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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画画,要有我,又要无我

2017-10-06 中华收藏协会



唐云先生是我少年时代便钦仰的一个偶像。当时从报刊上、展览中看到唐先生的作品,每一次都被深深地吸引,觉得画面的笔墨、形象、意境所焕发的英气,与我从武侠小说中感染的侠气有一种感应的共鸣。




但认识唐先生却是在“文革”初期的狂飙过去之后。大约在1973年前后,我的老师姚有信调入上海中国画院,我常去画院看老师,他有时便把我带到其他画师的画室请教。



记得唐先生所在的画室是由画院的车库改造而成,辟为三个空间,进门的空间稍小,应野平和朱梅村各摆了一张画桌;入内稍大,唐先生和孙祖白的两张画桌对面拼排,陈佩秋先生单独一张画桌。




后来接触多了,便直接到唐先生江苏路中一村的寓所拜访。每一次都是不作事前告知,贸然登门;有时先生不在,便掉转自行车头到另一家去。这种访师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很不敬,而且对老先生的工作、生活多有打扰,但在当时缺少联系方式的条件下实属无可奈何;



再加上老先生们大多在家中“闭门思过”,无所事事,寂寥得很,所以倒也欢迎不速之客的走访。有时奔波了一天,一个也没见到,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还生出“云深不知处”的诗兴。




         唐先生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的画家中算得上相当宽敞,二楼的画室应该有数十平方吧?画桌之大更使我眼界大开。在同唐先生的交往中,看他作画,听他谈艺,随便得很。




因为我爱好文史,他还送了我一本1935年商务版的傅抱石《中国绘画理论》,要我好好读读;又推荐我一位诗词的老师,“就是你们高桥的沈轶刘,你可以向他学”。




唐先生的人品以“海派”为人们广为称道。无论尊卑,无论老少,他都坦诚相待,海量千杯,滴水涌泉,以德报怨,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什么是“海派”呢?大多数人包括“海派文化”的研究专家,直到今天都认为是指上海人“精明”的做人作派。




问题是,上海人“精明”的作派是一种新派、洋派,而唐先生的做人却一点不“精明”,非常老派、旧派,怎么能称之为“海派”呢?我曾向唐先生请教过这一问题,他平淡地回答:“做人的'海派'又称'四海',它是从孟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而来的,与文化艺术上的'海派'根本不是一回事。”




唐先生的做人虽然是老派的,有古人之风,但他的艺术却是既老派又新派的,是传统的“其命维新”。他于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皆出于传统又有个性和时代的鲜明创新精神,尤以花鸟画的成就最为杰出。




早在民国年间,唐先生便与江寒汀、张大壮、陆抑非并列花鸟画“四大名旦”。论其早年的风格,清新明丽,可喻为荀慧生;五六十年代为其艺术上的最高峰,杂端庄于流丽,寓刚健于婀娜,可喻为梅兰芳、程砚秋,小写意一路的花鸟,至此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文革”期间的风格,刚健峭丽,可喻为尚小云;八十年代以后则浑厚恢宏,可喻为李多奎。




对唐先生艺术成就的评价,已有不少专家做过深入的研究,尤以郑重兄的知人之深,分析得最为精到,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但大多数评论,有一个不足之处,便是对唐先生在“新花鸟画”方面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或不予涉及,或一笔带过。这对于认识唐先生,认识新中国十七年的中国画变革,都是不无遗憾的。




1949年到1966年,即所谓“新中国十七年”,传统的国画所经历的一个重大变革,便是以“红色经典”为标志的“新中国画”的创新。撇开极左的“政治标准”不论,单论艺术上的成功,“新山水画”的代表是傅抱石领军的“新金陵派”,以描绘革命圣地和工农兵改天换地的景观为特色;“新人物画”的代表是方增先领衔的“新浙派”,以直接描绘工农兵的生活形象为特色。“新花鸟画”的代表又是何人、何派呢?在各种版本的“新中国美术史”中迄今还是一个空白。




        其实,“新花鸟画”的代表也是有的,便是以唐云为领军的“新海派”,而可以作为标志的便是1961年的“上海花鸟画展”。“新海派”这个名词,在近十几年里非常流行,其实,这一名词,在1959年前后便由唐先生提出来了,而他的重点便是花鸟画的创新。只是这一观点由于各种原因,在当时没有被广为宣传,致使后人认为是自己的发明。




        在“新海派”的“新花鸟画”创新中,唐先生不仅以其高超的艺术才华,更以其“海派”的人品风范,广泛地凝聚了上海知名的花鸟画家,通过深入生活、探讨技法,交流切磋,在保证“政治标准第一”的前提下,绝不使“艺术标准”沦为“第二”甚至不要。“上海花鸟画展”的活动,唐先生亲自参与发起、组织,历时两年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且为展览提供了数量最多的出品。




36位画家124件展品中,唐先生一人就有七件。首展于51日在上海举行,引起强烈轰动;7月后又相继移展北京、沈阳,影响更为扩大;甚至香港方面也希望内地展出结束后移展香江,未果。




而唐先生更因此展的成功声名益隆,被画坛尊为“新老头子”。这不仅因为他艺品的高华,同时也因为其人格的魅力,为众望所归。一时,外地的知名画家到上海,几乎都要到他那里“拜码头”作交流。




         那么,这样一个在群众中和媒体上引起如此轰动,在新中国花鸟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展,为什么会在后来“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中被遗忘呢?我以少年时从这个展览中所获得的深刻感动,曾向唐先生求教这个疑惑,唐先生总是以“过去的就过去了,何必再去管它,没有什么好讲的”敷衍过去。




包括唐先生的出品中有一件《红莲翠羽》,泼墨淋漓而绿气罩人,嫣红一抹而生机勃勃,石涛、新罗的萧索,竟幡然转换成为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不贴政治标签却与时代的精神达到完美的契合,在我的心目中一直视其如钱松喦《红岩》之于“新山水画”,方增先《粒粒皆辛苦》之于“新人物画”一样,是“新花鸟画”的经典,后来究竟去了哪里?唐先生也一点不记得了。近几年在拍卖市场上倒是见过两件,不过都是依据画册的有本造假。




        后来唐先生哲嗣逸览兄告诉我,“上海花鸟画展”从一开始便遭到美协主管领导的反对,唐先生不得已找市里的领导争取支持,美协方面才给予不反对的认可。不反对当然也就是不支持,不把它当一回事。




        另一个原因也是道听途说。大概是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部分作者赴安徽旅游。其间一位老编辑同我聊到,他在1959年参与了郭沫若《百花齐放》诗集(刘岘木刻配图)的出版工作,编辑们对作品的质量普遍不满意;而郭还提出让上海的花鸟画家为诗集配图,在荣宝斋出版诗、书、画三绝的木刻水印本,遭到委婉的拒绝,逐由于非闇、田世光、俞致贞配图。




郭氏是新中国文化部门的主管领导,对中国画尤有浓厚的兴趣,以傅抱石为领军的“新山水画”之所以能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大展风流,固然是江苏画家们创新的水平高超,但也与郭的大力推扬密不可分。则以他的性格,因《百花齐放》诗画配的恩怨,对上海的“新花鸟画”取冷漠的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个原因是从我女儿写论文时发现的资料所引申。1958年以后,北京的花鸟画家率先开始了“新花鸟画”的探索,或通过政治标签,或通过大红大绿、摒弃残枝败叶,为老舍先生所激赏,认为不画“残柳败荷”是社会主义新气象的反映,应该作为“新花鸟画”创新的方向。




而配合“上海花鸟画展”,唐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画人民喜闻乐见的花鸟画》一文,虽未点名,却针锋相对地提出:“问题不在牡丹还是残荷,而是要看画家的思想感情与怎样看待对象,怎样刻画对象。”这样的表述,肯定会引起老舍的不快,而老舍恰是新中国文化部门热心提倡新国画的又一重要领导。




        明乎此,则群众欢迎、专家叫好的“上海花鸟画展”之所以被遗忘,个中的缘由是不言而喻了。估计唐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避,正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意味深长啊!




唐先生常说:“画画,要有我,又要无我。”它的意思是,一个画家的创作既要有自己的标准,笔头上不让人;又要有他人的标准,口头上让人;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强加他人,又不能用他人的标准泯灭个性。其实,这既是他艺术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




记不得是哪一位哲人(好像是胡适)说过:“包容比自由更重要。”而陈寅恪则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唐先生不是哲学家,但我以为他的认识,相比于不同哲学家不同的人生格言更富于哲理性,这就是把自我的独立表现于对他人的包容,而在对他人的包容中体现自我的个性。他好画布袋和尚,应该正是其大度包容的自我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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