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笔谈·世界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对美国认识的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百年前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关注对外关系。从革命时期党的对外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国共产党既有诸多的理论创新，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非常值得回顾和总结。

　　中国的发展变化始终与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密切相关，党的发展也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反映在方方面面，突出体现为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国际经济格局、国际政治体系、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与交往模式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遭遇挑战。影响这一变局最主要的无疑当属中美关系。可以说，两国的态势与互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当今世界的格局与走势。因此，要把握好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不能不处理好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建交四十多年来，走过了跌宕起伏的不平凡历程。抚今追昔，是毛泽东亲手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奠定了中美建交的基石。可以说，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谁对美国的认识能像毛泽东那样影响历史至远至深。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他对美国的认识和分析，代表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国观，进而也在实践层面指导着中国的对美关系。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充满了发展和变化，他在不同时期对美国所采取的态度和策略也各不相同。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一、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发展演变

　　自毛泽东1907年前后读到《盛世危言》算起，至1976年去世为止，在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因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实任务的发展变化，再加上美国在20世纪中美关系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的反复变动，特别是鉴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的美国观，不仅从总体上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特征，而且在其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上，又经历了若干个小的反复和循环。

　　纵观毛泽东一生对美国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七次比较大的思想认识转变。　　第一次大的转变发生在青年时期。那时候，毛泽东像许多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曾经为以“美国精神”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所吸引。他从书本中获得了对美国的初步印象，并且接受了美国思潮、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等人都一度是青年毛泽东崇拜的“偶像”。然而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后，毛泽东逐步认清了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基于这种认识的转变，他也从主张在社会改良实践中借鉴美国的某些模式，转为下决心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第二次大的转变发生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时的毛泽东与许多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一样，深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话语体系中找到了批判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他立足于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坚决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国帝国主义”。但“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并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法西斯主义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毛泽东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开始把美国看作是可以争取的“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友邦”。这个认识的转变不可谓不大。　　第三次大的转变发生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和巩固，他对美国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入。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从呼吁中美两国“联合对敌”，到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再到主张在抗日、民主、团结的旗帜下“放手与美军合作”，制止国民党反共高潮，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第四次大的转变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从美国是中国抗战的“友邦”逐步转变为是中国革命的“死敌”。基于此种认识，他在外交策略上，也从主张“中立美国”，到开展“中间地带”的革命；从直斥“美蒋反动派”，到提出“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争取“和平、民主”的曙光，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从对美国的“不承认”，到对以苏联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此后，中美之间彻底分道扬镳。　　第五次大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世界两极对抗格局渐趋明朗，毛泽东认识和处理世界事务时，无疑是以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为前提和目标的。但在中美意识形态和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全面对抗的同时，他又时刻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逐步调整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从朝鲜战场上正面对抗，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封锁，到推动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谈判桌上的较量”；从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到“东风压倒西风”；从“两个阵营”的全面对抗，到第二个“中间地带”的提出，毛泽东始终把对美斗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六次大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矛盾日益激化，世界格局从两极对抗到多极化发展趋势的逐步呈现，毛泽东从过去认为“美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到主张“反帝反修”双拳出击；从过去强调“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到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方针，支援亚非拉，支持“世界革命”，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广阔的空间。　　第七次大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国际关系不断分化改组的局面，毛泽东为了扩大中国的发展空间，打破美苏霸权的局面，提出我们“不能两面作战”，利用美苏矛盾“远交近攻”，突出重点，着重反霸，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　　毛泽东对美认识的变化过程，都有若干历史判断、思想观念置于其间，并影响了其对美策略的具体发展和演变。我们要研究毛泽东对美认识的历史轨迹，不仅要研究毛泽东对美认识的本身及其实践，而且要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二、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理论与特征

　　在毛泽东对美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解放战争时期非常重要。正是这个时期，美国在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从二战时期联盟对日的中美国家关系台前，走向二战后在国共较量竞争中，以幕后援助国民党的方式，干涉中国内政，与中国共产党展开间接的较量。这就使毛泽东在部署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时，不得不花费大量心血和精力分析和考量貌似站在战争远端而又实际插手战争、站在国民党身后的美国。既要从中国革命的动态来思考世界局势的发展和走向，又要从世界格局的新动向来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涉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中间地带”的理论、“两个阵营”的理论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指导处理对美关系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经过不断思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等等，也对新中国的对美关系和对外关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际局势的走向和国际格局的变化。

　　除上述基本理论之外，毛泽东在认识美国的历史过程中，还提出了许多重要判断，如美国是“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新中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在这些重要判断的指导下，他还制定了一系列联合与应对美国的战略策略，如“联美制日”、“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防范“远东慕尼黑”阴谋、“中立美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边倒”、“反帝反修”，等等。这些理论、判断与策略，有的是对美国的本质认识，有的是根据这些认识形成的思想指导，有的是根据这些思想指导形成的具体对策。它们既来自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回到对美斗争的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在毛泽东对美国形成的一系列认识中，有许多是基本定型、贯彻始终、长期起指导作用的认识。如关于美国帝国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在他树立这种认识后，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过。有的是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步深化和发展的，如从“中间地带”的理论，到“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再到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有的则随着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失去其价值和作用，如“两个阵营”的理论，从二战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一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随着中苏论战加剧，中苏分裂成为现实，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分裂解体，这一理论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系列具体的战略策略和方针措施，如“一边倒”，也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过作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的变化，逐渐失去其现实针对性。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早年对美认识中所接受的一些积极影响，如务实态度和斗争精神等，由于超越了一般意识形态的局限，被他常讲常用常新，并且深深体现在他将近七十年的对美国认识的发展过程中。　　可以说，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辩证统一体，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诚如笔者在《毛泽东认识美国的历史轨迹》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年，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特点是注重接受新思潮和新观念的影响，初步表现出注意把握时代精神的世界眼光；从建党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注重揭露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阐明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威力；全面抗战爆发后，从着眼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美国，注意打好“美国牌”，表现出务实性和策略化的特征；解放战争时期，注意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揭露美国“扶蒋反共”的真实面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20世纪50年代，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周边国际环境，与美国进行正面斗争和直接对抗，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以战争求和平的战略策略；60年代，提出打倒一切反动派，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理想信念。晚年更加注意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出发处理中美关系，对美认识实现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总体而言，毛泽东对美国的策略和方针既有始终一贯的高度原则性，又充满了灵活与机动的策略性，根据国际形势、中国利益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变化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各个时期的现实需要。这种原则性、灵活性和务实性的统一，充分凸显了毛泽东一生大力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对美认识和交往的过程中，也做出过一些主观判断，形成过一些片面认识。这不仅与对美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片面性、多变性有关，与毛泽东维护国家、民族、阶级和政党利益的迫切性与现实性有关，还与那个时代的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有关，与各种相关信息的获取和传递的局限性有关。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的对美认识和实践，本质上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的立场，为的是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客观分析和认真看待这段历史，对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中美关系，真正做到张弛有度、有理有利有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毛泽东对美国认识的现实启示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中国的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时代。1979年1月1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不久，在毛泽东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上升期，各方面都有快速的发展，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于中美双方也都是有益的。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当政者意图以实力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且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处处打压。如1989年带头实施对华制裁，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美国制造的摩擦一直不断，中美关系在震荡起伏中前行。随后，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次贷金融危机，美国自顾不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解决反恐和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中美关系有所缓和。尽管如此，美国从未放弃对华打压，从“重返亚太”战略的提出，到对中国的各种贸易调查和“人权”施压，中美之间的摩擦时急时缓，从未间断。　　2017年特朗普上台，美国率先开打贸易战，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压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更是在疫情、新疆、香港、台湾等议题上，做各种文章，对中国进行攻击和诬蔑。可以说，特朗普执政的4年间，中美关系呈现了“自由落体式”的恶化，下滑到建交以来的低点。2021年美国虽有政府更迭，但遏制中国发展是多年来美国各党派各届政府始终遵循的战略，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其实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相反，由于美国国内治理危机，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的需要，加上民主党人强调的“人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操弄的回归，这一切都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可变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如何应对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摩擦？以史为鉴，我们可以向历史学习，尤其是要学习和借鉴毛泽东应对美国的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具体而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学习他的务实精神。毛泽东早年受到美国人务实性的影响。他曾经告诫全党，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毛泽东从来都讲求实际，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首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对美认识和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二是要学习他主动求变的态度。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一定要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时代条件，确定我们的应对策略。切不可时过境迁，仍然照搬照抄过去的老一套，墨守成规。　　三是要学习他善于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要根据客观事物和外部环境发展变化的态势，主动创造条件，把握机遇，争取美国国内外盟友，推动中美关系可能的改善和继续发展。　　四是要学习他注意应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在复杂的斗争局面中，既不放弃“和”的可能，又要做好“打”的准备，以战促和，以和止战。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战和并用，最后迫使美国人打不下去了，达成了停战协定。　　五是要学习他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既看到敌人“铁多”而“气少”，又看到我们“铁少”而“气多”，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方面，牢牢守住我们的底线。　　六是要学习他注意斗争策略。特别是在事物发展的上升阶段，在矛盾体尚未破裂时，要注意掌握斗争的力度和界限，采取斗而不破的策略，推动事物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尤为重要。　　当前，我们学习毛泽东应对美国的战略策略，处理日趋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到，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矛盾，而且矛盾的一面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是问题的基本面。可以说，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已经不可避免，很难调和。但很难调和不是绝对不能调和，事情的变化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妥为认识和应对。　　应该说，中美两国都是当今的世界大国，双方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底线。中美双方的克制和关系的缓和，不仅于中美两国有利，也于世界发展有利。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出发，中美关系的紧张乃至可能的越界，于世界不利甚或是灾难。因此，中美双方也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彼此关切对方的核心利益，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有所克制。双方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不能无限扩大，不能形成新的“冷战”。如何管控分歧，解决矛盾，是双方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中美关系与当初的美苏关系并不完全一样。那时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分为两个阵营，形成各自不同的经济体系，长期并行，基本上互不联通，所以有“冷战”的条件。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可以说，有庞大的市场因素，经济联系就不太可能绝对割裂，中美关系就不能完全隔绝。美国贸然发起贸易战以来的事实已经说明这一点。这也就是毛泽东过去所说的，要善于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在同一中作斗争，在斗争中求同一。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当前的战略机遇期，不受外界干扰，沉着应对，把握主动权。　　总体而言，当前的中美之争，中国仍处守势。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定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中国要想在这场迟早要来的中美之争中把握胜势，赢得胜机，关键还是要静下心来发展自己。今天的发展重在三个举措，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再一个就是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必须进一步下定决心，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突破带来发展机遇，使中美之间进入平衡发展的新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过去，观察当下，展望未来，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的宝贵财富。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总结毛泽东认识美国的经验教训，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战略，学习毛泽东应对超级大国的从容不迫、团结中间世界的游刃有余、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力尽所能，借鉴毛泽东认识对手的敏锐、分析对手的犀利、尊重对手的谦和，继承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骨气、勇气、硬气和底气，在新的历史时期，就能更好地应对中美关系的变化，推动中美关系可能的改善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基立业。本文作者唐洲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公众号：世界历史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