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啦,西西在此,祝大家端午安康!此外,团结报《傍石话节》栏目今日在《湘西头条》开栏,西西将带您听唐正鹏先生(笔名傍石)撰文解读二十四节气和相关的中国传统民族节日!准备好了吗?先来了解一下“何为二十四节气?”吧~~
端午
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石,因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传统农事活动和农业经济密不可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农历作为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规律而制定的“阴阳合历”,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内涵深厚,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一种独立的历法体系。由于农事活动与太阳运行相关,我们通常所用的“二十四节气”就是一种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农历的基础上所制定的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并用于指导农事活动的补充历法。由于这种补充历法推算方法科学,精确度较高,时至今日,仍能准确地提示和指导农事活动,依然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故而,了解和解读二十四节气,普及这种与中华传统节令文化相关的知识,对于了解我国固有的天文历法乃至于传统文明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那么,如何解读“二十四节气”呢?唐正鹏先生认为,不仅要弄清制定这种补充历法的文化渊源和基本规律,还要了解古人对这种历法所赋予的文化情感与文化意义。
就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代历法的产生不仅源于古人对天象的观测与记录,以及对天文学知识的积累与理解,很大程度上发端于以“阴阳之道”为基础的中华古老易学文化。具体而言,滥觞于伏羲先天八经卦,成熟于《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十二辟卦”,在十二辟卦中,“二十四节气”分别按照阴阳递增或递减变化情况,分别对应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复和临等十二卦,有着深刻而又独具中华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化意义。“春、夏、秋、冬”四时对应《乾卦》四卦德之“元、亨、利、贞”。同时又与“八风十二律”相附和, 古人以古乐十二律对应十二月之气,以八卦所生八风对应十二律:艮为条风,从大吕、太簇之律;震为明庶风,从夹钟之律;巽为清明风,从姑洗、中吕之律;离为景风,从蕤宾之律;坤为凉风,从林钟、夷则之律;兑为阊阖风,从南吕之律;乾为不周风,从无射、应钟之律;坎为广莫风,从黄钟之律。那么,十二月气与十二律又从何而来呢?远古时代的祖先们为了科学地测定这两组数据,传说在今甘肃之地取十二根两端去节、长短不一的竹管插入地面,管中盛以干燥之芦灰,再以竹节内膜密封其上口,观察阳气的运行变化情况。然后,根据这十二根竹管芦灰破膜而出的时间得出“月气”,并以破膜而出的气所发出的声音强弱得出“音律”,于是便有了“十二月气”与“十二乐律”之说。故此,这种看似天文历法的文化,不仅贯穿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同时还囊括了中华传统文明的诸多方面,纷繁复杂,博大精深。
二十四节气的订立,是古人智慧和古代天文历法学知识的结晶。把握其基本规律和必要的术语是了解和解读二十四节气的关键之所在。简言之,就是要把握岁、时、节、月、气、候、日、辰等关键词。道家典籍《灵宝毕法》说:“一岁者,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 十二辰为一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三气为一节,二节为一时,四时为一岁。 一岁以冬至节为始,是时也,地中阳升,凡一气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气为一节,一节四十五日,阳升共二万一千里,二节为一时,一时九十日,阳升共四万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阳合阴位,是时阴中阳半,其气为温,而时当春分之节也。”这段话已经清楚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岁、时、节、月、气、候、日、辰八个基本概念。另外二十四节气中的“节气”是十二“节气”与十二“中气”的合称,不能混淆。太阳从黄经零度起,沿黄经每运行十五度所经历的时日称为“一个节气”。每年运行三百六十度,共经历二十四个节气,每月二个。其中,每月第一个节气为“节气”,即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和小寒等十二个节气;每月的第二个节气为“中气”,即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和大寒等十二个中气。“节气” 和“中气”交替出现,各历时十五天。只有把握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才能读懂二十四节气。
正因为二十四节气直关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自然也就与伦理、政治、文学、宗教、天文、历法、地理、音乐以及饮食、服饰乃至谶纬迷信等各种文化发生了联系与碰撞。对此,需要我们去解读辨识,在此基础上或继承、弘扬,或剔除、摈弃。
为此,团结报约请本社主任编辑唐正鹏先生(笔名傍石)撰文解读二十四节气和相关的中国传统民族节日,并辟“傍石话节”专栏刊发,以飨读者。
端午临近,这一中国节,再次激活历史传统、唤起文化记忆,塑造着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灵认同。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
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端午节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为古代百越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以南一带)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百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
后因战国时期的楚国(今湖北)诗人屈原在该日抱石跳汨罗江自尽,统治者为树立忠君爱国标签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说法。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
自古以来端午节便有划龙舟及食粽等节日活动。自2008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唐正鹏
在我国众多的民族民间节日中,端午是一个最富传统文化内蕴的节日,不仅深刻地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还可从中找寻到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化的遗存,更因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大量诗篇,端午自然又是一个最令人心动、最富有诗意的节日。
在众多的端午楹联中有这么一联:“忆曹娥兮江上,吊屈子乎湘潭”。传说曹娥为东汉时期的大孝女,其父五月初五溺水身亡,不得其尸。悲痛欲绝的曹娥便沿江号哭十七日,昼夜不绝,然父尸不出,遂自沉江而死,三日后,父尸浮于水面,得以归葬。于是,民间便有了端午祭曹娥之说。古代吴越之地民间传说,端午之习俗源于人们对伍子胥的怀念。然端午缘起于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之死,在民间得到了更多更普遍的认同,不仅传说颇丰,故事离奇,更有古代文献和历代文人骚客之诗文为证。司马迁《史记·卷第二十四·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行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而死。”屈原死前所作的《怀沙赋》与司马迁的记载互为佐证。加之屈子投江百余年后,汉代长沙王太傅贾谊那篇缠绵凄恻的《吊屈原赋》,使得原本平平常常的五月端五成了一个寄托哀思的时节。于是自那个时起,历代文人骚客每逢端午便吟诗作对,或赞叹屈子忧国忧民的无私情怀与高尚情操:“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宋·张耒);或为屈子悲凄的一生与厄运扼腕叹息:“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宋·梅尧臣);或借屈子发泄内心的失意、忧虑与不平:“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明·边贡)。
屈原生卒由于种种原因实难考证,据其《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话,得知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个“三寅”叠合的日子。于是,有学者据此推测屈子生于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距今已过去了二千三百五十六年。至于他卒于何时,古代文献只记载他自沉于古代罗子国的汨水,没有具体的时日。所以,后人依据为数不多的野史和笔记小说,以及古荆楚之地的民间传说,推断屈子沉江之日为某年五月初五。那么,屈原为何选择这一天怀石投江呢?“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唐朝最有才气的皇帝李隆基,在端午节所作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一诗中道出了个中的秘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与天地之数相关,默符天地的“五”数代表着永无穷尽的宇宙世界,象征一种不朽与永恒。孔子《易传》中“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是其证。此外,五月在《周易》十二辟卦中为天风姤卦,四月为纯阳乾卦,夏至过后,阳气极盛而转衰,阴气始生(初爻已变为阴爻),五月虽然天气炎热,但阴气已开始生长了。这个时节是一个阴阳始交,新的生命由乾阳“资始”即将或者已经进入坤阴“资生”的重要阶段。所以,古人认为夏至也是一个“阴阳争死生分”的关键时节。基于这么一种文化认同,我们便可探明屈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离世的原因———他多么期那盼满腔公正无私的爱国之情和那颗心系黎庶的赤子之心,自此重获新生,深深地植根于他眷顾不舍的荆楚故国,与天同老,光耀后世!
因此,五月端五不仅是一个因与屈子相关而充满悲情诗意的日子,更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内蕴十分深厚的特殊节日。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着各种美德和优秀的品质。上有龙帝玉皇,下有四海龙王,衣有龙袍,食有龙虾,住有龙宫,行有龙舟、龙车,从宗教文化到政治伦理,及至人们日常生活,几乎无所不包。据相关史料记载,龙舟竞渡古已有之,源出七八千年前古代南方稻作民族的水上祭祀风俗,非因屈原而起。龙舟最原始的角色是却祟邪、攘灾异的“遣灾送瘟舟”,后逐渐演变成“迎魂舟”或“归魂舟”。《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所辑录的《武陵竞渡略》一文云:“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而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至高岸,搭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病,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烧之……”再如《湖广志书》所载:“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黄岗县‘端午溯风巴河镇迎会,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疫’。”均是例证。屈子死后,人们为了纪念和祭奠他,以龙舟竞渡的方式寻找屈子下落,迎回屈子的忠魂。因此,后人举行端午赛龙舟活动,意在用龙舟迎魂归葬,以慰英灵。由是观之,今之竞渡之俗实为沿袭“迎魂舟”这一古俗。
古代端午赛龙舟之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却又被现代人忽视了的祭祀仪式———向水中抛沉粽子。所抛角粽供水底蛟龙飨食,以保不食屈子尸身。宋代诗人张榘《念奴娇》词云:“楚湘旧俗,记包黍沉流,缅怀忠节。谁挽汨罗千丈雪,一洗些魂离别。赢得儿童,红丝缠臂,佳话年年说。龙舟争渡,搴旗捶鼓骄劣。”话虽如此,然说起粽子的渊源与由来,却是个南北有别,传说迥异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一直喋喋不休地争论了两千多年!其实,粽子原本是古代的民间食品,最早为“筒粽”,继而为“角黍”、“角粽”,明清以后均以糯米包裹,才被称之为“粽子”。后因屈子之死,粽子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和缠绵凄恻的情感色彩,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食品了。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集注中引《续齐谐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汨罗水祭之遗风也。”据此而论,粽子在今湖南各地,虽然都以箬叶(箬竹,竹子的一种,多生于湖南湖北等地,其叶长而宽,可用此包粽子)包裹,但湘西地区均以棕树叶捆扎,实为古楚国之习俗,而沅水下游之常德,湘江沿岸的长沙、汨罗等地多以五色丝线缠缚,则是汉代以后的事了。因此,浦市古镇老者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因为“五色丝线”与汉代盛行的“五行生克”理论相关,“五行”所指“木火土金水”对应“青赤黄白黑”五色、“东南中西北”五方、“肝心脾肺肾”五脏、“角徵宫商羽”五音、“春夏(土王)秋冬”五季、“生长化收藏”五应,乃至“仁礼信义智”五性等,指代极其宽泛,内容无所不包,功用无所不能。因此,“五行”可以理解为化育天地万物的正气。因此,投于水中缠缚着五色丝线的粽子,只能也只配伟大的屈原独自“享用”了。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屈原仁人爱物、忠君爱国思想与高尚情怀,连同他的人格魅力,不仅在民间备受黎民百姓的尊崇,也为历代帝王与忠臣良相所重视,端午时节龙舟竞渡与沉粽祭屈的习俗,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而成为全民族的节日。唐代诗人褚朝阳诗云:“越人传楚俗,截竹竞萦丝。水底深休也,日中还贺之……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这是唐代诗人殷尧藩《端午》诗中句子。今人大都认为端午时节悬挂艾草菖蒲于门,只是为了驱邪攘灾,以保家人健康平安,其实不然。细心玩味唐朝老殷这首诗,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文化信息:“艾符”作为一种符咒,在自然科学落后的古代,自然是用来攘除祟邪灾异、保命祈福,期盼人丁兴旺的“神物”。“蒲酒”作为一种“升平”的象征,暗含着社会财富富足、文明和谐之意。这是因为远古时代,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有两个重要指标,即人口的众寡与物资的多少,而物资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的数量与质量。由此,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人口生产和粮食生产。汉代贾谊的《论积储疏》一文中的观点就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如是而言,端午“折艾剪蒲”之举,一盼人丁兴旺,二求五谷丰登。这一古俗当为古代传统农耕文化的遗存。
何以为证?先来说说“艾草”。艾,又名家艾、艾蒿。现代医学证实,艾草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所散发的奇特芳香,有驱散和杀灭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之功用。我国传统中医也以艾草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自古至今,人们将艾叶加工成的“艾绒”是中医“艾灸”的重要材料。古荆楚之地气候温湿,蚊蝇虫蚁繁殖极快,尤以炎热湿润的夏季为盛,大量繁殖的蚊蝇虫蚁自然成了传播疾病与瘟疫的罪魁祸首。崇尚“淫祀”的古荆楚先民认为,这些蚊蝇虫蚁就是给他们带来灾异瘟疫的祟邪瘟神,于是便有了端午挂艾草于门的习俗。《荆楚岁时记》云:“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或“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取戴之。”《帝京岁时纪胜》载:“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明清时期,不少地方把菖蒲也当作攘灾辟邪的物件,一并悬于门上。据《清嘉录·卷五》记载:“戴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
荆楚之地“艾草驱邪”之俗古已有之,明清以后“戴蒲却鬼”之说值得商榷。根据一些古代文献史料记述,端午采集和悬挂菖蒲实与农时耕作相关。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本,也是世界上农业技术十分发达的传统农耕国家,非常重视对农时季节的把握与运用,这些观念在《亢仓子·农道第八》一书中叙述得极为详实。古代四时之用在于正五谷,人为种植五谷者,天地则是生养五谷的先决条件,正如书中所云:“四时之不可正,正五谷而已耳。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养之者坠也。”而农业生产收成的丰歉,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农时季节,其文曰:“凡稼早者先时。暮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灾。”不仅如此,古人还认为农产品质量的优劣也取决于农时季节,即所谓“得时之禾,长秱而大穗,团粟而薄糠,米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强。失时之禾,深芒而小茎,穗锐多秕而青蘦……是故得时之稼丰,失时之稼约。庶谷尽宜,从而食之,使人四卫变强,耳目聪明,凶气不入,身无苛殃。”那么,我国古代先民是如何科学准确把握农时季节的呢?一为观日月星辰之天象,二曰俯察鸟兽虫鱼、树木花草之地类。菖蒲就是古人认为最早兆示农时,提醒农耕的“地类”,《吕氏春秋·卷第二十六·任地》篇中有这么一段话:“草端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不仅菖蒲始生提醒稼者始耕,及至五月,株型劲挺的菖蒲已经长成,此时南方禾稻之属正处于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过度的关键时节。五月端五采剪菖蒲悬于门上,意在提醒稼者悉心培管、精心呵护田土里的禾稻,方能五谷丰登。故此,艾草与菖蒲是有不同“分工”的,端午“剪蒲悬门”之俗实为兆示农耕,并非攘除祟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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