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唐人街最后的守望者

华灯初上的汉堡圣保利，离披头士乐队声名鹊起的绳索街咫尺之遥，一条名为“汉堡山”的小街内，“香港饭店”的霓虹灯招牌刚刚亮起。

德国汉堡圣保利曾经有着一条小“唐人街”，但在纳粹时期被盖世太保强行驱散，至今德国没有唐人街。图为汉堡唐人街传奇人物张添林的女儿张雪芳站在继承自其父的“香港饭店”前。（2016年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摄

这家酒吧兼旅店的主人玛丽埃塔·佐尔蒂身着黑裙，笑着迎接记者。

将她与其他德国人区别开的，除了一双黑色的眼眸，还有一个平日里用不到的名字——张雪芳。

这位年已75岁的汉堡老妇人，就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守望着德国曾兴旺一时的汉堡唐人街，以及它湮没的历史。

若不是墙上供奉的关公像，和一位英俊中国男子不同时期的几张黑白照片，游客几乎注意不到“香港饭店”与绳索街其它德国小酒馆的不同。

图为汉堡唐人街传奇人物张添林的女儿张雪芳继承自其父的“香港饭店”内景。（2016年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摄

 “我不会说中文。”戴上眼镜的玛丽埃塔拿出厚厚一沓故纸和照片，讲起了父亲张添林和汉堡唐人街的身世沉浮。

玛丽埃塔说，父亲张添林1907年出生在中国广东一个叫“Po’On”的地方，其后来德国投奔亲戚，做厨师谋生。几经波折，张添林1935年在当时还叫海涅街的汉堡山开了这家小酒馆，1938年正式改为现名。

图为汉堡唐人街传奇人物张添林的女儿张雪芳（玛丽埃塔·佐尔蒂）在展示她父亲的证件。（2016年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摄

 “Po’On”是什么地方？这时，一张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护照内页告诉了记者答案。正当壮年的张添林身着西服，旁边是小玛丽埃塔的照片。

 “姓名：张添林，携女雪芳。年龄：四十一岁。职业：商。籍贯：广东宝安。身量：五尺五寸。”

记者给玛丽埃塔解释了宝安与香港、深圳的关系，她喃喃地反复读了好几遍：“之前从没人告诉我‘宝安’在哪里。”

玛丽埃塔拿出一张标注着“圣保利的夜晚”的照片：一个中国人正搂着他的德国女友，那时的“香港饭店”热闹又浪漫。

德国学者拉尔斯·阿门达在著作《汉堡的中国》中写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圣保利已形成一个“中国城”。汉堡“中华海员之家”传人陈名豪和陈名杰兄弟还记得父辈描述过那时的圣保利首饰街、大自由街一带热闹非凡的唐人街气象，汉堡圣保利作为中国海员来到欧洲的落脚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盛极一时，有“宁波饭店”、“长城饭店”等多家中餐馆。

张添林的故事与这幅照片如出一辙。他与一位德国女子相恋，1942年生下了玛丽埃塔。但玛丽埃塔的生母很快便随新欢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张添林只好把玛丽埃塔送到南部海德堡一户人家寄养。

说到这里，玛丽埃塔长叹一口气，“这让我从此没有了学习中文的机会，却也让我躲开了一场厄运。”

图为圣保利首饰街街口记录这段历史的展板。（2016年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摄

接下来发生的事，被记载在“香港饭店”门口的一块牌子上：二战中，居住在德国的华人也遭到了纳粹的迫害。1944年5月13日，盖世太保发动了所谓的“中国人行动”，仍留在汉堡的华人均被拘禁，投入集中营遭到非人虐待，其中至少17人不幸罹难。

 “战争结束后，这些华人的命运怎样了？”

玛丽埃塔说，大多数幸存的华人心灰意冷，选择回国或是移居它国，“我父亲没有走，他回到了香港饭店，并在这里过完他生命的最后时光。”

 “父亲1981年时让我回到了汉堡，他从那时起把这间酒店交给了我，至今都是我在打理。”玛丽埃塔说，张添林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重回故土。

如今，玛丽埃塔也用上了即时通信应用，她的签名是“我在‘香港’”。或许是因为继承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玛丽埃塔同造访过这间小酒馆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

 “你会一直守护着香港饭店，就像那位中国老太太一样吗？”记者给玛丽埃塔讲了十几代人一直守护袁崇焕墓的佘幼芝老太太的故事。

 “我可没指望这小酒馆能开几百年！”玛丽埃塔笑了，“不过我有三个女儿，老大现在对我们家庭的历史和中国产生了兴趣，我以后也许会把这一切交给她。”

今年年初，一部名为《唐人街的秘密》的电影在汉堡宣布筹拍。为其提供资助的《欧洲新报》总编辑范轩说，汉堡还未真正形成“唐人街”，就被纳粹政府驱散了，这就是“至今德国都没有唐人街的‘秘密’”。

曾长期研究在德华人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德国问题专家孟虹表示，一战后，华人在柏林和汉堡两大城市颇具规模，柏林也有过“唐人街”。国学大师季羡林留德时还曾到过其中的中餐馆。

图为汉堡唐人街传奇人物张添林的女儿张雪芳（玛丽埃塔·佐尔蒂）在展示她父亲的照片。（2016年资料图片）中新社记者彭大伟 摄

今年5月，玛丽埃塔的大女儿在“脸书”页面上传了一张母女俩的老照片。

 “你妈妈是哪里人？”朋友好奇地问。

 “我们的根在中国。”大女儿不无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