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农基因

两个多月前的2016年11月，金一南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提到：2000年作为首位受邀参加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研讨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他在会中选了“百年沧桑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题目作为交流内容，吸引了在座的外国军官。在诸多西方思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站起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只是提法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一般把马克思主义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三个部分，当然这三个部分是通的。但更细致地探讨仍然是有必要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更细致地探讨，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学视角，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最优秀的代表、一个农民的儿子被历史地选择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深刻的中国文化基因。

一、谈敏的研究：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重农具有双重含义，既是指法国重农学派，也是指中国的重农经济及其思想。1949年出生的前上海财大校长谈敏，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传统经济思想与重农学派的联系，填空了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空白。

中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胡寄窗指出，西方经济学渊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欧洲中心论”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一直占据着排他的、支配的现象，80年代还说不上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曾对西方经济学产生过什么影响[1]。80年代到现在，英美主流经济学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法德经济学也受冷落，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来源这样一个冷门题目就更无人问津了。而谈敏能早在攻读胡寄窗的博士时，就选择了法国重农学派是否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到何种程度这样的研究题目，意义重大，眼光长远。2015年8月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16届（2014年度），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谈敏的学术水平。

谈敏由大环境到从代表人物，先考察分析了十七、十八世纪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以及风靡欧洲的历史背景，具体指出：出现了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罗柯柯时代，德国的莱布尼茨及其弟子沃尔弗、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大思想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以此揭示了笼罩在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作者接着重点探讨了法国重农学派两个代表人物魁奈和杜尔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魁奈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作者并没有笼统地阐述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而是继续从构成重农学派的几个核心思想和概念入手，一一将其与欧洲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做了比较，这些核心思想和概念是：自然秩序思想、《经济表》、自由放任思想、纯产品学说、土地单一税、人口思想、财产所有权。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地论证：中国传统文化是法国重农学派思想的重要来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认为，魁奈的纯产品概念和学说作为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以前的西方从未有过，基本上来自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2]

有了谈敏填补空白的研究，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受重农学派的启示，重农思想是如何生发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和原理之一，大的线索就比较清晰了。

此外，从1989后到目前的部分代表性文献看[3]，和谈敏之后的近30年，国内有关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基本上没有超出两人的研究。

二、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学对马克思剩余劳动思想和劳动生产率思想的提示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把马克思的发现高度概括为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规律。那么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的思想是受到谁的启发呢？剩余价值的载体是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那么剩余劳动又来自哪里呢？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渊源问题，90年代初，李善明与兰宗政做过学术争鸣[4]。   

1、从重农学派的纯产品概念到农业中的剩余劳动的思想和概念提炼

1859年作为《资本论》初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式出版，书里虽然没有公布关于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容，但在此前的《1857-58手稿》里，价值二重性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已经奠基。在《1857-58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剩余劳动概念与称重农学派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两者仅仅隔了两页。[5]这多少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与正式出版物的叙述结构既有联系，也有差别。需要交替地、连续地把有关论述按时间顺序还原成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这样脉络就更加清晰了。

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大体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需要正面阐述的内容即理论部分，第二部分是理论史即经济思想史或学说史。《1861-63手稿》延续了这个特点。而1867年的《资本论》结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或学说史的内容放在了脚注里。对此，恩格斯曾指出：“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表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产生和交换的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6]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直接从《资本论》里关于劳动定义出发，或许会更容易理解重农学派是如何启发马克思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思想的。

由于1859年正式出版的书不涉及剩余价值问题，所以，马克思在《1861－63手稿》里继续做了笔记展开。第二部分《剩余价值理论》主要由笔记构成。“(a)”节的内容相当简短，是关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笔记，“(b)”节的内容是关于重农学派的笔记，“(c)”节的内容是关于亚当·斯密的笔记。马克思还特意说明了出版时间：“斯图亚特的书，1767年(伦敦版)，杜尔哥的书，1766年，亚当·斯密的书，1775年。”[7]这些笔记虽然是手稿，但编排并不随意，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思想的贯彻。继《1857-58手稿》之后，马克思再次重申重农学派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形式。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8]把重农学派放在亚当·斯密之前的逻辑原因，在于“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本身的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9]对于重农学派中蕴含的剩余劳动思想，马克思不仅从二重性的新视角来把握：“在农业中，过程在生产出的使用价值超过劳动者消费的使用价值的余额上直接表现出来，因此，不分析价值，不弄清价值的性质，也能够理解这个过程，”[10]而且还用“自然生产率”、“自然生产力”概念来把握：“重农学派只抓住这样一点：土地的生产力使劳动者能够在一个工作日（假定为已知量）生产出多于他维持生活所必需消费的东西。这样一来，这个剩余价值就表现为自然的赐予，在自然的协助下，一定量的有机物（植物种子、畜群）使能够把更多的无机物变为有机物。”[11]“这个生产率，这个作为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12]对剩余劳动同时也表现为剩余价值形式，马克思指出：“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劳动能力使用者用于购买劳动能力而取得的剩余价值，无论在哪个生产部门都不如在农业这个最初的生产部门表现得这样显而易见，这样无可争辩。劳动者逐年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或者说他消费的物质总量，小于他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13]

2、工业劳动中的剩余劳动的思想和概念提炼

不仅如此，马克思在比较与批判重农学派与亚当·斯密经济学时，把对农业生产劳动自然属性和剩余劳动的认识迁移到了工业生产劳动，超越了农业生产劳动、工业生产劳动等特殊劳动，一般性地认识到了劳动的自然属性和放大功能，马克思在用亚当·斯密的思想去批评重农学派时指出：“在重农学派看来，农业劳动是惟一的生产劳动，因为这是惟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14]而看不到工业生产也是生产性的劳动，“他们认为，在制造业中，工人并不增加物质的量：他只改变物质的形式。材料—物质总量—是农业供给他的。”[15]而“在斯密那里，劳动一般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16]工业劳动同样具有自然属性，同样具有放大功能，工业劳动中生产产出的数量同样可以大于生产投入的数量，也可以存在剩余劳动。重农学派之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制造业中，一般既不能看到工人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不能看到他直接生产超过这个生活资料的余额。过程以买卖为中介，以各种流通行为为中介，”[17]“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个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通、交换脱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提，而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18]

以上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如何从重农学派的纯产品概念、劳动者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减去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的余额、《1857-58手稿》中农产品的“倍增”概念，直接地、逻辑地导向了剩余产品概念，并进而产生了剩余劳动概念，并与价值概念结合引导出价值二重性、剩余价值思想。

马克思把劳动产品分为必要的和剩余的两个部分，也就是说，劳动产品是有结构的，这实质上也就导向了劳动的结构关系。首先是劳动主体与主体活动的结构关系，由此产生并结晶出劳动力与劳动的经济学概念，其次，展开为一部分的必要劳动和另一部分的剩余劳动结构关系。再次，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展开和具体化为劳动的时间结构，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区别与结构。第四，当人的劳动全部用于物质性生产时，对同一性质的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区别与结构不断结晶和体现为劳动产品数量的区别与结构，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的结构关系。

3、工业和农业劳动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思想和概念的提炼

当马克思把劳动结构扩大到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劳动即社会范围内的社会分工时，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思想生发出劳动生产率思想。

他指出：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所有产业部门的基础。“一切剩余价值，不仅相对剩余价值，而且绝对剩余价值，都是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如果劳动生产率只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只够维持他本人的生活，只够生产和再生产他本人的生活资料，那就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和任何剩余价值，就根本没有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了。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要以一定的劳动生产力为条件，”[19]“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的独立化，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20]“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21]在《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开篇论述农业劳动与工业劳动的关系时，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农业剩余劳动的意义：“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要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等产品的形式，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因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22]“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余劳动。但是，必要劳动决不是只包括农业劳动，而且也包括其他一切必然进入工人平均消费的产品的劳动。并且，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一些人只从事必要劳动，因为其他的人只从事剩余劳动，反之亦然。这只是他们之间的分工。”[23]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论》里的劳动生产率含义既有联系也有差别。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背景是重农学派，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与农业的自然生产率相对的，这里的“劳动”是相对于“自然”来说的。农业的自然生产率是指农业产品自然生长过程中产出数量大于投入数量，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则是指加入了人的劳动后，农产品产出数量大于投入量。而《资本论》里所说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扩大到了工业劳动甚至一切劳动，是指单位时间或者单位劳动量的产品产出量，是产品数量对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和的全部劳动时间之比。

而两者又有着密切联系。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24]这里所谓的几十万年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但显然不是指人类进化的历史。因为马克思已经知道人类历史并不只有几十万年，而是指与农业或畜牧业、采摘业等工业化前史的剩余劳动积累有关的历史。有了这几十万年的劳动积累，才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基础。

以上只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法国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而马克思又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重大启示，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原因在于其中本来就有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基因。当然，仅靠以史服人是不够的。例如，老一辈经济学家巫宝三先生在1989年同年，也要言不烦地探讨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问题[25]。他的结论与谈敏不同，他认为：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和重农观点形成的渊源,应溯自古希腊经过中世纪以来发展、的欧洲学术思想,而绝非主要由于接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结果；法国重农学派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是属于外观相同而实质相异的两种思想的汇合而产生的一种激发作用。因此，更重要的是以理服人，如果能从理的角度、科学的角度阐明法国重农学派到马克思的重农基因，立论就更完整了[26]。

[1]  胡寄窗《序》，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

[2]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246页、第305页。

[3]王浩斌《被遮蔽的重农学派：从<回到马克思>的研究思路说起》，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02期。耿兆锐《法国重农学派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04期。顾海良《经济思想历史的“自我批判”与“历史路标”__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学观探讨》，载《经济学家》2013年08期。熊金武《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___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载《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张盾、袁立国《论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3期。顾海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学派的评论和分析及其意义》，载《经济学家》2014年第6期。林光彬《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9月。李军《西方经济思想的中国渊源__基于文献的初步回顾与总结》，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1期

[4]差不多与谈敏研究的同时，兰宗政撰《<剩余价值理论>不是从重农学派开始研究的，载《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但是作者没有完全理解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没有提及《1857-1858经济学手稿》。而李善明紧接着就提出了不同看法：《政治经济学史的起点绝非斯图亚特》，载《学术月刊》 1990年04期。李不同意兰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的起点是斯图亚特的看法。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页。对亚当·斯密的书的出版时间，中文版注释10纠正为1776年，第43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9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5页。

[22]《资本论》第三卷，第713页。

[23]《资本论》第三卷，第71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6页。

[25]巫宝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影响问题的考释》，《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01期

[26]如，作为正式发表的文章，张弛的研究已经预示着这种迹象，当然，他只是从其中一个方面入手。参见《重农主义与中国的“自然法”》，载《学术界》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