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望远镜与日心说｜左图右史
中国古代，图与书并列，均指向人文教化之根，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唐人“左图右史”沿袭此意，流变至今则有图书馆之谓也。然而后世之“图”，又有“图像”“谋划”之意，“图画天地，品类群生”，“图”与形象化的“画”“像”逐渐贴近而与作为文字载体的“书”分流。
在这个视觉网络方兴未艾的读图时代，揭橥“图”之本意而免其被快餐文化完全吞噬，本栏目愿做一点尝试，作者关注的重点是古今中外各种图画中的文化信息，特别是历史上的科学、技术与医学，以及为之奉献的知识英雄们。是为开篇词。
——刘钝
《赛先生》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钝教授开设《左图右史》栏目。今日奉上本专栏的第一篇文章，我们从伽利略与他的望远镜说起。
撰文：刘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上图是17世纪佛兰德斯（今比利时西部与荷兰南部一带）画家萨斯特曼斯（Justus Sustermans，1597-1681）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绘制的肖像，完成于1636年，当时伽利略已72岁，三年前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有罪和终身监禁，两年后双目失明。萨斯特曼斯是托斯卡纳大公、美第奇家族的费迪南多二世（Ferdinando II de'Medici，1610-1670）的宫廷画师，伽利略则更早获得这个家族的青睐，他与费迪南多二世的父亲科西莫二世（Cosimo II de' Medici，1590-1621）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托斯卡纳大公国是意大利北部最富庶的地区，从1434年起就由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统治。
萨斯特曼斯为伽利略作过多幅肖像，而以现今保存在英国格林尼治国家海事博物馆的这一幅最为珍贵。画中的伽利略神情严峻、目光坚毅、气度不凡，扶在椅把上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钻戒，似乎在彰显主人的高贵身份和气质，更重要的是右手握着的器物，那是经他改造后用来进行天文观测的望远镜。
望远镜原名察谍镜（spyglass）, 发明者是17世纪初荷兰的眼镜匠，詹森（Zacharias Jansen，1580-c.1638）、梅提乌斯（Jacob Metius，c.1571-c.1631）和利佩希（Hans Lippershey，1570-1619）都被认为是可能的候选人（注：尽管有个英国人迪格斯（Thomas Digges，1546-1595）声称他父亲在1550年左右就造出了一种可以将远处物体放大的“比例镜”（proportional glass），但较少有人承认老迪格斯具有望远镜的发明权）。可以想象，他们或其他某位磨镜匠偶然将一枚凸透镜放在眼前的一枚凹透镜前方，相隔一定的距离就获得了远处景物的放大图像。1608年秋天，利佩希向荷兰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奥伦治亲王毛里斯（Maurice of Orange，1567-1625）赠送了一架察谍镜并申请专利，后者责令海牙议会审议他的申请，议会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给予利佩希一笔奖金，但是没有授予其专利权，因为当时还有其他一些人声称自己能够制造察谍镜。
眼镜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末的意大利。1306年，比萨的一位修道士在布道中提到：“从能让人看得更清楚的眼镜制造技术的确立到现在还不到20年的时间……我曾亲眼见过发明并创立这项技术的人，而且和他交谈过。”14世纪以后，专门的磨镜匠和眼镜铺出现了，下图是另一位佛兰德斯画家斯特雷特（Jan Van Straet，1523-1605）为美第奇公爵设计的挂毯装饰中的一件，作于1570年左右，后来被人镌刻成铜版，原作则保存在佛罗伦萨的韦其奥宫（Vecchio）里。
在此题名为《新发现——眼镜》（Nova Reperta-Conspicilla）的版画中，街道右边是书写铺和鞋铺，左边是眼镜铺，店主似乎可以根据顾客的视力情况提供不同类型的镜片。画面中的其他成年人全都戴着眼镜，或书写或阅读或在试镜，既有双目镜也有单目镜，从店面伸出的招牌旗帜上还有个醒目的眼镜图案。在这条商业街的尽头可以看见一座教堂，是否可以将它视作马克斯∙韦伯论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形象注脚呢？这一说法难免有点牵强，不过画中传达的信息是明确的：在16世纪末的尼德兰，佩戴和制作眼镜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
斯特雷特《新发明——眼镜》（c.1570），铜版（制版菲利普·加莱），范景中先生供图。
西班牙画家里贝拉（José de Ribera，1591-1652）1614年前后创作了一幅名为《视力的寓意》（Allegory of Sight）的油画，画中人双手握着一架望远镜，而他面前的书案上还有一副眼镜。画家的寓意很明显，望远镜的发明与眼镜的普及有关，二者都是改善或提升人类视力的工具。
里贝拉《视力的寓意》（c.1614），现藏墨西哥Franz Mayer博物馆。
大勃鲁盖尔（Jan Brueghelthe Elder，1568-1625）是与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差不多同时的荷兰画家（注：许多中文美术著作将此人与其父、风俗画家Pieter Bruegel the Elder（1525-1569）搞混，此外他还有个画家哥哥 Pieter Bruegel the Younger（1564-1638）先用了“小勃鲁盖尔”之名所以本文涉及的这位画家仍像父亲一样在姓氏后面加上了“the Elder”，但其正确的译名应该是大勃鲁盖尔而不是老勃鲁盖尔），下面的那幅《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大约完成于1611年。请注意画面左下角有一个手持察谍镜眺望远方的人物，而大勃鲁盖尔创作此画的时间与伽利略披露其天文新发现的《星际使者》（Sidereus Nuncius，1610）的出版几乎同时。
大勃鲁盖尔《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c.1611），现藏美国弗吉尼亚艺术博物馆。
左图：大勃鲁盖尔《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细部；右图：鲁本斯为大勃鲁盖尔全家所作肖像画的局部（c.1613），现藏伦敦科陶德（Courtauld）艺术学院。
玛丽蒙特城堡是神圣罗马帝国在尼德兰南部的领地和狩猎场，当时的主人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七世和他的妻子伊萨贝拉，大勃鲁盖尔则是他们的宫廷画师。除了这幅《玛丽蒙特城堡周边的风景》之外，他还留下了多幅与此城堡和察谍镜有关的作品，例如下面这两幅图，其中后面那幅是与鲁本斯合作的，画中人的背景就是属于她和丈夫阿尔伯特七世的玛丽蒙特城堡。
大勃鲁盖尔《玛丽蒙特城堡》（c.1612），现藏法国第戎美术馆。
鲁本斯与大勃鲁盖尔合作的《女公爵伊萨贝拉》（c.1615），现藏西班牙普拉多国家艺术馆。
1609年前后，欧洲许多地方都获悉荷兰人发明察谍镜的消息，还有人进行了仿制，例如伦敦的哈略特（Thomas Harriot，1560-1621）以及玛丽蒙特城堡的主人所雇佣的工匠。据载，阿尔伯特七世曾将仿制的样品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52-1612）和西班牙国王。在伽利略出场前，察谍镜多被当作一件新奇玩具，或者有人意识到可以用于军事目的——这从它的名字就可以推想出来。唯一的例外是哈略特，他曾用自制的察谍镜观测月亮，并据此画出世界上第一幅月面图，时间是1609年7月26日；不过他的月面图相当粗糙，这与其制作的察谍镜放大率不高有关。
左图：无名氏绘制的据说是哈略特的画像（c.1602），现存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右图：哈略特绘制的月面图，图上注明的日期是1609年7月26日，现存英国西塞克斯档案馆（MS HMC, 241/IX, fol. 20）。
伽利略用察谍镜观测月亮比哈略特晚了四个月，不过只有在他手中，这一发明才真正变成一种全面观测星空、证实哥白尼学说、进而为近代科学革命奠定基础的科学仪器。伽利略最早仍然使用“察谍镜”（意大利文occhiale）这个词，“望远镜”是1611年4月在罗马诞生的——在欢迎伽利略加入灵采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亦称山猫学会或猞猁学会，其会徽是一只猞猁，相传这种动物能在黑暗中洞悉景物）成为其第六名院士的宴会上，出生于希腊的数学家和神学家德米西阿尼（Giovanni Demisiani，？-1614）提议用带有希腊词根“遥远”（τῆλε）和“观望”（σκοπεῖν）的组合来命名这种仪器，英文的对音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telescope。
左图：灵采科学院院徽（1603年创建于罗马）；右图：灵采科学院赞助人切西。
1609年5月，伽利略从自己在巴黎的学生那里获知望远镜的信息，立即意识到这一发明的意义。要知道伽利略可是一位动手能力超强的人，在此之前他已发明了基于单摆的计时器、温度测量器以及液压天平，改进了用于弹道学计算的炮规，又在比萨和帕多瓦开展多项力学实验。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全力投身于透镜的磨制与望远镜的改良，到了8月中旬已经制成一架放大率达八九倍的望远镜。8月23日，伽利略携带自己的仪器觐见威尼斯总督，当着总督和众多议员的面，在议会高塔上用望远镜观望远方驶近港湾的海船。
两天后他将自制的仪器赠送给威尼斯共和国，在附信中说明了望远镜的军事意义。他得到的回报是在帕多瓦大学的教授聘约改为终身（也就是今日众多大学青年教师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tenure），薪酬则由每年400金币增至1000金币。实际上，伽利略对这一奖励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不久他就找到了更好的位置和更强大的赞助人。
就在这一年的2月，科西莫二世成为托斯卡纳大公，他若干年前曾向伽利略学习数学 ，所以不久之后伽利略就搬到佛罗伦萨去了。下图是19世纪意大利画家贝尔蒂尼（Giuseppe Bertini，1825-1898）在瓦雷泽市的彭蒂宫里绘制的一幅壁画，表现伽利略向威尼斯总督演示望远镜功能的场景。
贝尔蒂尼《伽利略向威尼斯总督演示望远镜的用途》（c.1858），壁画，现存意大利瓦雷泽市安德里亚·彭蒂宫。
伽利略1609-1610年间制作的望远镜，现存佛罗伦萨伽利略科学博物馆。
左图：伽利略望远镜之目镜（图片来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右图：伽利略望远镜之物镜（图片来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
1609年11月，伽利略把望远镜的放大率提高到20倍，这时他才真正将镜头转向星空，观测的第一个对象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从11月30日到12月18日，伽利略用望远镜持续观测月球表面和月相的变化，并亲手绘制了至少八幅月面图，他在一年后出版的《星际使者》中引用了其中的五幅图。著名艺术史家和图像解释学大师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曾认真研究过伽利略绘制的月面及其他图像，认为他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
居住在罗马的画家兼建筑师卡尔迪（Lodovico Cardi，1559-1613）是伽利略的好友，经常给他写信通报罗马政界和学界的近况。晚年的卡尔迪还曾借助伽利略设计的望远镜观察太阳黑子，他与伽利略的通信以及本人绘制的太阳黑子图也被保存下来，伽利略则努力说服灵采学院的庇护人切西（Federico Angelo Cesi，1585-1630）发表卡尔迪的研究成果。
更为有趣的是，1610年10月卡尔迪接到教皇保罗五世（Pope Paul V，1550-1621）的订单，要求他为正在建设中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保罗厅的穹顶绘制壁画。这项工作极大地损害了卡尔迪的健康，他在1611年7月1日写给伽利略的信中说：“我需要攀爬150级台阶抵达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的穹顶处，在那些令他人疲惫不堪的炎热夏天，没有一丝风——哪怕是空气的轻微流动，只有湿与热，而我将在那里度过整个夏天。”
经过整整两年的艰苦劳作，壁画于1612年10月完工，画面的中心部分是表现“圣灵感孕”（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这一题材的圣母升天图。卡尔迪则于8个月后去世。
罗马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保罗厅穹顶，卡尔迪绘制的圣母在右图中由红圈标出。
卡尔迪《圣母升天》（c.1612），穹顶壁画，现存罗马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上图是卡尔迪笔下正在升上天堂的圣母，身边被小天使和仙女环绕，宽大的衣袍和左手的位置都暗示她已怀胎，圣母头顶着12颗星星，而脚下踏着一弯新月。仔细辨认可以发现，卡尔迪是按照伽利略在《星际使者》中的图像绘制月亮的。
左图：伽利略绘制的月面图，水彩画，现存意大利国家图书馆（Ms. Gali. 48, c. 28r）；右图：卡尔迪《圣灵感孕》局部，穹顶壁画，现存罗马圣玛丽亚大教堂。
这一惊世骇俗的举止没有引起教廷的注意和干涉真是艺术的幸运，在传统的西方人士眼中，月亮是晶莹皎洁的天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天界是完美无缺的，其组成与地上的元素完全不同，后者甚至将月亮所在的球面视作天上人间的分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月神阿尔忒弥斯或黛安娜在艺术家的作品中也都是圣洁无暇的形象，而在这件以圣母为主题的教皇“订货”中，卡尔迪竟敢偷偷塞进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月亮的真实面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将月亮的实际形象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伟大案例。
当伽利略把望远镜指向另一个明亮的天体木星时，更惊人的发现到来了。1610年1月7日，他通过30倍放大率的望远镜观察木星，发现它旁边有两颗小星，之后又发现了两颗。它们都规律地出现在木星的两侧，有时又隐没不见，将近两个月的连续观测，使他确信看到的是木星的卫星。
3月12日，伽利略出版了报告其用望远镜观测月亮、木星以及其他天体的《星际使者》，第一版500册一经推出即告售罄，伽利略也名声大噪。在此之前的2月13日，伽利略还曾致信科西莫二世，透露自己的新发现并询问可否以“科西莫”或“美第奇”来命名木星的卫星。因为美第奇家族这一代正好有四位兄弟，最后决定把四颗星统称为“美第奇星”（Medician Stars）。下面是伽利略描述木星及其卫星的亲笔信和《星际使者》第一版的封面，该书用“新拉丁文”即当时流行的意大利文写成，右面的译文主要参考徐光台的中文译本。
伽利略致友人信，报告其1610年1月7-15日间观察木星卫星的结果，信中可见多个木星及其卫星相对位置的图示（图片来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
《星际使者》原版封面及相关译文
也就是在1610年的春天，伽利略辞去帕多瓦大学教职，接受科西莫二世的邀请，担任托斯卡纳大公国的宫廷首席数学家和哲学家，这是一份酬金不菲而相对清闲的差事，从此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纯科学研究上了。
伽利略一生结交过许多权贵，他在不同时期的庇护人与赞助者包括大学校长、总督、王子、大公爵、侯爵夫人、红衣主教，甚至一度获得教皇的青睐。美第奇家族的科西莫二世无疑是伽利略的第一贵人，热爱科学与艺术的这位大公自然也十分欣赏后者的天赋并高兴地享受其奉献的荣耀。
在《星际使者》发行的当年，伽利略的一位朋友、威尼斯玻璃制造商和诗人马伽格纳提（Girolamo Magagnati）出版了一本奉献给科西莫二世的诗集，封面上有意将“科西莫”（Cosimo）印成“宇宙”（Cosmo），又在美第奇家族的纹章上面加了一顶王冠，其上有五颗星星，代表木星和它的四颗卫星（见下右图）。1610年5月21日，伽利略将此书寄给科西莫二世的秘书威塔（Belisario Vinta），不久他就被召唤到佛罗伦萨的托斯卡纳大公府。
左图：萨斯特曼斯《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二世像》（局部）（图片来源：Wiki）；右图：伽利略寄给科西莫二世秘书的友人诗集（图片来源：Bucciantini et al, 2015）
在此之后，伽利略还利用望远镜观察了金星、水星、土星和其他星体，为哥白尼学说提供了更多的证据。1610年12月11日，他在给托斯卡纳大公国驻布拉格大使的信中留下了一个字谜，希望自己的竞争对手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能够看到它。这是当时欧洲学术界为确保学术优先权而又能赢得时间进一步核实自己成果的普遍做法。
两个星期之后，伽利略公布了谜底——“爱情之母模仿月亮的形状”（Cynthiae figures aemulatur mater amorum）；“爱情之母”指金星，因为其拉丁名称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维纳斯，整句的意思是说金星如同月亮一样具有位相变化。他在给自己的学生卡斯泰利（Benedetto Castelli，1578-1643）的信中详细介绍了这一支持哥白尼学说的有力证据。按照托勒密的地心说也可解释内行星的位相变化，但是不符合伽利略的观测结果（参见下图）。
左图：托勒密体系预测之金星位相变化（图片来源：伽利略，2004）；右图：哥白尼体系预测之金星位相变化（图片来源：伽利略，2004）
1623年，伽利略在罗马出版了《试金者》（The Assayer，意大利文Il Saggiatore），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他质疑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权威，认为要把结论建立在实验与观察的基础上，又提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科学从形而上学和宗教中解放出来。
该书封面的上方有一个带有三只蜜蜂的图案，那是伽利略过去的赞助人和朋友、新当选为教皇的乌尔班八世（Pope Urban VIII，1568-1644）家族的纹章；而在下方则有灵采科学院的院徽，乌尔班八世也是该院的赞助者之一。同时，伽利略也没有忘记老东家，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托斯卡纳大公府首席哲学家与数学家”的头衔。
伽利略《试金者》1623年初版的封面（图片来源：Wiki）
受到《试金者》成功的鼓舞，1632年，伽利略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意大利文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以三位学者在四天内所作对话的形式，系统表述了他对哥白尼日心说的赞许，这一立场当然是基于他对天体进行长期观察所得到的结论之上的。
下图是该书初版的卷头插图与封面，可以看到：作者仍然沿用“托斯卡纳大公府首席哲学家与数学家”的头衔，而将此书题献给科西莫二世的继承人费迪南多二世。插图中有三个人物：萨尔维阿蒂（Salviati）代表哥白尼和伽利略本人，沙格列陀（Sagredo）主要扮演对话协调人的角色，但时而表现出对前者的袒护，这两个名字都来自伽利略的真实朋友；第三人是一个代表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辛普利邱（Simplicio），这是个虚拟的名字，含有“简单”或“愚蠢”的意思。正是这本书导致伽利略摊上宗教裁判所的官司，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本文就不赘述了。
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封面及扉页（图片来源：Wiki）
概言之，通过使用望远镜这一科学仪器，伽利略发现：
1. 月球表面并不平滑，“月上世界”的陈说是无稽之谈；
2. 相比于整个宇宙，人们了解的行星和太阳系微不足道，恒星距地球无限遥远；
3. 银河与整个星空的星体不可胜数；
4. 木星有四颗卫星，如同月球环绕地球一样，围绕着木星作周期运动，由此可见地球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天体，宇宙中不存在唯一的旋转中心；
5. 金星、水星都呈现跟月亮一样的位相变化；
6. 太阳表面有黑子，虽然不晓其机理，却足以说明古希腊人关于“完美天界”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
7. 彗星、新星的发现同样质疑“天体不朽”的陈腐观念；
8. 土星周围有奇怪的附属物（后来惠更斯利用更高倍的望远镜发现了土星环与众多卫星）。
所有这一切，都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提供了直观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哥白尼《天球运行论》在1543年的出版，被认为是科学革命的雏凤初啼，这也是伽利略被后人尊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原因之一。
下图是波兰历史题材画家马泰伊科（Jan Matejko，1838-1893）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与上帝对话》，画面中的哥白尼正在教堂屋顶上从事天文观测，弗洛恩堡的夜空星汉灿烂，地上的一盏提灯照亮了哥白尼的脸庞和身边的物件：纸张、书籍、圆规、比例规和一幅显示日心说的图板，他身前是一架类似六分仪的测量仪器。哥白尼大概不会想到，再过70年左右，他的伟大学说将由伽利略通过实际观测得到证明和发扬光大，而后者手中的利器就是由荷兰眼镜匠们发明的望远镜。
马泰伊科《天文学家哥白尼与上帝对话》（c.1872），现藏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博物馆。
伽利略的事迹在其生前就由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传到中国，1615年葡萄牙人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在《天问略》中提到“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的若干天文发现，包括“木星其四围恒有四小星”以及土星旁有两小星“其或与本星联体否”的猜测，但是没有提到该“名士”的名字，也没有介绍望远镜。1626年，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出版《远镜说》，是为最早论述望远镜的中文著作。之后不久，伽利略在灵采科学院的同事、德国人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1576-1630）在《测天约说》中介绍金星的位相变化，汤若望在《新法历引》中介绍利用望远镜详测日食分秒，也都未提伽利略的大名。直到1640年，汤若望在《历法西传》中言及伽利略的贡献，首次提到“加利勒阿”之名，其文曰：
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徹妙尽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年前，创有新图，发千古星学所未发，著书一部。自后明贤继起，著作转多。乃知木星旁有小星四，其行甚疾，土星旁亦有小星二，金星有上下弦等象，皆前此所未闻。
彼时伽利略尚在人世，但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而遭终身监禁，作为他曾经激烈批评过的耶稣会在北京的领袖，汤若望屡次介绍他的成就是值得称道的。自此以后，伽利略的大名渐为国人知晓，清代学者的译名则有“加利娄”“默爵”“嘉利珂”“格里留”“伽离略”等多种。
左图：阳马诺《天问略》书影；右图：汤若望《远镜说》书影
伽利略的生平是丰富多彩的，他的科学成就也令人叹为观止，这里讲述的仅仅是他借助望远镜获得天文学发现从而证实哥白尼学说的一些片断；而在伽利略的科学实践活动当中，与权贵人物的交往也引出学者们不尽的感慨与争辩。
199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书名足够吸睛——《朝臣伽利略：专制主义文化下的科学实践》（Galileo, Courtie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of Absolutism）。由于关键词courtier又有“谄媚者”的意思，各种“反英雄”形象的小品和文艺节目也纷至沓来，伽利略被塑造成了一个自私、贪婪、好吃、好色、猥琐与善于钻营的屑小之徒。从本文可以看出，伽利略非常重视托斯卡纳大公国“首席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头衔，因此笔者认为“朝臣”更适合原书作者的本意。
《朝臣》一书的作者比亚焦里（Mario Biagioli）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法学教授和从事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学者，他的目标既不是写一本新的伽利略传记，也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史专题，而是采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伽利略与美第奇家族和梵蒂冈的复杂关系为例，揭示科学发展中权力、金钱、荣誉、赞助人、社会地位的重要作用。
科学与金钱和权力的关系，伽利略时代如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科学家难道不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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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梦隐. 2015. 话说眼镜. 科学文化评论. 12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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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钮卫星.2009. 望远镜：一件开拓知识疆域的利器（上）（中）.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0d4b50100fjwz.html
10. 汤若望.1995. 远镜说. 任继愈编.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 天文卷. 第8册.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1. 吴以义.2013. 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2. 阳马诺. 1986. 天问略. 李之藻编. 天学初函. 第5册. 台北：学生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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