家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关注历史发展的各个环节，注意到了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问题。堀敏一指出：“我的看法是，近代以前东亚构成一个世界，正如欧洲是一个世界一样，东亚可以称为一个世界。”东亚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历史传统、文化、地理以及国民生活习俗方面都有它的独特性。在这个区域中，中国、朝鲜、日本以至东南亚国家诸国紧密联系与互动，甚至在国家形成之前日本与朝鲜就有了兴盛的文化交流。东亚史不是每个国家历史的简单叠加，也不同于按民族和国家序列写出的亚洲史，而是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定的体系，反映东亚国家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阶段发展、演进的规律与图景。所以说，东亚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日本史界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给中国世界史学界提出的重大课题。近年一直在以新的视角、框架与方法研究东亚史、亚洲史的代表人物是滨下武志。他写出多部有影响的著作。他在《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中说：“区域的方法使得重建亚洲的整体历史进程——包括近代亚洲——成为可能。近代亚洲的历史不是根据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阶段’，而是根据亚洲区域内部的复杂关系、亚洲自我意识、亚洲历史的社会体系的本质来定义。我们可以把亚洲的历史理解为一个整体系统的历史，这个系统的特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圈的朝贡贸易关系。”以亚洲的视角解释东方历史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给亚洲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在东亚，古代至近代以前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以朝鲜、日本等国为主要参与者来展开的，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在这个大背景下，东亚国家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层面发展得以有效推进。日本的东亚史学者注意到，如果过分地强调区域关系特点，就有可能夸大某个地区国家的重要性，忽略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就要探讨以中国为中心构成的朝贡贸易关系，东亚内部形成的各种关系，同时也要探讨外来的影响。这就涉及研究视角的转换问题。不论古代、近代和现代，每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处理与外部的关系问题。从发展的角度看，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因素。日本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新罗人在唐朝的住地十分广泛，他们的居住地被称为“新罗坊”，阿拉伯商人的住地被称为“蕃坊”。唐朝对外国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东亚”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把历史从古到今贯通起来进行考察，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联成一个整体来思考其变迁，从根本上反驳长期流行于西方的东方社会“停滞”、“落后”与“专制”这样一个陈旧观点。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可以廓清东方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迷雾，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途径。

第二，在时间和空间上确立了东亚史的研究范围。东亚地区面积广阔，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地理与文化单元，有充分的条件构成独立的经济文化世界。对区域史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考察，可使我们获得对历史的通识与通变之效，有利于从长远观点观察社会的变迁。西嶋定生在《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中把自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以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北部的广大地区都视为东亚，以新视角看待东亚问题；堀敏一在《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把中国、日本、朝鲜作为东亚世界，同时注意到东亚与北亚、中亚民族的密切关系，“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狩猎民族众多，联结了西面的中亚草原和沙漠绿洲地带，可以把它们一并称为内陆亚洲世界”。

中国文明长期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直接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文明发展进程。很早以前，中国的市场就很发达，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远距离的交易开始出现。唐代中叶以后，货币经济已经越过国境。按照滨下武志的观点，19世纪以前东亚地区的“纳贡”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它的基础是商品交换。纳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网络并行存在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整个纳贡和地区间贸易区是以中国纳贡体系为中心，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个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体系联结着毗邻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东亚世界自秦汉帝国时期出现雏形，经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到19世纪末宗藩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前后达两千年之久，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为“历史的东亚”或“经济—文化的东亚”。东亚史学者在探讨东亚社会在近代的解体时把目光投向了东亚社会内部，较多地从社会内部寻找促使解体的多种原因，而不是过多地强调外部因素的主导作用。基本这样的考虑，就应该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通过把握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历史，才能对亚洲有一个真正的认识。

在近代以前的若干世纪，东亚地区具有相对稳定的国家关系形态与结构，有以汉字文化、佛教、科技与典章制度为共同基础的文化，还有域内普遍的经常的经贸交流，形成东方国家特有的交往方式和国际关系准则。东亚各国在互利中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多元受益，共同推动了区域的整体进步。把历史上的东亚与今天的东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于东亚史学科来说是一个不断深化与进步的过程，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不奇怪。中村哲有感于日本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曾有如下的评论，写道：“东亚经济在急剧发展，变化又激烈。……但是，对东亚经济的历史研究非常不够。……历史学是按照国别进行研究的，把东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的研究较少，研究人员对自己专门研究国家以外的国家不大关心，一般也缺乏知识。由于历史研究人员对现状不关心，所以，现状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联系较弱。”可见，历史学家需要不断根据时代发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研究视野。

第三，探讨了东亚内部的联系纽带与动力源泉。东亚国家之间不仅有文化上的联系，也有持久的经济联系，促进亚洲内部的经济贸易网络的形成。既然形成一个重要的文明区域，它必然有自己内部的联系纽带与动力源泉，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历史文化世界。在众多东亚史学者当中，以滨下武志的探索最为典型和深入。他指出，亚洲历史上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朝贡体系是一个联结中心和边缘的有机的关系网络，包括各省和附属国、土司和藩部、朝贡国和贸易伙伴。更广泛地说，朝贡体系构成了一个经济圈——东亚国家和亚洲东南、东北、中部、西北的其他实体都参与其中，而且界定他们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多样关系”。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联系远远大于文化政治联系，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各国走到一起。由于地理之便，各国间的交流首先在相邻的国家间进行，在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后开始更多更广泛的联系，逐渐形成区域文明交往的格局。堀敏一认为，各国朝贡贸易“除了政治的、文化的要求外，还有可以通过朝贡与中国贸易得到中国物资的愿望，特别是游牧民族的要求更大，农业国家也不例外。朝贡是自身交易的一种形态”。东方国家间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早期来到中国的有粟特人，唐朝中期以后有阿拉伯人、伊朗人、土耳其人等伊斯兰教徒，但新罗人处于压倒性的多数。确实，经济贸易是联系中外和东西方国家的重要纽带，在双方关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清代，朝鲜向中国派出了大规模的使节团，使团除了进行朝贡贸易外，还兼有商务、文化、情报与观光等任务，是一个综合的外交活动。由于有利可图，大批商人随行到使节团当中，商人的货车络绎数十里。

找到东亚国家内部联系的纽带与发展的动力源泉，基本上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东亚国家关系的根本性问题，如滨下武志把中国与亚洲国家密切联系的朝贡贸易关系视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茶叶、纸张、瓷器是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外国哔叽、哆啰呢等输入中国造成中国传统的绸缎销路受阻。东亚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仅琉球商船从福州带回的各种纸张就有毛边纸、甲纸、大油纸、小油纸、川连纸、连史纸、米纸、面袋纸、竹伞纸、粗纸等多种。这些日益成长的东西方经贸交流充分说明古代东方社会并不是封闭的，东西方贸易也不是只有在16世纪以后欧洲人来到东方后才出现的。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东方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传统的贸易格局被打破，东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为西方国家所垄断，加速了东方国家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促使传统的国际关系向近代国际关系急剧转变。可以说，朝贡贸易与亚洲经济圈理论的提出是开展东方历史研究的有益尝试，适应了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与世界形势发展对历史重构的大趋势，可以为区域合作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也符合东方哲学思想。

第四，突破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狭窄范围，强调了经贸活动与物种交流对于东亚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关注经济因素在推动国家关系与历史进步中的作用虽非自日本开始，但日本学者对地理因素和区域贸易网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把重大的经济活动引入历史发展过程，有助于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日本学者推出的许多以经济视角研究东方历史的著作，扩大了研究的领域，对于思考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十分有益。东亚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普遍存在，今天的经济联系尤甚，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比经济的力量更加持久有力。日本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致力于从经济角度解释社会发展的原因，有时还运用制度和技术分析方法。在东亚各国交往中，经济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正是有了这种持久的动力，东亚才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与单纯地以文化的视角研究历史相比，以经济的视角解释历史更为有力，更能反映历史的本质。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文化、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东亚区域交流促进了知识、技术、物种与价值观念的传播，推动了古代亚洲市场的形成。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东亚区域史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当务之急是适当借鉴一些日本学界既有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以史学方法论作为治史的有力工具与手段，使用新材料，尝试新方法，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由于东亚各国在历史、文化，以及在社会现实方面的联系异常密切，历史上许多成功的经验需要加以认真总结，东亚史学科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正如笔者在《东方外交史中的日本》中所说：“把日本与东方外交联系起来研究是大家多年的共同努力。我们力求立足于东亚区域史和全球史的背景，来看待日本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再向未来发展延伸的行程，以构成一个线索分明、自成一体的研究体系，构成整个东方外交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这种努力不仅适应了当前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也符合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

三、 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日本学者的东亚史研究适应了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势，研究的视野与关注的领域不断扩大，形成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树起了一面旗帜。在治史的每个分支领域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他们既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也结合本国的治史传统，构筑了自成一体、内容丰富的研究体系，给中国世界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他们强调区域史研究的社会功能，使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实现了多领域的融合与贯通。例如，中村哲《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等著作，都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解释东亚历史发展的。这表明日本的东亚史学者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未来历史学发展的方向，更能推进历史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日本东亚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欧洲传统的东方学研究失去优势，打破了西方学界垄断东方研究的局面。在近年国内东亚史研究有了初步积累的情况下，适当借鉴吸收日本学者的东亚史成果对推进我国的东亚史与世界史研究不无裨益。

日本的东亚史所指范围相对有限，但是，以东亚史观来看待历史上发生的诸多问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有助于我们折取前人既有成果中有生命力的枝条扦插在中国本土史学沃土之上。日本的一些东亚史学者是从对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研究中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概念，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安部健夫的“四方天下说”、西嶋定生的“册封关系体制说”、堀敏一的“中华世界帝国说”、谷川道雄的“古代东亚世界说”、栗原朋信的“内臣外臣礼法说”、藤间生大的“东亚世界说”、信夫清三郎的“华夷秩序说”、滨下武志的“中华帝国朝贡贸易体系说”，以及古厩忠夫的“东北亚册封关系体系说”等。这些关于东亚史的概念、理论与分析视角都是从区域的角度出发的，关注区域内部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强调重视东亚世界诸民族、诸国家各自的发展阶段与固有的内在条件。确实，东亚内部发展不一，层次结构复杂，这些应该注意的东西都已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来；他们对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新探索，尤其滨下武志提出的近代中国和亚洲的衰落不是由于西方冲击造成的，而在于亚洲内部原因的观点最为响亮，对于我们分析看待亚洲历史上的问题有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不仅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概念，同时也对东亚史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把东亚史与海洋史、东西交通史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缜密开阔的东亚史认知体系。在海洋史构建方面，日本学者把历史上的东亚海域交流与西太平洋贸易网贯通起来，建立了亚洲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极大地拓展了东亚史研究。从战前较多地关注国别史、战后逐渐突破国别史的局限，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将注意力从单个国家转向跨国家与全球化城市，日本学界更多关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日本学者关于东亚海域交流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海洋属性的认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陆上农业文明大国，其实我国具有海上和陆上两大地缘优势。随着中国崛起，我们必须给海洋文明史以足够的重视。在东亚史研究中可以看到一幅壮丽的图景，即中国人早已克服重重困难与东南亚、南亚以至欧洲进行海上商贸联系，唐朝中期以后中国与印度洋航道大开，阿拉伯人大举东来，中国人、东南亚人和印度人、波斯人都参与到东西方海路贸易当中，开辟了东亚的“大航海时代”。加藤祐三指出，在13—14世纪，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形成一个范围广阔的交流圈，构成一个开放的体制。从以前的情况看，人们总是习惯于强调欧美国家在近代的作用，而忽视东方国家在近代以前的作用，世界贸易的前提早在近代以前就已经由中国人和阿拉伯商人建立起来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已经进行，以局部市场圈为前提的相隔遥远的地区间贸易交流已经进行。

“历史是文化，根据创造出历史的文明区域，决定了历史通用的范围。”东亚史观的一个优势就是以区域的视角发现和看待历史问题，审视复杂的历史过程，把分散的国别史逐渐扩大为跨国家、跨民族与跨时空的研究，具有与宏观历史学研究同样重要的意义，真正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人类历史的书写特征。东亚史学者特别重视东西方交流中的经济作用，也是他们做得最为扎实而富有成就的领域。从一系列大部头的著作中所显现出来的精致与缜密，折射出来的正是他们贵实证、轻虚谈的朴实学风。正因为如此，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形成一支有影响力的学术队伍，开启了一代学风。他们学以致用的理念是有其相当的现实价值的。

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历史悠久、范围广阔的经济圈。这个经济圈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其他国家为外围来展开的，与印度洋经济圈、地中海经济圈遥相呼应，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区域。根据史书记载，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商品就已经输往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国的丝绸经由中亚、印度输往埃及。东西方贸易是古代东亚史研究中的亮点。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南海与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以及红海、波斯湾地区有广泛的商业贸易往来，非洲的象牙、龟甲，阿拉伯的乳香，印度的胡椒、宝石、珍珠、棉布织品，以及中国的生丝、丝绸制品等成为南海贸易的大宗商品。贸易的力量是巨大的，不断冲破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2世纪，西方人贸易的活动范围进一步向东推进，与东方的贸易更加发展。

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使东西方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与认识，经贸与文化交流使各自与世界保持了联系，加速了社会的发展过程。东亚海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贸易的触角伸向各国沿海、内地与村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吉普鲁在《亚洲的地中海》中说：“一个新的经济区域在亚洲诞生。它不以中国、日本或韩国等的国界线为边界，也不以东南亚等地区组织来划分。相反，这是一条海上走廊。它北起海参崴，南达新加坡，包括多个国家的一部分。在法律体系与商业实践趋同的基础上，这些国家纷纷受到这条海上走廊活力的影响。……几个世纪以来，环地中海、波罗的海和中国南海的经济结构一直保持稳定，既促进了贸易，又催生了独创的政治形式，并为大都市文化奠定了基础。”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和书写东亚历史。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社会与世界殊少联系，内部缺乏进步的动力系统，只有在外部的冲击与刺激下，东方社会才有缓慢的进步。这种典型的“冲击—反应”的观点已经日益受到东西方学者的批判，东亚史观的建立以及方法的应用有力地回应了“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点。

传统的东亚史研究基本上是以国别史研究为主，缺乏区域性与整体性研究，或沉溺于对事件的记述而疏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次考察，或偏重于个人的臧否而忽视对历史规律的阐释与把握，因此不能反映东亚史的整体结构与面貌。真正的东亚史研究应该关注具有重大意义的区域性问题，从传统的搜罗排比材料走向对问题的理论抽象，从因循沿袭、墨守成说走向对问题的系统性把握与深层次考察，从简单的叙事定性走向历史规律的把握与阐释，真正体现大变革时代史书编写的时代特征。近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史坛的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以及日本学者的东亚史观，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对于我们建立区域史的分析模式很有帮助。发展我国的东亚史学，可能要重新考虑以往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包括东亚史体系、理论、材料与分析方法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东亚史研究。东亚史体系问题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大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要确立内容宏大、体系严密的东亚史编写体系确非易事，但我们也要在此方面有所突破，克服困难，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求。

如果说日本战前的东亚史研究有成就也有观点上的重大错误的话，那么战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日本东亚史学者已经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直接面向东亚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关注了现实的重大需求，正如中村哲所指出的：“对现代东亚的这种变化、发展的历史条件进行探讨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他还指出：“现在有必要依据现代东亚的变化重新探讨东亚近代史的框架，……有必要建立新的东亚的近代史结构。这对从历史上把握现代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关注现实的需要，提取和发现历史上那些对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主题，是历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历史学者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肩负的社会责任。任何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都是为现实社会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的。当前历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现实的挑战，因为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不断对历史研究提出新问题，历史学必须在社会重大需求中寻找发展的出路。不论战前的东亚史研究还是战后初期的东亚史研究，都试图对东亚国家的整体历史进程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唯有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东亚史研究较多地关注了社会整体发展问题。

东亚史观作为一个方法论，其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拓展了我们的思维空间，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坚持了历史研究必须以社会发展作为原动力的大方向，获得了对历史的本质与规律的把握。我们借鉴日本学者的东亚史成果，应该采取批判、借鉴、吸收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模仿与崇拜，更不是削我们之足适国外模式之履。我们反对炒作和贩卖西方学术概念的做法，但主张吸收其合理的有益的内核。应该指出，日本东亚史学界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乃至错误的观点。例如，在古代中日关系方面，日本学者高估了日本在中国隋朝对外关系中的地位，认为日本在当时希望谋求建立与隋朝对等的国家关系。

近代以来，特别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成为亚洲强国之后，日本知识界受到鼓舞，萌发日本领导和奴役亚洲的念头，甚至认为日本的一切都是优秀的。我们虽然不能把战前的东亚史研究一概视为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应指出其中的问题。例如，研究战前东亚史的学者内藤湖南在《唐代文化与天平文化》一文中明确提出，东亚文化中心将由中国转向日本，日本成为东亚的文化中心。在《新支那论》中，内藤湖南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把中国人民的反抗看作“排日”，甚至详细说明“东洋文化中心转移”问题。内藤湖南发表《支那论》之时正值中国开始全国抗战，他宣称日本的政治、军事正处于全盛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军事、艺术已经失去兴趣。老一代东亚史研究的开拓者白鸟库吉认为，日本扶植建立的“满洲国”是“德政国家”，“最早固有的历史存在”，对其寄予厚望。作为历史学家，他并没有反思日本近代以来的战争政策，进而肯定当时日本的发展动向，没有形成批判性思考。除了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白鸟库吉，哲学家秋泽修二在《东洋哲学史》中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社会停滞与退步，认为中国哲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自汉代起就停止不前，在六朝时期全盘退步。为了证明日本先进、中国落后，他甚至把中国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形成的自然经济视为中国哲学发展停滞的物质基础。因此，甄别、借鉴日本的东亚史研究成果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战后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使日本东亚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观点无法被清除。社会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右翼思想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我国学者已经指出：“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东亚史观点似乎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本位或日本中心意识尚未肃清的反映。皇国史观以日本为本位的‘独善’（意为自以为是）的研究歪曲了东亚国家的历史，而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史观也会有意无意地导致对东亚历史的曲解。我以为这是东亚史观点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中必须克服的偏向之一。”尽管日本的东亚史学经历了一个充满矛盾的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日本学界做出的理论贡献仍给人们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

近些年，我国也开展了东亚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论文以及东亚史资料汇编，也有对国外著作的翻译。这些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的东亚史研究有积极意义。我们还应看到，我们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与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当务之急是适当借鉴和吸收外国史学界成功的理论、经验与方法，突破东亚史研究中只有政治史研究这一狭窄范围，在体系、结构、立意和材料上有所创新，整体推进我国的东亚史研究。

本文作者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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