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学东渐”进程中,我们如何投资制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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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思维的任务不是去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而是去思考每个人都看到却从未思考过的——叔本华
通过阅读历史,理解病、医、药的本质,才能站在未来投资现在——志和资本
现代医药产业(包括医疗和制药)的发展,是西方医学和药学体系逐步实现统治的"西学东渐"进程。
现代医药产业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之旅
从药物通过合成的方式进行制造开始,现代制药产业得以形成。以合成作为手段的现代制药肇始于染料工业,1856年,化学家珀金希望通过合成的方式来获得奎宁,虽然失败了,却意外发现了第一个合成染料——苯胺紫,带动了几十年后第一个杀菌药和抗感染药的出现。合成染料作为药用的"副作用",使得德国和瑞士走在了合成药物的前沿,成为现代制药工业的发源地[1],产生了拜耳、山德士、汽巴、嘉基(汽巴、嘉基加上山德士合并成为了诺华)、默克(默克后来分为了默克和默沙东)、先灵(后来跟葆雅合并成为先灵葆雅)、霍夫曼-拉罗氏公司(即罗氏制药)等制药界大佬。[2]
此后,欧洲的化学药品行销到各大洲。
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也逐步发展起其本国的现代医药产业,最初不过是欧洲化学药品的分销商而已。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尤其是德国)对美国和日本实行药品禁运,才促使这两个国家的医药产业不得不发展自己的能力,开发和生产药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将欧洲制药公司在其国家设立的子公司实行"国有化",最典型的要数美国政府对默克的没收[3]。1887年,默克在美国设立子公司,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的"外国侨民财产管理局"没收了创始人的孙子——乔治·默克在这家子公司中持有的80%的普通股。
这是现代医药产业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之旅,顺利的传播了以合成为基础的化学药品,而美国和日本的"国有化"手段在其本国现代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代医药产业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之旅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整个制药产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生物技术成为了制药工业中的重要技术。在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基础上,美国成为了这个阶段的制药工业领军者,有研究能力的各高校成为第二次医药产业"西学东渐"的发源地。日本通过在欧美合资设立研发机构、营销机构,以及并购欧美公司的方式,抓住了这一次"西学东渐"的机会,完成了其制药工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这是以生物技术生产药物为基础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之旅,很显然,这一次的"西学东渐"不可能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来完成。
武田制药是第二次"西学东渐"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典型,抓住了这次"西学东渐"的机会迅速崛起,成长为全球前二十强药企之一。
对"西学"的理解决定产业位置
我们总结发现,通过两次"西学东渐"之旅,欧美医药学体系成为制药产业的标准,对于该体系的掌握程度以及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制药产业中的位置。主要国家吸收"西学"的时间以及其目前在制药产业中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中国医和药由"中医西渐"转而"西学东渐"
医学最初来自宗教和迷信,无论中外,这一点皆然。但是,随后的区别在于,西方医学早就摆脱了宗教和迷信的束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举例来说,在西方,从14世纪开始,解剖变得越来越普遍,出现了很多热衷于解剖的"偷尸人",更是在1537年由教皇官方认可尸体解剖用于教学,1543年维萨里出版《人体的构造》一书[4];但是,在中国,直到1867年才由黄宽偷偷的执刀进行了首例解剖[5],比欧洲晚了四百多年。
在十九世纪之前,中西医学交流的主导方向,一度是中医西渐而非西医东渐。从中西医书互相翻译的数量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自1581年利玛窦来华至1851年第一部中文西医书出版,其间270年,译为中文的西医书只有两种,且均为解剖学著作;但是,仅17世纪(明末清初),西方共出版有关中医药书籍就有10种左右,到1840年更是达到60余种。
但是,自19世纪初叶开始,就转为西医东渐。直至目前,中国医药产业经历了两次"西学东渐",目前仍在第二次"西学东渐"进程中。这两次之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第一次是被动的,由西方教会作为重要的传教手段而传入,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是基于国家或教会的意志;而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则是主动的,是完全市场化的,由我国上个世纪以及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留学生,以及,具有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的企业家,所发起和主导的。
第一次成规模的"西学东渐"起始于1807年新教来华第一人马礼逊在中国的传教,而1910-1911年东北鼠疫大爆发是西方医学在中国被认可的标志,我国对于"西学"的接受整整花了100多年的时间。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发现,在我国目前整个医学院体系中,具有较高名声的,仍有很大部分是当年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的教会医院"国有化"而来。比如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为伯驾(Peter Parker)于1835年在广州开设的广州眼科医局(新豆栏医局);上海仁济医院,前身为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44年在上海开设的雒氏诊所;北京协和医院,前身为科龄(Thomas Cochrane)1904年在北京创立的协和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其前身为胡美(Ddward Hume)1906年在长沙创立的雅礼医院下属的医学院。
在这些教会医院的影响下,到民国年间,中国医事系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医的知识、技术、西医教育、西医医院,已成为中国医事系统中的主体部分,传统的中医已退居从属地位。
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二次"西学东渐"的进程中,突出表现就是相当多的留学生或者外企从业的中国人,回国创业,设立医和药相关产业链条上的技术平台和企业;以及,国内药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合作——包括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营销机构,跟国外研发机构合作研发药品,并购国外企业等。
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特点是能够产生非常多的企业投资和交易机会,恰如日本追赶欧美企业一样,这个阶段正是我国企业抉择的关键时点,也是产业投资的关键布局时点。
第二次"西学东渐"怎样影响中国医和药的未来?
我国在本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必然完成日本制药产业在第二次"西学东渐"进程中的产业转变,具体而言,必然发生具有如下特点的重大变革:(1)在政策上,必然从全民医保、本土保护(外资资本限制、进口替代)、工艺专利(不承认产品专利)、价格保护、产品标准低(安全性优于有效性),向有限度的医保、开放政策(对外资的资本自由)、产品专利、价格放开、产品标准高(安全性、有效性并重)转变;(2)从企业的角度上来说,必然导致从重生产轻研发向高度重视研发转变,从重国内轻国外向寻求海外扩张过渡,从政策性产品、国内市场、短期上量向注重临床价值、全球市场以及战略布局转变;如下图所示:
在此历史背景下,我们对于制药产业的投资方向选择必然需要发生重大转变。作为医药产业的投资人,我们不得不深思:我们怎样调整投资策略?我们怎样调整审核项目的视角和评估模型?
参考文献
《实用药物化学》,卡米尔·乔治·沃尔穆什编著,蒋华良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5-6
《塑造工业时代》,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罗仲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31
《塑造工业时代》,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罗仲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37
剑桥插图医学史,[英]罗伊·波特(Roy Portey)主编,张大庆主译,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154-155
《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何小莲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2
下期文章,《孵化美国生物医药企业的两个"点金术士"之Third Rock Ventures》,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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