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信仰】戴德生
名人的信仰
戴德生
樊培华
(樊老师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写成巨著“名人的信仰”,兹借QT灵修平台网络发布。欢迎大家推介转载!)
戴德生 清末英国来华传教士 (1832—1905) |
创立中国基督教内地会(现改名为海外基督教使团,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戴德生,1853年未满22岁时来中国传福音。中国内地会是以他当时仅有的十英镑为第一笔奉献基金而开始的。1860年夏,他在中国工作了七年,罹患肺结核,不得不返国治病时,写信给他妹妹、妹夫:“我如有千万英镑,中国可全数支取;我如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并非豪言壮语,乃是真实写照,感动了许多人,并传为佳话。他永远将“基督、中国、抢救灵魂”放在第一位。许多来中国的传教士坚守这样的信念:“中国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参诗137:5-6)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开一药店,他结婚后,与妻子祷告说:“亲爱的神,如果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中国工作。”戴德生和他的两个妹妹一块长大,他的弟弟在七岁时不幸去世,他成为独子。他父亲每天都会把孩子们带到他的睡房,扶着他们的肩膀,跪在床前,逐一为他们祷告。之后,他们便各自回房间读经。他对他们说:“学会爱你们的圣经,神不会说谎,他不会误导你,他不会失信。”当他知道顾客实在担负不起药费时,他会把部分药费免去,或风趣地对顾客说:“算了吧,我会把账单寄到天国去,在那里结账。”他常教导孩子们热爱中国,对孩子们谈到最爱的话题上来:“哪个国家比英国大100倍(当时中国的疆土比现在还要大,英国是指英格兰),人口占了世界的十分之一?”“中国。”“什么人发明火药、罗盘和纸张?”“中国人。”戴德生有时会说:“当我长大成人,我希望能成为一个传教士,到中国去工作。”这时,他父母就会想起他们的祷告,他们交换一下眼色,却不说什么。
戴德生回忆青少年时代决心奉献给神时的情景说:“在我得救后数月,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用了好一段时间与神相交,我恳求他给我一点工作,好表达我对他的爱和感激。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在祭坛上,那浸溢我灵魂的庄严感觉,给我一个明显的确据,就是神已接纳我的献祭。神的同在有说不出的真切,那时我还未满16岁。在我定意献身侍主后数月,有一异象深深印入我的心灵,这就是神要在中国用我。这工作看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付上我的生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开放,罕有传教士在中国工作。”当他理解到医疗传道的重要性后,说:“因此我决定研究医学,作为日后工作一项重要的准备。”他还说:“我定意要为主的圣工奉献不少于十分之一(指金钱)。”当时他在英国常面向中国地图跪下祷告,又有英国传道人为中国人的得救,一一提名祷告,拯救许多人。
当戴德生被神呼召到中国传福音时,首先就遭到他未婚妻的反对。他如一定要到中国去,她就要与他解除婚约。他的感情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要体贴自己呢?还是体贴神呢?要自己的感情满足呢?还是让自己心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他顺服了神,不体贴自己。虽然他带着受伤的感情离开英国,但神的旨意成全了,神的心意满足了。无数中国内地的人因着他传福音而得到神的救恩,他自己也在神丰满的恩典中度过一生。神恩待他,以后也为他预备了一位爱神和贤慧的妻子。
戴德生谈到走上宣教之途与母亲惜别时的心情说:“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我要离开英国远赴中国。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英国海港)跟我话别。她与我一起进入小舱房,她用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后坐在我的身边,同唱我们长别前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跪下,她为我祷告。因船快要开了,于是只好珍重道别,为了使我好受一点,她尽量抑压内心的情绪。她走上岸后,我孤单一人站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她也跟着往前走。船过了水闸,我们真的要分别了;突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里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约3:16)的意义。”他经历了六个月的海上航行后才抵达上海,从此开始谱写中国宣教史上最灿烂最持久的一页。
戴德生年轻时即学习操练过简朴生活,这使他能奉献十分之六的薪水且乐此不疲。他为操练自己的信心,坚持单单倚靠祷告。这类见证不胜枚举,处处印证神的信实,也成为后来内地会所坚持的传统。他在重担压顶、身心灵软弱疲乏下找到重新得力的秘诀:“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提后2:13)……啊,安息就在这里!”原来不是靠自己而靠信心,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信实的神。
戴德生到中国传福音时,入境随俗,把头发染黑,梳了辫子,穿中国服装,进入中国人群中,在街头巷尾传福音,并行医,福音才得以从沿海传入内地。他因不穿洋服而遭到同工非议,他答辩道:“我们不单要穿他们的服装,更要尽可能追随他们的习惯。中国可能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国家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惟一理由是怕信徒模仿外族。然而基督教必须带有洋人色彩吗?神的话并不需要洋风,人的理性亦然。我们不是要使他们变为别国人,乃是要他们信靠耶稣。”
1865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发表《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一文,呼吁传教士来华宣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自愿组成,吃苦耐劳,不畏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像有些宗派执着于某些观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是他们在中国的信仰基础和行动指南。在戴德生宣教神学的直接影响下,内地会创造了许多有效的宣教方法,很快便发展为规模最大、宣教工地最多的基督教在华差会(差会是西方各国基督教会派遣传教士到国外进行宣教工作的组织)。他们深入内地传福音,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将福音传到19个省,并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和西藏。
每当困难来到,打击临头,戴德生自然而然地头一个反应就是仰望神,并全心全意地信靠他,因为他知道且坚信这是惟一解决问题的途径。有些基督徒,一遇到难事、困境或失败就唉声叹气,惶惶不可终日,然后想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解决,结果只能使事情愈搞愈糟。即便我们知道转向神,在祷告中求神,但因信心不足,内心充满疑惑,以致终不见功效,这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实没有真正的认识。戴德生说:“如果我们肯顺服神,则该负责的是神,不是我们。”
戴德生一向主张积极吸取中国基督徒参加传福音工作,他认为,西方传教士们在华的作用是暂时性的,一旦在他们撒下福音的种子后,中国基督徒应尽快承担起建设教会的重任。他认为传教士最重要的素质是信仰和属灵生活的端正,高深的学历或神学的训练并非必要条件,宗派背景、国籍、性别也非决定因素。他是最早重用女传教士的差会领袖,起初受到质疑,后来却受到肯定。而内地会的巾帼们,的确表现非凡。特别是到西藏的戴如意、到新疆的盖群英和到云南的杨宓贵灵(参杨宓贵灵条)三位。她们或独来独往,或三人同行,或与丈夫同工,但同样具有无比的勇气和毅力,为以后从事拓荒工作的女传教士们,树立了最好的典范。
浙江宁波有一位佛教中居领导地位的执事,听戴德生传福音后,站起来作见证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寻求真理。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也一直在寻求,却没有找到。我曾远近寻访,一无所得。在佛、道、儒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但今天晚上,我从听闻的福音当中,终于得到安息。自此以后,我是耶稣的门徒了。”他在悔改信主后数天,问戴德生,福音在英国传了多久,当他听到在英国已传数百年了,就惊讶万分地说:“什么!怎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已达数百年,至今才来传给我们?为要寻求真理,我的父亲花了近20年的时间,死时仍一无所得。啊!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后来他劝一位朋友悔改信主,从此他们两人长期不断地向人们传讲这大喜的信息。
戴德生原来是拿中国布道会的薪俸生活,由于布道会的经济极其困难,他就决心不再拿这薪俸,靠信心生活。他说:“只要神给我最低限度的供应,叫我能养活自己,我便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假如这不是神的旨意,我打算做什么工作也可以,以养活自己,然后把剩余的时间全部拿出来,从事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作。”“我们不用怕钱少,却要怕不圣洁的钱太多。”
绝大多数传教士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福音使者,在传福音和进行有益的文化教育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传教士真诚地反对侵略,还有传教士拒绝利用“传教宽容条款”赋予的治外法权。例如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戴德生所创立的内地会的传教士中,有58人被杀,此外还有21名传教士的小孩被杀。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和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在死亡面前,没有一位传教士是有意放弃信仰或信心动摇的。戴德生要求内地会成员无论如何不诉诸本国政府,虽遭杀害也不接受清政府赔款。进入内地的传教士历尽艰险,开荒传教士在传教区平均只能存活七年,这主要是指因生活艰苦或因疾病而早逝。戴德生和其他传教士拒绝中国政府的赔款,这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如果他们爱中国不是出于至诚,能作得到吗?
戴德生的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国人的心,在世界上不知感动了多少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戴德生50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中国,为身处黑暗世界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的曙光。他大半生中,倾尽全力,坚毅不屈,以基督的托付为己任,见证神奇妙的带领。1905年,他逝世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毫无痛苦地安息主怀,享年74岁。一位中国年轻传道人握着已安息的他的手,动容地说:“你为我们开拓了天家之路。多少年来,你爱我们,为我们祷告。你是那么快乐,那么安详,你正含笑,你的神情安静而喜悦。我们并不求你回到世上来,但我们会追随你,到你那里去,你将在那里迎接我们。”戴德生曾说:“做属主的人,在主的地方;做主的工作,在主的旨意中。”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他还说:“我常想,神一定是四处寻找微小、软弱的人,可供他使用,而他找到了我。”“所有属灵的伟人都是为神作大事的软弱人,因为他们晓得神同在的能力。”更可贵的是他的儿孙五代献身中国。美国大布道家葛培理(参葛培理条)说:“再没有谁能像戴德生一样,愿意为神的缘故,完全献身给中国。他之所以义无反顾,献身与主,绝非出于一时冲动或自我表现,而是他深切地关怀到一群尚未认识救主的人。他一生勇往直前,是由于他愈来愈确信神的信实。这叫我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究竟怎样才是基督里的人。”戴继宗牧师说:“但愿感动戴德生的灵加倍感动我们。”
传教士把抢救灵魂视为最喜乐的事。英国传教士兹威米尔宣教50年,其间失去两个女儿,他说:“其中的喜乐再次涌上心头,我真愿意再来一遍。”戴德生和利文斯通(参利文斯通条)两人为宣教而生活极度困苦,遭受了极大损失,他们却说:“我根本没有作出什么牺牲。”
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着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错事,但这些都不能贬低传教士的巨大功劳,毕竟大多数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来是由于爱神、爱中国人。虽然他们传福音的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手中拿的是同一本圣经,而不是别的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而是神的信徒、使者。
樊老师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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