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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人驿站系统的形成及其作用
·古代中世纪史·
苏美尔人驿站系统
的形成及其作用
完善的交通网络与驿站系统对古代国家的行政治理、商业往来以及军队部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通信技术诞生以前，世界各国的远距离通信均依赖于此。对于那些在历史上统治疆域相对辽阔的政权而言，建立并维系这一网络和系统不仅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也是其统治时期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一个国家在某个时间段内交通网络与驿站系统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自身的国力消长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在古代西亚地区，最被世人熟知的驿站系统当数波斯帝国的御道。无论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还是色诺芬(Xe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都对其赞不绝口，并惊叹于波斯帝国御道巨大的覆盖范围及凭借其进行沟通的便捷性。事实上，波斯帝国如此发达的御道并非其首创，而是整个西亚两河流域的驿站体系在经过了2000多年发展所达到的高级形态。目前的学者大多认为，较完善的、全国范围内的驿站系统最早出现在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34-前612年)。德国学者拉德纳(Radner)甚至断言，驿站系统是一项属于亚述帝国的发明。然而，这项发明其实也并不是凭空诞生，而是由西亚地区驿站的源头——苏美尔人的驿站系统发展而来。中外学界迄今并未出现对这一文明肇始时期的交流体系的具体研究，本文拟从苏美尔人驿站的诞生与发展、驿站的管理结构及运营、苏美尔人驿站自身及其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作用等方面，具体探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驿站系统，以期重现4000年前的人类交流之网。
一、两河流域地区驿站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发展
驿站在苏美尔语文献中写作e2─kas4或e2─kaskal，其中e2的意思是“房屋或建筑”，kas4的名词含义是“奔跑(之人)、信使”，kaskal是名词“道路”，因此整个词汇的字面含义是“信使之屋”或“道路之屋”。苏美尔人的驿站均为官方在道路沿线设立的补给站，四周建有果园。由于只服务于因公出行的人员，因此驿站本身也成为其所在地区政府行政体系中的一部分。两河流域地区的驿站最早起源于公元前四千纪伊始。当时伴随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城市革命”的出现，一批最早的城市国家应运而生。由于本地自然资源匮乏，与周边区域如托罗斯山区(Taurus Mountains)或扎格罗斯山区(Zagros Mountains)的贸易商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在随后的乌鲁克文化扩张时期，整个两河流域地区出现了许多所谓的“乌鲁克文化殖民地”(Uruk Colonies)。它们大多由当地的原始聚落与受乌鲁克文化影响而建立的贸易站点组成。这些站点可以被看作后来驿站的雏形。乌鲁克文化衰落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各城邦国家在青铜时代早期——也称早王朝时期——的发展较为均衡。联结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网也开始初步建立起来，从而使彼此之间的贸易、外交、军事及宗教往来成为可能。根据一篇当时苏美尔语文献的记录，在半年的时间里，一共有66名旅客曾经在舒鲁帕克城(Shuruppak)的贸易区域(iri─kas4)驻留。这些人来自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并且每个月在此食用了160升大麦。奥地利学者泽尔茨(Selz)把这个贸易区域解读为来往旅人途径该城时的住所，并认为这就是后来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驿站在早王朝时期的体现。然而，泽尔茨并没有注意到的是，至少有6篇同样来自这一时期舒鲁帕克城的文献记录了真正的驿站(e2─kas4或e2─kaskal)接收大麦或面粉的情况。因此，早王朝时期城市的贸易区是不能简单等同于驿站的。鉴于出土这6篇记载真正驿站文献的考古地点紧邻出土记载磨坊(e2─ar3)文献的考古地点，意大利学者维西卡托(Visicato)推测，当时在这里可能存在着一个囊括了多个部门的大型综合机构。到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现今叙利亚地区的埃布拉(Ebla)王国逐渐开始兴盛，并将其政治及经济势力扩张到整个两河流域西北部地区。意大利学者米拉诺(Milano)指出，在路途沿线为旅客提供来往所需的补给(niĝ2─kaskal)是当时这一区域沿途各地必须尽到的义务。一篇埃布拉城与阿巴萨尔城(Abasal)签署的条约提到，如果因公出行的自由人或宫廷人员途经对方的领域，那么这些旅行者在贸易站点不仅会得到食物及啤酒，还能得到银两以及可以在接下来路途中用以变卖或食用的活羊。如果对方拒绝对旅行者提供补给，就视同撕毁条约。而在另一篇埃卜拉城与马里城(Mari)签署的条约中，也同样提到了作为东道主的城市需要在商人出发前为其提供补给。米拉诺甚至推测，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仅会得到白银作为给养。 公元前三千纪末期，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在两河流域历史上第二次实现了统一。它历经五代国王统治，前后仅延续了一百余年，却以其出土数量庞大的文献档案而闻名于世。对道路及驿站的建设从乌尔第三王朝建立伊始就已经展开。王朝的创建者乌尔纳玛(Ur─Namma)使用过的一个年名，就是“国王乌尔纳玛建设道路以通上下之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乌尔纳玛法典》在前言中叙述其功绩时提道：“[我修建了]驿站在[…]。我[修建了]…(并)[种植了]果园在它们周围”。一首关于乌尔纳玛的赞美诗也歌颂道：“乌尔纳玛，乌尔之王，被吉兆命运决定之人，使整个道路贯通之人。”乌尔纳玛之子舒尔基(Šulgi)在位期间，乌尔第三王朝的整体国力逐渐走向顶峰，他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对交通网进行整修和扩建，其统治第六年和第七年的年名分别为“国王建设通向尼普尔的道路之年”、“国王(在一天内)往返于乌尔和尼普尔之年”。在一篇称颂舒尔基王功绩的赞美诗中，他自称道：“我是舒尔基，强大的王，万王之王。因为我强壮有力并自豪于自己的腰腿力量，我四处行走并规整全国的道路。我确立了丹纳，我建造了大的(住宿用)房屋，并在旁边开辟了椰枣园。我修建了一个休息的地方，并在此任命了官员。(因此)那些来自下方的人，那些来自上方的人，都能在这个凉爽的地方乘凉。(因此)那些在旅途中需要在街边过夜的人，可以像住在城里那样在此停留。”在王朝覆灭后，整个交通网的衰败也由一段段哀歌所传唱：“在恩基神改变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后，在乌图神把他的诅咒施加于道路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岸恶草丛生，没有人行走在道路上，没有人找得到道路在哪里。” 目前已知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驿站全部分布在吉尔苏(Ĉirsu)、温马(Umma)及伊利萨格瑞格(Irisaĝrig)三个省份。由于三地及其内部各驿站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异性，它们各自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吉尔苏省主要由吉尔苏城、基努尼尔-尼纳(Kinunir-Nina)和古阿巴(Guabba)三座城市组成，每座城市中均设有驿站。由于地处重要的战略位置，吉尔苏省被称作“东方的门户”，并由此成为全国最富裕、实力最强大的省份。其港口城市古阿巴的驿站更是旅行者前往马干(今阿曼)或美鲁哈(今印度河流域)地区的起点。温马省和伊利萨格瑞格省并未像吉尔苏省那样紧邻波斯湾。关于温马省的驿站数量，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争议。亨佩尔(Heimpel)认为，温马省的驿站共有四个，分别位于温马城、安扎旮尔(Anzagar)、阿皮萨尔(Apisal)及巴什美(Bašime)。萨拉贝格尔(Sallaberger)则指出温马省的驿站只存在于温马城和安扎旮尔，记录两地驿站管理的文献在汇总后被统一保存在温马城。蓬波尼奥(Pomponio)则把亨佩尔提到的巴什美城认定为安扎旮尔城的另一个名字，因此推测温马省只存在三个驿站。笔者在此问题上赞同蓬波尼奥的观点，主要依据是一篇记载温马省各驿站档案汇总的文献。该文献明确记录了在舒苏恩(Šu─Suen)统治的第二年，来自温马城、安扎旮尔及阿皮萨尔驿站的文献统一汇总并保存的情况。这就为之前存在的争议画上了句号。安扎旮尔由于地处温马与吉尔苏两省的交界处，因此其驿站的规模及服务的等级都显得更大更高。途经温马城驿站的旅客很多被记录为“到对岸去”(gaba─aš)或“从对岸来”(gaba─ta)。日本学者吉川认为，这里的“岸”指的是“底格里斯河沿岸”。而伊利萨格瑞格的驿站则主要仅服务于本地旅客。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驿站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大部分的驿站旁均建有“车库”，苏美尔语写作zi─kum或zi─gum2。车库中常年停靠着骡子以及车辆，以应对一些快速旅行及重要官员出行的需要。法国学者格雷瓜尔(Grégoire)认为，驿站彼此间处于等距的位置，因为在此处得到的绝大部分补给都只够维持一天的旅程。王朝第二位国王舒尔基在其统治中期于吉尔苏省基努尼尔城建立的驿站，是乌尔第三王朝目前有文献可考的第一个驿站。此时的驿站并不存在统一的负责人，所提供的服务与后期相比也显得颇为简单。每个负责人自身除了管理驿站的运营外，还要身兼“厨师”或“酿酒师”的职责，而旅客们也需要分别向不同的负责人索要不同的补给品。当时的乌尔第三王朝虽然立国已逾五十余年，但整体国家状况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舒尔基统治期间最重要的行政举措之一——建设国家贡牲中心——还要在十年之后才得以实施。此时政令传达与物品交流的需求并不繁多，因此每个月也只有不到十位旅客途经这一驿站，这与后来鼎盛时期每个驿站都日均接待十人左右的数量相差甚远。此后随着国家整体国力的逐渐增强，到了国王阿玛尔苏恩统治中期，政府对驿站体系的需求不断加大，温马省的第一座驿站也得以在阿皮萨尔城建立，但此时途经该驿站的旅客数量仍然较少，其负责人也由该城的最高主管乌尔埃埃(Ur─E'e)兼任。驿站系统的鼎盛期出现在舒苏恩初年，当时运营着目前已知的全国范围内所有七座驿站，其接待人数及提供补给的种类和数量均达到最高值，此时的国家也在新国王的统治下达到国力的顶峰。随后从舒苏恩四年五月开始，驿站的运营与乌尔第三王朝的国运同步由盛转衰。面对来自西方阿摩利人(Amorite)不断升高的威胁，国王舒苏恩不得不在其统治的第四年修建“阿摩利城墙”以求自保，而每名旅客在驿站得到的面包也由5升减为3升，洋葱由5舍克尔减为3舍克尔。而到最后一位国王伊比苏恩统治初年，伴随着大片统治区域的沦陷，各地区的驿站运营情况也相继从史料中消失，从早王朝开始发展了数百年的道路与交通网络，此后也只能留存在文学作品的传唱之中。
二、驿站系统的管理及运营
每个城市的驿站虽然在规模及功能上有所差异，但在管理结构及运营流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驿站的负责人被称作“信使(驿站)总管”，苏美尔语写作sugal7 (e2 ─) kas4。目前已知至少有九位官员曾经拥有这一头衔，而关于其是否能够世袭，学术界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前一派观点认为，档案中提到的“某某是某某之子”并不表示两者之间存在着血缘上的亲属关系，而更多的是体现工作中的等级关系。而后一派观点则把档案中提到的“儿子”按照其字面意思理解为家族中的后代。笔者认为，信使总管这一头衔有很大的可能并不具有世袭性。例如古阿巴城的驿站负责人卢巴乌(Lu─Ba'u)，他在第二位国王舒尔基在位期间被称作“信使之子”，而在第三位国王阿玛尔苏恩(Amar─Suen)在位初年被称作“信使”，并最终在阿玛尔苏恩在位末年被称作“信使总管”。由于这里的信使并非特指某一个人，他并未被称作某一具体人物之子，因此这三个按年代先后顺序得到的头衔可以看作卢巴乌本人职位升迁的写照。所谓的“信使之子”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仅表达“信使学徒”之意。 总负责人通常只监督驿站的整体收支，而具体的工作人员则维持着驿站的实际运营。在苏美尔语中，这些工作人员被称作ĝiri3 ─si3 ─ga。通过对其工作性质及内容的区分，他们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一般劳动者与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类人员在文献档案中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记录下个人的具体职业名称。对于一般劳动者，驿站根据其性别和年龄每个月发放一次粮食，例如男工50-60升大麦，女工30-40升大麦，儿童5-12升大麦，老年女性15-20升大麦。羊毛或布料也是每人在年底时都会得到的供应品，每人每年得到的羊毛量大概可以做一件衣服。除去这两种主要的分发物品外，根据具体工作的不同，他们也有可能得到额外的其他物品，例如油、肉、鱼、奶制品、蔬菜、水果和饮品等。各个驿站中普通劳动者的数量时有波动，一些文献中会提到“2名或4名工人在驿站工作”。这些工人的具体工作很少被记录在档案中。萨拉贝格尔推测，那些在吉尔苏地区驿站的工人，其主要职责通常为搬运芦苇、木材及黏土，砌砖或编织芦苇筏。值得注意的是，磨坊女工(geme2 kin2 ─kin2)或热水女工(geme2 a─kum2)在少数来自温马省的文献中亦被提及，这可能暗示了该省中地处重要位置的安扎旮尔驿站会提供沐浴的服务。除此以外，驿站有时还会雇用临时工，例如有一篇文献提到了在阿马尔苏恩七年，在吉尔苏省的一个驿站内需要1578个“女性工作日”的工作。这里提到的“一个(男性或女性)工作日”，指的是用于计算一名劳动力在一天之内所能完成工作量的计量单位，苏美尔语写作ĝuruš/geme2 u4 1─še3。 依据文献中提到的不同职业的技术人员，笔者认为苏美尔人的驿站主要分为五大部门。首先是管理部门，人员为上文提到的总负责人。其次是食品生产部门，其中包括厨师(muhaldim)、酿酒师(lu2─ŠIM)及磨坊监工(ugula kin2 ─kin2)等。接下来是制造部门，其中的陶匠(lu2 ─bahar2)负责制造驿站饮食所需器皿，藤篮编织匠(adgub)负责制造旅客所需的旅行篮，制革匠(ašgab)和木匠(nagar)则负责制造旅行所需的车辆。第四大部门是服务部，其中包括搬运工(u2 ─il2)、热水工(lu2 a─kum2)、驴牧(sipa anše)及为旅客提供宗教仪式服务的祭酒(sagi)。最后一个部门是库房，由门卫(i3─du8)在此进行看守。古阿巴的驿站因为与其他机构组成了一个大型行政综合体，其结构和人员都比普通的驿站更为复杂。单就驿站本身而言，由于古阿巴城的港口是两河流域地区与波斯湾南部地区交流的中转地，所以船坞里的造船工(ma2─gin2)、负责书写简单文件的书吏学徒(dub─sar tur─tur)和狗牧(sipa ur─gi7)等也在此处的驿站工作。 苏美尔人的驿站在运营方面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接收原材料并对其进行加工，第二阶段是提供补给品给来往旅客，第三阶段是平衡账目并将其送交省级政府进行校验及归档。驿站每个月从外部接收一次原材料，物品几乎全部为大麦。而负责交接的人员多为驿站的厨师或酿酒师，他们需要在收据上盖自己的印章以确认收货。这些原材料主要来自其所属省份的仓库，但是在驿站开具的收据中，原材料的产地也会被经常提及。以温马省为例，原材料从该省东部地区的乌库努提地区(Ukunuti)出发，途经底格里斯河沿岸的卡伊达(Kaída)，并经由通航至温马城的运河最终运抵至驿站。而作为原材料直接来源的仓库，则只会在年底的年度汇总中被提及。除作为原材料的大麦以外，驿站有时还会接收其他类别的物品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营。例如在舒苏恩一年，总负责人卢杜旮(Lu─duga)代表其所在的安扎旮尔驿站接收了2只未剪毛育肥羊、1只已剪毛育肥羊、12只未剪毛食草羊、28只已剪毛食草羊及3只山羊。从舒尔基四十五年到阿马尔苏恩一年，阿皮萨尔驿站的总负责人乌尔埃埃每年都会接收5件皮革，用以制造旅行所需的车辆。缰绳(ad─tab)、胶水(še─gin2)及润滑油(i3 ─šahaxĝeš gigir)等车辆所需用品也被定期送往驿站。阿马尔苏恩一年发往驿站的1500克山羊毛床上用品(a3─tuku5 ĝeš─nu2)和舒苏恩二年发往驿站的2900克床上用品，验证了驿站可以为过往旅客提供住宿的推测。运往安扎旮尔驿站的浴室器皿(
duggur─dul2，dug ma─an─hara4)，则使得沐浴在此成为可能。
在服务完所有旅客后，驿站会每天将这些人的姓名、职业及其所得补给的种类和数量加以汇总并记录在泥板上。每个月的月底时，各个驿站会将这些每天记录的泥板统一装入一个袋子中，并在袋口的封泥上记录本月驿站支出给旅客们物品的种类及数量的总额。而这些来自不同驿站的档案袋会定期上交到所属省份的省会，经汇总后装入芦苇篮中存档。除此以外，各地方的驿站还会每半年或每一年进行一次多月度支出情况的汇总。到了王朝第三代国王阿玛尔苏恩统治末年及第四代国王舒苏恩统治初期，随着驿站规模的扩大，驿站又在年度汇总的基础上增加了每两年度汇总。这些愈发细致繁复的账目汇总，展现着4000年前的人们为了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三、苏美尔人驿站系统的作用
通过对外进行军事征战及对内完善行政体系，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最终统一了两河流域并高效地统治着广袤的国土。由于这一时期各地方省份的权力较小，需要经常直接执行来自中央政府的指令，因此以驿站系统为基础的交通网络，为国家政令的快速传达、内外人员的互相交流及物品资源的合理调配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驿站的最主要作用是为往来旅客提供必要的补给。啤酒是其中最常见的补给品，根据其不同的用途分为“(普通)啤酒(kaš)”和“干啤酒(dida)”。旅客们通常会先在驿站内饮用普通啤酒，然后把干啤酒带在身上以备旅途中享用。在吉尔苏省的驿站，啤酒因其所含麦芽的浓度而被划分两个品质等级，20升麦芽含量的为“一般啤酒(kaš DU)”，30升麦芽含量的为“优质啤酒(kaš saga10)”。而在温马城的驿站，啤酒的品质并没有被明确强调，取而代之的是直观标识出四种不同的浓度：10升、15升、20升、30升。除此以外，面包(inda3)或面粉(zi3，dabin)也是重要的补给品。有学者曾经认为，驿站提供的面包更有可能是一种糊状食品，因为它与其他液体补给品一样都以“升(sila3)”作为计量单位。但是德国学者布伦克(Brunke)指出，“升”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只是一种标准的计量单位，并被几乎所有物品所采用，其本身并不具备标识物品是否为液体的功能，因此并不能据此认为这一时期的面包是糊状的液态物品。尽管有些时候，一些分发出去的面包会被额外标注为“烤过的(du8─a)”，但是这并不代表其余没有被标注的都是生面包，因为旅客们会在驿站得到食物后直接在此食用。而那些未经进一步加工的面粉，则在更多的情况下被用来在旅途中制作饮食。 除了啤酒与面包，驿站也为旅客提供了用于食用的羊油(i3─udu)或可能用于净身的植物油(i3─ĝeš)。这些油制品在有些驿站被装入容器(a2─GAM)中，并以该容器作为计量单位；而在另一些驿站中则直接发给旅客，并以舍克尔(giĝ4)作为计量单位。在温马省的一些驿站中，旅客们还可以得到鱼(ku6)、洋葱(šum2)和那旮草(naĝa)。这里的洋葱有的按其被匝成捆(sa)的数量，有的则直接按其重量发给旅客。那旮草则是一种碱性的叶子，每名旅客在得到2舍克尔已经被研磨的那旮草后，将其当作肥皂来清洁身体。 根据所得物品的种类和数量，途经驿站的大部分旅客可被分为使者(sugal7)、行者(lu2─kas4)和武装人员(lu2ĝeštukul，aga3─us2)三大类。使者得到的补给要明显多于或优于行者和武装人员。例如在温马省的驿站，每位使者可以得到5升啤酒和3升面包，而行者和武装人员则只能得到3升啤酒和2升面包。当所有旅客所得物品的数量均一致时，则使者会得到前文提到的优质啤酒以及“硬面包(inda3─kala)”，而行者和武装人员则只会得到普通啤酒和普通面包。笔者在分析了温马城驿站在阿马尔苏恩七年四月的所有已知档案后，推测当时每天约有8名旅客途经于此并得到补给。而除上文提到的常见三大类旅客外，这里也会接待特殊职业的旅客，如御厨(muhaldim lugal)或祭酒(sagi)等。作为对比，吉尔苏省的一个驿站在阿马尔苏恩九年每天约接待6名旅客，而且这些旅客的人员构成也与温马城驿站的情况相类似。因此，乌尔第三王朝驿站的规模似乎都在每天接待10名旅客以下。 此外，驿站还促进了边疆总督与中央政府的顺畅交流，从而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途经驿站时，总督们有时会由一名武装人员或一名助手陪伴。而当总督的随行人员仅为自己地区的边疆居民(NIM)时，这些民众只能停留在驿站外，由总督代为接收给他们补给的物品。总体来看，在驿站系统的繁盛期，东部边疆的总督往来途经驿站十分频繁，例如萨布姆城(Sabum)总督几乎每个月都会在吉尔苏省的驿站停留。萨布姆位于通往当时东部山区中心城市苏萨(Susa)的交通要道旁，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总督受到乌尔第三王朝的格外重视。他不仅是经由驿站往来于自己属地与中央之间最频繁的总督，而且几乎每次在驿站停留时均能得到60升啤酒、60升面粉和1升植物油。杜杜尼城(Duhduhni)的总督胡里巴尔(Hulibar)则往往能够在驿站比其他地区总督得到数量更多、质量最好的食物。例如当他在阿玛尔苏恩九年九月从自己的属地来到驿站时，他得到了180升啤酒、180升面粉及240升植物油，此时与他一同在驿站接收补给的萨布姆城总督则仍然仅得到了前文提到的常规数量。而在另一次这两位总督同时在驿站的情况下，胡里巴尔得到了3只羊，而另一位总督则仅得到了1只羊。胡里巴尔的这种特殊地位可能来自他的妻子。根据文献记载，他的妻子被称作“国王的女儿”，经常陪同丈夫或独自途经驿站，往返于自己的家乡与丈夫的属地之间。 在整个国家的管理体系下，虽然各个驿站由所在省份的政府负责开支，但其服务的对象却是往来于整个国土上的旅客。例如在第三位国王阿玛尔苏恩登基前夕，数批来自东部边疆地区的使节途经吉尔苏省基努尼尔的驿站，在此得到休整补给后前往首都乌尔(Ur)进行朝贺。此外，王室成员也利用驿站来维护自身的王家资产。笔者经过对文献的分析，发现许多王室成员都曾往返于古阿巴驿站与乌如阿城(Urua)之间，目的是对此地的王室羊毛加工厂进行巡视监督或管理。舒尔基的儿子恩特尔普达干(Etel─pū─Dagān)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篇文献记录了他在舒尔基四十七年七月间，从古阿巴城驿站出发前往乌如阿城并最终返回的情况。出发前，他首先在驿站休整了2天，他之后的整个旅程往返各花费了8天时间。在旅途中，王子一行每天的饮食消耗40升精细面粉，所乘坐的驴子则消耗40升大麦饲料。当王子在驿站停留期间，他每天的饮食消耗的精细面粉量增加到了60升。王子们的出行通常由数量不等的随从相伴。如果这些随从拥有具体的职业头衔，那么他们会和王子一起在驿站用餐。而如果这些人并没有具体的头衔，则他们就只能在驿站外单独用餐，王子会替他们接收补给的物资。 苏美尔人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驿站作为古代西亚地区交通供给体系的雏形，虽然兴盛的时间距今已逾4000余年，但却为后世驿站体系的发展建立了最早的一个相对完整而清晰的样本。驿站系统负责的两项主要工作——人员的远距离交通和政令信息的传递——均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展现。乌尔第三王朝的驿站开支并没有纳入国家统一的财政支出，而是由省级地方政府负责运营，但其服务的对象却是行走于整个国家的旅客，这就对当地的财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决定了只有王国实力最强的两个省份及与王室关系密切的地区才有能力支撑起整个驿站服务。最高决策者对驿站交通的重视、地方政府对驿站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多人次高密度的收支核查、各部门之间的明确分工、针对不同旅客制定具体的补给数量及品质标准——这一系列前提条件的满足与实际运营中采取的多项具体措施，使得苏美尔人的驿站成为后人建立类似机构的典范，也为此后亚述帝国乃至波斯帝国闻名于世的御道系统奠定了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时期私人商贸存在的证据并不明显，因此至少在名义上，苏美尔人的驿站是官营的机构，并不对非官方的旅客或商人开放服务。作为信息渠道的一种表现形式，驿站系统自身的发展状况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信息渠道的畅通可以保证国家秩序的稳定，而国力的衰微则会导致中央政府无力对驿站系统进行有效维护。由于驿站在管理上需要各部门的相互配合以及对收支状况进行多次核对，而在实际运营中又完全免费地服务于往来官员，因此其长期有效的运行是注定难以为继的。在乌尔第三王朝高度集中的再分配经济体系下，驿站定期从外界接收原材料，将其加工成补给品后提供给过往旅客。驿站的这种无法自给自足的特性及最高负责人的非世袭性，使得其整个运营过程都融入了所属省份及国家的整体经济运转体系中。借助研究驿站这一环节，我们可以加深对乌尔第三王朝国家行政体系及经济运转体系的理解。
本文作者李智，德国慕尼黑大学亚述学与赫梯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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