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荐读| 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七）
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加大对年轻干部、新提任干部的纪法培训、廉政提醒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强调，年轻干部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强化纪法教育，帮助科环集团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扣好年轻干部“风纪扣”，公司纪委开展“清风荐读”活动，通过分享《给年轻干部的二十一封信》节选内容，打好“预防针”、拧紧“廉洁弦”，警醒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党员干部时刻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抵制各种诱惑，为青春擦亮“清廉”底色。
前言
胡淼森所著《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是年轻人遇到21种人生困境时，过来人给予的应对之策。分为信念篇、勤廉篇、践行篇、交往篇等六个部分，以书信谈心的方式，从历史、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探析“做唯物主义者，不做物质主义者”“算好人生几笔账”“如何看待人性善恶与贪廉问题”“如何甄别真正的朋友”等话题，围绕理想信念、廉洁自律、优良作风、个人修养等年轻干部学习、工作、生活关切的问题展开交流探讨，帮助我们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朗读者：国能节能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同卫
信念篇
不要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切勿当“官油子”
（节选）
卡夫卡的小说《法的门前》讲述了一则寓言，一位乡下人要进入法的门，而守门的卫兵不许乡下人进来。乡下人穷尽一生，也没有机会迈入大门，临死前他问卫兵，这个门到底是为什么人开的。卫兵说，这个门就是为你开的，现在你死了，我要去把他关上了。我们身边很多忙忙碌碌的干部就像这位守门的卫兵一样，只顾低头拉车，却从不抬头看路，满足于完成一个个任务，填满表格、销号，对现实的向题却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态度，不知不觉间冷了人心。就像前几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某银行闹的笑话一样，专门暂停一个半天的业务用来集中开会，研讨怎么为群众办实事，而需要办理业务的群众却在门外痴痴地空等，保安驱赶道:“别在这里聚集，没看见我们正忙着研究怎么为人民服务吗?”
扪心自向，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参与这种脱离群众、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氛围营造。我将其称为事务主义，也就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事务主义是古今中外政治事业的通病顽症。明末清初顾炎武批判过“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的弊病。抗战时期，作家张天翼以讽刺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四处叫忙的华威先生:他天天忙着开会与讲话、吃请与请吃，“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1976年，法国政治家佩雷菲特在《官僚主义的弊害》一书中列举了充斥政治系统的“法兰西病”，用记录、报告、研究、报表、鉴定总结造成全面掌握情况的假象，只统计数字而放弃活生生的现实，不该做的事尽量做，该做的事偏不做。如今，在社会内卷化大潮下，不少党员干部也感染了“事务主义”，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一波连一波的任务，加不完的班、接不完的电话，有家很少回、有书很少看，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然而情况不清楚、工作无计划、方向不明确。
我们党对事务主义的批评警觉是一贯和自觉的。比如周恩来同志，在1943年3月18日也就是自己45岁生日那天，在南方局办事处机关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专门检讨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1963年5月，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其中第三种就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周恩来指出，“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1950年7月，时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同志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注意“不关心群众痛苦，不爱护国家财产，工作有布置无检查，以及在公文上兜圈子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作风。1960年3月，山东历城县委报告中说，基层仍然存在“五多五少”的向题: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对此毛泽东同志专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表示“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
出现事务主义这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还是因为群众路线的缺乏。工作一旦脱离了群众，就会变成某种魔怔式的机械操作，变成自说自话的内部折腾，干得越多，效果越适得其反，归根到底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忙碌的幌子，实则是在推脱和自保。同一般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相比，事务主义不属于腹心之患，但属于癣疮之疾，很难根除，极易复发，久而久之会消磨人的意志、降低工作效率，导致动机和效果产生分离，陷人南辕北辙、越忙越乱的困难境地。
要处理好忙忙碌碌和机械工作之间的度，干工作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只是一味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就会陷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案牍不仅劳形，也可能损害党性心性。你所从事的工作，可以同群众接触，这是难得的机缘，不要畏惧，更不要抗拒。要抓住机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横亘在干群间的“事务壁垒”。只有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联系群众，增强群众观念、培养群众感情、提高群众工作本领，用心用情，绵绵用力，才能把简单劳动变成复杂劳动，冷板凳坐成热板凳，在螺蛳壳里作出道场，成为善于总结经验规律、提高干事创业效率的行家里手。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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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昆同学:
光阴荏苒，你已经从学校毕业10年了。犹记当初你初入校门，还是一个喜欢漫画的懵懂少年。毕业之后你选择到区城管局工作，对于家庭条件优越的你而言，可以说是个不小的修行磨炼。这几年抗击疫情，你们这些身处机场附近的年轻人十分辛苦，你穿着密不透风“大白”的防护服在机场测体温、维持秩序、引导乘客的身影，着实让人心疼，有时候忙通宵，连宿舍都无暇回去，只能在机场大厅坐着将就睡一晚上。你们这些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年轻人，能有这样的意志品质，很不容易。
前几天你跟我聊起一件事情，说你们社区疫情防控搞一刀切，一个孕妇因为没有核酸证明，临产期的时候出不了小区门，救护车在楼下苦等，社区干部却就是不放行，电话打了一堆，无人敢拍板。讲到此事时，你难掩激愤和失望，对于你的情绪，我感同身受。在这个时代的凯歌行进中，总有些瞬间让我们感动，但也有些记忆让我们痛楚。我听新闻说，昨天上海一位老人突发哮喘，家人赶紧叫救护车，却因为疫情防控期间资源紧张，救护车迟到了一个小时，而碰巧先到的一辆救护车，却只顾着接送同一栋楼并不十分危急的病人，对近在咫尺的求助置若罔闻，在两家病人已经商量好，家属下跪请求的情况下，仍不肯变通先安置危重病人，甚至连呼吸机都不肯借，最终这位老人溘然长逝，令人唏嘘不已。事后，相关医护人员被处分，但他们觉得自己是按部就班地执行命令，上面没有同意，谁也不敢临时改变，出了事谁负责?!
我们看到不合理的事情，除了愤慨和共情外，也需要换位思考，假如我在那个位置，面临那个场景，会如何选择，能不能做得更好?你说是因为这些医生玩忽职守、缺乏敬业精神。我觉得根子还在于人心怎么理解事业，像治病救人这样的工作，就不是普通的事业，而是一种功业和德业，是应该造福于人，为人服务的，“道不远人、远人非道”，如果脱离了人的需求和人的良知，做事业就相当于机器人完成程序，那有什么意义呢？
卡夫卡的小说《法的门前》讲述了一则寓言，一位乡下人要进入法的门，而守门的卫兵不许乡下人进来。乡下人穷尽一生，也没有机会迈入大门，临死前他问卫兵，这个门到底是为什么人开的。卫兵说，这个门就是为你开的，现在你死了，我要去把他关上了。我们身边很多忙忙碌碌的干部就像这位守门的卫兵一样，只顾低头拉车，却从不抬头看路，满足于完成一个个任务，填满表格、销号，对现实的向题却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态度，不知不觉间冷了人心。就像前几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某银行闹的笑话一样，专门暂停一个半天的业务用来集中开会，研讨怎么为群众办实事，而需要办理业务的群众却在门外痴痴地空等，保安驱赶道:“别在这里聚集，没看见我们正忙着研究怎么为人民服务吗?”
扪心自向，我们每个人有没有参与这种脱离群众、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氛围营造。很多社区一旦面临突发状况，就如临大敌，街道干部行色匆匆，岗哨严密林立，到处洋溢着忙忙碌碌的工作氛围。但仔细审视，每件事情不是没办就是办砸，找茬儿式的管理和执法，疫情期间枉顾传染风险的“人肉传送带”，只有开介绍信才能出门，癌症晚期住不进医院，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推诿推脱。我将其称为事务主义，也就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事务主义是古今中外政治事业的通病顽症。明末清初顾炎武批判过“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的弊病。抗战时期，作家张天翼以讽刺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四处叫忙的华威先生:他天天忙着开会与讲话、吃请与请吃，“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1976年，法国政治家佩雷菲特在《官僚主义的弊害》一书中列举了充斥政治系统的“法兰西病”，用记录、报告、研究、报表、鉴定总结造成全面掌握情况的假象，只统计数字而放弃活生生的现实，不该做的事尽量做，该做的事偏不做。如今，在社会内卷化大潮下，不少党员干部也感染了“事务主义”，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一波连一波的任务，加不完的班、接不完的电话，有家很少回、有书很少看，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然而情况不清楚、工作无计划、方向不明确。
我们党对事务主义的批评警觉是一贯和自觉的。比如周恩来同志，在1943年3月18日也就是自己45岁生日那天，在南方局办事处机关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专门检讨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的作风”。1963年5月，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其中第三种就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周恩来指出，“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1950年7月，时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同志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注意“不关心群众痛苦，不爱护国家财产，工作有布置无检查，以及在公文上兜圈子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作风。1960年3月，山东历城县委报告中说，基层仍然存在“五多五少”的向题: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对此毛泽东同志专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表示“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
出现事务主义这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还是因为群众路线的缺乏。工作一旦脱离了群众，就会变成某种魔怔式的机械操作，变成自说自话的内部折腾，干得越多，效果越适得其反，归根到底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忙碌的幌子，实则是在推脱和自保。同一般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相比，事务主义不属于腹心之患，但属于癣疮之疾，很难根除，极易复发，久而久之会消磨人的意志、降低工作效率，导致动机和效果产生分离，陷人南辕北辙、越忙越乱的困难境地。
近年来，在错误政绩观的支配下，确实有一些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的不良现象，搞得煞有介事，其实暗藏猫腻。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作秀装样子,只“打雷”不“下雨”或者“雨点很小”，浮在表面，不真干事、不干实事;有的爱搞花架子，虚头巴脑,工作重包装不重实效、重宣传不重实绩、求面子不求“里子”，对实际向题避而不管;有的盲目铺摊子，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比如，贵州省独山县负债400亿元却花费2亿元建“天下第一水司楼”；湖北荆州花费1.7亿多元打造巨型关公雕像，又花费1.5亿元搬移……这些做法的本质是脱实向虚、煞有介事，摘投机糊弄，背后也不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纸糊的凳子不中用，误国误民，罪过不小。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对如何问责处理不担当不作为以及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均有明确规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注定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的。作为年轻人，要朝气蓬勃，不要老气横秋;要平易近人，不能官气十足;要真抓实干，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成，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落实的做法。要处理好忙忙碌碌和机械工作之间的度，干工作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只是一味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就会陷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案牍不仅劳形，也可能损害党性心性。你所从事的工作，可以同群众接触，这是难得的机缘，不要畏惧，更不要抗拒。要抓住机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横亘在干群间的“事务壁垒”。只有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联系群众，增强群众观念、培养群众感情、提高群众工作本领，用心用情，绵绵用力，才能把简单劳动变成复杂劳动，冷板凳坐成热板凳，在螺蛳壳里作出道场，成为善于总结经验规律、提高干事创业效率的行家里手。
以上不成熟的看法与你共勉。
文章来源：方正出版社《给年轻干部的21封信》
作者：胡淼森
内容来源 | 纪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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