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无心引用数据，近几年我发现大学时代里，最孤独、自我、脆弱、社交障碍的人，和最善良、阳光、开朗、健康、社会化程度高的人，都在被严重的抑郁所困扰的时候。我知道抑郁症的浪潮已经来到中国。学者们已经在各个大学讲起关于抑郁症的段子，“抑郁症像一场非典蔓延开”，暗示着无人幸免。
但是，为什么开始流行，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是现在？
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心理学在拯救还是摧残人类？
这篇文章可能会让很多人（尤其是身处抑郁loop的人）感到震惊和深度的植物性的心理不适，尤其是那些教育水平较高，有很深入的心理学素养，并定期通过心理学框架处理个人与情感问题，有着良好自省的人。（因为当代社会，心理学式的自省已经和较高的社会阶层、资源持有、经济地位相关，人们读心理学并且相信自己是一个美式的成功或待成功人士）。这在美国梦破碎的今天，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景观。
这是一篇关于美国记者伊森·沃特斯一书《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的评论。这本书所揭示的是：如果世界各地的精神科医生正在发现，恰恰是试图从心灵上拯救我们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造成了全球人类心灵的孱弱，并且制造了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情绪循环迷宫，以此为各大制药厂提供批量的病人，并让他们服用着疗效被夸大但副作用引向自杀的药物。精神疾病（抑郁症、躁狂症、）患者要如何在此环境下自处？我们需要到各地方（中国香港、斯里兰卡、日本）看看他们的本土文化在经历“心理学”海啸时，当地的患者遇到了什么样的震颤，以及本土文化曾经给出的不同于心理学的有效治愈方案。
抑郁症只是一个代词。这篇文章将梳理关于广义的精神疾患（包括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人格分裂等）的医学人类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美式心理学概念和框架适合一切文化吗？
在别的文明（甚至某种原始文明）中也有抑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创伤后应激障碍吗？精神疾病真的有生物学（脑科学）依据吗？
那些没有接触过西方心理学观念的本土文化如何治愈西方所谓的精神疾患？
心理学崇尚的个体化成长，在群体社会里会制造新的冲突吗？
心理学怎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共谋？
针对一些可能本身就是精神疾病患者的读者，以上的这些研究议题，与你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到底有没有病，还是只是情绪不好？我要相信抑郁症的判断吗？
我要不要吃药？精神类药物的科研被资本控制得无孔不入，我怎么预估服药的风险？
病人身份对我意味着什么？是我的错吗？我低人一等吗？病耻感真的能够消除吗？承认自己是病人会不会加重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病情？
我如何告诉我文化中的人我得了什么病？
我如何告诉亲属朋友，那些让我“振作起来”的话会对我的自我疗愈进程产生负面影响？
明明是社会出了问题，为什么让我改变自己的内心？
我在很长时间内试图对抑郁症和本土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这一切源自于一个内在的疑问，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不相信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灵问题是真空的”这个假设，我不相信抑郁症的病人在生活中没有遇到任何危机，我甚至觉得很多精神疾患是被后现代社会的激烈变迁撕开了大脑，这与心理学和精神科学暗示的“遗传因素、大脑化学物质失调”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这些精神疾病原本是巨大的社会问题（就我们所知可能有经济颓靡、文化政治剧烈冲突、社会转型过快导致），为什么就变成了定期看心理医生然后服用精神类药物就会好转的了？也就是说，处在社会结构的边缘和困难位置上的被诊断为精神疾患的病人，要如何通过自己的“自我修炼”来克服实际的困难呢？尤其是这些困难本身是社会的、结构性的，无力抗拒的。
如果我们的心灵备受摧残是源自不切实际的社会期待，那我们自己吞药片有什么用？
这本书的四个故事，今天只讲前两个故事吧
香港的故事-精神疾病的建构过程（自发的和被建构的病情）
斯里兰卡的故事-心理学对病人施加了怎样的暴力
桑给巴尔-将一切化约为化学物质失调会带来什么
日本-制药公司成功的销售了一种疾病：抑郁症
这位曾首次在美国国家级刊物上曝光心理治疗师族群中所存在的故意暗示引导他们的病人陈述自己有“被恢复了”的早期童年创伤记忆的，著名记者伊森·沃特斯，通过深入的采访调查，为我们描述了下面四个真实的故事。我会将香港和日本的故事尽量展开来复述，他们描述的都是在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精神病学如何侵入东方文化。对我们如今认识自己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香港的故事-精神疾病的建构过程
（自发的和被建构的病情）
这一章名为“中国香港-厌食症的兴盛史”。
沃特森去采访香港的精神科医生李诚，他翻阅街上的杂志，正是“艳照门”风声四起的时候，他看到各种广告、图片、明星八卦正困惑着年轻女性对身体形象、性、青春、美以及衰老的种种理解。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人会认为厌食症的诱因是一些文化暗示，类似是特定的摩登文化使得女孩对过于纤瘦的身材的追求导致的。李诚医生的研究却显示出有其他的、更隐秘的跨文化动力作用期间。李医生将美国版的厌食症和中国版的厌食症历史对照研究之后发现，在厌食症变得人人知晓之前，中国的厌食症患者和西方的厌食症患者毫不相同。香港的厌食症患者并不像西方的厌食症患者会控制自己的饮食，也并没有显示出对纤瘦身材的过度追求，患者更不是集中在上层人群中，而更多是底层年轻人，更惊人的是，患者常常并不是节制饮食而是感觉到无法吞咽。他非常担心，本土化的疾病，即他所见到的早期厌食症患者，根本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厌食症临床特征。这个现象震撼着这位优秀的香港医生，他不禁感到自己亲历了精神疾患在文化中被建构的过程。
李诚医生通过介绍震惊全香港的一个厌食症女孩的案例，展开了他对香港厌食症患病率高发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判断。这个女孩子在香港即将回归的那一年倒在了最繁华的街道上，她瘦的离奇以至于便利店的店员迅速辨认出她是谁并联系了学校和家人，她的症状开始于香港社会对回归的整体的焦虑，具体到她个人，是因为她的母亲拒绝她去内地游学，回归前的香港人心惶惶，作为一个青少年，你的整个学期会呈现出这样的情况：随着学期的时间飞逝，越来越多周围的朋友像消失一样的离开了香港，去了加拿大，美国等等。李医生判断当时香港的青少年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熟悉的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
而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很有趣的是，由于欧美国家和中国对于“家庭”的认知非常不同，移民只能带走“核心家庭”（父母孩子）而不是“扩大家庭”，很多人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姑姑叔叔舅舅爷爷奶奶。而厌食的情况其实是一种自发性的强迫重复，是青少年试图恢复掌控感的一种表征。不幸的是，由于这场在街道中心发生的厌食症少女死亡之新闻的力量，整个香港迅速普及了厌食症的相关知识，并不停地向社会宣扬是“时尚害死了少女”，根据李医生掌握的临床资料，在厌食症少女死亡的新闻成为社会热点之后，厌食症的诊断率陡然上升。而十分可怕的是，我们无法分辨患病率的上升是由于更多的普及知识还是因为更多的惊恐。
这就关系到一个“症状池”的理论。医学人类学家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症状池”，在这个池子里，被社会认知和准许的疾病症状在不断地流动，可被认识的病才是病，是社会认可的表达苦难的表征，比如我们前阵子还听说过的“神经衰弱”，现在通常会被纯粹诊断为“抑郁症”。而在90年代的香港，随着社会整体焦虑的发生，厌食症被引入了“症状池”。
慧站在自己的卧室的镜子面前；
她的声音在画外音里说道：
“我15岁了。
我刚刚才发现，
冬天不是夏天之后立即到来的，
中间还有秋天。”
（电影《秋月》）
但可悲的是，政治文化冲击导致的自发性的厌食症还未被辨认，就已经被西方标准化的“成为模特的压力”的厌食症所覆盖。成为一种“时尚病”，将香港青少年的复杂的转变、分离、自我的推拉撕扯归结于一种简单的“风暴与压力“。
心理学志愿者“空袭”斯里兰卡的故事
心理学对病人施加了怎样的暴力
斯里兰卡遭遇大海啸的时候，全世界的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志愿者蜂拥而至，试图治疗大海啸过后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坚持认为斯里兰卡人民会和欧美人一样在大海啸之后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以对所有遇到险情的斯里兰卡人民进行了“心理学空袭“，他们的本地知识几乎为零，他们不了解长期经历分裂、战乱、暴力、瘟疫的斯里兰卡人，有着什么样的生命与心灵的韧性，他们强行灌输了一种脆弱给这些人，并造成了灾难后本土文化的崩裂，因为根据全球化的道理，心理学、精神病学被认为是“先进”的，而更能与当地文化、宗教传统结合的种种疗法都被视为迷信和无效的。在大海啸过后，西方的心理学志愿者们，通过他们的热心，把斯里兰卡自我疗愈的大门，热情的关上了。
在其中一个事件非常有代表性，发生在离斯里兰卡核心地区之外，当地妇女自发的进行“语言净化运动”，引起了志愿者们培训的半吊子本土心理医生们的重视。什么是“语言净化运动”呢？斯里兰卡常常陷入暴力混战，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儿子杀了隔壁家的儿子，但邻里之间竟然可以惊人的保持着生活的正常轨迹，没有陷入仇恨、混乱的暴力循环，其实这一切都因为当地人非常智慧和敏感的洞察到语言的力量，这些妇女形成自发的审查者，所有在战乱中活下来的人，不许说与暴力有关的字眼，比如屠杀、持刀、伤害这样的话，而是置换成程度更轻的词语，类似“小打小闹”，“嘻嘻哈哈”，从而减弱了以暴制暴的循环。当地妇女恰恰用这个微弱而巧妙的方法维持着社区的秩序，维持着生活的秩序。而热心的心理医生们觉得，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个典型表现，否认、不谈论发生的伤害事件。因而几乎是半鼓励半逼迫这些妇女用正常的词语一次次的复述这些暴力事件，因为这符合PTSD的临床干预策略：让受害者尽可能及时的复述事件和回到事件中。
对于有医学人类学和本土知识的医生来说，看到这样的悲剧发生，他们深知这些志愿者就是在“玩儿火”，但“心理学来自更高文明”这一文化假设，导致了本土知识在守护当地生活秩序和信仰方面的力量一度减弱。
新自由主义下的心理学在做什么
切断其他文明的救赎之路
无论是通过建构还是通过破坏本土文化的自我愈合能力，心理学都在批量病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其学科根基源于这样一个及其狂妄自大的假设：所有人类的心灵都和美国人一样脆弱。人类的情绪情感是超越文化而独立在脑海中存在的，甚至可以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化学过程，经由神经递质和一些神奇的分泌物平衡，人类就可以得到幸福。很容易想象这些假设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想象。但由于经济、科技上的巨大实力，以及资本的卷入，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关于人类心灵的种种解释成为了唯一的解释。
这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本土文化中对抑郁症的偏见，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患者本身的保护呢，当人们说“你就是太矫情”和“你就是想得太多”的时候，有心理学常识的人会觉得这是在伤害患者。但如果我们退一步想，“想太多”这种说法，恰恰暗示着，抑郁症只是一个阶段和一个偏离轨道的时刻，而不是一个身份，当人们被诊断为精神疾患，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有恃无恐沉浸在痛苦里，因为这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疾病，心理学在介入治疗的一瞬间，或许就毁灭了病人自愈的能力。
本尼迪克特当年在《文化模式》中就说的很清楚，精神疾患必须和相关文化的内驱力想结合来看来判断，才能给精神疾患以一个位置（这意味着本土化的诊断和救治尤为重要），对于很多文明来讲，自杀，忧郁，杀戮都是日常生活而已。中国人的情况现在看起来表面上虽然像美国60到80年代，但过程和内在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很多都是因为文化真空导致的不安全感，那种撕扯感，底层感，自我膨胀和无情现实之间的差距，都是非常结构性的社会因素，这些问题怎么通过个人“努力”治好自己而克服呢？这完全是一场空谈。
精神疾病科学就是资本主义的芯片而已，通过命名，区分，来建构出一个正常的秩序，打造清教徒式的工作者（它的反面就是精神疾病患者）。这个秩序通过西方心理学式的“自我反思”的无穷无尽产生痛苦死亡和动力，建构出“我不正常，我无法社会化，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就什么都不是，但我做什么会有意义呢？一切都没有意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大多数被诊断的病人开始了长期的殊死搏斗，觉得自己有错。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自杀，而我们要做的本来是反抗，这个机制最恐怖的特点就是消解你反抗的力量。可以说，心理学、精神科学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强权的统治了。
最后，你有没有想过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患）可能是《西部世界》里那个让机器人觉醒的病毒，而你只是因为醒着而无比痛苦？
这周稍后会更新的部分：
一、关于精神疾患你不知道的事情：
1、患者家属越是了解和相信精神科学，就越容易给患者非人待遇，会导致患者更难康复
2、各个国家的抑郁症历史上，都显示出抑郁症与上层生活呈现一定相关性
3、一个更容易被识别的病症，可能恰恰是一种负担
4、当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告诉患者“It’s not your fault，而是你的大脑化学物质平衡紊乱”的时候，患者感受到的并不是道德上的释放，而是人格上的低人一等。
二、后两个故事，尤其是日本的药厂如何将抑郁症概念兜售给民众让人们相信自杀不是出于哲学思考和死士精神，而是由于大脑化学物质平衡被损坏。
三、身患精神疾病却仍然可以生活平衡、事业成功的人，是心灵更强大吗？你一定遇到过强大的带病生存者。
致力于怀疑，并且充满攻击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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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是只能在水里游的，试试也上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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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3月08日02:03:46
沃特森
作为一名记者
他的人类学素养
像公路商店这样的
猎奇猥琐公众号
下辈子都无法达到
今天，我越写越长，
就发一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