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抗战（3） | 竺可桢：八年抗战四次“驮校”
他不是教育家
上千的人，“驮”着一个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奔走万里的路程，经历六七省的地域。世上的人们，欣赏着他们的工作，来通力合作，渐渐增加着“驮”货的行列，到二倍，到三倍，到四倍；经过十年漫长的时间，又凭着四千人的力量，依然“驮”回来，不能不算是五千年来的奇迹。
这是后人写下的一段有关抗日战争的回忆。这所大学，便是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这支“驮队”，便是由竺可桢率领的经历了四次迁徙的队伍。
从1936年至1949年，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他不仅把这所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驮”离战火与硝烟，而且把这所大学于颠沛流离中“驮”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东方剑桥”。
一迁浙西建德
竺可桢在接手浙大后雄心勃勃，想彻底改变学校原有的面貌。不曾想，1937年，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燃到了长江三角洲，杭州成为了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
20世纪30年代的浙江大学校门
为了保证正常教学和师生安全，竺可桢当机立断作决定将一年级新生迁往天目山中的禅源寺，将附设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迁往萧山县的湘湖。此外，成立特种教育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警卫、消防等机构，学生中则组织起战时后方服务队，进行各种必要的训练。
1937年，竺可桢与潘承圻、舒鸿教授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
当年的学生干部刘奎斗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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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校长经常坐镇办公室，有时我陪同他到校区各处察看同学们躲警报的情况和校警布防与警戒等，希于不幸遭遇轰炸时有最小的损失。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使同学们在敌机的轰炸下仍能镇静如常。杭州数次遇袭，母校均能安然无恙，皆竺校长之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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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年级的新生外，全体同学于11、12、13三天迁移建德。先由大轮拖民船赴桐庐，每次可容180人；次自桐庐换小轮赴建德，每次价约100元之数。晚12点出发，次晨8点抵桐庐，下午四五点至建德。”
浙大的第一次迁徙拉开了帷幕。走水路，是为了节省开支；走夜路，是为了躲避空袭。数天之后，全体师生终于平安地抵达了建德。
竺可桢在建德时的住处
1937年11月19日，浙大正式复课。竺可桢为学校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一日，一位老友与他不期而遇，注视良久竟不敢相认。竺可桢苦笑道：“自长浙大以来，余两鬓几全白，颓然老翁矣。”这一年，他刚满47岁。
二迁江西泰和
浙江大学部分教师在浙大图书馆前合影（1938年摄于江西泰和）
浙大协助开辟的沙村垦殖场
三迁广西宜山
然而，残酷的战争再一次打破了竺可桢的梦想。1938年的春末夏初，战火开始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地向着华中地区蔓延，“最能安心上课”的浙大也无法再安下心来。
校舍被炸后情形（摄于1939年2月5日）
为此，竺可桢开始了第三次奔波，究竟是迁往贵州，还是迁往广西？他进行实地考察，一路察看，一路探听。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噩耗竟晴天霹雳般地降临在他的头上。7月23日，他收到一封催其速归的电报，赶回后得知，次子已于数天之前病逝，相濡以沫的妻子也命悬一线。竺可桢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一周之后妻子撒手人寰……
面对如此而来的打击，竺可桢悲痛欲绝。作为一校之长的他只能选择坚强，安葬亲人后，又继续再为迁校的事情伤神，为师生的安全绞尽脑汁。
他拿出地图，精确地计算着各条路线的利弊。他除了要准确地比较出贵州、广西两地的远近外，更要“锱铢计较”地计算出哪一条线路能够更多地节省开支。就这样，位于桂北的宜山成为了首选的目标。
1938年的11月1日，经历了第三次流亡的浙大在广西宜山开学了。没有片刻的喘息，竺可桢又开始投入新的工作。他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使学校于战火中继续得到发展与壮大：于浙江龙泉设立了分校；令原有的文理学院分立；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
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学生们投入到抗敌救亡的事业当中。他发出倡议：“使之成为永久之机关，每人前去一年，于抗战前途大有益处！”
当年11月19日，竺可桢主持召开校务会议。他提议将“求是”确立为校训，经校务会议议决正式确定。
竺可桢在不同场合发表重要演讲与论著，阐发“求是”校训的内涵，揭示了“求是精神”包括“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等博大精深的内涵。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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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四迁贵州遵义
经过三次迁徙的浙大本该在宜山养精蓄锐，不曾想，这里同样不是久留之地。
1939年的11月15日，日军一步步北上，占领了防城、钦州和南宁。面对紧张的形势，竺可桢不得不将迁往遵义的问题再次提上了日程。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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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目前照常上课，小龙乡建筑继续进行，俟敌人进占宾阳时始停课。书籍仪器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乡。女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行。”
11月28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敌人一旦侵入武鸣、宾阳线时，立即西迁；“通知各系将图书仪器分为紧急与不紧急两部，不紧急者先行起运。”
11月29日，派人“至贵州独山、都匀、瓷安等地方，觅得150间房屋可为暂避之所”；另派人“至长安、三江、合江等地，探运行李之路线”。
12月1日，“绘制宜山、贵阳及贵阳、遵义、湄潭间距离及高度表。”
12月5日，亲往黔桂路局了解情况，得知“局中有船40艘，大者可载10吨……回宜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利用”。
12月6日，教职员及大部分家属撤离宜山，前往贵州都匀，所剩者仅24户。
12月7日，“旧杂志及重要仪器雇利通公司车运黔。”
12月13日，“第一批船载仪器赴柳城转长安、三江”，“第一批书籍装上汽车二部”。
12月15日，召集一年级学生谈话，“述国家之困难，及大学之颠沛流离；次述吾人在现代之世应持之态度；最后述浙大过去简史与迁徙之过去与将来。”
12月23日，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会成立，并于当天出发；考虑到经费不足，“不能将全部学校搬往遵义，故不得不留一部分仪器在宜山也”……
浙大在遵义的河滨工厂及工学院实验室
竺可桢在遵义，摄于校长办公室前
浙江大学复员归杭时的场景（1946 年摄于遵义）
八年战火，四度迁徙，竺可桢成了地地道道的“流亡大学”的校长。浙大历经艰辛，筚路蓝缕，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这不仅是浙大全体师生的骄傲，也是竺可桢个人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