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也要有人懂
尽管已经逝世40年，他的思想仍在影响着世界。毛泽东——“一个能把沙子拧成绳子的人”，不仅把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国打造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就奠定了当今中国飞跃发展的工业基础框架体系。毛泽东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伟大思想具有的超强预见性、前瞻性，以及对解决好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发展问题仍然具有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但是，伟大也要有人懂。在这位世纪伟人诞辰123周年之际，海疆在线特别推荐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今年6月6日在中央党校中青班、西藏班、新疆班集体学习课程上的讲义，与网友共同缅怀世纪伟人毛泽东。
讲义原标题为《重读毛泽东》。本文标题为海疆在线编辑所加。原文如下：
重读毛泽东
韩毓海
2016-06-06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非常高兴，也十分荣幸，到中央党校来，与大家一起重读毛主席的著作，重温党的光荣传统。
刚刚出版了《重读毛泽东（从1893-1949）》一书，今天也拿到党校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的奋斗生涯并不缺乏了解，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比较熟悉了，但我以为，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巨人式的洞察、剖析、总结与超越。
用习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观察问题，往往缺乏广阔的历史视野。
同时，社会上的情况，一般高校的情况，与党校不同。作为“淡化”的结果，现在的一般在校学生，广大青少年，对于世界史、中国历史、特别是对我们党的历史、对于毛泽东同志，是不熟悉的，对于“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是没有思考，甚至是没有兴趣思考的。这是我们教育、学术研究里面特别薄弱的环节，鲁迅曾说，中国人是健忘的民族，对这种“集体性的淡化遗忘”——对于这种“政治无意识”，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加以改变。
中国人民是热爱毛主席的，但是，也有个别人提起他来就怕的要死，恨得要命，毋庸讳言，关于毛泽东，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分裂，这种分裂影响着我们的国家认同、思想认同和道路认同，我感到，这是非解决不可的问题，而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我们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促使我不自量力，下决心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我汇报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与现代世界秩序的重建
我从三个方面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一，《论持久战》与“大地法”。二，“一带一路”与战略枢纽。三，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与毛泽东同志的经济思想。
现代世界秩序，是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军事、资本和意识形态扩张形成的，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今天西方的社会科学本身，对于这个世界秩序的压迫性也是有反思的。
西方列强是这个现代世界秩序和法则的制定者，而对我们而言，如果不掌握规则、法则，如果没有制定和参与制定规则、法则的能力，我们的伟大复兴就谈不上。
“人类的五分之一”有没有能力参与世界秩序的立法？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
首先，与西方相比，我们的法学学科存在根本缺陷。西方法学是由三个部分构成：法哲学、法理学和法律学，马克思的专业就是法哲学，他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差异》、他的名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都是讨论法哲学问题的。但是，我们这里没有法哲学，而法哲学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讨论世界的秩序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我们没有法哲学，说明我们没有能力思考世界的秩序是什么、现存的世界秩序的起源的合法性问题。
由于没有法哲学、没有对世界秩序合法性问题的思考，而是把这个压迫性的世界体系当作自然的接受下来，因此，自晚清以来，我们的立宪，无非就是照搬西方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对现代世界秩序本身的反思，换句话说，这种立宪是建立在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认同之上的，并没有中国人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思考，这样的立宪根本没有法哲学的基础，所以，注定是失败的。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视野，开辟了现代世界秩序重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为一种崭新的、面向未来的法哲学奠定了基础。
美国最近有一本畅销书，叫《Eastern Black》，题目是从《东方红》那里来的，直译“东方黑”，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对于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法国有一本名著《The Wind From East》，“东风吹”，讲的是：自1960年代西方涌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
什么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意义呢？习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首先是指从思想、文化和道路自信上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极大地鼓舞了曼德拉、胡志明，从此，“自由、民主、人权”便不是什么普世价值，真正的普世价值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康有为的《大同书》、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作为近代改良与革命思想的代表作，深刻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它充分表明：晚清以来，真正有力量的中国思想，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所思考的都不是简单的“立宪”问题，而是如何变革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问题。只是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都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罢了。
直到中国出了毛泽东。直到出了中国共产党，出了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由于中国革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那个世界秩序才被动摇了，而且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几个方面，全方位的动摇了。
这是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大事变。
下面我先谈第一个方面：《论持久战》与“大地法”。
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暴力体系，要打破这个暴力体系，就需要出一个“素王”，需要他为世界“立新法”。
而历史证明，毛泽东就是这个新的世界秩序的立法者，他以“大地法”，打破了西方的国际法，以游击队理论，打破了西方的现代战争理论。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而是西方最杰出的法学家说的。
无论如何，中国的学术界总得承认卡尔·施密特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法哲学家，他于1963年出版的《游击队理论》和《政治的概念》两篇文献，从法哲学的角度，重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论持久战》这两篇光辉文献。
他说：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批判、改造了西方的法哲学以及整个西方法律体系。
西方法律体系有什么缺陷呢？施密特说，这个缺陷就是虚伪，所谓虚伪，就是以法律代替政治。
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洛克的《政府论》，就代表了这种西方政治不断走向虚伪的趋向。
施密特问：政治的标准是什么？世界上有各种标准，审美的标准是美丑，伦理的标准是善恶，经济的标准是盈亏，我们承认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但是，这却绝意味着用其他标准代替或者取消政治标准。
那么，什么是政治的标准？施密特说，政治的标准，就是《毛泽东选集》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毛主席用九天九夜在延安写成的，施密特说，它的伟大意义，在于重建了国际政治这个学科。它的第一部分就叫《战争与政治》。它指出：中日关系的实质，是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这个国际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日本不改造其近代形成的世界观、东亚观，日本就一定要搞军国主义，日本搞军国主义，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实现独立解放，遑论伟大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之间，是敌我关系。
无论你怎么搞中日关系，都绕不开这个政治问题。
这样，毛泽东就把中日关系纳入到国际政治的视野里，中日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较量。
其次，《论持久战》批判了西方的国际法，也批判了现代战争法，并建立了“大地法”。
现代战争法法则，是依据海战和空战制定的，在那里（均质化的空间里）没有人民，更没有人民的房屋、田舍与家园，因为在海洋和天空上对抗的，就是现代化的武器和技术化的职业军人。但是，陆地战争就完全不同了。在陆地上，侵略者践踏的是人民的家园，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保卫自己而战斗，这种战斗依据的是大地的法则，而不是海战与空战的法则，毛泽东概括说，我们是以大地的名义在战斗，我们进行的就是山地与丛林里的游击战。
柏拉图说，正义是政治的核心，因此，我们不能离开正义与非正义谈论战争问题。
什么是正义战争呢？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人民战争就是正义战争。
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就没有了敌我，没有了政治，战争就成了大国游戏，强国利益博弈，那样，我们就会沦为汪精卫的逻辑，汪精卫说，日本人打中国，是因为中国内乱，需要一个强者帮助中国人解决内乱和无序的问题，所以应该感谢日本这个强者，感谢日本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贡献。
什么是人民战争呢？人民战争就是游击战争。
游击队不是“国军”，因为游击队员不是职业化的军人，游击队是人民的武装，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
我的同事李零教授，祖籍山西武乡，也就是出了石勒皇帝的那个地方，抗战期间，武乡曾经是八路军总部，李老师家乡全村的青壮年，包括李零教授的父母，都参加了抗战，他最近写了一篇影响极大的好文章：《我们的抗战》，“我们的抗战”就是人民的抗战，是以人民战争超越国家战争，是以大地法，超越国际法。
施密特说，西方的国际法就是大国游戏，是根据大国制定的规则玩游戏。在这里没有正义非正义，只有犯规不犯规。这里没有敌我，只有维护秩序的世界警察。
现在，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流行叙述，就是几大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国家博弈，只有国家战争，没有人民战争。这样一来，抗日战争的意义，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也就不好讲了。
日本侵略者至今很自豪，自豪什么呢？自豪他们守规矩，什么是日本人的守规矩？天皇是流氓，全体国民都跟着耍流氓，日本从来没有游击队，日本有的是天皇一声令下，日本全民上街欢迎美军，这就是日本人的守规矩。
什么是中国人的不守规矩？就是你国家签订了投降书，但是我人民组成游击队，继续反抗。
如果不经过中国的教育，日本人就从来不知道，也不能想象游击队是什么。没有《论持久战》，美国人、日本人，西方列强、世界上的侵略者，就不知道游击队的厉害。
而这就是竹内好、丸山升这些日本思想家，他们写书作文，五体投地佩服毛泽东的原因。
其实，自晚清以来，中国就一直是积极参加这种国际游戏的，晚清以来，中国就是这个国际规则的遵守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积极参加，而游戏的结果是巴黎和会，坑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要坑中国，汪精卫早已经接轨了，蒋介石也准备认了，但毛泽东不认，他用人民战争代替了国家战争，你政府认了，我人民不认。你政府军节节败退，但我游击队还在。
毛泽东的游击队理论，既揭露了西方国际法的虚伪，也打破了西方现代的战争手段，在政府与敌人媾和之后，游击队依然坚持战斗。
游击队理论把国家战争转变为人民战争，把大国游戏，转变为人民反抗侵略者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自从西班牙人哥伦布登陆美洲以来，世界人民就拿西方列强的武力没有办法了，对他们以暴力划分的世界秩序毫无办法，直到中国出了毛泽东，直到出了《论持久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世界的立法者不是几个大国，包括蒋介石政权那种大国附庸，世界的立法者是人民，国内的统治阶级已经投降了、讲和了，但是人民还是要打下去，汪精卫投降了，人民没有投降，于是，这个世界秩序怎么办，就要听听山西武乡的老百姓的意见才行。
以超常规的战争对抗常规战争，以人民战争对抗国家战争，以大地法对抗所谓的“国际法”，这就是以正义战争对抗非正义战争。
什么是西方的法呢？霍布斯和洛克说：法是规则，是平等的个体，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制定的契约。但是，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按照契约建立的，现代国家都是通过宗教战争、民族战争、经济战争和阶级战争建立的，而这就是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面所指出的：无论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现代立国过程，都是革命与战争的过程，而绝不是开会定契约这么简单的事。
把抽象的契约论运用于国际关系，这就是西方的国际法。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并非平等的个体，所以，自从毛泽东思想产生以来，当今世界就有两种国际法，一种国际法其实就是西方列强主导的大国游戏，大国制定法则，充当国际警察。而另一种是在万隆会议上产生的，即“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我们自己如果相信了西方虚伪的国际法，那么，无论是跟着洛克的契约论空谈跑的右派，还是跟着罗尔斯的“交叠共识”跑的左派，无非都是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的糊涂虫。
我们北大原来有“国际政治”学科，后来改了，叫“国际关系学院”，从搞政治，变成了搞关系。世界史的“亚非拉学科”，后来也改了，叫“世界现代化学科”，亚非拉没有了，因为世界上似乎只有西方。
“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有什么区别？“国际关系”说白了就是搞关系，它假定世界各国是平等的个体，假定这些个体都是理性的，既不侵犯别人也拒绝别人侵犯。但如果是那样，世界上就不会有大国欺负小国了。
实际上，世界上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西方列强与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敌我关系。
这就是小布什总统在911后所说的，不是美国的朋友，你就是美国的敌人。
小布什是讲国际政治的，所以毛泽东晚年说，我喜欢右派，因为右派说真话。右派不虚伪。
如果说卡尔·施密特也是右派，那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讲真话的右派”。
施密特指出，西方的政治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满嘴讲法律，实际上讲政治。
第二个方面，“一带一路”与战略枢纽。
我们讲游击队理论，这是不是不要正规军，不要军事现代化呢？
不是的。游击队理论不是不讲军事现代化，游击战争的理论、游击队理论是一种战略观，这种战略观，是在打破敌人的围剿和封锁，颠覆敌人所构筑的地缘政治体系中形成的。
游击队理论，起码可以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毛泽东关于以弱胜强，诱敌深入，打到敌人后方去的战略思想，有取法魏源这位湖南同乡的成分。
西方对于世界秩序的暴力规划，是建立在“陆权论”与“海权论”的基础之上的，所谓陆权论，就是麦金德提出的“欧亚大陆中心说”，所谓海权论，集中体现为斯皮克曼提出的“三海论”，即谁控制了地中海、加勒比海、中国南海，谁就会控制世界。
魏源对陆权论与海权论的超越，体现为他创造性的构想：即英军从东南海上来，我们可以从西南、西北陆上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
抗美援朝前，周总理警告美国说，你们从海上打过来，我们可以从陆上打过去。这是魏源的思想，也是游击队理论的核心。
因此，魏源非常重视新疆、西藏、广西、云南，因为这些地区可以辐射欧亚大陆。同时，他非常重视尼泊尔、缅甸、泰国、越南、琉球与朝鲜。因为缅甸、泰国是印度洋到太平洋的锁钥，越南是孟加拉湾到中国南海的咽喉，朝鲜和琉球是从东海到南海的通道。
游击队理论的核心，就在于抓住战略枢纽，更以集中的、强大的兵力，攻击和占领这些战略枢纽。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作眼”。抓世界秩序的纲，抓住了纲，则纲举目张。
最近，任正非在讲到华为的国际战略时，就讲到他是怎么学习毛主席的游击队理论的，那就是在世界市场的枢纽地区，布置超常的、10倍于竞争对手的力量，他讲的非常深刻。
现代中国军队，只有三次出境作战，一次是出兵缅甸，二抗美援越（包括对越自卫还击战），三抗美援朝。
三线建设，三个世界划分，一带一路，这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是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而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准确思考和定位一带一路上的战略枢纽——会“作眼”，是极为重要的。
在魏源和毛泽东看来，尼泊尔、缅甸、泰国、越南、琉球与朝鲜，这些地方既是陆权的集中，也是海权的枢纽，用今天的话来说，既属于一带，也属于一路。
毛泽东在《昆仑》这首词中，把陆权与海权整合起来，所以，施密特说，这是新的“大地法”的预言般的表述。这对我们今天搞一带一路，是有深刻启发意义的。
第三方面，世界经济体系与毛泽东的经济学。
现代世界秩序不仅是由暴力奠定的，它是一个经济体系，西方列强除了垄断暴力之外，还垄断着全球资本投资体系。
西方的经济理论，与其法学理论有着共同的缺陷——即同样是虚伪。一方面，就是混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区别，用平等竞争的商品市场原则，掩盖资本市场的高度垄断；另一方面，则是用抽象的供给需求，把广大劳动者的需求，贬低为“无效需求”。
如果我们分不清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区别，把等价交换、供给需求这种商品市场的原则，简单地运用到资本市场，不了解资本市场是高度集权、高度垄断的领域，是西方列强通吃的领域，那么，我们便是经济上的“糊涂人”。
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需要有中国的经济学，而中国的经济学的开创者，就是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经济学的精髓，就是立足中国、面向实践、面向人民，其基本方法是调查研究，而不是迷信西方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政治学不是理论，它的鲜明品格是实践。同样的，经济学也是如此，经济学不是抽象的理论，它的品格是实践，用习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坚持问题导向。
习主席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而毛泽东同志则指出：“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毛泽东同志最初全面领导经济工作，始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遭受错误批判，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专职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那个时期，毛主席当时所面临和要解决的经济问题非常严酷，那便是由于敌人对于苏区的封锁，苏区的“盐很贵，而且有时还买不到，同时，谷价的波动十分剧烈”，这使得苏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发表讲话，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算账说：由于私商垄断苏区进出口贸易，结果一担谷子运出苏区，私商就赚了7倍的价钱，而私商在苏区外买盐一块钱7斤，运到苏区一块钱卖12两。这种垄断，就是造成“盐很贵，而且有时还买不到，同时，谷价的波动十分剧烈”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严峻的问题，在毛主席建议下，成立了苏区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两个机构，并且发行了300万建设公债，以为调剂局、外贸局的经营资本，从而一举解决了苏区的食盐短缺问题、物价波动问题、货币贬值问题、缺乏资本问题。
毛主席是怎样理解经济工作的呢？他说，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同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工作是从解决群众的一切迫切的问题出发，从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出发呢？还是从抽象的模型、数字出发呢？是从解决群众住房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养老送终的问题出发，还是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出发呢？
我们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是从解决群众具体的生活问题出发的，是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
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而我们共产党人的经济学的实质就在这里。
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如果不是从解决人民群众最迫切的具体问题出发，而是从抽象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也许有人就会这样说：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苏区打击私商垄断、建立外贸局、调剂局，这是“典型的政府干预”。而实际上毛泽东同志是这样指出的：“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布匹，暂时从两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
如果从教条主义的、左的立场出发，有些人就不会懂得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而如果从教条主义出发，那么，也许另外一些人就会说：毛主席在苏区发行公债，那就是在苏区搞资本主义。
如果不是从群众的具体的生活问题出发，去谋划我们的经济工作，而是空谈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那么，就是忘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打不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错主意。”
如果离开了群众的住房问题、吃饭问题、看病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离开了这些迫切的、具体的群众生活问题，空谈西方经济学理论，幻想着用这种理论指导我们的革命、建设、改革，不但不会使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而且更会丧失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主席说，“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这是毛主席在1933年对博古、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说的，就是在那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而这些文献，正是习主席倡导我们要认真学习的。
习主席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
习主席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毛泽东与中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从长期历史看，中国治理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
怎样克服这个问题？我介绍毛主席很推崇的三篇中国历史文献：韩非子的《五蠹》、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叶适的《外稿》。
韩非子说，中国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法”，但他说的这个“法”，不是具体的法律、刑法，而是指思想混乱、价值观混乱，而这种内在的混乱，是造成社会混乱和一盘散沙的原因。
韩非《五蠹》开篇说，三代时期官非官，舜“股无犮，胫不生毛”，他自己下田劳动，没有工资，其实就是个群众召集人，他苦不堪言，所以，三代有“禅让”，因为当官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如今做个县官，子孙后代都有牛车坐，可见时代不同了。
为什么会出现价值观混乱的问题？韩非说，这是因为“三代之法，不可行之于当世”。三代时期，阶级没有分化，无为而治、道德垂范就可以了，如今阶级分化了，执政的基础是战斗与生产，如果你再以三代的无为而治、道德空谈为法，那就会亡国。
如果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出了问题，那就是从根本上丧失了法的标准，法就没有了基础，就形同虚设。价值观混乱，是国家混乱的根本原因所在。
韩非批判说：如果在阶级社会里，倡导超功利的价值观，那么，这样的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乱的，而其混乱的表现就是：“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高其有勇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国家鼓励为国戍边、保家卫国，但是，如果某个电视台搞个辩论赛，找一个将军，把他定义为“鹰派”，再找个外交官，把他定义为“鸽派”，鼓励他们互相打、互相吵，那么，全国人民怎么看？三军将士怎么想？
这当然就是“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把我们的决策者分为“鹰派”、“鸽派”，并在媒体上大肆炒作，这就是韩非说的“儒以文乱法。”
如果手里有了两个钱，就叫嚣党媒、党校应该“姓纳税人”，如果中央在努力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有位高人却说：我宁肯给富人盖厕所，也不给穷人盖廉租房，如果社会上有许多人为这种人欢呼，称他为“大侠”、“敢言”，那么，这就是“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高其有勇也。”
这就是韩非说的“侠以武犯禁”——因为在金钱社会里，资本就是最锋利的武器。
这种价值观混乱的结果是什么呢？韩非子说，是“其国必削”、“其政必亡”。
一旦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没有正确的干部选拔标准。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今天下之乱、国家积弱，在于官员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
所谓教不得法，是因为官员从事的是治国理政，是政治、经济、财政、司法工作，但所学的却是课试文章、诗词歌赋，士大夫作为官员的后备军，推崇的却是遗世独立，独善其身。
所谓养不得法，是指社会价值标准是追求财富，而从政者并没有特殊的价值观，也不能从这种特殊的价值观中获得满足与社会尊重，于是，让一班追求财富的人从政，他就一定会贪墨。
所谓取不得法，就是按照选拔“愚人”的标准选拔官员，这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所说的，任用愚人的好处，在于愚人虽然没有能力办事，但也不至于生事。
所谓任不得法，就是用人不专，官不久任，一辈子许多领域都“历练”过，但其实什么都不会，哪个领域都不精通。
所谓“教、养、取、任”皆不得法，这并不是指没有法，而是以“无为之法”，选拔“有为之士”。
而这种脱离实际的“法”越严、越密，则选拔出来的官员就越无能。
如果官员不能干事，不想干事，不会干事，国家是否就没有人治理呢？
实际上是有人治理的，因为真正把控、治理国家的其实不是“官”，而是“吏”。
叶适在《外稿》里面说：官是公务员，吏是事务员，真正管理国家的是吏，这就是“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宋代“吏”的代表人物，便是《水浒传》里的宋公明，他代表了基层治理的江湖化、黑社会化。官员无为，胥吏胡为，国家就是这样一盘散沙化了。
所以，毛主席说，要解决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就要打倒基层的土豪劣绅和上层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则必须解决中国唐宋以来的士大夫政治问题。
晚清志士郭嵩焘说，古无有以“士”名者。只有不脱离生产与战斗的上士、中士、下士之等，至汉犹然。唐代尚文辞，人争以文自异而称“文士”，宋儒讲性理之学，托名自重，谓之“重士”，“不知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士愈多，人才越乏，风俗越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为什么要推荐大家重读这三篇历史文献？因为从韩非子的《五蠹》到郭嵩焘的议论，揭示了一个真理：士大夫阶级是国之蠹虫。
故要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从改造士大夫阶级开始。
中国传统士大夫阶级讲的普世价值，是三代之治；现代士大夫讲的普世价值，是西方的形而上学，一个是老八股，一个是新八股。而新八股渗入共产党内，就是党八股。他们讲的文明，都是文明的形式——文者，纹也，从根本上脱离了文明的实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由于这种普世价值由于是完全脱离文明的实质的，是与文明的实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相对立的，所以，这种普世价值讲得越多，社会就越乱。
徐复观是新儒家的奠基人之一，1943年，他作为国民党军的少将高级联络参谋到延安，目睹了延安的整风运动，他在给蒋介石提供的要报中指出，延安整风，意在从根本上打倒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根除中国的士大夫恶习，经过整风后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历史上的治理集团完全不同，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政治组织，而面对这样的政治组织，代表中国旧的治理体系的国民党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言论上的八股作风，这就是士大夫政治的实质。而这就是毛泽东要反对的腐败——核心就是士大夫阶级的政治，这种政治，就是导致中国一盘散沙，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所在。
这就是延安整风的实质。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善政”
我通过两篇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来讲这个问题，一篇叫作《理想国》，一篇叫作《政治学》。
我这样讲不是“言必称希腊”，这样讲，而是为了切实说明：毛泽东思想抓住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精髓，我们共产党人的文化，是真正的先进文化——对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
我分两个方面讲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讲什么是理想的治理者，理想的治理者，为什么必须把不断改造世界观，当作自己的任务。
我通过介绍《理想国》来讲这个问题。《理想国》、《政治学》，也是习主席推荐大家要读一读的书。
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于公元前339年，其时正值苏格拉底被处死之后。全书以苏格拉底为对话者，深刻阐述了何谓“理想的治理者”以及“治理者的理想”这一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包括《理想国》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时这样指出：“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
而《理想国》所面对的，正是当时希腊社会突出的矛盾，以及城邦治理所暴露出的严重问题。
苏格拉底是在“雅典民主派”当权时被处死的，苏格拉底之死，深刻暴露出雅典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而柏拉图说，这种缺点就是“过度的自由”。他说，在那里，连动物也“自由”到为所欲为的程度，“狗也完全像谚语所说的‘变得像其女主人一样’了，同样，驴马也习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
而这种自由的实质，就是指“个人欲望的自由”，在放纵的个人欲望面前，一切所谓理想、学问、事业心都不值一提，一切崇高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甚至都被视为违反、压抑“人性”的，也正是这种放纵个人欲望的自由，“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像你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你只要想想今天美国的枪击案、中国的航班上打空姐，你就知道苏格拉底批判的是怎样的一种现象了。当然，苏格拉底就是因为批评这种放纵个人欲望的民主制度，批判了被这种制度所放纵的“暴民”，结果便以“自由民主的敌人”的罪名，被处决了。
《理想国》全书共十卷，全部以苏格拉底与人对话、讨论、辩难的形式展开，这充分体现了柏拉图最为推崇的“辩证法”的思想与方法，因为正是在这种对话、讨论与辩难中，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才能展开，问题的实质才能暴露出来，而这种方法，也就是辩证法的方法。
在批评雅典民主制度的同时，《理想国》也批判了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这三种制度形式，更简明深刻地揭示了它们与民主政治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彼此联系。
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推崇勇敢，而轻视智慧和文化，它必然走向“马上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失政，从而导致了按照“财产制度来治理”的富人专政体制——这就是寡头政治。而正是寡头政治造成的严重阶级矛盾和对立，导致了民主政治或平民政治，如前所述——在那里，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肯定，而无论这种欲望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正是民主政治的堕落则导致了僭主政治——僭主以人民的保护者面目出现，结果却是建立了庞大的卫队保护僭主自己，并以此镇压人民。
通观全书，《理想国》对于理想的制度、理想的治理者和治理者的理想的论述，就是建立在对上述这四种失败的制度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那么，什么是理想的治理者呢？《理想国》指出：理想的治理者，就是那些为大家而献身的人，他们心中只有“大家”，而没有“小家”，只有“大我”而没有“小我”。“他一定会把他所碰到的任何人看作是和他有关系的，是他的兄弟、姐妹，或者父亲、母亲，或他的儿子、女儿，或者他的祖父、祖母、孙子、孙女”。
要培育、产生这样的治理者，城邦就必须有公共财产，而治理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舍身保卫公共财产，并以勤奋的工作去壮大公共财产：“我们的护卫者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其他私人财产，他们从别的公民那里，得到每日的工资，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大家一起消费。”
《理想国》说：这样的治理者既不追求私人财产，也不拥有私人财产，他们为大家服务得到的报酬，只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公民平均收入的工资，那么，他们难道不会因为收入太低而怠工或者因为缺少财富感到羞愧吗？《理想国》指出：绝不会如此，因为真正的治理者，乃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
《理想国》里有这样两段值得人们记取的话，其中讲到了什么是理想的治理者和治理者的理想。第一段是给人们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在故事里将要告诉他们：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和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代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者辅助者中间去。”
这一段话表明，《理想国》认为，判断治理者的标准不是凭借其出身，而是根据他的灵魂。因此，把它理解为替贵族政治做辩护是不恰当的。
接着，《理想国》又对治理者提出了这样的告诫：“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量则由其他公民供应，作为能够打仗既智且勇的护卫者职位的报酬，按照需要，每年定量分给，既不让多余，亦不使短缺。他们必须同吃同住、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至于金银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明处得到了金银，藏于心灵深处，他们更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了。”
这段话尤其昭聋发聩，因为它对治理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理想国》全书的重心，则在于讨论怎样发现理想的、灵魂里有黄金的治理者，以及治理者如何发现自己灵魂里的黄金。
《理想国》认为，灵魂里的黄金是眼睛看不见的，而要锻造灵魂里有黄金的人，欲使治理者们觉悟到灵魂里的黄金，那么，治理者们就必须通过艰苦的学习，就必须通过长期的世界观的改造来塑造自己。而在这种发现“灵魂里的黄金”的过程中，哲学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而辩证法在哲学中又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
什么是辩证法呢？《理想国》指出：辩证法要求把“分散学习的各种课程的内容加以综合，研究它们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系。”“因为能在联系中看事物的就是一个辩证法者，不然就不是一个辩证法者。”
今天看来，《理想国》中所说的辩证法，还只是讲知识和理性的辩证发展，从而把物质生产过程和人的情感与意志排除在外——而这些缺陷，后来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而得到丰富与发展——但是，尽管有种种不足，《理想国》这部著作，毕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治理者必须把不断改造世界观当作第一要务，必须把学习哲学、特别是掌握辩证法，作为理想的治理者自我要求的标准，同时作为锻造合格治理者的基本方式。
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现代世界的《理想国》。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富有呢？是思想的富有、是哲学的富有。什么是共产党人的贫困呢？是思想的贫困、哲学的贫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现在的领导干部，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是具备的，但是，大家往往缺乏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力，缺乏的是从广阔的历史视野，分析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能力。《理想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它对马克思产生过深刻的启发，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应该批判地汲取其中合理的成分，以为我们前无古人的事业服务。
第二方面，我讲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讲什么是“善政”，讲一讲为了实现“善政”，为什么仅靠法律不行，还必须对治理者加以严格的纪律约束。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著名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他的《政治学》一书共分八卷，该书的伟大贡献在于提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一成不变的“政体”（政治体制），与其追求完美的“政体”，与其陷入政治体制的抽象比较与辩论不能自拔，不如追求“善政”，而“善政”的基础，就在于领导集团需保有“善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一书，奠定了政治“先锋队”理论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政治走向成熟的时代，一方面是城邦内部歌舞升平带来的贫富分化、是斯巴达式穷兵黩武造成的希腊各城邦之间因混战而面临瓦解，而另一方面，也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想，鼓舞着他的学生——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把希腊各邦整合起来，并把希腊的城邦制度，推向了广阔的欧亚非世界。
柏拉图的《理想国》影响所及，不过是希腊诸城邦，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却标志着希腊政治走向了世界——而这就是通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发动的“希腊化”运动完成的，至今散落在亚非大陆上的“亚历山大城”，便是这场希腊化运动的遗迹。
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所提出的四种政体（斯巴达与克里特政制、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僭主政治）重新归纳为六种，他这样说：“我们在‘关于政体研究的初编’中，已经分清了政体的三个正宗类型：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以及相应的三个变态类型：僭主政体为君主政体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
亚里士多德更指出：政治学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政治学的鲜明品格乃是实践。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体，所有的政体都是不完美的，而究竟采用哪种政体为合适，这需要根据各个城邦自身的具体条件而定。他因此批评“政体”或“制度”“拜物教”说：“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必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一般城邦而易于实行的政体。”正因为政治学不是抽象的理论，政治学的品格是实践，因此“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往绝对完美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
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与共和政体——及其“变态”，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
以雅典为例，雅典城邦最初为君主——巴塞列斯所统治，但君主的权力随着城邦贸易财富的增加、随着岁月的冲刷而变得徒有其名，雅典的君主制终在公元前683年被废止。取而代之的则是贵族制，即从商人和地主中选举出最高权力者——执政官为首脑，而资政会则是由贵族构成的“最高法院”。随着梭伦在公元前594年被任命为执政官，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特别是建立了“公民议会”，它的成员是从整个城邦的公民中选拔，由公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梭伦扩大了参与政治的人数，开创了“共和政治”。
而培瑞克勒斯（前485-429）则在梭伦共和制的基础上发动“民主革命”，变“公民议会”为“选举议会”，并把“选举议会”置于政府的中心，限制了元老院的地位，更使由贵族组成的“最高法院”降低为一个纯粹象征的角色，于是，共和制度便被平民政治所取代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好的制度都会腐化变态，而在三种“正宗的政体”中，他最为推崇的是梭伦改革所建立的共和制度，而他的担忧则是共和制度会“变态”为平民政治。
在以往的论者看来，亚里士多德反对平民政治，这就表现了他的精英姿态，甚至体现了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这种评论固然有其道理，但是，综观《政治学》全书，我们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对于共和制度的维护、对于平民政治的反对，乃是基于这样一个警示：共和政治的主体——“公民”，为何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或者降低为“平民”？
共和政治的主体便是公民。亚里士多德说：公民，就是那些有能力担任公职、参与立法，为大家服务的人。
何谓“公民”？从字面上说，公民即Polities，而城邦即Polis，政治的（Political)这个词，便是从二者中来的。亚里士多德说：公民，首先是自由平等的人，而政治就是自由平等的人的联合体。他还说：奴隶、平民、贵族、国王，所追求的不过就是“生活”，而公民所追求的却是“优良的生活”。政治家非但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威，政治家更不是家长。在《政治学》开篇，亚里士多德这样简明地指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辖的则是奴隶。家务管理由一个君主式的家长掌握，各家家长以君臣形式统率其附从的家属；至于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
共和政治的实质是公民政治，而公民则由全体平民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组成，公民政治之所以是一种好的政治，之所以是“善政”，就是因为公民政治追求至善，而至善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优良的生活”。他说：“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性灵）诸善”。在此三者之中，其核心便是“灵魂诸善”，而“灵魂诸善”，则由“善德”与“善行”构成。
什么是“善德”呢？善德，就是公民之间，彼此把对方视为完全自由平等的人来对待，换句话说，公民之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上下尊卑之别，没有职务大小之欺。
什么是“善行”呢？所谓善行，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担任公职、参与立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么，公民是否可以把自己等同于、降低为平民呢？亚里士多德说，绝不能。
他这样说：“一个城邦所需的主要配备为人民。就人民而言，自然应该考虑到数量，也要考虑到质量。”公民虽然是人民中的少数，但是，他们却是人民中有质量的那一部分，是人民当中的精华。
公民政治所代表的是“优良的生活”，而这种优良的生活之要义有二：一就是公民们彼此完全自由平等，二是这些彼此自由平等的人联合为一个共同体，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而这就是公民的幸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这也就是至善，是“善政”的根源和根本所在。
亚里士多德深刻地指出，正是这种对于至善的追求，使得“公民组织”区别于商业组织或者军事同盟：“但是，城邦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假如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生活（生存），那么，奴隶也可能组成奴隶的城邦，野兽或者也可以有野兽的城邦。-----奴隶和野兽既不具备自由意志，也就不会组织那种旨在真正幸福的团体。相似地，城邦的目的也不仅为寻取互助以防御一切侵害，也不仅为便利物品交换以促进经济的往来。假如城邦的目的仅仅是这些，——两方对于对方人员的道德品质都不用操心，条约中也无须保证所有参加贸易业务的人们全都不发生有违正义或其他恶劣行为。可是，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于‘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说，正因为政治是自由平等的人的联合体，正因为公民是担任公职、参与立法的人，所以，对于这个公民的联合体，必须执行与一般平民不同的政治纪律。
一般平民遵守法律即可，但对于公民——即从政者来说，在法律之上，还必须有严厉的政治纪律约束。
尽管《政治学》是古老的经典，必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是，它所提出的如下基本论断依然值得我们共产党人深思、汲取：与其追其抽象的“政体”，不如追求“善政”。所谓公民政治即“善政”的基础是善德与善行，所谓善德，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完全自由平等，所谓善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善德与善行，不仅是由法律来保障的，而是由政治纪律来约束的，公民是担任公职者，因此，公民绝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平民。
1937年，延安发生了“黄克功事件”，对于如何处理黄克功，是存在着巨大意见分歧的。一方面，按照国民党的法律，黄克功可以减刑甚至免罪——当时的蒋介石就是这样处理张灵甫的。而另一种更为强烈的呼吁是：作为身经百战的红军干部，黄克功比被他枪杀的刘茜重要，如果没有黄克功，多少刘茜这样的弱女子都会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
而正是这种呼吁，促使毛泽东写下了那封黄钟大吕般的信。
毛泽东同志这样写道：“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是，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必须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这封信之所以会成为彪炳人类政治史册的文献，在于如下两点：第一，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内的每一个同志都是平等的，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我们党的队伍里，没有谁比其他的同志更重要。我们共产党的任何一个干部，都不能欺压普通党员与战士，更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善德，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基本标准。
第二，因为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在法律之上，必须有针对党员的党的纪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这不是根据什么国民党的法律，而是“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
昨天，党校刚好放映了《黄克功事件》这部电影，有同志说，看后的感受是：在法律面前，党员与干部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志们，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处理黄克功，不是因为法律，而是因为党的纪律。今天在座的同志，不是不违法就行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党的纪律才是根本大法，“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平民杀人，是犯了死罪，而党员和党的干部枪杀自己的同志，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党的宗旨，违背了党的纪律，因此，黄克功犯的是不容赦免的“大罪”。
72年前，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城邦”——延安，以如下简短的话，一举地抓住了《政治学》一书的实质。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指出：“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于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体现了“善政”的实质——政治先锋队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以《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文献，发扬了《政治学》这部经典的要义。
同志们，读懂毛泽东是不容易的。对共产党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以上粗浅的议论，一定有许多的缺点错误，请同志批评、指正。
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与同志们共同思考。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
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们党有220万党员，但有330万烈士。也就是说，550万共产党人中，有一多半都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大会结束之后，同志们就要上战场去了”。这意味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所以，党的七大报告最后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现在，我们有8800万党员，党员的数量急剧增加，但是，党员的质量，与1949年那个时候相比，究竟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思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