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解决“医赖”出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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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记者调查】解决“医赖”出路在哪?》
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道,媒体报道多地公立医院遍布“医赖”,其中赖在医院最长的患者达到了10多年。医赖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还令医院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记者对话“医赖”,到底为啥“赖”?面对“医赖”,医务部门能想什么办法?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医赖”现象愈演愈烈,精神病院成重灾区
据了解,安徽铜陵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目前共有8张床位,平时会留1-2张床位进行应急。由于这名男子占用了一个床位,在病患多的情况医院不得不临时增加床位。沈世红说,因各种原因赖着不走的,光重症医学科每年都要碰上十几例。
沈世红说:“我们最怕的就是(患者)没人管、没人问,作为医生来讲救死扶伤这是天职,这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像这种情况医生就非常无奈。因为治疗的时候没办法跟人沟通,这是一个;第二个你需要的一些保障达不到,因为医院在抢救的时候有些方面必须要跟家属沟通,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医疗环境,你不沟通好真的是既流血又流泪。”
记者从铜陵市立医院医务处了解到,住在重症监护室的这名男子从8月1号住院以来,已欠下18万元的医疗费。由于本人无自主意识、没有家属照料,加上车祸肇事方责任有限,这笔费用恐将成为一笔坏账,全部由医院来买单。像这样极端的案例不在少数。据医院医保科科长王翠琴介绍,2003年医院曾收治一名因二甲苯中毒成为植物人的患者。而这名患者直到去世,在医院一呆将近9年时间。
医院大多属于公益福利事业单位。过去,医院有国家财政支持,更多体现出一种公益性,所以造成了部分人“偷书不算偷,欠医不算欠”的错误认识。而对于“医赖”,医院往往是无可奈何。青岛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长王琴说:“医疗机构是治病的地方,没有执法权,我没有权力和能力就去问你。”
记者了解到,精神病医院是“医赖”的重灾区,据了解,青岛市区共有两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一个是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一个是青岛优抚医院,前者面向全社会,后者主要收治三无和民政优抚对象中的精神疾病患者。两家医院目前的床位数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床位数600张,而住院病人达到870人,饱和度接近150%。而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病号被长期遗弃在医院,有的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即使康复了也无人来办理出院。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科主治医师王克说:“不少的病人住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家属有一些基本就不来。但是还有一部分病人治疗早已经好了,以前的规定是必须监护人过来办理出院,把他带走。我们就打电话,有的家属为了躲我们,电话号码都换了。换了,我们就往单位打电话。甚至我们都上派出所。我们还到处跑上他家里头找过家属,结果他的房子租出去了。然后又敲周围邻居的门,问他家属的去向,但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法律保护,所以我们不敢把门打开,让这个病人出去,过他的生活,那么他就成了一个限制自由的人了。”
位于合肥的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也就是合肥四院,是合肥唯一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据医院社会事务科副主任金晓芳介绍,她的工作中,有一个重中之重又最牵扯精力的工作,就是帮助已经可以出院的患者寻找家人。金晓芳说:“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无陪伴的病人送来,家人如果讲对病人没感情了,或者有某些原因,就不能再就不想要他们了,我们再去寻找家人的过程,也是比较累的。”
金晓芳告诉记者,在他们医院,有两种病人长期住院联系不上家人,一种就是直接被家人遗弃在医院的,还有一种是流浪人群。其实对于像他们医院的这些病人来说,并不能算实际意义上的医赖,因为病人本身治疗结束后希望出院,但被家人或社会抛弃,导致这些病人住院时间很长,有的甚至有10年。
黄继伟是河南省信阳市精神病医院的主任医师,他告诉记者,类似“医赖”的情况在他负责的病区能占到三分之一,不仅医疗费用没有人承担,甚至治好了之后还要医院负责免费送回家,每年的医疗费、伙食费成为医院沉重的负担。
黄继伟说:“很多送来的病人,刚来的时候交了一部分钱,然后钱花完了送来就没人管了。我们一打电话,公安机关说我们只负责送,不管那个(费用),有一些居委会、村委会,去问他们,他们说我们也没有钱,弄的我们医院很为难。”
“医赖”带来巨大负担,医院无计可施
秦皇岛市第三医院是一所专科特色三级医院。从2014年到现在,医院没有交费的“医赖”就有30多人。秦皇岛市第三医院业务副院长王晋生说,这些“医赖”借口很多,有的指责医院治疗有问题,有的利用异地医保不联网,也有的是无法鉴定的“三无”人员。
王晋生说:“家里一想,需要花不少钱,找你的毛病我想法就不交钱,对于我们来讲,他不交钱,我们不能不治疗啊。在我们面前没有敌人,只有病人。”
王晋生介绍,医赖住院时间少的几个月,多的长达好几年。他们一方面占用了公共医疗资源,另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财产损失。近两年,秦皇岛市第三医院因赖账没有结的费用就有100多万元。如果发生了医赖事件,医院只能向有关部门反馈,寻求帮助。面对医赖,单靠医院的力量实在有限。
王晋生说:“从我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大夫,人家叫行政事业单位,我们连行政都没有,就是一个事业单位,我们连公权力都没有。我更多感到的是一种无奈,我们没有能力独立应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是想法以后尽量避免产生新的,也没有想杜绝,不敢想,只能说让减少,好比说当时我们这两年是100多万,我想以后要是弄个一二十万,我可能就很高兴了。”
在医赖的另一个重灾区儿科PICU病区,在河南周口市中心医院,刚出手术室的董玉斌主任表示,重症科室最常见的就是患儿家长因种种原因对医院产生长期的依赖感。
董玉斌说:“每年我们能收到4000多位病人,有的是确实没有钱的,有农村的有城市的,现在还有一个别的医院打官司,欠了几十万,他是在别的医院出生之后有了窒息,调我们这里的,治疗的效果不好,前二十天还交钱,以后就不交钱了。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经济损失每年几十万。”
让董玉斌印象最深的这位住院长达两年之久的重症患儿,因病情的不确定,家长失去信心,至今欠不医院四十多万的治疗费。在医院专门成立的法制科办公室,工作人员翟佳雨表示,医院没有执法权,大的医赖行为只能靠诉讼解决。
董玉斌说:“医院作为服务型行业只有去服务,涉及到这些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我们医院定位为危重病人,这个病床的周转率确实要提高,还有一种情况是患者死亡之后占用我们的太平间,有的占用时间长达几年之久,因为医院是一个服务型的单位也没有行政单位的行政执法权,强制措施,大的比如欠账多的,长的,我们也是进入法院进行诉讼。”
治理“医赖”确存尴尬,需完善相关解决机制
记者从通化多家医院了解到,通化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有被拖欠医疗费的情况。医院对此束手无策,求助于司法、劳动、民政等政府部门也通常不能解决问题。通化卫计委基层卫生科副科长王宇说:“现在有些人拖欠医药费确是自己的经济能力比较差无力支付,碰到这种无力支付医药费可以向法院起诉,但是这些人确实没有支付医药费的经济能力,所以法院在执行起来非常困难。”
翻看各大医疗机构提供的拖欠医疗费患者的名录,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城镇三无人员是所有医院最惧怕的人群。王宇告诉记者,现在没有统一的民政救助基金,在某种程度上,医院就成为许多三无人员最想去的救助站。没有强制的遣返权力,也没有明确的政府补偿救助机制,当出现这类人群的就医需求时,医院只能与民政、公安等部门沟通,寻求解决机制。
王宇表示,医疗欠费是个社会性的综合问题,目前通化正就此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帮助医院找出解决的办法。他说:“我们打算在政府层面要成立一个集合卫生、公安、民政、医疗机构等单位组成的协调小组,打击恶意欠费行为,严肃处理医赖现象。”
南阳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杨清云表示,纠纷实际上跟欠费是两码事,但是患者或家属往往把两者搅到一块,不通过法律途径,最后达到赖账的目的。对于重度精神病患者,没有家属照顾或者家庭确实很贫困无力照顾,留住在医院避免对社会造成危害,是上策,但目前各项对这类患者的政府救助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解决:
杨清云说:“各个部门了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得努力去化解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毕竟他这个经费都有限哩,都有条条框框,不能够解决全部问题,这政府也帮助一部分。”
去年颁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提出,要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目标提出来了,但要想完全实现,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在南阳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教授史鹏飞看来,医赖既然是一个普遍存在而医院又无力解决的问题,立法和行政主管部门就不能袖手旁观,应从制度建设上来破解这一难题。
史鹏飞说:“现在互联网技术完全可以实现医院、医保和卫生主管部门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技术上可以解决。不管是人大立法,还是政府主管部门出台管理办法,形成规章制度,使恶意逃费付出相应的代价,最后他不愿、不敢逃费。”
湖南省卫计委宣传教育信息中心副主任黄德建等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被动型医赖数量增加与养老机构不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相关;主动型医赖与医患矛盾紧张、医疗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等相关。
黄德建建议,对于主动型医赖,医院管理者应加强法制意识,在双方协商、调解无果的情况下,应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解决之道。由于医院和患者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的关系,医院在履行了医疗服务的义务后,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索医疗费,并强制出院。同时,现行的法律也应加大对于主动型医赖的处罚,不仅要追究其恶意欠费的责任,还要处罚其长期霸占病床、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对于被动型医赖,应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快落实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救助工作的基金支付与补助,帮扶一些“三无”病患,保障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来源: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