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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17世纪法国沙龙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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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
视野下的17世纪法国沙龙女性
在法国近代史上，由女性主导的沙龙文化占据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法国文化中独具魅力的精致优雅特质的集中体现，更被视为启蒙思想的摇篮。巴尔扎克谈及埃斯巴夫人的沙龙时曾说，“这是过去法国精神的最后避难所”(le dernier asile où se soit réfugié l'esprit français d'autrefois)。历史学家古赞、圣伯夫等人都对法国史上女性沙龙赞誉有加，龚古尔兄弟如是说，沙龙中的谈话是法国的社会特性(le génie social de la France)，而沙龙中的女性是时代的灵魂(l'ame de ce temps)。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者对18世纪法国沙龙女性群体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方兴未艾，法国学者李尔蒂曾从法国上流社会的形成及其社会政治作用方面对其进行详细剖析，国内学者刘大明与洪庆明亦关注18世纪的贵族女性如何通过沙龙社交传播启蒙思想并对社会政治与文化产生影响。加拿大学者若兰塔•佩卡茨则重点分析沙龙女性究竟是新思想的拥护者还是代表着传统保守势力。研究者均注意到沙龙这一特殊场域与“以谈话与社交为主的法国文化特性”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女性群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事实上，“salon”这个17世纪中叶从意大利语引入的词原意是宫殿或较大建筑中用以接待客人的部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沙龙”，即“贵族名流的社交文化聚会”这一含义是19世纪才开始普遍使用。在沙龙文化诞生的17世纪，人们更多使用alcôve(放置床的内室)这个词来表示这种私密圈子里的小型聚会，其源头是宫廷中地位极高的贵族女性有时会在内室接待来访者，后逐渐被上流社会模仿。与18世纪类似，17世纪的沙龙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与文人墨客聚会活动的重要场合，往往也由女性组织。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沙龙文化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文化聚会中享有盛誉的均是由女性主持。而且，当时的知名女性不仅主持沙龙，还热衷于积极参与沙龙。活跃于各大沙龙的女性远远超过二百名，她们构成了17世纪法国文化史上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被19世纪的研究者称为“沙龙女性”(salonnière)。不过在当时，并没有一个特定的称谓称呼她们，在本文中，从行文简便的角度出发，不再区分组织者和参加者，而把她们统称为“沙龙女性”。 谈及沙龙女性，首先要论及由女性主持沙龙这一风尚的兴起。沙龙最早诞生于意大利罗马，是一种在私人宅邸举行的自由讨论交流的聚会活动。沙龙于16世纪晚期传入法国之后深受当时亨利四世的前妻——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喜爱。被称为“玛戈王后”的玛格丽特在其巴黎的宅邸里定期举行各种文化聚会活动，成为上流社会在宫廷之外的重要活动场所，贵族男女与文化名流对此趋之若鹜。不过在17世纪初的巴黎，沙龙还尚未演变为主要由女性主持的场合，当时有二十多个由男性主持并且只有男性参与的沙龙。这些男性沙龙往往以谈论政治与纯科学的话题为主，局限于较小的社交圈，所以影响范围远不如后来由女性主持的沙龙。 女性沙龙的真正出现是从朗贝耶夫人开始。出生于意大利、嫁给法国贵族的朗贝耶夫人饱读诗书，她从1615年开始在巴黎自己的私人府邸定期举办文化沙龙，邀请王公贵族、名人雅女济济一堂，一起讨论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开启了法国女性沙龙的第一个阶段。与她同时代的还有罗涵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Rohan)、雷昂公主( la princesse de Léon)和维勒华夫人(Mme de Villeroy)等人的沙龙。第二阶段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女性沙龙开始扩张增多，尤其在著名的贵族叛乱——投石党运动之后，女性沙龙蔚然成风，甚至扩散至外省。据统计，17世纪巴黎前后共有62个较为著名的沙龙，均由女性主持。众多的女性主持沙龙、参与沙龙聚会，时人感叹，“这在过去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在以后的法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女性沙龙及沙龙女性群体。 正因为这一现象只在17世纪的法国出现，所以它的特殊性很值得我们注意。为何17世纪法国的沙龙与女性联系得如此紧密？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促成17世纪女性沙龙以及相关女性群体的诞生？她们在这一文化环境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与其继承者相比，17世纪沙龙女性似乎依旧处在历史的尘封之中。最早关注这一群体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人，他们感叹于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崇尚武力的风尚，缅怀17世纪由女性主持的文化沙龙所蕴含的文雅与精致。他们的思古情怀给这些沙龙女性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在史学界，美国学者卡洛琳•卢格曾对这一群体的社会组成进行过分析，亦有几位女性史学者从性别与知识的角度对此加以探讨。国内研究者中，除詹娜与郭莹莹曾从性别史的角度考察了17世纪法国贵族沙龙与女性教育及女权主义的关系以外，只有零星介绍性短文谈及17世纪沙龙女性的点滴事迹。然而，上述研究均无法使我们真正了解与法国文化特性密切相关的沙龙文化究竟如何诞生，女性又在其间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旨在从社会文化史出发回溯17世纪沙龙文化，了解当时沙龙女性群体的活动与影响，从中深入了解法国沙龙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缘起的背景，以期更完整地理解法国近代早期社会文化。
一、沙龙与沙龙女性诞生的历史背景
据统计，在女性沙龙鼎盛时期的几十年间，差不多有七百多人经常光顾各类沙龙，其中既有孔代亲王、孔蒂亲王、蒙帕西耶女公爵等大贵族，更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他们大多平民出身，凭借自己的出众才华跻身于精英集团。加上长期驻扎在巴黎的各国外交人员、外省名流，围绕着女性沙龙建立起来的交际圈便是法国最早的上流社会圈层。这个逐渐形成中的上流社会是17世纪法国文化转型的主要场域，它为来自不同等级的政治文化精英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场所与舞台，对塑造具有法兰西民族特色的优雅风尚起到了重要作用。究其产生根源，会发现不论是沙龙自身的兴起还是女性的高度参与，均与当时法国社会所处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期密切相关。 从文化聚会的场所来看，沙龙兴起原因之一在于此时恰是近代早期法国文化中心发生空间迁移的重要阶段。瓦卢瓦王朝时期，宫廷曾经是文人墨客、艺术家音乐家聚集之处，这也是法国文艺复兴的鼎盛阶段，但是到了波旁王朝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统治时期，两位国王前者尚武，后者也不甚喜爱艺术类活动，崇尚优雅文化的精神在宫廷中便不再时兴。于是，文化聚会的场所开始向巴黎转移。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宫廷社会》中指出，巴黎最早的名流圈出现在旺多姆公爵、孔蒂亲王、麦内公爵等人的宅邸，逐渐从廷臣的府邸扩展到金融家的豪宅，上流社会的文化与生活缓慢地脱离宫廷中心。正是从这个演化阶段中，上流社会交际圈产生了著名的沙龙文化。换言之，文化中心的迁移不仅意味着文化的传播发生了空间上的转移，而且意味着从唯一的中心——王室宫廷，开始向更广阔的社交圈弥散。当文化中心从宫廷向外转移的时候，巴黎的贵族沙龙成为接纳与展示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舞台。 沙龙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更重要的缘由在于，法国文化此时正处在逐渐形成精致优雅的法兰西特色的关键时期。著名文人尼古拉•法瑞(Nicolas Faret)等人延续人文学者伊拉斯谟在16世纪上半叶提出的礼貌(honnêteté)概念，强调谦恭礼貌是个人品性(moral)与美德(vertu)的集中体现，以此树立社会交往规范。伊拉斯谟的《论男孩的礼貌教育》在1613年被译为法文《孩子的道德文明》(La civilité morale des enfants)，与文明相关的一系列词汇如“文雅”(galanterie)、“审慎”(prudence)、“礼貌”(honnête)、“礼节”(politesse)、“谦恭”(civilité)等关键词在17世纪初的文献中频繁出现。而且在这些文献中，作者往往把礼仪及优雅的举止视为贵族阶层血统的特有体现，以此作为高贵出身与其他阶层之间的重要区别，distinction(区别)这个法语单词的另一个含义便是“卓越、高贵”与“优雅”。从那时起，谈吐文雅、举止体面成为上流社会贵族的必备素质，跨越了18-19世纪的让丽斯夫人(Mme de Genlis)就认为，对高雅与不凡品味的追求正是某种法国特性(une spécificité française)。 结合上述两点，贵族们培养与展示个人气质风度的最佳舞台便是当时大大小小的各类沙龙。每个沙龙均有固定的举办时间，宾客的名单由主办者精心挑选，通常总是固定的十来个人，新来者往往需要由受信任的名人雅士隆重推荐。沙龙里的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跳舞、写诗、玩填字游戏、猜谜，也常常排练戏剧，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在小花园里散步和品尝点心。当然所有这些娱乐活动都离不开交谈(la conversation)，人们谈论西塞罗、奥古斯汀或阿里奥斯托，也讨论最新上演的剧目或者新近出版的小说，以及最近的科学新发现。另外，作家们带来的最新手稿也常常在沙龙里阅读，例如：高乃依的《熙德》、博须埃的布道、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或者拉封丹的寓言诗。在这里，以往骑士阶层推崇的骁勇善战让位给了能言善语和风度翩翩，幽默文雅又能体现学识教养的谈话技巧才是进入上流社会沙龙的必备技能。 那么为何女性在这股沙龙兴起的风潮中逐渐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或许可以从举办沙龙的空间场所、17世纪关于文雅与性别的观点、法国女性政治传统及其在17世纪的变化这三个角度加以探究。 前文已述，沙龙最初诞生于由女性主导的私人领域，而法国近代早期社会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并不像后世那样清晰明了。17世纪的女性在自己家里举办沙龙讨论关于友谊、爱情，或者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等话题，既带有某种私人聚会的意味，但又绝非排外性质的家庭聚会。介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模糊领地使得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女性可以成为这类活动的主持者与参与者。而女性的加入，使沙龙成为唯一可供两性共同探讨政治、哲学、文学诗歌的场所。因为据当时的观察家所说，只有法国才有这种两性可以自由交谈的公共场合，在布鲁塞尔或伦敦，这样的场合是禁止女性参与的，保守的西班牙王国里更不可能出现两性混杂的聚会活动。当时的著名文人、法兰西院士皮埃尔•胡安(Pierre─Daniel Huet)就认为，法国的文雅礼貌(la politesse de notre galaterie)，来自“法国男性可以与女性交往的自由，而在意大利或者西班牙，两性是被分隔开的，很少见面，几乎不怎么交谈，以至于男性忽视了交谈中必要的礼貌与克制的形式”。而到了18世纪，沙龙不再像17世纪那样局限于顶层贵族圈之内的小范围社交活动，它开始面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随着来宾阶层与讨论话题的日趋多样化，昔日沙龙带有的浓厚私人属性日渐趋淡，越来越向完全的公共领域发展，而与此同时，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清晰，这便导致女性在沙龙中的作用与地位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除了17世纪沙龙所处空间场所的特殊性，17世纪女性占据沙龙主导地位的第二个原因与当时主流观点对于女性特质的看法相关。不仅因为法国对于社交场合的性别限制较其他国家更为宽松，更重要的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女性在礼貌与精致方面远远优于男性，深谙优雅之道，一个社会文明化的过程因而不得不仰仗女性来完成，从与沙龙女性的谈话中学到的优美的举止风度远比在书中学到的多。当时的学者皮埃尔•朱韦内(Pierre Juvernay)写道：“即便她们的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但是她们拥有的想象力是如此纯粹，而且她们远比男性更端正守节。”事实上，在16世纪晚期译成法语的《廷臣书》(Le Livre du Courtisan)就已经把这一重任赋予女性。出版于1632年的《端庄女性》(L'Honneste femme)一书的作者杜波兹不仅把女性特质与优雅体面联系在一起，并且进一步指出，礼貌(honnêteté)、女性与沙龙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许多学者，如《法式廷臣》(Courtisan français)的匿名作者、路易•居永(Louis Guyon)以及尼古拉•法瑞等人都深信“女性能使社会风气变得文雅(polir les mœures)，她们的赏识是一个文雅之人能获得的最好推荐”。 正因为相信女性对于高雅之道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当时的文化圈非常认可沙龙女性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在法兰西学院建立之初，大多数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在得到沙龙女主人的肯定之前，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众，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已享有名望的诗人剧作家也同样会把作品拿到沙龙中供大家批评讨论。像夏佩兰这样的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以及法兰西学院重要人物也对朗贝耶夫人尊重有加。 简单来说，17世纪法国文化所进行的转型，实则是以一种精致优雅的高雅文化替代尚武而粗俗的骑士文化。对于时人而言，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被赋予了许多教化(civilisateur)的含义。而这一教化作用主要是由当时女性主持的沙龙活动承担。在此过程中，希望利用女性特质来“教化”(civiliser)粗野的骑士文化的需求与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文人圈对于女性进入社交场合抱有更宽容的态度汇成合流。女性成为共同参与的文化场域中的主体(des sujets dans un champ culturel partagé)，这无疑深刻影响了法国文化的发展趋向。 不可忽视的是，女性和沙龙活动的密切关系与法国政治传统亦有一定关联。16世纪以来，法国政治舞台上一直活跃着女性身影，虽然《萨利克法典》禁止女性继承王位，但是无法阻止法国大贵族家族的女性介入政治领域，这与欧洲其他国家明显不同。虽然不同时期女性在政治层面上的影响力会随着政治局势、政治力量的变化波动起伏，但纵观整个法国历史，从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伏伊的露易丝一直到路易十四的母亲——奥地利的安娜，女性在权力斗争领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尤其是法国大贵族最后一次集体反抗王权的叛乱——“投石党运动”中，许多女贵族，如朗格维耶夫人(Mme de Longueville)、孔代公主(la Princesse de Condé)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她们不仅策划各种政治阴谋活动，甚至亲身指挥战役。路易十四的堂妹，被称为“大公主”的蒙庞西耶小姐作为奥尔良家族的首领就曾下令对准巴黎城墙开炮。但到了路易十四亲政之后，绝对主义王权逐渐强大，贵族女性的政治影响力随着大贵族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也日趋减弱，她们于是就转向了新兴的半公共半私人的领域——沙龙。蒙庞西耶小姐主持的沙龙就吸引了大批名流。而蒙庞西耶小姐自己又与波旁的安娜(未来的朗格维耶公爵夫人)一样，在年轻时期经常出入朗贝耶夫人的府邸。跟随这些年轻的“女投石党人”来到朗贝耶夫人沙龙的还有她们的兄长，像波旁的路易(未来的大孔代)、萨伏伊的路易和亨利等年青一代的亲王。值得一提的是，朗贝耶夫人始终保持较为中立的政治态度，所以她的府上既有日后的投石党亲王们，也有红衣主教黎世留与马扎然，而且她的女儿——莫多西耶公爵夫人——后来也成为王太后的干女儿(fille d'honneur)，负责照料路易十四的王太子。可见，像朗贝耶夫人这样的沙龙，实则便是宫廷内交织的政治权力的延伸。此外，斯屈代里小姐在玛黑区的住所也是投石党人经常聚会的场所，而德苏里埃夫人的府邸则是未来摄政王派系的一大据点。因此，沙龙女性进行的社交活动绝不仅限于文艺领域，它与整个法国政治生活密切相连，是上流社会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必不可少的枢纽。如果说此前贵族女性的政治活动均是以家族政治力量为依托直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那么从17世纪开始，这些从刀光剑影的政治领域退居幕后的沙龙女性则以某种更隐秘的方式影响着宫廷之外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权力的运作。 概言之，沙龙以及沙龙女性的出现与法国社会整体在17世纪的演变密切相关。随着精英集团进一步接纳新的高级官僚与顶尖文人，宫廷已经无法容纳急剧扩张的社交需求。沙龙是与宫廷密切相关又处于宫廷之外的政治文化力量，它以贵族女性为主导，这些贵族女性通常既是宫廷中某股政治力量的密切相关者，又往往资助着不少文人、艺术家，在其周围形成新的社会文化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从文化特征演变的长时段脉络来看，由于女性的文雅优美被视为可以“教化”过于粗野的武士文化，因而在法国文化逐渐转向礼仪与克制、更精致高雅的过程中，女性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她们主导的沙龙活动成为社交活动的中心。
二、沙龙女性对17世纪法国文化与社会的影响
不论是19世纪的圣伯夫还是龚古尔兄弟，抑或是20世纪名作《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他们都认为法国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偏爱谈话性的社交活动。法国历史学家罗杰•皮卡尔说：“沙龙生活，蕴含着社交精神与谈话艺术，这一纯粹法国式的现象体现出民族特征。”正是由于沙龙女性群体的出现，17世纪的法国社会最终完成了从亨利四世式的较为粗野的骑士文化向路易十四时期精致优雅文化的转型，形成了以沙龙为核心的，讲究礼仪风度的法国文雅社会。沙龙女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可从文化与社会两个维度加以分析。 就文化层面而言，沙龙女性推动了法国文化的精致化与优雅化，这首先得益于女性沙龙构成了17世纪上半叶法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及文化精英们聚会交往的场合这一事实。法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布洛把当时的沙龙女主人的活动称为“私人学术生活”(la vie académique privée)。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朗贝耶夫人位于卢浮宫附近的府邸(在今天卢浮宫与杜勒伊花园之间)。出入其间的都是名流绅士，可谓“往来无白丁”，例如未来的大孔代亲王、朗格维耶公爵、红衣主教黎世留、吉什公爵、语言学家马莱贝(Malherbe)、著名神学家博须埃(Bossuet)、法兰西学院的先驱贡拉瑞(Conrart)、诗人瓦图赫(Voiture)以及剧作家高乃依(Corneille)。每逢周三，这里就成为“社会风尚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活动中心”。在朗贝耶夫人的府邸，装饰着镶有金边的蓝色丝绒，室内鲜花环绕，一年四季都仿佛在春天，与其同时代的沙龙都在她的耀眼光环下被遮掩了光彩，各种思想与话题在这里交汇。正如17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瓦里亚斯(Antoine Varillas)所说，“我所知晓的事物，十之八九来自朗贝耶夫人沙龙里的谈话”。此外，在朗贝耶夫人的沙龙里，人们往往以轻松的方式来探讨那些看似高深的话题，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时人这样评价，“在那里，人们的谈话并不是卖弄学问，而是理性地讨论问题，世界上不会有比那里更有意思而更少学究气的场所了。”圣西蒙说：“这是一个集优雅、才华、知识与德行于一体的场所。”事实上，在女性沙龙中，交谈的方式应当符合文雅之人应有的礼仪甚至比谈话内容本身更重要，既要避免像粗俗的市民那样说话，也不能古板得只会掉书袋。沙龙里人人都彬彬有礼，从不高声说话，竭力使自己合乎礼仪，大家都默契地认识到，“这是一种有礼貌的交谈方式，举止温和有教养，必须对所有人都谦恭有礼”，文雅有气度就这样慢慢成为上流社会的交往规范。 另一位玛德莱娜•德•斯屈代里(Madeleine de Scudéry)小姐每周六举行的沙龙里则聚集着国王的御史贝立松(Pellisson)、著名文学家莫托斯耶(Montausier)等人，斯维涅夫人、莎布雷侯爵夫人(Mme de Sablé)、年轻的拉法耶特夫人，以及蒙庞西耶小姐也都是这个“周六沙龙”的座上宾。当然还有孔代等多位亲王经常出席。在朗贝耶夫人与斯屈代里小姐退隐之后，17世纪晚期巴黎最著名的沙龙是尼农•德朗克罗斯(Ninon de Lenclos)的沙龙。路易十四的首相经常造访此处，日后的曼特农夫人也与其结为密友。许多大贵族把家族子弟送到尼农这里学习她的优雅、智慧以及精致的表达，其中便有将来的摄政王，当时还是少年的奥尔良的菲利普。 除了女性沙龙成为当时法国最重要的社交网络这一点以外，沙龙中的女性能对当时法国社会风尚转型起到推动作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沙龙并不只是社交场所，它同时还掌握着关于文化作品评价标准的话语权。由于身份地位显赫，组织沙龙的女性实际上把持了这一关键话语权，从而对当时的文化圈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以朗贝耶夫人为首的女性沙龙聚集了大量文人墨客之后，初出茅庐的作者不再向精通拉丁语、希腊语的饱学之士请教，转而把作品带到沙龙里，请那里的主人与宾客加以点评。而且不仅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即便已享有盛名的作家也会把未曾出版的新作带到沙龙里，请圈中人士评阅。这一过程中，沙龙女主人的赞誉是作品获得成功的保证。朗贝耶夫人的沙龙在当时的文人圈里就被视为作品进入公众视野之前的重要发表场地。高乃依在其成名之初就仰仗她的推荐。杜波兹在《端庄女性》中这样写道：
我认识的几位颇有学问的夫人，她们不仅对美好事物有判断能力，而且本身就拥有这些完美品质。所以最好的作者把她们的评价视为权威意见，倘若能得到她们的赞许，会觉得无上光荣。
正如杜贝尔神父的精练概括，他说，对于艺术规则而言，现如今是夫人们来决定作品是否优秀。索曼兹更是在其1661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赞叹道，是女性赋予事物以价值，她们使作品享有盛誉。《女学者的圈子》(Le cercle des femmes sçavantes)的作者让•德•拉福尔热(Jean de La Forge)则把法国文化在欧洲范围的巨大影响力归功于沙龙女性，他说：“现如今，是‘缪斯’们，这些女庇护者(protectrices)为法国带来了新的文化上的荣耀，使其成为欧洲各国推崇的楷模。” 沙龙女性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文化作品的重要评价者，除了高贵身份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她们中的大多数才华横溢。其中既有获得1671年法兰西学院奖的文学家，也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在当时就享有盛名的女翻译家。沙龙女性几乎参与了17世纪法国文化史上的诸多论战，包括最著名的“古今之争”。女性广泛参与文化活动，是法语本身以及法国文学日益走向精致化的重要环节。 沙龙女性的代表人物斯屈代里小姐在当时被称为“博学小姐”(Mademoiselle docte)，她的论文获得1671年的法兰西学院奖。斯屈代里极富写作天赋，她撰写的多卷本历史小说《居鲁士大帝》和《克蕾莉亚》广受欢迎。这些长达十多卷的小说多以同时代的人物为原型，《居鲁士大帝》便是赞美投石党运动中的孔代亲王。她的《杰出女性》再版十余次，《圣廷》1624年出版，1640年已再版10次。斯屈代里的历史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深邃思想与时代性吸引了众多读者，在当时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整个欧洲广泛流传。斯屈代里不仅为法国成为欧洲文化与精神中心做出了贡献，本人也被时人视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楷模；她的著作不仅引起了时人的共鸣，且对后世影响深远，19世纪的法国文学巨匠夏多布里昂和雨果都引用过她的作品。另有德苏里埃夫人(Mme Deshoulière)虽因性别缘故被法兰西学院拒之门外，但她的才华使其入选为阿勒斯、帕多瓦等地方学院成为正式成员。 除此以外，沙龙女性中有历史学家也有哲学家。例如，拉法耶特夫人借用塞格雷(Segrais)的化名，撰写了多部历史作品，其中包括极具史料价值的《法国宫廷回忆录，1688-1689》以及一部关于英格兰的安娜的回忆录。著名的达西耶夫人的才华更是广为称道，圣西蒙公爵认为她对古典知识的渊博、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精通远胜过她身为国王藏书官的丈夫。她的多部译著在欧洲广为流传，法语中的“女翻译者”(traductrice)一词便是因她而诞生，她还被视为“古今之争”中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载入法国文学史册。尼农则是当时公认最吸引人的女性之一，相貌并不出众的她吸引众人的，是与生俱来的智慧与才华。尼农晚年，著名文人圣埃维蒙依旧在信中赞美她的才华横溢，莫里哀亦对尼农非常敬佩，多次请她修改润色剧本。尼龙的影响甚至超越国界，瑞典女王访问巴黎时唯一私人接见的就是她。 由于沙龙女性的才华如此引人注目，所以有学者甚至认为在17世纪20年代以后，这些沙龙当之无愧地成为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文化中心。虽然这样的评价明显有高估之嫌，但是沙龙女性为法国文学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当时最有权势的蒙庞西耶小姐在一部纪实小说《帕夫拉哥尼亚公主》(La Princesse de Paphlagonie)中所说，在女性的写作中，人们能学到合乎身份的礼仪，以最讲究的方式谈论事物；正是在她们的时代，写作才变得有用。而在从前，人们只写婚姻合同，而文学，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谈论它。这说明，蒙庞西耶小姐在当时已经意识到，女性参与文学创作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使社会礼仪变得更精致典雅，人们的交谈方式更文雅讲究，而且她们为法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使其从单纯的实用性技能转变为一种文化艺术。 精致文雅的社交礼仪与社交文化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17世纪上半叶贵族社会结构转型的构成部分。这一转型过程，简单来说，是通过联姻、卖官鬻爵等方式，贵族阶层不断吸纳新的社会力量，实现自我更新。而精致文雅的文化是这一新融合而成的贵族阶层借以区别旧式贵族以及其他阶层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辨识的核心标签之一。沙龙女性正是借助自身对精致优雅文化的主导作用而对17世纪的法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16世纪与17世纪上半叶是法国贵族集团相对开放的阶段，直至路易十四亲政开始，晋升贵族的通道才变得狭窄，但也从未完全关闭。换言之，在17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时期，有大量平民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贵族身份，其中既有通过司法途径成为高等法院的法官(les parlementaires)，也有通过直接为国王服务而成为高级行政官员(les hauts fonctionnaires)。拥有贵族头衔的群体中包含了许多并非来自古老佩剑贵族家庭的成员，而女性沙龙的大规模出现既回应了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的需求，也进一步强化了它。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写道：
在法国，市民阶层知识分子和中等阶层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较早被宫廷社会的圈子所容纳。……原来为宫廷所特有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宫廷贵族和宫廷化了的市民阶层与其他阶层相区别的那些社会特征，在倚重愈演愈烈的扩展运动中以某种方式变成了民族的特性。诸如行为方式和习俗的形成；交际形式及情感方式的形成；重视礼仪、斟酌词句、注重交谈能力和发音的清晰等等。所有这一切最早都是在法国宫廷内部形成的，然后才通过连续不断的扩展运动逐渐从社会特征演变成了民族的特征。
文中提到的“扩展运动”指的是宫廷文化扩展到整个社会，而17世纪早期开始兴起的女性沙龙正是埃利亚斯所说的社会特征“扩展运动”的主要载体。沙龙女性的家庭社会来源分析，恰如其分地印证了埃利亚斯的观点。美国史家卡洛琳•卢格对当时共有251位沙龙女性的名单做了研究。她发现，在可以确定身份的171人中，绝大多数出身贵族家庭，占总数的77.2%。其中又有一半的女性来自四代以上的贵族家庭。由于四代及以上贵族是晋升某些高级职位的必要条件，可见沙龙女性中相当一部分出身于当时非常显赫的家庭，例如，拉法耶特夫人、达西耶夫人等，她们举办的沙龙实则就是埃利亚斯所说的宫廷社会文明的延伸与扩展。 不过，倘若更深入地分析沙龙女性的家庭来源，就会发现沙龙世界并非局限于古老的佩剑贵族的小圈子。根据卢格对沙龙女性名录的进一步调查可知，大多数有名可查的沙龙女性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其中约占半数的女性并非来自古老家族，其中更有14%的家庭是最近一代才跻身贵族行列。换言之，顶着丈夫家族古老头衔的夫人们有相当一部分是穿袍贵族或金融家、律师、书记员或者其他阶层更低的家庭的女儿。在圣西蒙的回忆录里，他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种名门望族与新晋官僚或者职业人士家庭的联姻，事实上，他本人虽以自己的出身为荣，其妻子的祖辈却是包税人。 市民阶层的上层人物通过占据高级行政职位或获得高等法院法官席位只是他们进入社会金字塔之尖的第一步，是否能与握有实权的军功贵族家庭真正融为一体才是实现阶层跃升的关键。在16-17世纪，法国市民的上层集团，比如高等法院的法官和高级行政官僚强烈希望自身能被视为与古老的佩剑家族并驾齐驱的阶层。联姻显然是实现这一愿望最快捷的途径，从沙龙女性的父亲出身往往低于她们的丈夫家族这一点来看，新崛起的官僚集团的诉求显然并没有落空，无论圣西蒙这样的佩剑贵族在内心深处是如何蔑视来自市民阶层的新晋者，事实上，两个群体在现实中往往以联姻的方式实现融合。由此可见，参与和主持沙龙的女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新贵家族，她们的出现和崛起有力地证明了贵族集团的扩张和社会流动的加剧。 无论是来自老贵族还是新贵族家庭，女性主持的沙龙毫无疑问是融合不同阶层的最佳场所。因为沙龙这个舞台以及参与其中的沙龙女性群体是通过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举止的方式，用以促生全新的、与以往的骑士社会完全不同的“上流社会的文雅”(la galanterie de la société mondaine)，来进一步完成并且彰显这一来自结构深处的融合。 譬如，17世纪中晚期尼农主持的沙龙的特点就在于包容性与开放性，不再局限于贵族圈子，而是向着更广泛的阶层开放，多样化的品位开始汇聚，吸引着传统贵族等级以外的社会精英。18世纪启蒙时代的沙龙即将来临。与尼农相交甚密的萨布里埃尔夫人(Mme de la Sablière)在当时以哲学思想著称，她的沙龙同样会聚了非常多的数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值得一提的是，1705年，尼农去世之后，在她的遗嘱受赠名单里，有一位名叫弗朗索瓦•阿鲁安(François─Marie Arouet)的男孩子，他以后的笔名就叫伏尔泰。在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伏尔泰把尼农与路易十四相提并论。 概言之，法国文化向精致优雅的演变实则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在文化层面上的显现，新融合而成的社会精英，通过这种“连说话的姿态都是经过精心培养的”礼仪性举止、“充满智趣的聊天或恋爱”，来使自己区别(se distinguer)于那些完全没有闲暇与能力来训练培养这些精致优雅行为与谈话方式的较低阶层，以展示自己的高贵与卓越(la distinction)。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这“不仅仅是一些人乐意为之的享受，也是社会地位生死攸关的要求。它们是获得他人尊重的前提，取得社会成功的前提”。所以，女性沙龙强调精致风尚的本质就是“在其他人的平庸中显得卓尔不群”(se tirer du prix commun des autres)，从而身处某种特殊的行列；与此相对的，便是平庸(vulgaire)、粗俗(grossier)以及商人气息和市民气质(marchand et bourgeois)，因为优雅与高贵的要旨就是要远离“粗鲁和野蛮的大众”(la foule épaisse et brutale)。无论是朗贝耶夫人还是斯屈代里小姐，她们的沙龙无不体现出这种“精心培养的优雅风度”。 总之，沙龙在17世纪上半叶成为法国上流社会最重要的社交场所，这里不仅是贵族交际往来的活动地点，也是催生最新思想文化潮流的空间，更是各派政治势力聚会的据点，而正是通过沙龙这一特殊场合，女性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加之，沙龙女性这一群体又是才华横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文化成就，在当时的文人圈中熠熠生辉。沙龙里的组织者与来宾用高雅的行为和交谈方式来强调自身的特殊与高贵，并形成群体的自我认同，因为随着被纳入上流社会的成员的来源愈加多样化，精英们变得难以像此前那样单纯用血统门第来自我界定，生活方式(le style de vie)以及相应的外在表象成为更好的“区隔标识”。
三、质疑的声音与18世纪的退隐
随着沙龙女性对法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批评也开始喧嚣尘上。而在这一片质疑的声音中，既夹杂着人们对谈话艺术中过分矫揉造作、咬文嚼字的浮夸风潮的不满，也伴随着原有的贵族集团对于后来者模仿追随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嘲讽，而更多的是，不少男性对于女性在公共领域展露学识甚至掌控了一部分文化话语权的现象心生疑虑。 应当看到，女性沙龙既然是社会流动与精英融合的产物与舞台，那么针对它的反对之声中必然也会出现涉及阶层问题的言论。尤其是到了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无论是佩剑贵族还是穿袍贵族，都竭力反对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大范围授予富裕平民贵族头衔的做法，呼吁限制贵族的人数。例如，高等法院的法官们虽然并不是能上溯几代的老贵族，但也自认为高平民一等，趋向于形成一个真正的等级。这种唯恐等级界限被模糊，被僭越的担心表现在对女性沙龙的批评上，如当时有不少作品嘲笑出身市民阶层的人所举办的沙龙，或者是讽刺出身低微之人模仿贵族女性沙龙中的谈话及行为举止。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当时法国的戏剧大师莫里哀的诸多剧目。1659年，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问世，获得巨大成功。该剧讲述了外省来巴黎的两位市民阶层的年轻女性，试图模仿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结果反被捉弄的故事。因为现存的部分原始材料笼统地使用“女才子”一词来指称所有沙龙女性，所以有研究者误把沙龙女性全都当作“女才子”来研究，认为这部喜剧的成功表明当时整个文艺圈对所有沙龙女性抱有不满，这显然犯了研究材料与研究对象不对应之大忌。事实上，直到1654年前后，人们才把那些拙劣模仿真正拥有渊博学识、主宰着当时上流社会文化生活的沙龙女性的女子称为“女才子”。莫里哀这部喜剧之所以获得成功，尤其是在贵族圈层大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特意塑造了两位既没有高贵出身又来自外省的女性，整部喜剧始终在嘲讽那些并无真才实学也不懂何谓真正高雅风度的人一味附庸风雅，以为追随了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与言谈举止就能成为高贵人士，但实际上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沦为被人耻笑的对象。 《可笑的女才子》这部喜剧的核心与莫里哀上演于1670的《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如出一辙，《贵人迷》中的主角茹尔丹学习舞蹈、音乐和哲学，可是种种行为无不透露出他的虚荣与无知，《可笑的女才子》则嘲笑市民阶层出身的沙龙女性。两者都是在讽刺那些出身低微的市民，他们自认为可通过精心模仿上流社会精英的做派就可摇身变为其中一员，而事实上，后者对他们完全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厌恶。蒙庞西耶小姐在《可笑的女才子》上演的同一年，出版了一部“肖像体小说”(portraits)，把某些“女才子”描绘成一些丑陋且年老的女性，说她们相互之间讲着奇怪的语言。作者还嘲笑她们的贫穷以致于要借住在别人家里。蒙庞西耶小姐作为加斯东亲王的唯一女儿和显贵圈层(les grands)的一员，她自己府上的沙龙常常高朋满座，所以她的作品当然不是在抵制像她那样出身高贵的沙龙女性，而是在无情地讽刺那些来自较低阶层的追随者。因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既有那些希望挤进上流社会交际圈的市民阶层的上层，又有竭力想关上大门从而实现自我封闭的贵族，前者的模仿，使得法国贵族与新崛起的官僚金融群体以“高雅风度”来标榜的身份界限与社会分层区隔受到威胁，甚至使之变得模糊，他们之间的巨大裂隙通过对女性沙龙的讨论清晰地展现出来。 另一类批评则来自性别的角度。不可否认，17世纪的法国依然是一个男权社会，而女性主持的沙龙在某种程度上与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等官方学术机构形成鼎足之势，虽然这一现象从根源上来说是法国文化转型过程赋予女性特殊教化作用的表现，但由于它违背了女性社会职责与分工的传统，因此在当时引起了众多思考与讨论。 虽然当时许多文人认可沙龙女性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但是对女性从事文化活动抱有怀疑心态的法国文人也为数甚多。即便是对女性为文化事业所做贡献赞誉有加的拉福尔热也表现出类似的矛盾心态：“无论是从习俗还是从你们所缺乏教育这样的事实来看，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要从事文化知识活动，确实是不太寻常的。”让•奥夫雷(Jean Auvray)这位医生兼道德学家在其出版于1630年的书中这样写道：“今天的夫人们不仅涉及知识活动，还从事许多事务。如果我们对此不抱有警惕的话，以后就得使用《萨利克法典》那样的方式(来禁止)，以免雄辩的帝国也落入女性之手。”圣西蒙公爵在对达西耶夫人的才华赞叹不已的同时，更推崇的是她在沙龙里从不显露自己的渊博，“她在交谈中平实简单，与普通妇女毫无二致，让人完全看不出她那惊人的学识”。毫无疑问，沙龙中的女性与男性一起讨论问题甚至对男性的作品评头论足，这实在有悖于不少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就像著名诗人勒穆瓦纳所说：
谦逊和端庄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即便她会写优美的诗句，如果这样的才华没有谦逊相伴的话，那么她其实是误入歧途了，背离了她自身的义务。最终，人们会说，这是一只创造了奇迹的怪兽，但永不会说这是一个优雅的女人。
再者，细看人们所推崇的沙龙中的女性特质，就会发现，其实表面上的矛盾恰好揭示了当时男性对于女性的真实态度以及女性沙龙何以在男性世界中大放光彩。法国史学家富瓦西指出，对于沙龙而言，谈话艺术至关重要，而正是女性支持与掌控着沙龙中的谈话。谈话中，女性要保持其性别的特点，要温柔自然，不能强硬，所以受到追捧的是谈话中的女性气质，而非女性的平等或其他主张。在1694年的某个小册子中写道：现在的某些女性喜欢哗众取宠，用喧哗的方式吸引公众注意力。而那些真正优雅的女性并不希望被视为这样的人。即便是撰写了《端庄女性》的杜波兹也提出，女性拥有的三大优点是谨慎、沉默、谦卑，相反，她们不应当喋喋不休及放肆无礼，抑或执着地争论，这都是最糟糕的陪伴。与“体面人”(Honnêtes hommes )相对应，“端庄女性”或“体面女性”(Honneste femme)在17世纪上半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不少著述讨论如何才是一个“合乎礼仪的女性”。杜波兹的观点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觉得一个真正合乎礼仪的端庄的女性不应该有太多话。可见他对于女性掌控了沙龙的话语权深感不满，他一再强调，娴静的重要性对于女性来说，远胜于雄辩。事实上，人们对于沙龙女性的真正文化素养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只是希望她们有点才智有点幽默。就像杜波兹所说：“如果夫人们对知识略通一二，就会给谈话带来许多乐趣。”至多也就希望女性关注一些情感分析以及对此的语言表达，提供不一样的感受事物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从某一方面促进法国的语言文化的文明化、精致化。 正是因为不断受到诸如“展露才华的女性有损其美德”的批评，以及越来越多的沙龙模仿者使沙龙失去了它最初的建立者用来创建优雅风尚以成为新的身份区隔的初衷，而逐渐成为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交平台，到了18世纪，沙龙女性的身份也在悄然间发生了转变。在17世纪，女性是沙龙文化真正的参与者与主人，她们与宾客一起热烈讨论，发表见解，创作颇丰。而18世纪的沙龙女性中虽也有不少极富才华的佼佼者，亦有著作问世，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只是起到了调节谈话气氛以及提供优雅温馨的招待的作用，畅所欲言的机会大多留给了来访者。时代发生了转变，法国社会文化整体向着更开放更流动的趋势变化，沙龙也向着贵族以外的阶层开放，但与之相悖的是，与其前辈相比，18世纪的沙龙女性并没有进一步提升女性整体在文化知识领域中的发言权，相反却强化了前辈们在男性面前刻意显露的保守与谦恭。 造成18世纪沙龙女性整体偏向保守的原因有如下两点。首先，17世纪的法国社交圈相比后世更注重出身等级而非独立个体。当时的沙龙女性中许多都是王室直系的皇亲国戚，沙龙女性依靠贵族身份或者文化保护人的权威使其在知识领域享有一定的发言权，但随着贵族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后退，身份等级面对性别界限时所具有的优势到了18世纪已经不可避免地呈现缩减态势。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经过整个17世纪的塑造与改变，法国文化慢慢褪去了粗野尚武的特征。与此同时，巴黎等大城市的时尚消费文化发展迅速，于是人们开始担心法国文化走向过于阴柔的极端，像孟德斯鸠等启蒙哲人就认为女性过多涉足公共事务，会腐化社会风气。女性此前所起的积极作用逐渐被视为负面影响，沙龙中的女性激起了更多的反对与抨击，卢梭曾在他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女性把持沙龙的现象，旧制度晚期的文人甚至认为“沙龙女性像摆弄布娃娃一样操纵着法国社会”。大革命时期的议会代表肖梅特这样批评在公共场合发表言论的女性，他说：“从何时起，人们可以弃绝自己的性别了？从何时起，女人放弃了神圣的家务护理工作，扔下她们婴儿的摇篮，跑到公共场合夸夸其谈，人们对此却没有觉得有何不妥？”18世纪启蒙时代最优秀的社会观察家梅西耶说：“相比女性的知识，男性总是更爱她们的美丽。”
结语
综上所述，17世纪沙龙女性兴起的根源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首先，从客观背景而言，法国社会此时正经历着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重要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沙龙是制度化的宫廷的扩大化，后者从16世纪早期瓦卢瓦王朝开始，依靠王室女性的权势，领导品位与旨趣。现在则扩展到城市精英层，超越了宫廷只能容纳社会顶尖精英的局限”。概言之，沙龙女性的出现，是以高级行政官员、法兰西学院文人、法律金融人士等群体为首的新兴社会政治文化力量在此时得以与传统佩剑贵族并驾齐驱的结果。由此融合产生的统治精英又在沙龙活动中进一步促生了与此前的骑士文化迥然不同的精致优雅的新文化风格，将其作为共同的文化意识形态从而彰显阶层优越性。其次，早期的沙龙女性显赫的社会地位为其施展文化和政治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沙龙这一特殊的社交形式又为女性提供了公开进入文化知识领域的合法渠道。法国文化在此阶段需要完成的精致化转变与女性对于语言文化所能提供的贡献完美契合。时人相信，只有仰仗女性的端庄优雅、温柔克制才能从根本上抹去法国文化以往过于粗鄙的一面。换言之，女性的自身特质在法国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于是，沙龙便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贵族女性施展才华的舞台。最后，从性别史的角度来看，17世纪的沙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女性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正面价值，这其中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是许多女性自身努力的结果。各种因素叠加，17世纪的沙龙女性在追求精神独立与个体自由的道路上，无疑领先于她们在18-19世纪的继承者。但是，当有利的外部因素逐渐消失，女性在沙龙中的作用也日趋减弱，这最终造成了17世纪的沙龙女性展现的锋芒与光彩只能如昙花一现般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本文作者汤晓燕，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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