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抗战（4） | 张元济：于苦难岁月中为中华民族文脉“续命”
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纪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
张元济，号药生，浙江海盐人。生于1867年，卒于1959年，享年92岁。他曾用这样两句诗概括自己的一生：“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他此生的理想就是昌明国人的教育，他此生的努力就是投身于出版业和图书业。读书、写书、买书、藏书、校书、编书、出书、售书……他与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与书成为了形影不离的伴侣。
张元济手书“一室图书自清洁，百家文史足风流”
1902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民国成立以后，他全力经营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他全面改革了各种期刊，使其面目一新，充满朝气；他广泛延揽各路贤才，以求共同推动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发展；他多方组织人力翻译并出版世界各国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名著，大大推动科学研究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他积极参与策划并编纂出版了大量的工具书，如《辞源》《新字典》等，使之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大特色；他还通过收购古书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了一系列的善本古籍，如《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达数千册……
商务印书馆
1926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改组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
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它由一家简陋的印刷厂发展成为资产达2000万元的国内最大的出版社，不仅拥有一流的编译队伍、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还拥有庞大的发行网络，鼎盛时期于海内外共设有40多家分馆和支馆，销售网点达到1000余处。当年许多文人都曾从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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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说：“商务印书馆之《新字典》，五年而书成，致使《康熙宇典》诸缺点，均获矫正。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
林语堂说：“去年商务出了两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模范字典》以求解、作文两用为主旨，多列成语，引证用法，得社会欢迎。吾劝学生以此宇典作自修英文成语之用，每字咀嚼其用法，不彻底不放松，实为增进英文之最好良法，便利无比也。”胡道静说：“从我读中学的高年级到大学毕业的那些年代中，东方图书馆是我亲密的 ‘图书之家’。两壁多层的书架上陈列的工具书、百科全书和常用图书大约有2万多册，读者可以自由取阅．十分方便。”在大敌当前之际，必须使 “吾民”提高觉悟
然而，1932年的战火将这一切烧得精光。1932年1月29日，商务印书馆被日军飞机炸毁。2月1日，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也被日军焚烧。日本军国主义将侵略的战火由东北烧向了上海。
这一年，张元济65岁，他的背驼了，腰弯了，头发也白了。“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尘。”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心中的悲愤。他所采取的回答是实干，咬紧牙关实干。
此时的张元济已退居二线，就在东方图书馆惨遭焚毁的当天，他不顾年迈体衰，又重返商务印书馆，主持召开了董事会的紧急会议，并于当天成立善后特别委员会，以挽回商务印书馆即将倒闭的命运。
1932年8月1日，经过善后特别委员会半年多的紧张筹划与艰苦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复业了，并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原有的出版规模。它不仅重新印刷了一系列曾经毁于战火中的图书，而且还实施了新的出版计划，如出版《大学从书》，续印《四部从书》的续编、三编，深受读者欢迎的《教育杂志》《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等也相继复刊……到1937 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已经占到全国出版物总数的52%。
张元济还自我委派了一项任务——在大敌当前之际，必须使 “吾民”提高觉悟。于是他精心撰写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借历史上诸多仁人志士的故事，诠释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
“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是在狱中读到这本书后致信张元济。字里行间中是发自佩服的感受，也是出自真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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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
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将全面进攻的战火燃烧到了上海。刚刚恢复元气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将其总管理处向后方转移：一迁长沙，二迁香港，三迁重庆，历经了千难万险。其董事会则继续留在上海，仍由张元济主持日常工作。他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蛰居生活，忍辱含垢，韬光养晦。
商务印书馆汉口分馆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停止分派股息，再加上恶性的通货膨胀，张元济一家陷入了极端的困顿之中。
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想方设法渡过难关。他想到的便是卖房。他的儿子张树年回忆道：“在这里，父亲编纂了两部巨著：《四部丛刊》一、二、三编和《百衲本廿四史》；在这里会见了不少名人、挚友；在这里与商务同仁商议公司大政方针。一旦分离，怎不依依。”然而，最终他还是咬着牙卖掉了，并于1939年，带领全家搬迁到租赁的陋室之中。
《四部丛刊》
此时的张元济已年近八旬，但是为了保持气节，保持“中华民族的人格”，他甘愿茹苦。曾有一日本人上门求见，张元济一见那张印有“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片，便当即写下“两国交兵，不便接谈”八个字，将其拒之门外。面对金钱和权势，张元济表现出了中国文人的傲然正气。
东方图书馆的被焚，成为张元济终生的创痛，虽经百般努力，始终未能恢复。1939年，张元济的学生、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致函于他，提议能否将私人藏书集中起来，“建设一专门国学之图书馆”，这一想法立即得到张元济的响应。
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这所名为 “合众”的私立图书馆终于落成了。两袖清风的张元济拿不出钱来投资，但他有书，他将自己珍藏的有关嘉兴、海盐的地方文献，以及张氏先人的遗著和其他书籍，共计900余种约3800册全部捐献了出来。
合众图书馆在张元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得到发展，至上海解放前夕，所获赠的图书已经达到22万册，其中的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丝亳不亚于当年东方图书馆之所藏。
这件事成为了张元济蛰居生活中最感欣慰者，他题诗述怀道：“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化，有书分饷读书人。”
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张元济也终于盼来了天明。这一年他虚龄79岁，他又可以回到“书从老蠹虫”的生活当中，那才是永远属于他的世界。
·来 源：《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商务印书馆微信公众号
·编 辑：潘琳娜
·校 审：李 凌 赵伊汉
·监 制：凌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