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沈从文，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受了伤的作家。无法言说的历史创伤是我们认识沈从文的起点。”九月金秋，查尔斯河畔，哈佛大学举办“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乃西方学界第一次大规模重温沈从文，视其为世界文坛巨擘。这是会议主办者王德威教授的一个多年愿望，也是你的吗？
右起：王德威教授，沈龙朱先生，沈虎雏先生，张新颖教授
一九八零年秋，时年七十九岁的沈从文应邀访美，先后在耶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学府发表演讲，并与海外学人深入晤谈。
三十五年后的这一个秋天，由王德威教授主催的“沈从文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佛大学举行，这是英语学界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重新思考沈从文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传承，来自亚洲、欧洲与北美的廿四名学者济济一堂，向沈从文致敬。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沈从文先生的两位公子，沈龙朱先生与沈虎雏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会议。从北京远赴波士顿，这是耄耋之年的沈氏兄弟初次访美，步履所及，在在令人想起沈从文先生当年的足迹。作为与会者之一的笔者逢此胜缘，有幸亲近两位沈先生，聆听其对父亲星斗一生的深情追忆。
Ｑ：作为沈从文作品的研究者，我们自然好奇，生活中的沈从文先生是什么样子？
沈龙朱：父亲个子矮矮的，人瘦瘦的，平常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作为湘西人，他说话掺杂湖南、四川、贵州口音，再转成北京话，别说外人听不大懂，就是我母亲，有时候都要靠“翻译”。
父亲在家常常遭到母亲的“训斥”，比如说，这件衣服要洗啦，不能这么邋里邋遢的！所以父亲在我和弟弟眼中威信不高，镇压不住我们，当我们调皮捣蛋的时候，他只有一句话：“耳朵！”意思是，你再捣蛋，我就要揪你耳朵啦！但真正执行“耳朵”任务的还是我妈妈。父亲对我们总是非常慈祥。
Ｑ：两位沈先生皆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战乱中度过童年。沈从文先生自己在年少时，也屡屡目睹时代遽变下的暴力与苦难。对待子女的教育，他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沈龙朱：父亲自小在一种残酷环境下长大。到我们出生，抗日战争爆发，全家逃难逃到昆明，飞机轰炸，抓壮丁，这些都是常事。抓壮丁极残忍。我曾亲眼看见一长串人，粗铁丝穿过他们的手掌，被强行带走。市集上常常处决人。我们俩上学途中，还常在路边看到血淋淋的尸体。
在那样的环境下，父亲还是引导我们去看美好的东西。他带我们看山，看树，看晚霞，看镶着银边的乌云，看地上好玩的虫子，看大自然种种美好。所以从孩子的角度看，我们还是过得很快乐，这对我们一生都有很大影响。这并不意味着痛苦被掩盖，而是我们始终能够看到美好的东西。
对我们读书，父亲采取放开的态度。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随便我们看。我记得《水浒》我看得津津有味，《三国》就不大看得进去。家里还有屠格涅夫，莎士比亚，契诃夫，莫泊桑，很多是成套的。
父亲不太喜欢莫泊桑，但对契诃夫非常推崇，他的写作受契诃夫的影响很深。
我再举一例，拿我弟弟开涮。小学三年级暑假，父亲让他自由作文，他居然写了一篇《我的后妈》！
沈虎雏：是《我的晚娘》。
沈龙朱：他居然敢写这个！爸妈还表扬了他。有朋友来，父亲就拿出这篇，说你们看小虎写得多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完全放开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再困难的时候，都能找到愉快。
Ｑ：我们知道，沈从文先生抱着极大的热忱鼓励后辈创作。
沈龙朱：父亲年轻时独闯北京，没受过好的教育，靠一支笔，拼命写，拼命投稿，闯出一条路。正因为他当年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后来他特别热忱地去支持年轻人。
我记得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晚上在灯下改学生的文章，改得密密麻麻，看到写得好的，马上推荐到报刊发表，借此鼓励这个学生走上创作的道路。
父亲有一个毛病：流鼻血。每次工作劳累，鼻血就流得厉害。他用凉手巾敷后脑勺，血稍稍止住，便裹两个纸卷塞进鼻孔里，继续工作。我半夜醒来，看见他像长了一对象牙似的，还在灯下改文章。他自小经历各种苦难，对这些不太在乎，还叮嘱我们，做事情要“耐烦”，要静心，认认真真把事情做好。
Ｑ：沈虎雏先生，我们知道，您和您母亲张兆和先生，为编纂出版《沈从文全集》付出极大心力。沈从文先生在世时，有没有对出版《全集》做出任何表示？
沈虎雏：要不要编辑出版《全集》，父亲生前没向家人做过任何交待。但追寻起来，他对自己的全集曾有两次“表态”。第一次是1947年后。在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旧《边城》封面上，他留下这样的字迹：
“第一版留样本
全集付印时宜用开明印本，将此本新题记附入。从文”
第二次表态则可追溯到1975年8月15日。
这一天，父亲独自在工作室兼卧室的杂乱文稿里，发现一张写满字的小纸。那是他在1949年2月写的《一个人的自白》首页，第一行就表明是在“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中留下的绝笔！
那天考古学家王（予予）送他去我母亲的宿舍吃饭，临别时他把这张残稿郑重托付给王（予予），说：
“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
十年后，王（予予）把精心保存的残稿交给我时，转告了嘱托过程。据此线索，经过反复搜寻，我们在故纸堆里不但找到了《一个人的自白》其他各页，还发掘出更多文革中失而复得的残稿。所以，对沈从文的所有家人来说，编辑出版《全集》必然要做。国内很多朋友也认为应该做。
Ｑ：您与母亲作为家人，阅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感触想必极为不同。
沈虎雏：我和我的母亲，可说是沈从文“潜在写作”的两个幸运读者。“潜在写作”指的是父亲一生留下的大量书信。我母亲在求学时，曾受到老师沈从文的情书攻势。父亲写那数以百计的情书，很可能比他写小说更用心。
当年情书带给我母亲很多烦恼。可是隔着岁月望回去，命运让她成为沈从文这批精彩作品的专利读者。
我也收到过父亲许多长信。1966年文革爆发，我和妻子张之佩，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儿沈红，随工厂迁到四川自贡，在那里生活了14年。
文革中父亲饱受冲击，还牵挂着孙女，我们成为他仅有的安全倾诉对象。他给我们写过许多十页八页的长信，鼓鼓囊囊撑破信封。有时信封到我手里已经开了口，帮我拿信的人还说：“看不懂！”天各一方又生逢乱世，这命运让我成为继我母亲之后的另一位幸运读者。
Ｑ：当年收到这些长信，我想，可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沈虎雏：的确如此。我给你看一例。1968年3月23日，父亲在信中叮嘱我：
“给你的信，可注意一下，不必要留的，即处理一下，免得反而在另外一时引起是非。可留的即作个纪念，因为别的什么也没有给你们！”
我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阶段也曾受监视，部分信件就没到手。在“对敌斗争”的严酷形势下，为双方安全，最重要的几封信被我销毁了，心里一直很难过。但文革中父亲的信还是存下一大堆，我非常珍惜。
1980年，当我调回北京时，把这批反映父亲十几年处境和情感的文字也带回北京。
父亲晚年病了，不能伏案工作。我常把部分旧信展平了，整齐地贴好，拿给他看。他说：“我那个时候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自己都惊讶。他每次见到我，常问有信没有？重读旧信，是最让他高兴的事。
他的文章如《抽象的抒情》，也是从故纸堆里抢救回来的。我抄得很整齐给他看，他看了问我：“这个写得真好。是你写的呀？”我说我哪有这个能力？这是你的文章。我拿原稿给他看。他已经忘记了，说：“啊？是我写的？”
Ｑ：听来让人感慨不已。沈从文先生后半生专注物质文化史研究，涉及广阔领域，但他自己的这些断简残章，却多亏您细心搜寻整理。
沈虎雏：经历了文革，我懂得毁灭容易，想找回来永不可能。
我们1980年回北京时，父亲刚搬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给他的宿舍，旧屋里还有许多装满杂稿的大包袱，旧纸箱，满地废纸。当时我便决定，凡有父亲零星字迹的纸，一律先保存下来。就这样，不仅找到许多旧信，还有文革时被没收审查、后来发还的大量文稿。
不过，王予予受托精心保存下来的《一个人的自白》等残稿，虽然找到了全文，家人都不敢拿给他看，生怕触动旧伤口。
Ｑ：四九之交的沈从文遭受重创，政治与文学的纠葛，文学家的责任与自由，照他的话说，“思”与“信”的剧烈碰撞，在其后半生里回响不绝。作为沈从文先生的家人，您如何看待父亲在“思”与“信”的问题上的挣扎？
沈龙朱：很多年来，我们都不太理解父亲的挣扎。我们兄弟俩成长于一个不同的时代，与父亲的想法不同。
这些年来，在搜集整理旧稿的过程中，全家人一直在思索父亲背负的“思”与“信”的问题，要到许多年后，我们才开始了解一点，比过去更理解他，但仍不能说足够理解。
Ｑ：沈从文先生的一些作品，与同时期的书信有密切关联，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湘行散记》与《湘行书简》。我看过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一套《沈从文别集》，其中《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合编成一册《湘行集》，对照着读，非常有兴味。
沈虎雏：这套书是照父亲生前的愿望，用便于携带和阅读的小窄开本，朴素装帧，出版后广获认可。
这套书的编辑缘起1991年，我新发现一组带插图的旧稿，是1934年初父亲返乡途中写给母亲的信。当时他们结婚尚不到半年，因我的祖母病重，父亲从北平回凤凰探望，一路给张兆和写了许多信，回来以后改写成《湘行散记》，成为他的散文代表作。
大家看到这些信非常兴奋，说这跟《湘行散记》不一样，但又密切相关。我和母亲商量，一致想法是把这些书信统称《湘行书简》，与《湘行散记》合编成一本《湘行集》。其余各集也配发一些相关的未刊稿，这样来安排一个出版计划。
后来，湖南吉首大学的刘一友和向成国老师来北京出差，我装了一公文袋父亲未发表的手稿给他们看。次日，刘老师说他们都睡不着觉，看过这些未发表的文字，以前大家写的论文都可以重写了。编书的事一拍即合。这套书首次向读者展示沈从文的文学作品里看不到的大量文字，包括书信。
Ｑ：可以说，这套《别集》成为一次预演，为日后编纂《全集》做准备。
沈虎雏：对，《别集》出版后，条件日趋成熟，《全集》可以提上日程。母亲和我分别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就在这时候，我们幸运地获得重要启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张小鼎，正参加《茅盾全集》编辑工作。我登门求教，由此了解到，编辑出版《茅盾全集》是纳入官方计划的，编辑室从各大学和研究部门借调来许多专家学者，阵容很强。在编辑室之上，还有人数众多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室的专家们，很多事情都要书面征求各编委的意见，但编委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研究茅盾的学者。
张小鼎强调，编全集是百年大计，要对历史负责。他又以另一作者的全集为例，说最大的问题是涉及政治的文字，编选时都受到干扰，有些不让编入，能编入又大多经过修改。因此这部规模宏大、规格更高的全集，学术价值反而大为折损。
编《沈从文全集》，千万不能按目前观点去修改，这非常重要！
Ｑ：张兆和先生对此如何看？
沈虎雏：我原原本本把张小鼎所谈转告母亲，她平静地表示认同。回头看，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版的沈从文旧作，很多都有修改。父亲每次重读旧作，总会做些润色，这很正常。但不可免会看到如今犯忌讳的文字，就删改！
母亲作为专业编辑和49年后父亲每一篇试笔文章的坦率批评者，更严格替他把关，究其原因，多属心有余悸，试图保护父亲。张小鼎的忠告，不仅将影响全集的编辑方针，也直接冲击到十几年来两人积淀很深的顾虑。
Ｑ：我们看到的《沈从文全集》求真求准，文稿来龙去脉皆有注释。
沈虎雏：和张小鼎的谈话带给我们两项启示。一是《沈从文全集》不可能靠行政权力借调许多专家集中进行，只能用民办方式编纂出版，但这或许利大于弊，参编者不必事事听命于外。二是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修改作品。
Ｑ：《全集》最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新出修订版，煌煌32卷，另加一卷附卷，共计1040多万字，其中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约400万字。如此浩瀚的工程，我们每一个受惠于《全集》的读者和研究者，都对编者投注的大量心血深怀敬意。
沈虎雏：谁也没有料到，《全集》从编纂到初版，前后历时九年。有赖社会各界朋友的帮助，极大地丰富了收编内容。既然是《全集》，求全是我们努力的一大目标。
自《全集》在2002年初版以来，补遗工作就一直在进行。除了学界发现的已刊作品，又从海内外朋友得到过很多未刊稿，我在零散杂稿里的搜寻，也有不少收获。
如今已整理的稿件约600页篇幅，尚未取得文本和尚未整理成文的约有300页，合起来是本厚书。希望不久的将来，这批文稿能顺利与读者见面。
本次在哈佛大学的学术研讨会分为六个主题：思辨写实主义；文学乡土，乡土文学；超越写实主义；“思”或“信”：一九四九之交的沈从文；物质文化的诗学；沈从文与中国视景。
每个主题试图从一种特定的学科方法和历史视角探入沈从文的文本，展现沈氏遗产与现代中国细腻绵密的对话。
会议临近尾声，王德威教授发表感言，谈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执教多年，曾多次组织学术会议，但心中最深的一个愿望，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沈从文致敬：今日可谓愿想成真。
“沈从文走过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我们要到很多年后，才能了解他的生命带给现代中国的启示。这是一个受了伤的作家。无法言说的历史创伤是我们认识沈从文的起点。思与信的困惑，不仅关乎沈从文个人命运的沉浮，更直指百年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抉择。
49之后，受伤的沈从文再度归来，重塑后半生，促使我们不断思考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角力和由此激发的不可思议的成就。今日我们有幸从沈从文的观点，来看待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与文明的长河里找寻个人声音的挣扎，他们的努力一再昭示文学作为一种生命的信仰可能意味着什么。”
——王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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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黄谆
内容来源：中美对话 应磊（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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