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分享 | 木心：在黑暗中大雪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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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木心，本名孙璞，号牧心，笔名木心，他出生于乌镇东栅财神湾。孙家是望族，小时候家里的佣人清洁厅堂，换下了条案上的宋瓷，临时摆上明代的官窑。女主人看见了，呵斥说，明代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快给收回去。
1937年末，乌镇沦陷。当时木心10岁，“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少年木心口出狂言，“写诗么，至少要像杜甫那样才好说写诗”，惹得长辈们哄堂大笑。有的只当是童言无忌，有的说他是“四金刚腾云，悬空八只脚”。
木心和茅盾（沈雁冰）是远亲，孙家花园和茅盾故居在一条街道的两端。茅盾到上海做事，在乌镇留下一屋子欧美文学经典。年少的木心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阅读，“得了‘文学胃炎症’”。
他书读多了，便尝试着创作。起初是模仿古人的风格，“神闲气定，俨然居高不下”，家人看了他的诗商讨：“弟弟年纪这样轻，写得这样素净，不知好不好？”木心写道：“我知道他们的忧虑。大抵富家子弟行文素净是不祥之兆，会出家做和尚的。”
他与一个女孩子通信，鸿雁传书了三年多，彼此有爱慕之意。三年柏拉图，一见，一塌糊涂。两人勉强地吃了饭，散了步，“勉强有个月亮照着”，后来就不再来往。
19岁时，他借口养病，独自上莫干山，雇人挑了两大箱书，其中有他钟爱的福楼拜和尼采。一个人住在家族废弃的大房子里，专心读书、写文章。白昼一窗天光，入夜燃矿烛一支。渴了，冲杯克宁奶粉；饿了，有个乡下姑娘定时送饭。一开始顿顿有米粉蒸肉，颇得少年欢心，“此物与炒青菜、萝卜汤之类同食，堪爱吃一辈子。”到了后来，肉块变肉片，肉片变薄，至于不见，木心调侃，由散文成了五言绝句。某夜山上老虎来挠门，临行时扑杀羊一只，未及叼走便被乡人的锣鼓声吓退。第二天一早，木心嘱咐送饭的姑娘买回一只羊腿。切块，放姜蒜红烧，佐以葱花芋艿羹和青椒炒毛豆，“筷头像雨点，眼睛像豁闪（闪电）”，与姑娘家人大快朵颐了一顿。
“是夜，又发现燃两支白礼氏矿烛，更宜于写作。从此每夜双烛交辉，仿佛开了新纪元。”
我去过冬天的莫干山，山风刺骨，景致荒凉。少年木心的手背起了冻疮，披一床被子，埋头写作不止。一边写，一边思念一个叫“竹秀”的姑娘，日记里写满“竹秀”。从夏初一直写到第二年的雪化时，交出三大篇论文——《哈姆莱特泛论》《伊卡洛斯诠释》《奥菲司精义》，不为发表，不求成名。
锦衣玉食的生活并不能让这少年满足，尤其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安逸仿佛是原罪。“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1947年，一腔热血的木心参与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他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大卡车上跳上跳下。“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1948年，木心短暂投奔新四军，绘制马恩列毛的巨幅画像。后因此事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木心避走台湾，直到1949年才返回大陆。不久他在解放军部队中做宣传工作，因自小患肺结核，一边喋血，一边扭秧歌打腰鼓。
小时候他被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他不知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一路经历到“文革”，他对上帝说：够了！
他先是在本单位监督劳动，扫地、扫厕所。他的家被抄查三次，挖地三尺，数箱画作、藏书、20集手抄精装本全部被抄走。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搜查抄家，手段之横蛮泼辣，方法之刁钻精到，史无前例。墙壁凿破，地板撬开，瓦片翻身，连桌上的一盆菜也倒出来用筷子扒拨。全家人被日夜监视，姐姐被批斗身亡，姐夫被关在学校的“牛棚”里，一个侄子被五花大绑在学校里批斗。后来木心被某群众组织囚禁18个月，折断三根手指。某夜他乘看守不备，从木栅栏里钻出，逃出后茫然自顾，发现竟没有可以去的地方，只得又从刚钻出的木栅栏里钻回。
他在白色的纸上画出黑色的琴键，夜夜在这无声的键盘上弹奏莫扎特和肖邦。“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他在烟纸背后写，在写交待材料的纸上写，夜里没有灯，就盲写。他前后写下65万字，层层叠叠的蝇头小楷几乎无法辨认，他藏在破棉絮里带出来。这65万字里，没有声嘶力竭，没有血泪控诉，有的只是他对美学和哲学的思考，以及断续写下的诗。“我少年时为了学哲学，吃足苦头，一字一句啃经典。不懂的地方总认为自己笨，只好死读硬读。特别是黑格尔，一次又一次读，后来关在地牢里，花三个月，第三遍读完了《小逻辑》，书上被我批得密密麻麻，好像有点悟了。”
他曾绝望投海，被追兵捞起后投进监狱。他自杀过一次，想通了。“平常日子我会想自杀，‘文革’以来，决不死，回家把自己养得好好的。我尊重阿赫玛托娃，强者尊重强者。”是艺术让他熬过最艰难的岁月。平时只知艺术使人柔情如水，浩劫临头，才知道艺术也使人有金刚不坏之心。他说，文学是他的信仰，这信仰保佑他度过劫难，“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晚年他说“诚觉世事尽可原谅”，想了想又加上一句，“但不知去原谅谁”。
1982年，木心旅居美国。在纽约牙买加区的一幢小公寓里，他以绝笔的心情日日写作，“燃烧，独对雕像，夜夜文艺复兴”，写出大量的论文、随笔、小说和诗歌。“我喜欢发高烧40度写作。发热发到不倒下，好开心。”
80年代末，他为一群旅美的中国艺术家开讲“世界文学史”，从而开始了一场长达五年的“文学远征”——从1989年1月15日开课，到1994年1月9日最后一讲。每位听课人轮流提供自家客厅，一节课每人收费20美元（夫妇算一人）。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考试与证书，更没有赞助与课题费，不过是在纽约市皇后区、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的不同寓所中，年轻的艺术家团团坐拢来，听木心神聊。
“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
他说老子自恋，是老牌那耳喀索斯，但不以泉水照自己，而是以全宇宙照观；他以为今日所有伪君子身上，仍然活着孔丘； 他比喻佛陀是飞出生命迷楼的伊卡洛斯；他引嵇康为兄弟，推崇屈原是中国文学的塔尖，而陶渊明是“塔外人”；他将杜甫晚年诗作与贝多芬交响乐作比较；他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儿女情长，长到结婚为止；英雄气短，短到大团圆，不再牺牲了”；他说巴尔扎克是彩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黑白的巴尔扎克； 他说鲁迅的幽默其实黑多红少，是紫色幽默； 他形容莱蒙托夫的厌世，“人生舞会中退出的孤独者，在冷风中等待死神的马车”；陈丹青还记下了他一句粗话：“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
这是这个孤傲了一辈子的人，飘零海外时，偶尔念及的温暖记忆。自然有人非议，有人冷嘲。他笑嘻嘻地要学生替他作证：木心不是妖怪，是个普通健康的老头子。他对旅美的艺术家圈子保持距离，冷眼旁观，“来美国11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后来，陈丹青整理了那五年那五册听课笔记，共85讲，逾40万字。这不是一本纯粹的文学史，而是木心的个人文学记忆，是木心之所以为木心的渊源。这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也是文学的福音书。
乔伊斯说:“流亡是我的美学。”木心自称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那个乌镇的翩翩少年，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
2006年，在孙家花园的废墟上新建起一座二层小楼，周围香樟、榆树丛生，名曰“晚晴小筑”，那是木心晚年隐居之所。此时他在乌镇已无一个亲人，他是这古老大家族的末代苗裔。“少小离家老大回”，面目全非的故乡，迎来了双鬓染白的游子。
贝聿铭的弟子去乌镇，与木心商议如何设计他的美术馆。木心笑言：“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少年时的富家子弟，青年时的热血男儿，壮年时的饱经磨难，中年时的颠沛流离。“我爱兵法，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一辈子的不合时宜，一辈子的干净清醒。
我想，用木心自己的话来总结他的一生，是合适的：难得有一位渺小的伟人，在肮脏的世界上，干净地活了几十年。
他1949年后决意退出文艺圈，去搞工艺美术，“不太积极，也不太落后，尽量随大流，保全自己”；他清高，“我书固劣劣，不愿做人枕边书”；他狡黠，当年住建国西路步高里的亭子间，房东家女儿有意于他，于是他的书桌上永远摊着一封某女士写给他的情书，几日一换；他自负且刻薄，自称是绝交的熟练工，为一本叶慈全集，与多年挚友李梦熊绝交；至于他的学识，《文学回忆录》 中有不少牵强和偏见之处，还有些常识性错误；他的一生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结尾，托尔斯泰八十多岁离家出走，他则以同样的高龄回到故乡。总之，他不像个英雄了，然而他珍惜自己的才华，“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他在黑暗中保全自己，“以不死殉道”。在任何严酷的岁月和生命极度卑微的时刻，他努力维持人格的独立尊严。他无意做英雄，只是不肯背叛自己：“即使吃了很多苦头，最终却可以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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