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宝昌：钧窑遗址是钧瓷历史的见证（学术研究）
因《钧瓷年鉴》编纂的相关事务，笔者前不久出差到北京，先后走访了中国收藏家协会陶瓷委员会、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并特意拜访了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
耿宝昌先生被誉为“文博界的人间国宝”。他的陶瓷生涯是从学徒开始的，启蒙老师是享誉20世纪中国博物馆界的著名瓷器专家孙瀛洲先生。耿宝昌14岁时，到孙瀛洲先生的敦华斋做学徒。他专注、聪慧又吃苦耐劳，记忆力超群，逐渐赢得了孙瀛洲的信任，并让他管理库房。敦华斋每年光库存就有一万多件的官窑精品，而当代一个普通的博物馆也仅有几千件而已。耿宝昌称自己读了古瓷鉴定的“哈佛大学”，受到了最专业的训练。在当了10年的学徒后，1945年，只有22岁的耿宝昌开了自己的文物店——振华斋。它的原址就在今天琉璃厂荣宝斋的地方。虽然他年纪轻，但是在圈内名气很大，那时他只看最美、最珍贵的东西。1956年，当时故宫的院长吴仲超对故宫原有的东西进行鉴定整理，便把过去年长、有声望的人网罗到故宫。孙瀛洲先生被请到故宫，他还向吴仲超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34岁的耿宝昌。从此，耿宝昌在故宫工作了近60年。他阅宝无数，博览天下最精美的瓷器，最终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古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与钧瓷结缘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钧瓷十分名贵，1件钧窑洗便价值10000块银元。20世纪40年代，1件钧窑洗值200两黄金。“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耿先生对此有深切的感受。28年前，耿宝昌先生就曾到禹县进行钧窑考古调研。他时刻关注钧窑的发展，希望钧瓷事业的后继者弘扬中国古老的陶瓷艺术，不断开拓创新。
钧窑遗址是钧瓷历史的见证
一见面，我就向耿老呈上精心挑选的三盒禹州出土的古钧瓷片，其中一盒为禹州鸠山九龙潭出土的宋钧瓷片，另外两盒分别为神垕刘家沟出土的金代瓷片、磨街乡出土的元代瓷片。耿老对每一块瓷片的底足、釉色到粘连物等都认真观察。他说：“你对这几种瓷片的判断基本正确。禹州是宋代钧瓷的发源地，钧窑遗址是钧瓷历史的见证。从已经发现的钧窑遗址来看，禹州是最多的，尤其是宋代窑址，是别的地方所不能比的。这是你们成为钧瓷发源地和钧瓷中心地域的实物遗存，要加倍珍惜。要向地方政府做好汇报，进一步加大钧窑遗址的保护力度，丰富保护形式，完善保护措施，切实把钧瓷文化遗存保护好。”
看到耿老高兴，我不失时机地请教钧窑断代的特征。耿老不加保留地告诉我，宋代钧窑大体上分蓝、红两类，具体可呈现月白、天青、天蓝、葱翠青、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茄色紫、丁香紫、火焰红等。其蓝色不同于一般的青瓷，是各种浓淡不一、具有荧光一般幽雅的蓝色光泽;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个特色;钧釉中的紫色引人注目，是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其紫斑在工艺上是将青蓝色的釉上有意涂上一层铜红釉所造成的。蚯蚓走泥纹也是钧釉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原因是由于钧窑瓷胎在上釉前先经素烧，上釉又特别厚，釉层在干燥时或烧成初期发生干裂，后来在高温阶段又被黏度较低的釉流入空隙所造成的。
从器型上看，金代钧瓷多盆、碗、碟、罐、瓶、盒，炉、鼎、尊很少，缺少审美力度以及纯美学欣赏功能的造型。这标志着功能的转换，角色的变更，即成为民窑日用的回归。从胎质上看，其质地较宋钧松散，色彩灰度不足，泛土黄色或有淡红色倾向;击之，声音喑哑，有陶的声音倾向，这主要是温度过低，选料不细所致;从釉色上看，天青、天蓝的底色上有的也呈有红斑、紫斑，但斑状成块，虽有流动性但很僵硬，色彩暗淡，中心斑状有明显的点斑装饰倾向，其装饰意识、装饰追求尚在朦胧之中，显得相当幼稚。
元代钧窑器的胎不如宋代细润，特征是胎质较粗松，呈色白、灰白、黄、红、黑。积釉肥厚，浑浊失透，多棕眼、釉泡，光泽较差。元代钧窑器多施以天蓝、灰青、月白色釉，并涂抹含铜釉药，经高温还原后呈现红、蓝、紫色的斑块。由于钧窑釉质肥厚失透，刻、划、印花不易显露，所以除了饰以彩色斑块外，也常采用堆贴花为饰。器型一般厚重,有长瓶、胆式瓶、花口莲座瓶、三足炉、筒式炉、荷叶盖罐、双系罐、鸡心式罐、执壶、 枕、收口碗、墩式碗、鸡心式碗、 缸、洗、盘、碟，亦烧大器。
耿老说：“在资料上看到过禹州鸠山九龙潭宋代钧窑址这个地名，没有见到过实物，仔细观察这盒瓷片，与其他地方出土的确实有些不同。总体来说，在封建社会生产率低下，民窑钧瓷一般都是就地取材，所以胎的颜色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灰胎，也有褐胎、白胎、红胎，不可一概而论。判断其年代，应该把握其工艺和施釉特征，才能更加接近实际。”
钧瓷复仿制品要形神兼备
同行的钧瓷老艺人刘书强先生的弟子拿出一只仿宋钧天青釉板沿斗笠碗请耿老鉴赏。耿老从板沿看到圈足，反复审视了两三遍，并用手指轻轻弹了两下碗腹。“我是第一次看到宋代钧窑这样的造型。无论是在故宫中，还是在前几年展出的残器中，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器型。这件器物的原型是禹州出土的吗?”耿老有些疑惑地问道。
我回答说：“这种器型是在与禹州神垕一山之隔的磨街乡出土的。磨街乡在宋、元时期称为西吴镇，是当时禹州重要的陶瓷产区之一。该器型在禹州钧窑造型中也不常见，出土的数量不多，但实物确实存在。这件斗笠板沿碗是按出土残器复原的，而且复原的尺寸与原器一致。”听了我们的解释，耿老评价道：“这件作品无论是板沿、折口、圈足还是施釉的方法都很到位。宋代钧瓷就是这样，线条圆润流畅，折沿出筋清晰分明，胎质大部分为灰色和灰褐色，充分体现出铜口铁足的特征。另外，宋钧器皿的胎体较薄，圈足窄，工艺精细。早期宋钧施满釉，采用支钉的烧制方法，这一点你们要格外注意。钧瓷支钉烧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元代。支钉烧在一些高档瓷上仍在使用，只是工艺不如宋钧精细罢了。这件器物的重量也合适，应该说，复制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我接过耿老的话题说：“耿老，您看这件作品，还有哪些地方要改进?”
先生稍加思忖：“钧瓷复烧应做到形神兼备，要改进的地方在釉上。这件作品的天青色已经到位了，但硬度不够。应该再提高烧成的温度，这样不但会增加烧成的难度，而且对原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形神兼备，才能彰显宋钧的神韵。”
钧官窑断代不能以偏概全
谈起钧官窑断代这个话题，耿老说： “关于钧瓷产生的年代，我的观点是保守的。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宫廷传世钧瓷器物属于北宋，确凿无疑。我们要维护民族的荣誉，钧窑的断代争论了许多年，经过钧瓷考古发掘，民窑钧瓷的北宋说被大多数史学学者所接受。目前，钧官窑争论还比较激烈，不仅有宋窑说，还有元末明初说，甚至准确到了明早期。学术上争论很正常，但我们一定要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把钧官窑定为宋代，也就是说故宫传世钧瓷为宋代，这是有上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资料支持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的资料说这个结论是错的，那么我们就要维护传世宋钧的说法。”
稍停了一下，耿老接着说：“我一直关注着钧窑，关注着钧窑考古发掘和民间发现。钧台窑博大精深，包含的内容很多，钧瓷区内出土的有汝瓷，汝瓷区内也出土的有钧瓷，白底黑花瓷区也有与钧、汝共生的，你能说汝瓷不是北宋的，白底黑花不是北宋的?况且在宝丰清凉寺窑址中也有钧瓷共生，清凉寺汝官窑是北宋的，这能说宋代没有钧瓷吗?事实说明，传世宋钧不容置疑!”
耿老接着说：“宋钧那种淡雅、质朴的特色与其他宋官窑的美是一致的，有着相同的神韵。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有人把我们最名贵的皇宫所存的宋代钧窑瓷器说成是明代的，这一点我不认可。我在找更多的文献资料和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我们的时代。现在已发现有钧瓷底款铭文为‘寿成殿’的，你们回去查一查，这个殿名是什么朝代的，这个或许可以解决钧瓷是姓‘宋’还是姓‘明’的问题，最起码是为钧瓷这个传统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资料。钧瓷生产与社会状态是相辅相成的，做钧瓷史研究要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入手。宋、金、元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人口状态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把钧官窑放到社会的大环境里去研究，才能更加接近实际，我们的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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