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战胜中国是日本百年不易的梦想

值此日本投降纪念日，海疆小编重发戴旭老师旧文《战胜中国——日本百年不易的梦想》一文，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以下是正文：

按：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自导自演了一出从日本私人手里“购买钓鱼岛”的事件。大多数中国人将此视为针对中国的“9.11”事件。中国反日情绪迅疾燃遍全国，双方国民互增恶感。日本则依然我行我素，政治家一个个比着对华强硬，野田首相靠制造钓鱼岛话题连任后竟然到联合国公开日本对钓鱼岛的主张，而另一位日本外交官却搬出《马关条约》证明日本的主张。堪称对华第一鹰派的前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被野田内阁启用为战略担当相。此人还未上任，就攻击中国“ 极度歪曲历史。中国是个一贯伪造自己历史的国家”。 2012年国庆，中国领导集体赴天安门广场朝拜人民英雄纪念碑。中日两国未来关系的主动权，百多年来一直掌握在日本手里。日本对于中国，每个历史时期的策略都有不同，但基本战略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双方今后关系及各自命运如何，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曾经不止一次地路演过。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简略地打量一下日本近代至今的战略思想轨迹。

生为中国人，几乎就注定无法避免与日本发生各种各样的纠缠。无论是关于历史还是未来的话题，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或者是军事领域，无论你是政治领袖还是企业家，无论你是军人还是平民，认识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都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必需课。如果再进一步——战胜日本，则有这种意识和志向的中国人，其数量和质量，将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近百年前，中国军事战略家蔡锷说，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迈过日本这道坎。今天，中国仍然被挡在这道坎前头举步维艰。

一、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动力之一是“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

在世人印象中，日本是善模仿而不善思考的民族。但自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仅政治、经济、军事发生了全面变化，其思维方式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领导这一社会变革的青年武士，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口号，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财团产业群随之产生，在此基础上，日本采取“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政策——名为“四方”，其实只是西方，即中国及其周边所属势力范围。

地理上一衣带水，生理上一脉相承的宿命;两千年中中国领先世界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事实，让日本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无所不在的“中国”熏陶濡染，又固化成日本一种恒定的心理，即自觉自愿地自以为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南宋被蒙古征服，君臣军民崖山集体蹈海，日本为之举国戴孝，认为中华正统文化已灭，东瀛成为中华文化余脉。晚清中国改革失败，革命兴起，日本先是保护康梁立宪派，后来又全力协助中华革命党人，并先于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至今，中国原藩属国越南、朝鲜半岛俱已废除汉字，唯日本对汉字珍视如初。

地理、生理、心理，使日本与中国纠结出复杂的“血缘关系”。世人但知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蚕食鲸吞，岂不知，日本却视并吞中国为地理、生理和心理的回归。相当程度上，受这种“血缘关系”的支配，日本始终有一种登陆靠岸、西进中国的莫名动力。

自中国明朝后期，日本战略家丰臣秀吉就计划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他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虽然没有如愿，但他的思想，却成为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此后四百余年，日本处心积虑“谋华”。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晚年成为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1884年福泽谕吉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东洋的波兰》一文，认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1885年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福泽谕吉之武士道精神，深印在许多日本人头脑之中，影响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直至今日，还是一万日元上的头像。

1927年的《田中奏折》几乎就是《宇内混同秘策》和福泽谕吉思想的具体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中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中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个奏折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中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奏折还大肆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中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日本终于等到近代清朝衰落遭遇西方入侵，而日本凭借“明治维新”成功，遂于1879年正式并吞中国藩属琉球国。之后，日本举国上下以征服中国为统一意志。政治家纵横捭阖、趁火打劫;实业家以发展工业充实军备;军队为伺机发动战争准备各种方案......狂热的日本年轻人喊着要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或受命或自发投入到征服中国的“事业”中。

二、甲午战争时日本已萌生吞并全中国之念，小学普及陆军大学教材

甲午战争1894年在中国东海打响，而之前日本间谍已深入中国湖南湖北云南广西，为日本搜集中国全面情报。1889年4月，年轻的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认为大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认为西方必将瓜分中国，这样又将会牵连日本。他建议日本“先改造中国”，然后“团结中国”对抗西方。另一位间谍宗方小太郎，1895年分析《中国大势之倾向》。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起，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认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 但大清全民都腐败，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之灾”，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见雪珥《绝版甲午》)。这些报告促使日本决心向中国开战，以效法元、清故事。

1906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大尉日野强，接到前往中国新疆“视察”指令。日野强坐车、骑马、徒步、乘船，自河北经河南、甘肃，入新疆，沿哈密、吐鲁番，翻越天山进入乌鲁木齐，经绥来(今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又称西湖，今乌苏)前往北方边镇塔尔巴哈台(今塔城) ，而后返回到库尔喀喇乌苏再折向伊犁，然后又独自翻越天山，到达位于天山南路东部的喀喇沙尔(今焉耆)，然后沿天山南麓西行，经库车到阿克苏，入喀什噶尔(今喀什)，然后经由英吉沙，前往叶尔羌(今莎车)。1907年9月离开新疆进入印度，由海路返回日本。历时一年零四个月，日野强写下厚厚两卷的《伊犁纪行》，分为为地势、风土、居民、风俗、宗教、教育、产业、交通、行政、兵备、历史概要、俄国人在新疆的现状、新疆所感。附录“新疆琼瑶”还录下了当地官员文人赠给他的诗作。其中“地势”一章又分地理位置、广袤、山脉、河流、湖泽、沙漠、居民点等;“居民”一章下分人口、人种，及缠、蒙、汉、满、回、哈等民族各条，又于“风俗”和“宗教”两章下分食、住宅庭园、婚丧习俗、节庆礼仪、历法文字、男女及家庭关系、喇嘛教(藏传佛教)、回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道教等内容，在“产业”、“交通”两章中，介绍有关农林、工商、矿产、畜牧各业以及道路通讯等设施问题，在“行政”、“兵备”等章中介绍行政体系、财政、军备的状况。

日野强的故事，形象地说明日本是多么地精心、认真准备征服全中国。知彼的功夫下到这种程度，知己的功课做的更好。甲午战争前，日本陆军参谋局的汉学家、史学家中根淑编写了一部《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专讲日本山川险要、地理、气候、人情、风俗、政治、历史、物产、户口以及战史、战场等，“其如攻守要害，以古人胜败明辨其地势，使古今之沿革战斗详然如指掌”。在这部日本国第一部军事地理志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此书本为陆军军人课本，而今为小学课本。”“今也兵农一途，举海内皆兵。小学生徒能读此书，详山势水脉险夷广狭，则他日或从兵事，攻守进退之划策，有思过半矣。然则此书名为地志，实兵家之要典，而小学生徒不可阙书也。”

世人但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实现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军事强大，而没有觉察其实日本最大的变化，乃在于对全民进行了思想武装。读着《兵要日本地理小志》长大的日本儿童，很快就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急先锋。

石原莞尔还是在关东军中佐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战略理论，判断出将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战争，战争的原因是东方精神价值和西方物质价值的冲突。石原先是把美国看作决战的对象，后把苏联看作眼前的对手。为此，他认为凭日本的国力是不足以战胜美苏的，为此必须征服中国，以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占领东三省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这种思想正是荒尾精的基本主张。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即化装侦察。“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日本上述思想轨迹后面，是日本军队铁蹄在中国留下的血迹：1879年并吞琉球——1898年割占中国台湾，澎湖各岛——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抢劫——1904年，日本进入中国东北，夺南满，旅顺，辽东，迫使清朝开放凤凰，辽阳，铁岭，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十六城供日本人居住——1914年，日本夺占中国胶东半岛青岛，济南各城，迫袁世凯同意签署“二十一条”，初现灭亡中国之野心——1927年，日本出兵青岛、济南阻止北伐军进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奏折称：“吾人如欲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蒙：吾人如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吾人如欲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西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臣服于我”——1928年六月，日军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攻占东北军北大营，占领东三省——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挑起淞沪战争——1932年三月九日，日本宣布伪满州国成立，1933年一月，侵占山海关，热河，长城及冀东地区——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北平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占南京，制造大屠杀事件——1938年，日本侵占冀中，鲁南，青岛;攻占徐州地区，厦门、广州、、汉口、岳阳——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岛及汕头;轰炸重庆——1941年十二月，日本攻占香港........

三、《战胜中国》：日本对中国也有一个C形包围计划

受征服庞大中国使命的驱使，对中国社会情势的全面分析，对中国的各种战略研究，对日本自身境况的分析对照，从此形成一种社会自觉。这种集学术研究、政治和军事战略于一体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1997年，当时名列世界五百强第一的日本财团“三井物产”，旗下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市川周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战胜中国》。此人提出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要充当“战斗的(东亚)家长”，海洋国家(日本)要与大陆国家(中国)对抗，要利用“非华人对华人感到的压力”，广泛团结非华人国家对抗中国大陆。市川周在书中把亚洲分为三个区域：第一是东亚海洋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台湾及东海钓鱼岛;第二是中国大陆;第三是南亚及中亚蒙古等中国周边国家。市川周进而提出，日本要采取确保第一区域，影响第三区域，包围第二区域的战略，其核心框架是“东亚共同体”。

市川周推崇的日本古代人物是圣德太子(推古天皇时代的摄政，实际掌握政权)，他是日本史上著名的对外扩张先驱。607年圣德太子给隋炀帝的国书的开头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市川周指出，“圣德太子完全没有本国地位卑下的意识，……他以在所居住的斑鸠宫的辽阔的上空鸟瞰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感觉，从而产生了写下以上开头的念头。” 市川周全面认同福泽谕吉“脱亚入欧、吞并中国”的主张，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对外扩张在开始的很长时间里都比较顺利，关键是是“日本托身于欧美列强势力庇护下的‘自存自卫’。”其本质是英美扶植日本对抗俄国和中国，无论是1894中日战争还是1904俄日战争，其背后都是英美，一战前后日本与德国争夺中国青岛，其背后还是英美，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吞并中国东北，其背后还是英美。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39年前后。1937-1939年，由于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使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日军不得已向北突进，1939年日本进攻苏联遭遇“诺门坎惨败”，因此决定冒险南下与美国开战，这就是两年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最终结果是4年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自己军事力量不够时，贸然对英美军队发起全面战争。诺门坎事件的失败已经证明日本无法打败苏军，但是日本没有认真总结、检讨，并积累力量，反而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与美军全面开战，是日本的最大失误。因此，市川周认为今天的日本，在总结二战教训所形成的对外战略只能是：1、密切与美国的关系，依附在美国身上，扩充经济、军事实力，实力不到时，绝不与美国对抗。2、依靠美国的力量，继续向中国、俄国方向扩张。(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似乎敏锐地观察到了日本二战后的战略动向，因此普京以来，俄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对日本十分强硬，在强硬的俄国无法突破的背景下，日本必然选择向中国方向扩张。这正是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上对中国一再挑衅的原因。笔者屡次坚决主张打退日本战略挑衅的原因，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今天的日本和1895年的日本没有本质区别。众所周知，日本各届政府及主流社会舆论对靖国神社里甲级战犯灵位的推崇、崇拜、祭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和民族感情问题，其本质是鼓励当今及以后的日本军人和国民继承军国主义精神对外扩张。20世纪80年代，出于对抗苏联霸权的需要，中美-中日之间曾有短暂的蜜月期，中日建交时，日本政府曾答应搁置钓鱼岛争议，整个80年代，钓鱼岛问题没有恶化。然而，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恶化，日本也积极参与到瓜分和肢解中国的进程：90年代日本开始加快落实侵占中国钓鱼岛的步伐，比如两次建立灯塔并树立带有日本国旗的木碑;日本政府抛出“台湾问题未定论”，扶植台独;日本政府邀请达赖十几次访问日本……等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参与旧殖民主义秩序，瓜分中国。今天日本的脱亚入美(欧)则是参与新殖民主义秩序，继续瓜分、肢解、控制中国。

市川周主张的“战胜中国”之战略，首先是在经济上战胜中国。十多年以来，东盟与日本之间的经济整合日益加深，在这期间日本确实也加强了对东盟各国的技术转移。由于日本工业拥有强大的技术优势，第一区域各国的经济很容易被日本所整合。最近，连美国也掺和进来搞排除中国的TPP，其实这是由美国的金融、军力加日本的工业实力组织起来的反华联盟。中国虽然积极地推进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很多经济产业与东盟国家是竞争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不占优势。东盟各国都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日本的战略意图是用工业技术实力弥补其政治层面的不足。

2006年日本另一位战略学者松村劭，发表《海洋国家日本的军事战略――对照战史则防卫政策课题自然明了》，主张与市川周如出一辙。此文要点有五：一，当今世界处于海洋国家对大陆国家的包围态势中，由于美国作为“海洋国家”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日本应该谋求建立类似跨大西洋的美英关系那样的，跨太平洋的“对等的日美军事同盟”，加入美国这一强势阵营;二，历史上西欧列强从太平洋进入中国大陆的最佳途径是取道台湾，作为重要贸易航路巴士海峡两翼的台湾和菲律宾，日本必须格外重视;而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日本也必须将其作为与台、菲一样的“优先友好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南太平洋的“海洋国家”，因而也是日本的“同盟对象”;三，日本应巧妙离间中俄，尽可能地推动中俄战略对立和对抗;四，如同东欧是西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样，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和越南也是日本与中俄之间的“缓冲半岛”，日本必须联合美国防止中俄在这个缓冲地带拥有军港、航空基地和(核)导弹基地;第五，提防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军事大国。松村劭主张：日本的国家战略应是一种“西太平洋战略”，即通过以上措施，实现日本作为西太平洋海上强国的再次崛起。

（资料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