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我选择做的三件事

原文载于2012年“经济观察报”

三十年前，1982年，我刚从华东师大获得硕士学位，人穷，志不短。虽然一身“伤痕”(插队时有腰伤，做轧钢工人得了支气管炎)，却自以为进入了人生和社会的“新时期”(1989年以后文学界渐渐放弃了“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并意识到文学总是太浪漫，自作多情)。

三十年后收入增加了，经济危机也增加了；生活好了，身体却坏了；发言机会多了，却不知说什么好了……

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吗？

回到正题。过去三十年，我主要做了(或者说想做、正在做)三件事：一是从文学角度解读“文革”；二是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三是在电视里发表言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版《许子东讲稿》，三卷书名已概括了我的工作——卷一：《重读“文革”》；卷二：《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三：《越界言论》。

一

关于重读“文革”，我近来也常常反问自己，为什么是“文革”，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为什么从文学角度？

当然首先是因为“文革”这个课题太重要。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忽视”、“忘却”“文革”，不是因为这个课题不重要，而是恰恰因为它太重要、太沉重。从政治层面讲，或者是现实中难以承受之重。但从学术层面讲，却是历史上必须承受之重。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事说明，策略性的回避长远来说政治风险更大。无论从国际上讲，还是对中国来说，或者就7亿过来人而言，“文革”都是不可忘却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

从世界意义来讲，“文革”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的文化事件。我在千禧年回顾上世纪中国重要文化事件时就表达过这个看法。五四运动、1949年政权更替、改革开放成果其实都有欧洲启蒙运动、明治维新、二战后民族国家独立及四小龙经济奇迹等国际经验可以类比(当然也有不同)，但唯独“文化大革命”，真正是举世无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性转折点。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这么巨大的转折既然发生在中国，国人已经在这伟大的实验中或自觉或被迫担任了勇敢的实验者，当然就有责任把这期间的成果、损失、体会、教训，向全世界、向国际共产主义同行们作出汇报。

对中国来说，“文革”也是 “史无前例”(虽然和历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无论是余英时所说的对中国民间社会的最彻底摧毁，或如汪晖所言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打下基础，价值评判虽不同，对这段历史的独特性、重要性却是同样重视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文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至于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这段历史，以及他们在这段历史中的个人选择，其实都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尤其是1966~1967年这两年，凡是有简历有记忆的，都不妨回首重看一下，无论是从积极分子变成的保皇派，或先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后则“老子走资儿混蛋”的老红卫兵,　还是在“文革”前压抑运动中夺权之后又遭“清理”的各种造反派，甚至惹不起躲不起的形形色色逍遥派……1966~1967年的种种选择，今天依然延续在商场、官场、文坛乃至网络上，有时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次开会南方朔对我说，每个国人真正反省“文革”之时，便是中国文化真正复兴之日。当时觉得言重，后来想想这话真有些道理。

是的，课题重要，但为什么我要来做呢？1966-1967年我只是随大流看热闹的红小兵，不久便避难下乡了。既没有朱维峥那样的“一月革命实践”，也缺乏余秋雨般学习与批判的经验，更不如张承志式的红卫兵创意(几位都是我钦佩的作家学者)，我有什么资格来阅读乃至重读“文革”呢？

但我也是一个人。“文革”与历史上很多文化政治事件最大不同就是，这个运动不只是牵涉少数人、一些人，而是与每个人都有关。别的不说，有件事我就一辈子放不下：

早已睡下的父亲，听到是北京红卫兵，在我母亲开门应付时便穿着睡衣睡裤从阳台爬水管到楼下花园。他做医生几十年，体育运动也只会游泳，这大约是一生最危险最勇敢的行为了——因为对铜头皮带的恐惧。喧闹一阵以后，北京红卫兵终于在楼下玩具厂的纸箱堆后面找到了我父亲。他们把他拉到弄堂里，临时用纸箱搭起一个台，就在路灯下现场批斗。“妄想逃窜？！”“×××的反动老子还敢爬水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片愤怒的喊声，不知道有没有动武。开始女红卫兵们不让我出去，但也有人说我应该受受教育，所以就让我到楼梯口，从厨房后面储物室的窗口往下看。看不清楚，大约几十人，大部分都是北京红卫兵，少部分是看热闹的邻居，路灯不是很亮，声音杂乱，听不清楚具体地喊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站在纸箱上，仍穿着棉毛的米白的睡衣睡裤，他平时就讲究头发，总梳得一丝不苟，上床则戴母亲给他手工做的睡帽。现在睡帽掉在地上，一个女红卫兵又捡起来，给他歪戴上，于是像个小丑，还露出一半零乱的头发，在很凉的秋风中抖动……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没有恨北京红卫兵。这事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可我反复回忆，记忆已经是破碎零乱了，缺乏细节了，可是有一样却十分清晰：我当时并没有恨那些北京红卫兵！(见《越界言论》P331)

这段记忆随着时间空间转换，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网上有篇博文，有人引用我在北大演讲，说“见到红卫兵在斗我的父亲，自己却不恨红卫兵”，是“他(她)一辈子听说的最可怕的事！”我任教的岭南大学，老教授刘绍铭在看完我的“自己的故事”后还婉转地问我：你是不是以前和父亲感情不好？我说，不是，感情很好。他没有再往下问，大概想我是个不孝之子，或者被赤化洗脑。

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比方就是如果天主教徒看到父亲在教堂被神父及众教徒指责，我们会质疑上帝及其仆人吗？

为了解释我的内疚，我想我也应该作“文革”这个题目。

至于为什么从文学角度？理由很简单：一、“文革”以后只有文学才是较开放，可以谈论“文革”的公众方式。所以八十年代小说，不仅仅代表文学角度，实际也代表国人“文革”的集体记忆(忘却)方式；二、我的专业是文学。希望有其他人有心保存中央新闻纪录片厂的电影胶卷，有人能收集1966年至1968年间全国各种小报，有人会统计中央各机关各大学内当时曾有多少派别及他们的不同刊物、主张、人员、行动，有人可研究全国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各种资料……但我能做的，只能是文学研究，最多借用普罗普形式主义理论，使我的“重读‘文革’”更多一些学院格式，更少一些政治功利。

我在仔细阅读五十部(其实有几百部)有关文学的小说后，发现这些小说在七八十年代以各种不同方式和国人一起记忆“文革”、解释“文革”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帮助国人摆脱忘却“文革”，或者说是以集体记忆宣泄修改乃至取代个人记忆。这种种方式包括从大众趣味出发将“文革”过程戏剧性道德化为“坏人迫害好人”，或从知识分子、干部立场出发将“文革”意义理解为“坏事变成好事”，或者坚持红卫兵-知青信念，“我错了，但不忏悔”，或者用现代主义荒诞手法将“文革”理解为“很多好人合作一件坏事”。所有这些“文革”小说的叙述、策略，都可以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找到文学逻辑的依据与传承。

当然我的工作远未完成，人文版《重读“文革”》是对北京三联(及台北麦田)版《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的修订增补，我正在做的是继续用普罗普的方法，讨论近二十年来从王小波、贾平凹到高行健、曹冠龙等等较新的“文革”叙述。个人能力有限，但总比不做好。

说到底，即便总体上“文革”如同钓鱼岛一样，“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留待下一代去解决”，那也要尽可能保留原始材料、原始经验、原始心态……

二

过去三十年我所做的第二件事，便是现代文学评论。这其实也是饭碗，“搵食”。我的职业是一个教师，大学除了传递知识之外，也得创造知识。老师除了讲课外，还要做研究。我的大学是工科大专。之前整个中学期间，都在务农做工，准确地说是小学水准。华东师大的中文系硕士课程让我有可能将以前“荒废”的青春“转化” 为可能有价值的文科研究的学术准备(如果读理工科，就很难这样“转化”了)。钱谷融先生的指导点拨又使我相信，一个人的经验再渺小，只要真诚，却仍有可能与公众的政治经验及文学情感相关联。钱谷融先生著作不多，却是现代文学界的真正“大师”。三十年前的大学生活(我是“文革”后第二届硕士生)也使我以为(天真地以为？正确地认为？)一个人的努力、才华与他的成绩、成就应该也可能是成正比的——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价值观，说明80年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三十年以后当我现在担任各种评审比被人评审更多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一个人的才华努力，与他的成就成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中国大陆的情况不必多论，即便是香港、海外学界，也有很多学术功利化的弊病(工科管理文科，基金比成果更重要，英文书比中文著作更受重视等等)。学校如此，更不谈商界政坛。所以渴望公平竞争，相信武艺高强便有江湖地位的价值观念，更多存在于武侠小说等成年人的童话里。所以无论何时何处，怀才不遇壮志未酬总是常态，士为知己者所用只是幸运。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感谢80年代初期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感谢使我相信“好好学习”就能“天天向上”的老师、同学和同行们。

80 年代的年轻人，觉得昨天和眼前的制度与信仰系统不行，以为能够改变，于是对当代中国以外的古今世界有很多美好想象。倘若早十几年，有这样理想的青年早已落难。再晚十几年，年轻人又发现眼前的制度与体系无法改变，虽然不信却也要尽量在这些制度之缝隙寻找好处。大陆和香港，制度不同，后一种情况却相似。所以，毫不后悔在80年代读书。

当年选择郁达夫作为硕士论文课题，主要是基于当时的人生感受，第一，“感伤颓废”，也可以是一种“正能量”。第二，文学中性苦闷与色情的界线。后来网上有一新词叫“郁闷”，我曾开玩笑“考证”，那不就是郁达夫式的“苦闷”吗——以民族和性为中心，今天在网上，凡帖涉及民族或性，必火。两者皆有，大热。郁达夫的苦闷，沈从文早有总结，是我们每个人的苦闷——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如果说第一本书《郁达夫新论》，有借题发挥宣泄人生苦闷之嫌疑，那后来细读张爱玲，则是更多文学史的考量。有些是偶然因素：80年代我结婚搬入上海重华新邨，正好和张1949年目睹解放军入城的寓所在同一弄堂；90年代我在洛杉矶加大写“张爱玲与上海小市民社会”的英文论文，每天停车都在westwood附近路口——那里又是张的最后寓所……但有些是必然因素：这是一个黄子平所说的“现代文学史无法安顿的作家”，重写现代文学史，就绕不开张爱玲。

张爱玲绝不只是 “消费文学”、“小资符号”，她用旧白话纠正五四欧化倾向，她以英文写作起步又不回避鸳鸯蝴蝶派，她有意为“小市民”的社会历史价值说话，她歌颂“妇人性”，又批判女人虚荣……种种我们后来所碰到的新白话语言局限、雅俗界线、宏大叙述与“日常生活”的矛盾及女性主义等课题，张爱玲提早几十年已在尝试应对。所以她在90年代后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神话”，并非偶然。

同样重写“文革”史，有的学者重新整理史料，有的教授提出响亮口号，我没有这些能力，所以只能重读一个作家(几部作品)，但用意、方向应该是相通的。

三

过去三十年的最后十年，我又做了一件自己以前从未想过要做的事，那就是越界到电视里，不仅谈文学、谈文化，而且还不懂装懂地对很多社会事件发表似是而非的看法。说来惭愧，居然还因此被某杂志评为“2011年中国魅力五十人(学者类)”，真是人生无常，充满未知数。

有一次录完节目，和查建英一起在北京嘈杂繁华拥挤的街头等出租车，在一番对时局世态的悲观感叹以后，小查问：“那我们在三人行中讲话，对中国社会有什么用吗？”

我说：“大概没有。”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参与这个节目呢？”

我也无言以对。事后想想，自己所谓的“重读‘文革’”，不也一样吗？

认识查建英是在1989年冬天，我和刘再复、李陀、黄子平应李欧梵教授邀请在芝加哥大学担任“鲁思基金会”访问学者。北大毕业的小查当时正和这个研究项目的赞助人班杰明·李谈恋爱。当时我们讨论很多的一个题目就是哈贝马斯“公众社会”的概念。

大概，有没有用再说。该做的事总得做。

在现代文学教学、研究“文革”与电视言论三者中间，看上去电视上最轻松，其实最不自由、最难表达。

原因也简单，因为看的人多。课堂上数百人，论文几万读者，电视及网络可能上百万人看。所以，扮演“忧国忧民”的时候有，假装“风花雪月”更多。

想说的话题有时不能说；说了以后也会被剪，更何况即使反应，有时辞不达意；有时真的“却道天凉好个秋”。

但无论如何，这却是中国短暂的电视工业史上时间最长的谈话节目。窦文涛是个非常专业的主持人，不仅能言且善听，十分努力。在节目中认识梁文道，也是我的收获，他比很多我在大学里的同事更接近一个读书人。

也因为参加“锵锵三人行”我和网络关系近了，我和祖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有了更多的联系。和英美著名学府相比，香港的大学或者并不是最理想的学术环境，学术功利性太强，评审机制也有问题。但不可否认，香港又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边缘视角。很多事，感同身受，又有一定距离。为什么做“‘文革’小说”课题，为什么在电视中“越界”，其实也有另一个理由：我在这里，比内地同行稍微多一点点空间，多一点点距离。

至于“文革”，我以为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实，“一方面，‘文革’中批判的一切：修正主义、法权、‘全民党’理论、‘经济妖风’、官僚制度、学术权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今天几乎全部‘复辟’了。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精神’、‘大字报’、单位名称、‘为人民服务’、唱红歌、严打示众、世袭特权、语言暴力等等，以及更重要的‘穷比富好，多比少好，民比官好’的意识形态假设，又都在现实及网络中继承乃至发扬。怎么诠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与文化大革命的正反关系？怎么理解六十年是一个整体？‘文革’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是‘负债’还是‘遗产’？”(《许子东讲稿·重读“文革”》自序)

在电视中，在网络上，我其实也几乎在讨论同样的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总结起来一句话，“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不是故作谦虚：“悔恨”的不是我选择做的这三件事，“羞愧”的是三件事都没怎么做好。

无论如何，人生再无三十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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