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史料是不是直接的历史证据？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史料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学研究尤需注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运用。但史料不是直接的历史证据,更不等于历史本身。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就是回到学术本身,以更加充分可靠的材料厘清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阐明古今之变的规律。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史料,便成为史学研究不得不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并且这个回答不断因应着史学研究的实际进程。这里,我们邀请何建明、李剑鸣、晏绍祥三位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学术主持:马 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编辑)
对谈嘉宾:何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考辨史料真伪和价值是治史之基
考辨和解读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传统学术把考据置于治学轨则的首位,欧美史家总结出“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的方法,都是力图把史学研究建立在辨别史料的基础上。
马征:历史研究要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研究者应当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和价值?
何建明: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创新,而学术的创新无不因为有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史料,三者至少必备其一。近百年中国学术的进步,正是由于近代以来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以及各种地上的和地下的、外国的和不同文字的新史料不断被发现。尤其是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遗书、明清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及秦汉简帛等新文献(字)的发现和整理,更是直接带来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巨大改变,以至于历史学家傅斯年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傅斯年所提出的“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但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史料学在近百年不断出现大量新史料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说,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学家无不首先运用史料学来处理和分析史料,以此作为其开展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李剑鸣:现代史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史料概念的扩展。第一代专业史家重视前人留下的文字记录。他们相信,运用这种史料就等于让“亲临其境者”说话,就可以揭示过去事件的真相。20世纪初以来,史学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拓展研究领域,史料的外延也随之逐步扩大;那些以前不被视为史料的材料,越来越受到史家的青睐。近期社会史和文化史不断取得新进展,史料的概念也进一步发展,各种文字的、实物的、声像的材料都进入了史家的视野。可以说,在一个敏感的当今史家眼里,任何保留过去信息的材料,不论载体和介质如何,都有可能成为史料。当然,史料概念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自足的过程,而是与史观、题材、领域、方法等方面的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马征:无论史料的概念如何发展变化,考辨史料都是为了使史学研究具备客观真实的基础。
何建明:“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这是历史研究者经常讲的。这里的材料也称史料。通常讲的史料,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们对历史事件(或事实)的记录,这种记录本身并不能直接构成历史证据,它们会因为记录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等因素,而与实际的历史事件存在程度不同的差距,有的甚至是与实际事件完全相反的信息。也就是说,有些史料反映的是历史的真相,有些反映的则是历史的假象。因此,历史研究者在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进而确定某一史料的价值,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把我们的主观价值随便放进去。这就要求对史料的真伪做出科学的鉴别。史学研究者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判断、整理和运用,使之成为探究历史真相的确凿证据。
李剑鸣:考辨和解读史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传统学术把考据置于治学轨则的首位,欧美史家总结出“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的方法,都是力图把史学研究建立在辨别史料的基础上。不过,这些考辨史料的方法,大体是针对文字材料而形成的。当今史料的类型和形式高度多样化,因而考辨史料的方法和技艺也随之变得复杂和多样,除了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语文学、铭文学、徽章学、谱牒学的训练之外,史家还需要掌握历史语言学、历史语义学、语境分析、文本阐释、对比分析、“E考据”以及其他多种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当然,所有这些工作的前提,是高度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不惜用极大的心力认真处理史料。
把握主客观平衡 变史料为历史证据
史学工作者面对的史料是相对确定的,历史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尊重摆放在他面前的基本材料。他终归不能像小说家那样,随意更改结局或者其中的主要情节。
马征:历史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史料在历史写作时必须转化为“历史证据”,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李剑鸣:史料是证据的来源,从史料向证据的转化要经过复杂的智力和技艺的处理过程,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或许是问题意识、论述逻辑、证据链和解释路径。证据虽然源自史料,但只有进入论述过程的史料才是证据,因而证据的产生乃是史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受到许多的限制,有许多的禁忌,绝不是随心所欲的事情。这里不仅要求有高超的研究和写作的能力,而且还牵涉到史德问题。前人说,选取史料要“精”,意思是作为证据的史料必须是众多材料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又说“孤证不立”,强调的是必须考虑不同证据之间的关联,建立坚实可靠的证据链;还说不可“抽样作证”,针对的是论点先行、任意取舍的做法,要求合理对待正面的和反面的证据。
在中外史学史上,证据观念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典史学相信证据是过去实在自身发出的声音;现代史学认为证据乃是论述的可信性的基础;而在后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证据只是构成故事的元素,并不是过去实在的证明。不论持何种证据观,都不能忽略证据的重要性,要写成“信史”,就必须尽一切可能使证据变得“坚不可摧”。
何建明:史料学不是史料的汇总,而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发现、整理、分析和应用史料的学问或学科。史学研究是研究者在史料学提供充分的历史证据之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事实上,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没有史料固然不能乱说话,但是,有史料也并不等于就能够说话。
我们经常说,“让证据说话”。这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错,甚至会让人觉得这样做就只有客观证据,不掺杂个人因素,会使历史观念更客观。但是,历史的证据本身并不能自己说话,而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能让它说话,也就是说,是历史研究者凭借证据阐述历史观念。研究者既是历史学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作为历史学的主体,研究者的学术训练、学术方法以及价值取向,都会影响他凭借历史证据来说话。比如,就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而言,日本右翼学者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抓住“南京大屠杀没有确切的历史证据证明有三十万中国人被杀”等问题不放而进行种种诡辩,企图否认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难道被杀的中国人有二十多万或超过三十万都不叫大屠杀,只有三十万才叫大屠杀?
历史研究者同时也是历史的主体,因为他是历史中的人,他与研究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这就难免使他对历史的论断有一种如康德所说的先在认识形式和价值倾向。比如说,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多少都会对其所研究的领域或对象有一定的兴趣和偏好,不论他是要得出否定或肯定的结论,或是要弄清历史的真相,得出历史的教训。连最强调史料学和客观史学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主张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他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他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冯友兰先生分析说,这表明陈氏对当时曾、张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赞成的。陈寅恪认为我们掌握的史料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对史料的运用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力求贴近历史原貌,而不能凭个人想象随意诠释,同时他也明确意识到在研究中自身带有的主观性和价值倾向。而带有主观性的历史主体如何在历史研究中将有限的史料转化为可信的证据,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这是他提醒研究者要时刻加以反省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陈寅恪本人对道教“真精神”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追求历史真相的努力:“道教对于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
总之,我们不能直接将史料当作历史的证据,更不能将史料直接当作历史本身。史料要成为历史的证据,就必须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并以其他各种官私材料作为参考和补充。我们不能让历史证据自己说话,而只能由作为历史学和历史的主体的我们,站在时代理论的前沿,凭借历史证据,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说出历史的话语。
晏绍祥:史料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自身当然是关键性的。他的兴趣和意图,对史料的解释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克罗齐所谓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史学工作者面对的史料是相对确定的,历史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尊重摆放在他面前的基本材料。他终归不能像小说家那样,随意更改结局或者其中的主要情节。因此,如何在史学工作者本身的主观性与史料的客观性之间把握平衡,是对一个历史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马征:由此可见,历史写作要避免先入为主地任意取舍和篡改史料。史料的选用不是研究者主观性的“拼贴游戏”,而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而获取的确凿的证据。
审视史料背后的历史“语境”
历史研究者不去认真辨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而是带着某种主观意向随意剪裁、歪曲史料,以偏概全地妄下论断,或者把私人记录的史料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都会造成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种“无根”的历史研究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做法。
马征:任何史料都不是孤立、静止、片面地存在的,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将史料的运用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透过历史的表象把握其背后的本质?
李剑鸣:史料要转化为证据,当然离不开史家的解读。前人论学,都强调对史料理解要准确,运用要恰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对“语境”的把握。对于具体的史料而言,其“语境”往往是多重的。首先是“历史语境”,就是这一史料产生或所涉及的事情发生时的具体情势;其次是“文本语境”,指的是这一史料的“上下文”或与其他类似“文本”的关系;最后还有“学术语境”,也就是史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知识和思想。只有把多重“语境”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了解史料的“原意”;只有在把握“原意”前提下运用史料,才能形成可信的历史解释。换句话说,仅有史料是无法真正开展研究工作的。
学术界对“语境主义”史学早有质疑,其主要理由是,所谓“语境”不过是由另一些“文本”所构成的。这样说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史家在重构“语境”时所依靠的确实是各种相关知识。这告诉我们,要准确而合理地理解和运用史料,就必须尽可能掌握丰富的相关知识——关于史料产生时代的知识,关于史料所涉之事的知识,关于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研究者在解读具体的史料时,相关知识越丰富,就越有可能在头脑中对各种信息加以重组和融合,进而形成有助于看清史料“原意”的透镜。
何建明:历史研究者不去认真辨别史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而是带着某种主观意向随意剪裁、歪曲史料,以偏概全地妄下论断,或者把私人记录的史料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都会造成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种“无根”的历史研究恰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做法。通常我们对史料的真伪鉴别着眼于其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或事实)是真还是假,期望通过史料找到历史事件的真相。而事实上,史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或事实)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的真相。历史事件所呈现的往往是历史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存在着真或假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从历史“语境”中全面地分析史料。
比如我们今天都很重视的民国档案史料,作为官方的档案,民国档案有许多是记录各种组织或社团成立的申请和批准材料,也有的是各种民事和刑事纠纷的申诉和处理材料,当然还有其他各种材料。仅就民国成立的各种宗教社团材料而言,从民初档案当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政教分离的原则指导之下,当时申请并批准成立的各种宗教社团是非常多的,给人感觉好像民初的中国宗教界有一种普遍的现代历史自觉。可是,最后正式成立并能够持续开展活动的社团非常少见,而成立后昙花一现的社团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不少宗教社团的成立申请,是为了达到民国政府要求的成立宗教社团的基本条件而制造了一些实际并不存在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宗教社团在得到政府批准成立后只是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本没有条件成立现代社团,尤其是许多宗教社团都是因为谁当会长、谁当秘书长之争而僵持不下,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看了民初宗教社团成立申请和批准的档案,就以为其中的申请都是真实的,恐怕就只是通过史料了解了历史事件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把握历史背后的真相。
警惕史料运用中的陷阱
既不要因为新材料的新而膜拜它,也不要因为新材料与旧材料存在冲突,或者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就抱着完全拒斥的态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尊重史料是基本道德底线。
马征:中国史学在领域、路径和方法等方面的新变化对于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史料问题,史料的“新”与“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更新史料研究的同时是否也会带来一些陷阱?
晏绍祥:历史研究的创新通常包含两个方面: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结论的提出。因此,新材料的出现当然会深刻影响史学发展。例如在雅典发现的铭文证明克里斯提尼曾在僭主政治时代担任过执政官,从而有效证伪了希罗多德一直强调的阿尔克麦翁家族一直是僭主政治敌人的说法,然而即使如此,僭主政治的确是被克里斯提尼推翻的。在此,新材料固然可以部分地解构旧史料,但事实上它更多地是补充了历史图景,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全面。因此,既不要因为新材料的新而膜拜它,也不要因为新材料与旧材料存在冲突,或者与自己的观点相左,就抱着完全拒斥的态度。
后现代主义强调史料本身的主观性,指出了史料本身带有偏见或者建构的特征,但这样的观念本身并不新奇,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已经在有关史料的讨论中指出了部分史料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性。虽然如此,后现代主义能够从史学工作者主体的角度,把史料即历史学者观察对象客体本身具有的主观特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仍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西方学者产生了另一种倾向:既然所有的历史,包括史料在内,都是作者建构的结果,因此任何著述,都带有作者个人的偏见,所以历史也就没有任何真相可言。由此产生了所谓的解构史料的风气,严重败坏了史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小心对待。
何建明:最近一些年,学术界比较流行利用新发现的书信和日记进行历史研究,这固然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也应当注意到书信和日记毕竟是私人记录的史料,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准备写一篇介绍著名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的文章。张先生曾经对笔者讲过,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等著名学者在给他的书信中,多次称赞他在历史学、文字学和文献学等领域的重要贡献及其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治学精神。于是,笔者希望引用这些著名学者的评价。但张先生很严肃地对笔者说,这些私人信件都难免有溢美之词,不能轻易作为人物评价的历史证据。他还说,对待史料不要盲从,一定要首先弄清它的真假和是非,对于私人信件和日记的利用,更要慎之又慎,因为这些材料虽然不见得都是作者刻意去造假,但是,有意回避一些问题,避重就轻地处理一些问题,对朋友和自己亲近的人多说一些好听或赞美的话,是人之常情,都是难以避免的。也就是说,对于私人记录的史料,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来当作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更不能作为论述历史的主要证据,但可以作为补充和辅助材料。
李剑鸣:近几十年来,国内史学在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环境史和当代史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与此相应,新的史料也不断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和利用。谱牒、碑铭、地方档案越来越得到重视;书信、日记、账册、笔录、供状等民间材料,也出现在许多论著的参考文献当中。但从整体上说,中国史学界在史料的保存、整理和利用方面,还存在许多的局限。大量民间史料流入废品收购站,只有少部分在化为纸浆之前为有心人所抢救出来;档案解密和查阅制度还不够完善,图书资料的开放和分享还有待提高。
前辈学者严耕望有一句名言,“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意思是好的史家不仅不必讲求新材料,而且能用寻常史料写出上乘文章。这的确道出了某些杰出史家的独到之处,但不能成为反对发掘和利用新材料的根据。事实上,现代史学的发展同不断发现和利用新材料有莫大的关系。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用心寻找和使用新材料。当然,在追寻新材料时忽视旧材料,或者对没有新材料的问题不做探讨,也是另一种偏向。说到底,相对于史料的“新”和“旧”,用好史料更为关键。使用新材料写出好文章,借助旧材料取得新成绩,都是很不容易的,也都很有意义。
后现代主义史学并不是不要史料,也不是不讲证据,而只是强调,史料不过是当时人留下的某种解释,并不指涉过去事件;如果把它们看成过去事件的事实性信息的载体,就会受到史料“制作者”的误导或欺骗。对于这种说法,多数职业史家都是不愿接受的,因为它混淆和模糊了当时人记录同后人的记忆或诠释之间的界线,低估了史学专业技艺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挑战了史家长期所追求的治史的目标和意义。不过,反过来看,我们也能从中得到一些警示,在处理史料时,要高度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陷阱,更细致、更审慎地考辨史料,这对于更好地达到求真的鹄的,肯定是大有益处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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