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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不到对的人,36岁,我为自己“定制”了一个完美女儿

显微故事编辑部 显微故事 2022-04-27


“我只是想当母亲,享受一个女性生理天性赋予的权利,或许有这种想法的大龄剩女还有很多,但我们往往都被卡在婚姻这道门槛上。”前几年,《婚姻法》新规定指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与此同时,已入局“单身剩女”10余年的33岁女孩韩颖颖却把目光聚焦“非婚生子女”这几个字。就像颗随风扬洒的种子,在韩颖颖心里迎风而落,发了根。随后,闺蜜的经历彻底让这粒种子萌芽破土。闺蜜单身生子后,孩子因非婚生一直无法随母落户,做了5年“黑户”,上学、出行到处受限。《婚姻法》新规颁布后,第一时间解决了孩子落户难题。亲眼见证这条法规的效力后,韩颖颖意识到,或许自己可以同样跳过相亲和婚姻,做一个脱离既定轨道的人,选择一条捷径去实现她为人母的多年夙愿。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个“定制孩子”的女人的故事,用韩颖颖的话说,她们既不恨嫁,也不恐生,她们想要的很平凡,只是一个有孩子的未来。但眼看最佳生育期一年年错过,为了这个梦想,她甘愿“离经叛道”,远赴海外,定制生子。

以下是关于她的真实故事:


文 | 段然
编辑 | 卓然



接到海外诊所医生电邮那晚后,我彻夜在海外精子库里给即将到来的孩子选一个“爸爸”。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精子库,感觉很怪,好像我挑的不是一个孩子他爸,而是一件衣服。
在筛选条件那栏,眉毛、发色、身高、血型、血统都成为可选项,想要什么样的孩子爸,动动手指自己组合,然后点击搜索,一排排私人订制的孩子爸就出现在列表里供我选择。
那一刻的感觉就是,这不是开玩笑么。不过,转念一想,我决定去海外接受人工授精一样,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在开玩笑。
为了这个孩子,我准备了10多年,相过100多次亲。从22岁英国留学归来开始,11年时间里我相过100多个对象,见过的相亲对象包括了各种高矮胖瘦、精英和社畜、社交牛皮和社恐……几乎凑齐了一幅众生百态的浮世绘。
在情感里,我很慢热,别人口中那种心跳的感觉我很难体验到,相亲这种短兵相接的形式对我来说更是毫无作用。
图 | 生育前,我最爱的运动是去潜水
33岁那年,我在老家相亲圈里声名远播,大家都觉得是我太高冷,看不上别人,也很少有人愿意再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其实我没什么远大的梦想,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可惜我的运气差了些,没遇到合适的人。
眼看自己即将奔四,再不生恐怕我的梦想会落空。于是35岁那年,当我得知海外可以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生育,再加上法律上对“非婚生子女”的立法保护,我就像赶上了通往梦想的末班车一样,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也想试试。
图 | 2018年我和母亲去国外玩时候拍摄的风景
当时,一位华裔友人告诉我,她所在的国家有很多未婚女性每月有定期人工授精的习惯,在当地人看来,生育与婚姻是剥离开的,即便未婚或离异单身,无论男女,都被允许独自生育孩子,并且受到法律保护。
朋友问我,“你有兴趣?”我也很坦诚,“是,我想自己要一个孩子。”
在他的引荐下我联系上当地提供辅助生殖服务的诊所,这才发现那里的辅助生殖衍生服务早已形成产业化一条龙。
朋友所在的区域就有几百个精子库为单身女性服务,规范化的代孕机制为单身男性服务,一次人工授精的费用大概在人民币一万块左右,且关键信息保密做得细致,提供辅助生殖的双方几乎毫无交集,规避未来争抢孩子的潜在风险。
旅途结束回国后,我们通过电邮的方式继续沟通,引导我一步步完成人工受孕。
图 | 我和辅助生殖机构之间的邮件往来
在电邮往来中,医生几乎每次都会重复同样一句话,“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很可能不成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每次我都会回复同样的内容,“没问题,我准备好了。”
人工授精手术安排在一周内,时间紧迫,我熬了几个大夜在线上精子库选好孩子他爸,便立刻买了机票。
登上飞机的那一刻我预定的精子已经在送达诊所的路上,按照诊所医生的忠告,“运费很贵,最好一次买两只,浓度要中等,成功几率更大。”
就在我起飞前,医生再次通过电邮提醒我:不必担心,我们采用宫颈受精,只需3-5分钟,就像做一个小检查。第一次做就当熟悉一下流程,不要有心理负担。


图 | 受孕前机构对我进行的胜于能力测试
幸运的是,我成为那家诊所里为数不多第一次受精就成功的人。在35岁那年夏天,我向自己的梦想迈进了一大步。
更让我意外的是,在现今这个时代,在国内生育一个“非婚生子女”,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坎坷。



和其他待产妈妈不同,大部分的怀孕时间是我一个人度过的。
一个人怀孕会遇到很多意外状况,比如,去社区建档。一个新生儿的正常建档流程是确诊怀孕后,夫妻双方带身份证和结婚证去街道办手续,而我只有一张自己的身份证。
街道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有些为难,“如果没有父亲的身份信息,孩子出生证明这些文件里父亲这一栏会是空白的”,他递给我一份承诺书,告诉我想好了就签字。
签下自己名字那一刻,我感到如释重负。这是这个孩子在世界上的第一份存在证明,原本我以为要费上一番口舌,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
在那之后,我慢慢喜欢上带着肚子里这个孩子去做每一件事。
我们一起吃早餐、开车上班,下班后去健身房运动,一起去游泳,一起看书看电影,一起做每一次产检。看着她在我的子宫里一点点长大时,我能感觉到自己人生的色调也在一点点明亮起来。
为了更了解这个孩子,我常会把精子库里的资料拿出来翻看。看着这位捐献精子的人他的身高、儿时照片的模样,想象孩子出生后的样子,希望也会有同样一头棕褐色的卷发和深陷的眼窝。
图 | 机构发来了人工授精手术后续的护理说明
在他的档案里有非常详细的个人介绍,上学时的成绩、什么时候出过水痘、有没有近视眼,这些细节的资料足足有好几十页。
我还意外发现之前没看到的手写留言,是捐献者写给受捐人的话。在他的留言里写到,他是一个喜欢四处旅行和烹饪的人,尤其喜欢吃中国菜,会做中国菜,他甚至用拼音写上麻婆豆腐这四个字,足以见得对这道菜的喜爱。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当初选择他时我只重点参考了血型和家族病史,并没想到在这么多人中竟然选中一个与中国有缘的人。
即将临盆前,我为自己安排好剖腹产手术和月子中心。在生产前2周,父母从老家赶来陪我。
母亲是全家第一个全力支持我的人。当初在国外听朋友介绍当地的人工授精时,我征询母亲的意见,得不到她的许可,我没办法做成这件事。但她出乎意料地干脆,“只要对你好,我没有任何意见。”
我的一双父母大概是50后中最开明的一群人。即便在我100多次相亲失败的那些年里,他们从没催过婚,也从不问我相亲失败的原因,他们只是帮我提供相亲的机会,去不去、能不能成,都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在我怀孕前一年,父母甚至告诉我,他们觉得我一个人过得很好,“如果你单身时的幸福指数是8,结婚以后我们希望你的幸福指数是9或10,但如果你的幸福指数降到5或6,我们宁愿你过一个人的生活。”
但去国外人工授精,对于接受传统教育的父母来说还是有不小的思想挑战。妈妈说我怀孕那段时间,她和我爸只跟最亲近的家人提过这件事,他们担心亲友间的有色眼镜,会歪曲了女儿追求幸福的行为。
生产那天,爸妈手拉着手守在我的产房外,爸爸说那种焦急担心的感受就像30多年前我出生那天一样。
孩子顺利出生,是一个女孩,我给她取名Ella,长得很像照片上那个小男孩,有着棕色的卷发和深陷的眼窝。
图 | Ella遗传了棕色的卷发和深陷的眼窝
看到她的那一刻,我没像其他妈妈那样喜极而泣,我只想笑,但伤口撕扯着痛又不敢大笑。终于,我可以笑着卸下所有的包袱,我的梦想实现了。
Ella出生后,正值退休的父母从老家搬来与我们同住,方便照顾我和孩子。那真是一段鸡飞狗跳的日子。
我和父母已有10多年没住在一起,我们一边适应彼此的生活习惯,一边操持Ella出生后的忙碌。一个肉粉粉的婴儿和一双父母,给我这个空荡了10多年的家塞满了浓厚的烟火气。
单身生活过了太久,要不是有这种对比,我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情感上缺失这么深。
现在这个家里比以前塞得更满、更乱,我常常要跟父母争论一个又一个的家务,要安排Ella一顿又一顿的饭。
但每天离开家时说一句“我去上班啦”,回家时敲敲门就有人来开门的日子,却也实在太温暖了。
单身的自由和家庭的温暖,都没有对错,只是我们在不同阶段的选择而已。



Ella一岁半时,我送她去托儿班,忽闪的大眼睛和高鼻梁,一张不“亚洲”的面孔让她成为班里的焦点。
图 | 一个人玩耍的Ella
从托儿班回家,Ella总会跟我讲班里的趣事。有一次她唱着老师教的歌谣,其中一句“一只手牵着妈妈,一只手牵着爸爸。”
我听到后问她,“爸爸是什么?”Ella想了片刻,然后指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的外公说,“爸爸是外公。”在她的认知里,爸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性别区分,家里的男性就等于“爸爸”。
有关父亲这件事,早在我准备接受人工授精时就仔细思考过,并且看过相关书籍。一般幼儿对父母的概念建立大概在5-6岁,那时他们具备思考能力,会将自己的东西与他人做对比,在这种对比里,自己父母的概念便建立了。
但我想让Ella更早适应自己的特殊,每当遇到这种机会,我都会毫不避讳地坦诚告诉她,你没有爸爸,就像有些人没有妈妈是一样的,就像你的长相跟别人不同一样。
“不一样没什么不好。”是我经常对Ella说的话,引导她建立多元化的认知,同时再告诉她,即便没有爸爸,但妈妈和外公外婆会给予她全部的关爱,建立她的安全感。
图 | Ella算是很好带的娃,情绪稳定,专注力也很强
或许有人觉得对一个咿呀学语的孩子讲实话太过苛刻,但我一早便决定,不编故事忽悠Ella,正因为她的特殊性,我更要给她勇敢面对现实的底气,在未来她面对他人的偏见时,可以自信地告诉自己,“你确实不一样,但这没什么不好。”
Ella的老师和班里同学的家长几乎都知道我的情况,接送孩子或参与亲子活动时,他们总会有意帮衬我们,甚至说些客套话“如果当初我也知道有这种方法,自己生一个多洒脱,现在伺候一大一小这么累。”
我常常礼貌地笑一笑,感激他们的包容和尊重。
Ella出生到现在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个人生活几乎全部消失。曾经每日健身的我,现在已有两年多没去过健身房,也没游过泳。没去过一次电影院,没追过一部剧,没有一次在晚上约朋友出去聚会,下了班只想抓紧时间回家顾孩子。
有娃这两年,工作团队对我十分照顾,熬夜加班和出长差的工作都会绕开我,这也意味着重大项目同样绕开了我。
有没有后悔过?没有,在我决定要Ella时这些早已预料到,如果在工作和孩子中只能选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Ella,为了抚养她,我甘愿付出自己的全部。
图 | 我牵着Ella在雪地里漫步
团队里另一个宝妈是90后女孩,每天跟着大伙加班到深夜,孩子丢给长辈带。看着她时我在想,如果我20多岁有了孩子,或许会跟她的做法一样。
但到了快40岁,对于生活、工作的看法都在改变,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也敢有底气说我可以为了孩子抛弃工作。
就像我20几岁时相亲,目标对象是那种事业型的成熟男人,他身上有让我仰慕的闪光点,就像偶像剧里演的那样,万众瞩目的那个人他眼里只有我。
但经历过很多之后,到了33岁我突然意识到,那样的成熟型男人根本不适合我,而我也不是娇弱型的女生,不适合他们的审美。一个对生活有好奇、有情趣的人才更适合30+的我,但在20岁时遇到这样的男孩,我可能会觉得他“没出息”。
这似乎就是老辈人说过的话,“人都是会变的。”我们只能在不断变化中去找自己真正在乎的东西。
而这个社会的包容度越大,给每个人的选择空间越广,才能支撑更多像我一样的人,愿意去突破常规、释放自我,找到那个不被世俗和偏见左右的自己,获得真正的快乐与幸福。



Ella出生后,来找韩颖颖咨询海外辅助生殖的人越来越多,有单身女孩,也有单身男孩。
据韩颖颖介绍,现在的海外辅助生殖技术相对成熟,像距离中国较近的东南亚国家就有不少成熟机构。
但技术上的无障碍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是个人的思想准备。
“很多人来找我咨询时,我都会问他们,你真的想好了么?”
韩颖颖的朋友常说,她生孩子就像没生一样,看起来那么洒脱。但只有韩颖颖自己知道,在第一次人工授精前她把有关孩子的未来在脑子里一条条过了个遍。
“这个孩子我自己能不能养?怎么养?养这个孩子会失去哪些?我能不能接受?”韩颖颖说,她花了很久才把这些都想明白之后,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孩子的诞生几乎会颠覆性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件拍脑门决定的事。
“单身带孩子的辛苦不是翻倍,而是翻倍的次方,无论自己过得好与不好,都不要因为一时的孤独或虚荣去轻易创造一个生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韩颖颖、Ella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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