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中共和日共关系侧记

·笔谈·世界历史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

抗战中的中共和日共关系侧记

　　自《共产党宣言》诞生那天起，共产主义运动便遭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恒久避忌。但是，当共产主义从“幽灵”发展为运动，并且最终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新体制之后，共产主义便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实践。西方如此，东方亦未尝不然。

　　和西方世界当政的统治集团一样，明治以来特别是昭和时期，日本统治层也一直对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信仰和组织，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种警惕，大略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内有以防止“国体变更”和“军国颠覆”为旨归的思想整肃运动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对外有以排除和绞杀阻碍其军事扩张的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坚定抵抗日本侵华的中国共产党为目标的政治对抗行动。即便如此，日本统治者也无法彻底阻断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实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仅仅一年之后，日本共产党成立，他们同为亚洲国家建立最早的共产党之一。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侵略中国时，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也通过不同方式反对和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起的对华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当我们凝视中共百年生涯中的这一历史侧面时，党史中的许多细节与艰辛，将会给今人带来别样的启示。　　中共和日共的成立，是各自国内外形势发展的产物，也都与共产国际的发动和指导密切相关。重要的是，两党在成立之初，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亦同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1924年，共产国际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且登台发言。日共领导人片山潜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著名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同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意味着，以苏联为活动基地和总部的共产国际，事实上已为中日两国的共产主义人士搭建了一个接触和携手的平台。　　片山潜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从他投身革命运动时起，便一直关心和支持近邻中国的革命，并曾亲临中国考察，认识到中国内部所具有的巨大的革命潜力。1928年，片山潜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共产国际的日本、英国、美国等支部发言时高呼：“独立团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表示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热诚支持。片山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世界和亚洲革命的新希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2年5月，共产国际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纲领（“1932年纲领”）中，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上海等地的侵略行动，揭示了其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实质，号召日共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战宣传和反战活动。日本共产党也据此制定了反战运动的具体方针，其中很重视反战宣传，提出要“暴露战争的本质，宣传战争和劳农的关系”。1932年8月，片山潜在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上，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相勾结，妄图消灭中国红军的罪恶举动，号召国际反战组织行动起来，支持中国革命。1933年片山潜出席巴黎世界反战大会时，深刻揭露了日本的侵略实质及战争给日本国内劳动人民带来的压迫。“侵略战争是资本家、地主企图摆脱经济恐慌的道路，同时是天皇制军阀、官僚、警察无限制强化的道路。侵略的扩大，便是加强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和人权的剥夺。因而劳动人民的反战气氛以日趋恶劣的劳动条件为中心而高涨起来了。”直到离世，片山潜也未曾忘怀反对和颠覆压迫日本民众的军国主义势力。　　正因为如此，中共与苏联和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共产国际组织的接触，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最为警惕之所在。陆军省曾担心中国的“共产军”与“赤俄”连成一片，威胁到“满洲”等所谓日本的在华利益。在1933年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维埃地区，即“共产军”，颇有渐次扩大巩固的趋势。且目前看来，南京政府已无力剿灭之。陆军省首先感到庆幸的是，今日中国的苏维埃地区尚未与苏联接壤。可是，倘若有一天中共通过蒙古和土耳其方面与苏联连在一起，那么，仅凭国民政府的力量，就更是无力回天。其潜在的危险，便是整个中国被全部赤化。而尤需担心的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态，就不只是中国的“赤化”问题，它还将严重威胁到日本倾力打造的“满洲国”地区。在日本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1934年的调查资料中，也表示出类似的担忧。在他们看来，虽说“共产军”目前一直避开在大城市的发展，只“盘踞”于山间僻壤之地，但他们今后可能会趁着国际危机的爆发，决意开拓一条横断苏联和中国大陆并直贯东方海岸的国际大干线，其主力亦将集中于该干线的要冲地带。这样，以前以江西为中心的“共产军”，以后经西北地区的四川、甘肃、新疆，将可能把中国与苏联连通为一体，“国际赤色干线的实现，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样的观察，透视出日本军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其日后发展的走向。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认为这是消灭红军之良机，但日本军方却有人认为，四川的“共产军”与江西的“共产军”合流，攻打四川和贵州，并结成了一个圆形的“大共产区”，估计这股力量终将通过新疆，与“赤俄”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在红军最终落脚于陕北之前，日本陆军省一直在密切关注红军的行踪，让日本关东军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军”与出入于新疆地区的苏联的汇合及大举西迁，而且“共产军”的优势在于，绝对服从命令，长于集中优势兵力作战，擅长机动战，行军能力极强，拥有极强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也为后来红军西路军的西征提供了一个外部观察视角，虽然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其动向却始终是日本军部的担忧所在。　　显然“防共”已成为日本对中共的重点政策，并且日本在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中，亦言必称“防共”，可见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极强生命力。不仅如此，日本还必须谨防共产国际、中日两国共产党对日本军队的思想渗透。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1939年4月制定了名为《共产党对我军队思想上的瓦解工作之真相及防遏方策》的文件，长篇论述了共产国际向世界扩张的“可怕的阴谋”、中共的情况及对日本军队的思想瓦解手段和活动，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多项防遏措施。在日本国内，当局更是严密监控和打压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并没能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和日本共产党人共同抵抗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和对华侵略。在政府高压政策下，仍有一些坚定的日本共产党员在进行反战活动。1941年，日本“大阪府特高课”搜集了日共核心成员岸本茂雄、堀江壮一的“手记”，从二人“手记”中可看出他们在艰难环境下仍在坚持进行反战宣传。曾参与制定“1932年纲领”的野坂参三，更是辗转到中国投入了抗战实践。　　1933年片山潜去世后，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接替了片山潜的工作，并于1935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6年2月，野坂参三与山本悬藏联名发表《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日本共产主义者现阶段的斗争任务是，反对反动派和军部法西斯独裁的威胁，建立全部政权属于人民的民主日本。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野坂参三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抗战。1940年野坂参三从莫斯科抵达延安，进行抗战宣传尤其是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作为抗战期间常驻延安的唯一国外兄弟党领导人，他还兼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等职，是典型的日籍八路。　　在野坂参三的建议下，中共在陕北创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日本工农学校，专门从事对日军俘虏的思想教育与改造，由野坂参三任校长。毛泽东亲自为学校定名并为学校成立大会题词：“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败类。”学校对被俘日军士兵给予了全方位的教育指导和生活关心，清除他们过去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影响，成功地转变了其思想认识，将他们改造为反法西斯主义战士，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日本在华反战组织。学校学员大古正曾在《解放日报》发表《我的转变》一文，说自己到学校学习后，“渐渐感到在无边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线曙光，那就是因为我们学习了共产主义及其他无产阶级解放的知识……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军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野坂参三还在那些觉醒了的日本人中组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提出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创立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联盟，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反法西斯战士；主持召开在华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统一华北的日本人反战力量等。1945年，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时任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说：“野坂参三在华五年半时间里，为协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为准备回国后的斗争，做出了独特重大的贡献。”　　日本的另一位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他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曾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激起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是中国问题的现实展开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尾崎秀实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夏衍与史沫特莱等左翼文化人士，他还联合在华日籍同志，以“日支反战同盟”为阵地，投入到反战活动之中。在任职《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期间，尾崎积极与抗日地下组织联系、合作，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给中国同志。1937年尾崎成为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的成员之一，遂得以接近日本权力核心层。其间，尾崎与另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理查德·佐尔格（德籍苏联情报人员）合作，把日本在华的许多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从而也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中国的抗战。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无疑已成为斯大林、苏联和中共中央最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为艰苦。值此关键时刻，作为佐尔格小组核心成员的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下决心将远东红军20个精锐师调往西线作战，在莫斯科遭受德军进攻的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暴露，尾崎秀实等三十多人亦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日本检方在审讯尾崎秀实前，曾坚信尾崎之所以会“出卖”国家机密，是为了获取金钱，但讯问的结果，包括其他被捕者的供述，均表明日本检方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尾崎也好，他的德国同志佐尔格也好，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都是廉洁高尚的人，而且头脑都十分聪慧，为了守护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团烈火般的激越的灵魂，令人想起古代的志士仁人。我虽然作为法官在审问他们，心里却是深深地敬佩他们的”；“他不仅没有收取一点工作经费，反而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中缩减出钱款来充作行动资金，高田法官承认，在金钱上，他没有丝毫的污点”。这是负责佐尔格一案的高田正法官对他们的评判。1944年11月7日，日本方面特意选择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以“叛国罪”将尾崎秀实秘密绞死。　　在东北汪清，安葬着一位国际主义战士——伊田助男。20世纪30年代，他作为日本关东军士兵来到中国东北。然而，他同时还是日本共产党员和反战反法西斯人士。当时，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三省，气焰正盛。作为关东军辎重队的一名普通士兵的伊田助男，在执行任务时发现了东北抗联的宣传，心灵受到震撼，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着发自内心的反感直至反对。1933年初春，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马家屯与日本关东军鳖刚村一旅团数千敌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在收集战场敌军死者弹药的时候，意外地在汪清县大梨树沟嘎呀河边一处隐蔽的松林中，发现一辆满载子弹、发动机被破坏了的日本军车，同时还发现一具日本士兵的尸体，此人正是伊田助男。人们在他的尸体旁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日语写着他对游击队员说的话：“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共产党员伊田助男1933年3月30日”。每年的清明节，这位来自日本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都会受到人们自发的凭吊和瞻仰，迄今从未衰歇。　　从以上几位日本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活动可知，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战，不仅是全民族抗战，也得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和正义之士的支持，尤其是日本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2015年中国举办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的盛大庆典时，出现在庆典中的日本八路军老兵身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甚至赴死壮举，他们和八路军战友在抗战中结下的深厚友谊，不但是抗战历史的珍贵片断，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日两国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关系史上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日本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事务局长小林阳吉的父亲小林清曾是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据小林阳吉回忆，他父亲曾说：“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作为观察中共建党百年史的独特视角，抗战期间中日两国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的倾心相助甚至舍生驰援的事迹，无疑还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本文作者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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