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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胜利!荷兰金色时代的艺术与科学 | 艺海拾真

2016-10-15 张羿 赛先生

导言

荷兰在金色时代被称为“海上马车夫”,不仅经济发达,在艺术与科学等各方面也取得了卓著非凡的成就。在这里,我们无意面面俱到地描述这段发展历史,只是为读者打开几扇窗,希望大家可以借此窥探到联省共和国的那一抹辉煌。 


撰文张羿*

序言

读过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的人都会对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奥伦治(William III Orange,1650年—1702年)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人们不得不赞叹这位伟大的荷兰公民:他是当时路易十四在欧洲的最主要对手,国难当头之时,他不畏强暴,率领荷兰民众在1672年奋力反抗路易十四统帅的法国陆军与英国联军,最终赢得胜利;之后他被英国贵族选中,获邀成为英国国王,任内将统治国家的王权逐渐转移到议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不流血革命,史称“光荣革命”,为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领导荷兰与英国两个国家的领袖。 毫无疑问,威廉·奥伦治是荷兰金色时代产生的伟大公民、政治家与军事家,从他身上我们多少也可以领略到当时荷兰普通公民们的精神面貌。就像伏尔泰在论述路易十四的辉煌成就时不得不讲到威廉三世·奥伦治与荷兰联省共和国一样,任何一本全面讲述西方艺术与科学历史的书也都不得不涉及到荷兰的金色时代。只有理解了这一时代,才能更好地理解后来的英国、法国乃至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强国的社会发展与艺术科学成就。 

荷兰金色时代始自16世纪80年代。当时,荷兰作为一个联邦国家摆脱了西班牙哈普斯堡王朝的殖民统治,并与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尼德兰地区(现在的比利时)分离,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荷兰成长为欧洲最重要的经济、军事、艺术与科学强国,对世界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全面描述荷兰这一段最辉煌的历史,但笔者还是希望通过讲述荷兰人在当时取得的一些艺术与科学成就,让读者了解到,这个疆土狭小且人口不多的欧洲小国,曾经为人类历史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荷兰迈入金色时代这一高峰期,究其历史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政治与宗教宽容的国家政策无疑发挥了巨大甚至是根本的作用。荷兰独立以后,原来的法兰德斯地区分成了信天主教的比利时与信新教为主的荷兰,后者因为政治与宗教环境极为宽松,留住了信奉天主教的荷兰人,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涌入。这些移民以新教徒为主,许多人是受过良好训练且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和懂得经营的成功商人。除了来自比利时的新教徒以外,荷兰还接受了相当数量的来自西班牙与葡萄牙的犹太人,以及法国新教中的胡革诺教徒(Huguenots)。一些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国新教徒在前往北美的马萨诸塞州之前,也曾经于16-17世纪在荷兰落脚。大量有技术和经商能力的移民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荷兰工商业的发展。 

另外,价格低廉的能源也是促成工商业繁荣发展的重要动力,也间接促进了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今天我们在许多艺术博物馆中都会看到16-18世纪的荷兰风景画,画着以风车为动力源的磨坊;甚至许多人提到荷兰时,首先就会自然地想到风车。这种利用便宜的风能、水能的风车已经成了荷兰的象征,同时也构成了世人对荷兰金色时代的重要记忆。当然,风车并不仅仅用于磨面,它还被用于改进的锯木厂房,使其能够相对容易地大量制造商用与军用船只。这些船只穿行于荷兰国内纵横交错的运河网,驰骋在世界各地的海洋上,使荷兰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商业王国,不仅为它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美誉,而且带来了大量财政收入。合理的共和制度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将财富分配到众多公民手上,个体公民于是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基本生活之外的、艺术与科学方面的投资和消费,比如购置房间的装饰绘画、买书、上大学进修,都是荷兰人从金色时代开始的传统,并且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图1. 卡斯帕尔·耐舍尔(Caspar Netscher),《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画布油画,1671年绘制,现陈列于荷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Museum Boerhaave Leiden)。


图2. 让·大卫德茨·德·海伊姆绘制鲜花,让·维米尔·封·乌德勒支绘制人物,《10岁时的威廉三世·奥伦治与鲜花花环》,大约创作于1659 – 1666年;画布油画,高134厘米,宽114厘米,现陈列于里昂艺术博物馆。


图3. 阿尔特·范·德尔·尼尔,带风车磨坊的风景画;木板油画,高69厘米,宽92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荷兰17世纪的绘画艺术

在荷兰金色时代,绘画艺术无疑是视觉艺术创作成就最高的领域。今天,我们走进世界上任何一座综合艺术博物馆中,几乎都能看到这个时代众多的荷兰绘画作品,无论是肖像、风景还是历史题材、静物花鸟,荷兰人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了许多风格独特的作品,不同于欧洲流行的巴洛克绘画风格,让人印象深刻。 

今天,人们毫无疑问会把伦勃朗(全名为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年-1669年)作为荷兰金色时代绘画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也是荷兰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画家。然而在当时,他的绘画生涯却颇为坎坷艰辛。1632年,伦勃朗从出生地莱顿(Leiden)来到阿姆斯特丹,他的作品广受欢迎,很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与财富。1640年以后,随着家庭悲剧的发生,他的画风开始转变,他对人物的观察与心理刻画达到了欧洲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惜这类作品并不能完全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如著名的《夜巡》,虽然今人已称其为人类艺术历史上的不朽名作,但当时却被订画者退货索赔,甚至闹到了法庭。超前的绘画意识以及不妥协的艺术追求致使伦勃朗的生活陷入了贫困的状态。虽然经济异常困难,但他在这段时间里创作了《浪子回头》等大量不朽的杰作。在他去世两百年后,人们才终于认识到其绘画艺术的价值。上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爵士(Kenneth Clark, 1903 – 1983年)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中见到画作《浪子回头》后,曾经由衷地赞叹它应该是人类艺术历史上最伟大的画作。今天,伦勃朗的作品不仅遍布世界各大博物馆,并且被作为镇馆之宝陈列于显著位置,成为荷兰金色时代的艺术象征。 

图4. 伦勃朗晚年作品,《浪子回头》,1661-1669年绘制;画布油画,高262厘米,宽205厘米; 现陈列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伦勃朗一生的艺术创作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的是他早年的一幅重要作品《花神》,或者称为《扮作花神的萨斯基亚》(图5),它创作于伦勃朗一生最幸福的时刻。这幅画不同于伦勃朗后来发展出来的独特风格,而是比较接近当时荷兰大众的品味。画中的女性是伦勃朗的新婚妻子萨斯基亚·封·魏蓝博格(Saskia van Uylenburg),她将自己扮成了古代神话传说中花神的模样。然而只要我们认真观察她的脸部表情,就会看出她那属于人间的凡心,已然昭示了未来伦勃朗的风格。1634年的伦勃朗正处在早期绘画事业的成功时期。他迎娶了上流社会女子萨斯基亚·封·魏蓝博格,开始了一段幸福优裕的生活。画中女子的衣衫打扮毫无疑问彰显了他们的富有:萨斯基亚身上穿的大量高质量的绸缎服装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她手中的花束,以及头上由各种鲜花绿叶组成的花环装饰,尤其是她左耳上方有一朵引人瞩目的巨大的郁金香。此画作于1634年,由于法国等其他国家的需求上升,郁金香价格也随之上涨,郁金香球茎作为期货,在荷兰市场的价格也迅速攀升。伦勃朗为自己的爱人头上装饰了一朵郁金香,毫无疑问有炫耀富裕生活的意图。这幅作品于1770年由俄罗斯女沙皇凯瑟琳大帝购入冬宫,现在仍然是冬宫博物馆的永久陈列品。 

图5. 伦勃朗,《花神》,1634年绘制;画布油画,高125厘米,宽101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伦勃朗通过肖像画中人物装饰的鲜花来炫富,还有许多人则用郁金香题材的静物油画来装饰房间,展现他们的富有或表达对财富的向往。 据说1637年荷兰曾发生过一场郁金香价格风暴,人们对郁金香球茎的持续狂热追求导致其市价不断上涨,有些特殊品种的郁金香根茎市价甚至超过了阿姆斯特丹一栋豪宅的价格。 然而,1637年2月,在即将到来的春季交货时节,人们突然开始怀疑这些根茎开出的郁金香花朵到底值不值那么多钱。伴随着怀疑,出现了拒绝付款等现象,随后整个郁金香市场的价格迅速跳水,泡沫最终破裂。虽说郁金香泡沫是当时发生在尼德兰的一场经济灾难,但也反映了一场泛欧洲的时尚热潮。郁金香被当成奇花异草,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人们热衷于收藏、欣赏乃至倒卖这类球茎植物。除了郁金香以外,还包括银莲花(anemone)、百合(lily)、康乃馨(carnation)、风信子(hyachinths)、水仙(narcissi)、贝母(fritillaria)和芍药(peony)等等。 郁金香泡沫的破灭,不仅是因为价格虚高,也是因为人们的兴趣转移到了其他球茎植物之上。这些植物高昂的市价促使它们成为荷兰静物画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些挂在人们家中的静物花草绘画,不仅仅表现了装饰艺术之美,也在相当程度上表达着对财富的追求与展示。在这里我们介绍两幅当时的代表作品。 


图6. 汉斯·吉利茨·布隆吉尔, 静物花卉,1639年绘制;木板油画,高67.6厘米,宽53.3厘米,现陈列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汉斯·吉利茨·布隆吉尔,又称布兰革尔(Hans Gillisz. Bollongier or Boulenger, 1600–1645),是荷兰金色时代的花卉静物画家。他出生于哈尔拉姆(Haarlem),并最终在这里去世。1623年,他加入了当地画家组成的圣·鲁克行会(Guild of St Luke)。他绘画创作的时期正好是哈尔拉姆地区的画家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他擅长静物、花卉与水果等题材的作品,并且在不违反当时荷兰画界美学规范的前提下,在这一领域成功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其作品因此广受公众欢迎,并且对后世同类题材的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于他的作品并不涉及当时被认为是较高级别的历史题材,因此当时也不被看作是哈尔拉姆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今天他的作品则变得异常重要,被认为是荷兰从痴迷郁金香到经济泡沫破裂这一过程的重要见证。这是因为追捧郁金香球茎的市场催生了大量郁金香题材的静物绘画,人们对该题材画作的追求毫不逊色于在资本市场上对郁金香球茎的追求。 


图7. 让·大卫德茨·德·海伊姆,放置在花瓶中的花束,17世纪50年代前后作于荷兰;画布油画,高87.5厘米,宽67.5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让·大卫德茨·德·海伊姆(Jan Davidsz. de Heem, 1606年-1684年),全名为让·大卫德斯宗·德·海伊姆(Jan Davidszoon de Heem),他还有些其它的名字,如约翰森·德·海伊姆(Johannes de Heem)或者是约翰森·封·安特卫尔潘(Johannes van Antwerpen),是荷兰金色时代的静物花卉画家。他出生于乌德勒支,早年师从自己的父亲学习绘画,后来又跟随数位画家学习,还曾于1625-1629年间前往莱顿跟随当时的著名画家(David Bailly, 1584-1657年)学习绘画。 他后来成为主要活跃于乌德勒支(Utrecht)与安特卫普(Antwerp)的重要画家。1635或1636年,他成为安特卫普的市民,并加入了当地的画家行会,但有记录显示他经常离开这座城市。让·大卫德茨·德·海伊姆在当时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的作品价位很高,他创作的威廉三世十岁时由花果环绕的肖像,售价为2000圭德尔(guilders),是荷兰金色时代售出的最贵画作之一。他的几个儿子在他的画室中与他一起工作。他们画出初稿,然后他再做最后的处理,并且签名将这些作品售出。他在安特卫普一直工作并生活到1667年,之后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乌德勒支。1671年,路易十四统帅的法国军队迫近乌德勒支,他不得不离开了那里。我们不知道他当时去了哪里,但1684年4月26日安特卫普的画家行会记录表明他在安特卫普去世。我们在这里介绍的这幅作品是当时一种比较流行的风格,其背景被处理成暗色。我们也可以看到荷兰人不仅喜爱郁金香,也青睐其它不同的球茎植物花卉。这类静物花卉画作由荷兰输入法国,对后来法国家俱、钟表外部装饰乃至整个装饰艺术风格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荷兰16-17世纪学术制度的建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了表彰与鼓励莱顿市民在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独立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第一任荷兰执政威廉一世·奥伦治于1575年在当地创立了莱顿大学。莱顿大学甫一诞生,立刻就成为了荷兰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由于荷兰联邦施行思想宽容政策,大量的欧洲顶级知识份子也来到这里传授知识。莱顿大学很快成为欧洲的顶级教育机构,为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培养出各方面的大量人才,不仅促进了荷兰的学术水平,也极大提升了人类的知识水平,在整个欧洲学术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莱顿大学之后,荷兰还在这一时代建立了一系列著名的大学,如海牙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乌德勒支大学等,延续至今且声誉卓著。此外还有弗兰克尔大学(University of Franeker, 1585-1811年)。尽管这所大学后来于1811年被拿破仑取缔,但它在荷兰的学术历史上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大学都以学术思想自由宽松而著称,吸引了欧洲各地众多著名学者,一起打造了荷兰金色时代的学术高峰。这里仅举几位我们最熟悉的人物,让大家了解荷兰金色时代那种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及其人类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西方现代哲学之父、数学家、法国人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在1628-1649年间基本上一直生活在荷兰,他曾经在莱顿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和天文学,后又在乌德勒支大学任教,他最重要的哲学与数学著作也都是在荷兰期间完成,并且在莱顿与阿姆斯特丹出版的。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年-1704年)在英国受到迫害时,也于1683-1688年间在荷兰生活了五年。在此期间,他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 1632年-1677年)结识,并加入了他们的学术团体。斯宾诺莎在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社区内长大,虽然他的哲学倡导宽容与仁慈,但是由于他的哲学与神学观点与犹太教义不同,他不仅被逐出了当地的犹太人团体,而且几乎不被主流学术界所接受,只能靠磨眼镜,教授私人学生为生。虽然他在17世纪70年代曾经受到海德堡大学的邀请去做教授,但他怕去那里会受到思想自由方面的限制,拒绝了这一邀请。可以说斯宾诺莎是荷兰金色时代思想自由与宽容的产物,因为他的哲学与神学思想恐怕在荷兰以外的欧洲乃至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不为所容。另外,正是由于荷兰人的思想宽容,荷兰成为了当时世界出版的中心,欧洲境内的各种书籍都在荷兰出版并发行到其它地方。 


图8. 左边展示的是所罗门·科斯特根据惠更斯的发明于1657年最早第一批制造出来的几个摆钟之一,而右边则是惠更斯于1763年时发表的著作《钟摆计时》(Horologii Oscillatorii);现陈列于荷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Museum Boerhaave, Leiden)。 

对自由思想的宽容不仅促进了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数学家笛卡尔,荷兰自己为世界贡献的最伟大科学家应该是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 1629-1695年)。惠更斯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荷兰莱顿等地受教育长大,完全是荷兰金色时代的产物。对于钟表爱好者来说,惠更斯对钟表的最大贡献毫无疑问是他发明了钟摆。他于1656年底制造出了摆钟的原始模型,之后他请在荷兰海牙工作的钟表师所罗门·科斯特(Solomon Coster, 约1620-1659年)制造实用的摆钟。1657年,这位所罗门科·斯特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摆钟。摆钟的发明是机械钟表走向实用的最重要的一步,同时它将机械钟表的精确程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误差不超过每天10秒。所罗门·科斯特最早制作的摆钟现在陈列于荷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Museum Boerhaave, Leiden)。读者应当注意,钟表在当时与天文仪器一样,都属于高科技精密仪器的范畴,制造钟摆需要工匠与科学家相互理解、密切合作。

受惠于荷兰当时发达的教育水平,象科斯特这样的工匠可以理解惠更斯这样的科学家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科学家与工匠合作,会更加注重实际问题,尊重实验与事实。惠更斯发明的摆钟理论上可以作为航海用钟表,并用来测量经度。他后来请人在实际航行中做了多次实验,进一步发展了钟摆的理论,提升了制造水平,对航海仪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另外,惠更斯本人的数学观念尤其是对几何的认识,加之精确摆钟的出现,对人们的时间观念与科学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详见:Joella G. Yoder, Unrolling Time: Christaan Huygens and the Mathematization of N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44-163.)。  

至今影响西方世界的海上马车夫

荷兰17世纪现实主义海景画家西蒙·德·乌里格尔(Simon de Vlieger,1601-1653年)的大型画作《奥伦治的威廉到达鹿特丹》毫无疑问是冬宫博物馆荷兰画廊里夺人眼球的重要展品。这幅画生动再现了当年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航海大国荷兰的舰队那不可一世的声威。笔者曾经多次见到俄罗斯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这幅画作前,听老师讲解欧洲历史。有的老师还会认真讲解彼得大帝当年留学荷兰学习造船的历史。彼得大帝目睹荷兰海上贸易的盛况和海军的强大,决定在圣彼得堡建立新都,并打开出海口,将俄罗斯从一个内陆国家转变成一个通向海洋的强大帝国。若非当年受到海上马车夫的影响,后来的俄国也许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笔者的一位俄罗斯数学家朋友说,如果没有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可能会更像今日的伊朗。荷兰的政治体制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以荷兰联省自治的共和体制为基础,美国建立起了联邦共和体制。实际上,今日俄罗斯自治联邦的共和体制中也能找到当初荷兰联省共和的影子。金色时代的荷兰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可谓极其深刻,除了美俄等后起的大型强国,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也能见到当年荷兰的影子。 


图9. 西蒙·德·乌里格尔,《奥伦治的威廉到达鹿特丹》,1642年绘制;画布油画,高161.5厘米,宽257.5厘米,现陈列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图10. 让-杰克·科勒里昂为惠更斯制作的侧面大理石浮雕肖像;现陈列于荷兰莱顿的布尔哈夫博物馆。

但笔者更为感佩的是宽容的政治与宗教环境所孵化的科学与艺术成就。正如达·芬奇说的那样,真正的狮子走过的地方一定会留下它的脚印。在一个多世纪的强盛时期里,荷兰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在图10中见到的是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雕塑家让-杰克·科勒里昂(Jean-Jacques Clerion, 1637-1714年)为惠更斯制作的大理石浮雕侧面像。惠更斯对钟摆的研究深远地影响了西方航海仪表技术的发展,帮助人类自由自信地航行在海洋之中,他的著作被公认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自然科学书籍。与他同时代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书籍更是今天西方大学中任何哲学学生或爱好哲学的人的必读书籍。支撑了金色时代的学术发展的大学及其背后的社会宽容环境则一直延续至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正是因为荷兰的宽容,许多当时最有学识的英国清教徒(Puritans)来到荷兰,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从荷兰去了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为北美今日的学术繁荣奠定了基础。 


图11. 约翰尼斯·维梅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约1665年绘制;画布油画,高44.5厘米,宽39厘米,现陈列于荷兰海牙莫瑞泰斯王家美术馆(Mauritshuis)。

走入卢浮宫、冬宫、大都会等众多顶级综合博物馆,我们都可以看到金色时代的荷兰画作占据了博物馆中最重要位置。它们向参观者无声地讲述着绘画艺术在宽容的社会环境下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讲述着荷兰成为继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第二个重要的西方艺术中心。有趣的是,虽然人们的艺术品味一直在变,却能不断发现当时也有类似品味的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例如约翰尼斯·维梅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年)的代表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维梅尔是荷兰金色时代的画家,擅长描绘荷兰中产阶级生活,他的人物风俗画当时只在他生活地区的小范围内被认可,而且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直到十九世纪以后,他的才华与作品才被人们发现与承认。今天,他已经与伦勃朗齐名,甚至有人称他为“荷兰的拉斐尔”。 英国女作家特蕾西·舍瓦利耶(Tracy Chevalier,1962.10-)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获得灵感,于1999年发表了一部艺术历史小说,立时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于2003年搬上了银幕,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荷兰金色时代的艺术激发了今日文学作品与电影的创作,反过来,今日的大众艺术创作也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与探究荷兰金色时代的文化艺术成就。 

*作者为数学家、逻辑学家。俄罗斯冬宫博物馆钟表与古乐器部顾问,法国摆钟艺廊顾问,广东省钟表收藏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

延伸阅读

① 平衡与优雅:拉斐尔如何将古典艺术推向高峰 | 艺海拾真

② 博采众长而终臻辉煌——米开朗基罗的早期艺术创作 | 艺海拾真

③ 达·芬奇圣母像中的世俗与神性之美 | 艺海拾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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