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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幸福吗?中国社会的心理问题

2015-06-25 按蓝字加我好友 赛先生



一向倡导积极心理学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凯平认为, 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心态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管理、文明建设需要有相应的调整。 中国的心理转型关乎国运,不容小觑,而心理学应该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回应问题和挑战。



  • 《赛先生》陈晓雪


“幸福感在科学上有它的物质基础,也有灵性的意义。你抽大麻也会很开心,但是它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幸福。因此,人对幸福的感知植根于我们的文化,来自于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


6月18日,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在接受《赛先生》专访时表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转型背景下,心理学应该扎根中国社会的现实,回应问题和挑战。


当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彭凯平向外界宣布,中国将在今年7月3日至6日举办第三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会议的主题将聚焦“积极心理学与中国梦:本土化的探索和贡献”。


积极心理学是当今国际心理学界的新运动,旨在应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生存挑战,以及人们日益关注的幸福问题,由此而推行的新研究方向和理念。一向倡导积极心理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彭凯平认为,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心态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管理、文明建设需要有对应的高层次调整。中国的心理转型关乎国运,不容小觑。



心理学的“中国问题”



2008年,经历20多年在美国的工作生活,已成为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的彭凯平选择回到中国,参与清华大学心理系的复建工作,并出任复建后的该系第一任系主任。


心理学肇端于19世纪后期的欧洲,涉及哲学、生理学、解剖学、临床医学等学科,注定是横跨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最初,中国紧跟世界潮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今北京师范大学)1901年就将心理学作为学生通习科目。此后,心理学实验室、研究所、出版机构纷纷在中国建立,机能主义、行为主义、弗洛伊德学派、格式塔学派等心理学学派的主要著作传入中国。


被誉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是第一位将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1907年,他翻译了丹麦学者海甫定(Harold Hofding)的《心理学概论》,1910年又翻译了美国心理学家禄克尔的《教育心理学》。1922年,清华学子张耀翔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心理学专刊《心理》。1926年秋,著名心理学家唐钺、孙国华、周先庚等创建了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28年改称心理学系。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受美国近代实验心理学派的影响,强调用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心理学问题,开设课程侧重自然科学,重视相关科学实验。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


此后好景不长,1958年,心理学受到批判,接受马列主义“改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后又在“文革”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砸烂”。中科院心理所和各大高校心理学教研室被撤销,心理学课程全部停止,心理学研究者被下放劳动,有的被迫改行,有的遭受迫害。


彭凯平说,心理学在中国先后遭遇的两次毁灭性打击,使得相关研究出现严重断层,心理学不被了解,许多人对其印象还停留在个人智慧与个人经验上。


中国的现代心理学由中国哲学和欧美研究方法“嫁接”产生。“中国的心理学教授大都是外国人的学生,基本上一辈子没有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愿意挑战、愿意创新的学者太少。”彭凯平说,学科产生的特殊背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比如,中国学者追随国外老师的研究,的确会有一些“隐形福利”——容易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出版或淘汰”的高校晋升评价体系中,这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在彭凯平看来,西方的心理学研究毕竟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照搬到中国难免会脱离实际。


彭凯平认为,中国的心理学家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也文化的背景研究心理学问题。他说,当今中国的文化、技术革命、创新转型和道德心理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挖掘与研究。


“中国文化绝对有它独特的魅力”,彭凯平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概念,比如“无我”“小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读来玄奥,却又让很多中国人着迷、笃信。“它到底有没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有哪些作用,这跟文化有关,但也应该是科学研究的问题。我觉得,心理学家需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做出自己专业的独特贡献。”彭凯平说。


第二个问题,有关当前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彭凯平认为,技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大规模人群的认知和身心健康的影响,都是值得中国心理学者研究的问题。


创新一直被视为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独特品质,而创新又在近代被视为古老中国的软肋。当代中国的创新转型问题也吸引了彭凯平的关注。“中国人如何培养出创新能力?为什么我们在创新环境、创新机制方面做得不够好?”


在彭凯平看来,这与中国的集体主义、等级意识、得理不饶人的道德心理非常强大不无关系。他说,21世纪的中国,我们的民族需要发展出一种宽恕精神,宽恕是心理上、道德上的理解,同时需要批评,但不是恶意争斗,而是尊重少数人的观点和思想。这种基本的、民主的态度和气度,是培养创新精神特别需要的文化环境。


“归结到一点,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大国,传统文化如何作适应未来的创造性转换,是当代中国心理学者亟需面对的一个挑战。”彭凯平说。



测量你的“幸福”



“你幸福吗?”


“我姓曾。”


这段无厘头对话出现在2014年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节目中。一名普通务工人员“神一样的回复”一时走红网络。


在央视关心公众幸福问题的同时,各地政府也开始关注居民的“幸福感”,甚至将其作为政绩之一,继“和谐中国”之后,开始从政治高度谈论“幸福中国”。


“这是一件好事,起码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幸福不是政府提倡就能获得,彭凯平说,“幸福从来都不是给予的,幸福都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


“幸福感是我们对自己状态的理解,是一种价值判断。”彭凯平表示,积极心理学研究在国外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对于“什么是幸福,如何测量幸福”已有学术共识。


原美国伊利诺大学心理学家爱德华·迪纳教授发明了“主观幸福感量表”,用以测量人的幸福感。生物技术测量得到的催产素、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神经化学激素值,也可以作为幸福感的指标。美国宾州大学积极学研究中心曾提出,人的幸福状态可以用700多个关键词进行描述。


2013年,清华大学心理系参考宾州大学的语义分析方法,第一次用大数据测算中国城市幸福指数时发现,宾州大学的700多个状态不足以描述中国人的幸福感。


“国人往往用行动来表达(情绪),而不太习惯于描述自己的内心活动。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彭凯平举例说,《红楼梦》里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绝对没有动辄“我爱你”的话语,而是在一颦一笑之间,用细节和动作描述他们的感情。“所谓‘幸福’,除了国际上的认识,我们要有中国的认识。”


“别不把心理学当科学”,彭凯平补充说,幸福的测量还有非文本的方法,比如生理的、神经化学的测量手段。现代心理学研究并不是讲故事,讲概念,而是要做一些实证研究,它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并无本质区别。他说,心理学研究是要讲证据,讲逻辑,遵循科学方法,并且也采用技术手段进行实验。比如,采用多种生理测量方法(如眼动、磁共振脑成像、脑电和心率等),并借助物理科学和数学方法,甚至借助可穿戴设备等新科技产品,监测人类心理和认知活动。一些心理学研究院的实验包括脑与认知科学、心理测量、生物反馈等,距离生物学非常近,几乎可以算作是自然科学。


彭凯平介绍说,有心理学家发现,人的幸福感的形成,一部分取决于遗传因素,大部分取决于后天因素。也就是说,有的人生下来就充满“正能量”,有的人天生就容易沮丧,这似乎有点令人失望。但在后天因素中,外部环境和个人生活习性都会对心理起到作用。心理学家能够做的,就是在生活习性的部分为人们提供帮助。


个人在后天可做的努力(也就是培养自己的幸福能力)有四个方面:积极认识自己的情绪(能够敏锐地知晓自己情绪的体验);发现不同情绪体验的应对措施和方法(开心的时候怎么做,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做);解释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主动创造积极情绪)。


从外部环境来看,一个社会如何使人们更有幸福感呢?这需要改善经济条件、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公正、收入分配、公共安全等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彭凯平说,科学是一个合作的、大规模的事业,绝对不是某一个学科能够完成的事情。“幸福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需要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做好各自的工作。”



“中国梦”的心理学挑战



1931年,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在其著作《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中写道:“‘美国梦’就是梦想中的这样一片土地,在那上面每个人都可以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圆满,并且那些有能力或者成就的人总是充满机会……这不仅仅是拥有汽车和高薪水的梦想,而是一个社会秩序,无论其出生时的情况或地点带来怎样的条件,都能使男人和妇女获得充分的地位,他们每个人的潜力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为他人所认可。”


与此同一年,美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50%,但整个社会被经济大萧条的阴霾所笼罩,“美国梦”适时出现,对应了一次更高的社会心态调整过程。


彭凯平表示,发生在美国社会的这一调整过程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60年代仍然表现出焦躁不安的特征,而到了80年代,则被道德、人权、尊严所代替,社会心态趋于稳定。此时,美国已经迅速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对应社会心理的调整。当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彭凯平说,2013年,中国城市化达到52%,“中国梦”开始提出,这与大半个世纪前美国的选择相似。


彭凯平认为,梦想是人类心理发展的最高需求。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安全、和谐、尊严、知识、美丽、理想等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就需要得到满足,整个社会需要在更高层面调整心态,需要有更高的理念召唤。


然而,与经济高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社会心理转型面临的挑战不容忽视。


“中国的主流文化是崇尚平等的”,彭凯平说,从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出发,就可以理解当前社会上因贫富差距较大而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现有的仇富心理的产生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富人发财的路径不公开、不透明、不平等;二是他们富裕了以后不回馈社会,不带动后富。”彭凯平解释道。


除了建议在制度上创造公平的机会之外,彭凯平特别谈到了中国慈善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很多富豪并没有受过慈善的教育,不知晓慈善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而往往认为做慈善是一种牺牲。慈善从来不是牺牲,其实是追求一种心灵的解放和更高尚的个人价值,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过去谈得不多。”


与此同时,彭凯平还呼吁,社会也需要对公开做慈善的富人持一种宽容、积极、欣赏的态度,把富人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来看待。“如果这个观念和认识没有形成,这个社会便不会追求成功、进步、善良和道德。”彭凯平说。


经济崛起的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而国民中表现出来的“受害者心态”“弱者心态”“阴谋心态”也让彭凯平感到担忧。


彭凯平表示,真正的自信来自内心的强大,相信自己的文化、人民和政府。在一个平等对话的心态中谈论国家竞争、利益冲突、领土争端等问题,才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而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彭凯平也希望能发展更加大气、包容,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管理文化和心理。他说,只有不以一己之私、一党之私为目的,真正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允许人们有不同的态度、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才能成为一个强国,真正走向世界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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